最初聽說愛倫堡，還是在"文革"初期的少年時代。當時的大批判經(jīng)常提起他的小說《解凍》，斥之為"蘇修""反斯大林"的代表作，是株大名鼎鼎的"大毒草"，以致"解凍"后來一直成為"某種思潮"的代稱。但幾年后，他的《人.歲月.生活》中文節(jié)譯本卻在一些青年中"熱烈地"悄悄流傳。"熱烈"，是因其在圈內(nèi)爭相傳閱，無緣"傳閱"者甚至以聽"傳說"為快；
"悄悄"，是不能公開閱讀，若被告發(fā)，則會受到迫害，所以讀此書要冒相當?shù)娘L險。這個節(jié)譯本本是"文革"前為"大批判"作為"反面教材"而翻譯出版的"內(nèi)部發(fā)行"本，發(fā)行量極少，只有相當級別的"高干"才能讀到。主事者可能根本沒有想到，這本書對此時對"文革"的熱情早已冷卻、甚至已深有"幻滅"之感的青年，卻起了一定的思想啟蒙作用，從中對"當代"西方文化有了一些了解。幾十年后的今天終于讀到公開發(fā)行的全譯本，往事、今事一齊涌上心頭，確令人有種說不出的感慨。

　　生于1891年的愛倫堡少年時代即參加了社會民主黨的地下工作，同時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17歲入獄，19歲到巴黎深造。十月革命后，他參加蘇維埃政府的工作，后以記者的身分長期外駐西歐，與西歐文化界關(guān)系既深且遠，甚至成為蘇聯(lián)與西方文化關(guān)系中一條重要的"紐帶"。這部一百四十萬字的回憶錄寫于60年代，作者詳敘了從記事時起到50年代中自己經(jīng)歷的人與事，大到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世界革命，小至周圍一些同事的個人嗜好。他的特殊經(jīng)歷，使他與當時俄蘇和西方的政治活動家、作家、藝術(shù)家等大量精英人物都有或深或淺的交往，而與文化藝術(shù)界人物的交往更多、更深，書中所著筆墨更多。他有種特殊的才能，對每個人的描寫無論著筆或多或少，或粗或細，都栩栩如生，格外傳神。慢慢讀來，一幅生動豐富的20世紀前半葉歐洲文化界的歷史圖景在我們面前緩緩展開，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真切感受到當時的時代、社會氛圍，甚至可以從中看到歐洲一代知識分子心靈、精神的發(fā)育史。更有意義的是，在某種程度上也可成為深受俄國精神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面鏡子，使我們對自身的認識更加深刻。

　　一

　　左傾，無疑是那個時代人文知識分子的主調(diào)。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給歐洲知識分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創(chuàng)傷，作為戰(zhàn)地記者，愛倫堡親眼看到了現(xiàn)代化戰(zhàn)爭的殘酷："死亡是機械式的"�？吹诫p方的戰(zhàn)士奮不顧身，英勇作戰(zhàn)，互相殘殺，他感嘆道："這些人大部分是好人，真誠地相信他們正在保衛(wèi)祖國、自由、人類的尊嚴；
然而他們卻不過是一臺巨型機器上極小的零件罷了。"（上，第177頁）

　　對于歐洲和俄國知識分子來說，"一戰(zhàn)"成為美好的"昨日的世界"和"可怕的今天"之間的分水嶺。在精神上，許多知識分子也陷入狂熱之中，他們以近于迷狂的語言宣揚"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鼓吹對敵國的仇恨和戰(zhàn)爭，提倡極具蠱惑性的英雄主義，對群眾的激情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只有羅曼.羅蘭等少數(shù)知識分子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雖成為眾矢之的，被責罵為膽小鬼、失敗主義者、墮落、叛徒、內(nèi)奸、民族的敵人……但仍與這種煽動戰(zhàn)爭、仇恨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進行斗爭。

　　其實，羅曼.羅蘭等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而這種理性的英雄主義最為難得。只有經(jīng)過巨大的浩劫之后，普遍的狂熱才能漸漸冷卻，理性的聲音才能被社會聽見、接受，反戰(zhàn)、和平終于成為普遍的情緒和愿望。然而，精神的深創(chuàng)巨痛并不因戰(zhàn)爭的結(jié)束而平復，舊的價值、觀念悚然轟毀，人們在精神的虛無中痛苦彷徨，熱切地追求新價值、新世界。

　　十月革命，填補了他們價值的虛空，給他們帶來新的希望，同時給平淡無味的生活帶來強烈刺激，使他們在令人沮喪的現(xiàn)實中看到理想之光。對那些藝術(shù)家和人文知識分子而言，俄國革命更具浪漫色彩，因為他們天生無拘無束，不愿受任何體制、習俗和種種規(guī)范的束縛，對任何"體制"都報有反感，抨擊體制、權(quán)力、金錢……對個性的壓抑。推翻舊體制的俄國革命使他們空前興奮起來，以為迎來了一個沒有"體制"、自由自在的新時代。

　　1918年5月1日，莫斯科全城都用未來派和至上派的油畫裝飾起來，全城都畫滿了抽象派的色塊，"在紅場上出現(xiàn)的不是學院派的畫家，而是未來主義者、立體主義者、至上主義者"。（上，第273頁）"左翼藝術(shù)"發(fā)出了"第一號命令"，雖然到處都是饑餓與寒冷，但到處都有人在朗頌詩歌，"這不是詩歌節(jié)，而是整整一個詩歌的時代"。各種流派不勝枚舉，共產(chǎn)主義未來派、形象派、無產(chǎn)階級文化派、表現(xiàn)派、費定斯特派、無物體派、現(xiàn)在派、阿克秦派……（上，第365頁）生活本身似乎已成為"藝術(shù)"，一群群浪漫文人已經(jīng)進入亢奮狀態(tài)。十月革命后不久，愛倫堡作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quán)的"外交信使"重返西方，發(fā)現(xiàn)談?wù)摱韲�革命一時間成為歐洲知識界的時髦，文學藝術(shù)中的未來派、超現(xiàn)實主義、結(jié)構(gòu)主義……都從中汲取靈感，發(fā)表一通又一通關(guān)于社會革命、文學和藝術(shù)革命（包括內(nèi)容與形式）的宣言，歌頌這場革命。這時"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盼望暴風雨，但暴風雨對于他們說來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對于一部分人說來是啟示錄中的世界末日，對于另一部分人說來是一場戲劇演出。"（中，第131頁）甚至在上流社會的沙龍里，贊美"俄羅斯的實驗"也成了一種時髦，"對蘇維埃的一切都加以贊美的冒牌紳士獲得了"布爾什維贊"的綽號"，一位網(wǎng)球運動員也對愛倫堡說："聽說你們已經(jīng)廢除了鈔票。這好極啦！我痛恨計算開支……"（中，第92頁）

　　此時，無論是俄國還是西方的這些充滿浪漫情懷的知識分子當然不會想到，幾年后所有這些諸如超現(xiàn)實、未來主義、抽象派、立體派、現(xiàn)代派……等各種藝術(shù)流派在蘇聯(lián)和今后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將被作為"資產(chǎn)階級腐朽觀念"的體現(xiàn)而被徹底消滅！只有"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才是唯一"正確"、因此成為唯一存在的藝術(shù)流派。他們沒有想到，舊體制被推翻之后，建立的是一個更加嚴格、精確、將每一個人都作為這部精密的國家機器上的一個被設(shè)計、安放好的齒輪和螺絲釘。

　　從少年時代起就卷入反對沙皇革命斗爭的愛倫堡對革命的熱烈贊頌自不待言，他對"革命"的理解頗具代表性。但當他不久因公重返莫斯科時，卻大吃一驚。因為他出國時正是物質(zhì)極度匱乏，但普天下"星期六義務(wù)勞動"的軍事共產(chǎn)主義的最后幾周，此次回來已是"新經(jīng)濟政策"時期。"新經(jīng)濟政策"使工廠立即恢復生產(chǎn)，經(jīng)濟充滿活力，原來空空如也的商店現(xiàn)在商品琳瑯滿目，應(yīng)有盡有，人們的生活迅速擺脫極端貧困的戰(zhàn)時狀態(tài)，對此，愛倫堡卻大惑不解，極為反感！他譏諷地寫道："肚子不僅恢復了自己的權(quán)利，而且還受到推崇"，"莫斯科人吃胖了，臉上露出了笑容"。因為他感到人們開始追求物質(zhì)享受，喪失了不久前革命所產(chǎn)生的浪漫精神和崇高理想；
"新經(jīng)濟政策"造成了貧富差別，并產(chǎn)生了新的暴富階層－－"耐普曼"……他失望地感到這些"同我久遠的童年時代一樣"，因此"常常覺得新經(jīng)濟政策是一種令人不安的丑惡現(xiàn)象"。"葉賽寧稱之為"灑館的"莫斯科正在以一種病態(tài)的沖動胡鬧，這像是上個世紀加利福尼亞的淘金狂和貶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氣質(zhì)的一種混合物。"總之，"一片白雪憐憫地覆蓋著一切。當解凍的天氣剛一來到，地面就暴露出來了。

　　新經(jīng)濟政策時期，市儈習氣使我們大為震驚，有時甚至令人感到絕望，那時我們也太天真，不明白改造人遠比改變管理國家的制度困難得多。"（中，第63-67頁）

　　幾十年后的歷史證明，蘇聯(lián)以后的種種災(zāi)難和悲劇，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為放棄了"新經(jīng)濟政策"。"新經(jīng)濟政策"的核心是實行市場經(jīng)濟，因此使社會物質(zhì)極大豐富，人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從浪漫主義或道德理想主義的角度出發(fā)，則會更多地看到它的種種"丑惡現(xiàn)象"和負面作用，因為它僅是一種"正常"（因此不夠"崇高"）的社會。這種平平常常的社會格外不適合愛倫堡這類浪漫性格的知識分子，他們無法接受社會經(jīng)過"革命"后總要平靜、恢復常態(tài)的現(xiàn)實，因此甚至感到"絕望"，他們渴望、需要的是每天都充滿刺激、一浪高過一浪的"盛大的節(jié)日"，他們自己往往衣食無虞（有人其實格外重視自己的利益）卻將剛剛告別饑餓因而食欲旺盛的百姓譏之為沒有人文精神、道德理想只知道"推崇肚子"，認為社會鼓勵并提供致富機會是使人"唯利是圖"的墮落……而他們的理想是用一種崇高的道德原則"改造人"、創(chuàng)造一個"完美無缺的社會"。其實，不少巨大的歷史悲劇和災(zāi)難正是這種要創(chuàng)造一個完美無缺的烏托邦世界造成的。而肯定人的欲望、承認人的權(quán)利的社會所要求的"道德基礎(chǔ)"可能最低、最不崇高最無理想、最平常乃至最平庸，生活日復一日沒有大起大落的刺激，缺乏激情和浪漫，并且不乏種種丑惡現(xiàn)象，這種社會或許不是"理想"的，雖然沒有多少激動人心的事件和英雄豪杰，但卻是災(zāi)難可能最少也最小、大多數(shù)人都能平平安安"過日子"的正常社會。對某些知識分子來說，這種生活可能非常乏味，缺乏精神的魅力。因此，他們熱情宣揚、鼓吹要用一種"理想原則"來改造人，塑造一個理想的社會。極而言之，許多巨大的罪惡恰恰因之而成，如此塑造出的將是一個非�？膳碌氖澜�。但這種思想的精神魅力確難抗拒，對知識分子更具誘惑、甚至成為"知識分子的鴉片"，所以對此要格外警惕。

　　法西斯主義是在此"價值轟毀"中興起的另一個極端思潮，也吸引了不少對舊世界強烈不滿、追求浪漫的知識分子和勞苦大眾。在法西斯主義從產(chǎn)生到強大的二三十年代，愛倫堡一直常駐西歐，在德、意、法等國之間來來往往，可說親眼看到了法西斯主義從初興到攫取權(quán)力的全過程。

　　20年代的歐洲，經(jīng)濟經(jīng)過戰(zhàn)爭的重創(chuàng)一直沒有恢復，危機四伏，社會矛盾重重。愛倫堡來到柏林看到的是滿目瘡痍，人們頹敗不堪，充滿動亂和絕望情緒的悲觀世界。這時的通貨膨脹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天文數(shù)字，一個雞旦價錢高達四十億馬克，一根鞋帶比從前擁有兩千雙鞋的豪華商店還貴，一本書的價錢比從前有幾百臺機器的印刷廠還要高……到1923年秋，一美元竟能兌四十億馬克，而后就數(shù)以兆計，馬克完全崩潰。愛倫堡曾與人一同到一個舊軍官的家中做客，沒想到談話不久主人的兩個女兒竟赤身裸體地開始跳舞，"母親用滿懷期望的目光望著外國客人：也許，他們會喜歡自己的女兒，并且用美元付鈔，如果付馬克那就太糟了，明天早晨它又會貶值。這位可敬的媽媽嘆口氣說："這難道是生活？這是世界末日……""（中，第5頁）城市貧民和工人更似乎時時都準備暴動，知識分子不是悲觀失望就是怒氣沖沖，不少人用詩歌、畫筆代替槍炮、炸彈進行歇斯底里大發(fā)作，不少浪漫知識分子因"新經(jīng)濟政策"也對俄國革命失望。"《行動》雜志的詩人們寫道，實行新經(jīng)濟政策之后，他們再也不相信俄羅斯了，德國人將要向世界表明，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一個詩人說："首先應(yīng)當在各國同時殺掉一千萬人，這是最低數(shù)字……"（中，第9頁）在意大利，他一次次看到黑衫黨的暴行和規(guī)模越來越大的游行，那些法西斯黨徒相信"他們的領(lǐng)袖正在引導意大利走向繁榮、社會正義并擺脫國際資本。"（中第83頁）他還聽到墨索里尼在一次閱兵式上的演說："法西斯主義的和無產(chǎn)階級的意大利，前進！……"（中，第257頁）作為記者，他多次參加德國納粹在繚繞著濃濃劣質(zhì)煙味的啤酒館、咖啡館的聚會，發(fā)現(xiàn)許多激烈的發(fā)言者都是工人，這點使他感到"難以忍受的痛苦"，"當然，我先前就知道在納粹分子中有不少工人，但是在報上看到這一點是一回事，親眼看到卻是另一回事。難道你能說那個上了歲數(shù)的工人是法西斯分子？"（中，第200頁）在納粹的選票中，工人選票占了相當大一部分，而"他們之所以投票擁護納粹分子是因為他們憎恨資本主義"。（中，第198頁）宣傳、鼓動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種族優(yōu)秀論是法西斯主義吸引人的另一個主要手段，在戰(zhàn)敗的德國，則更易煽動民眾的極端情緒，使反對者理性的聲音被狂熱淹沒。對法西斯制造的領(lǐng)袖崇拜如何使個人跪倒在領(lǐng)袖腳下喪失了思考能力，愛倫堡也有生動的描述與深刻的分析。

經(jīng)濟長期蕭條，貪污腐敗嚴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貧富差別加劇，政治動蕩不安，舊的價值體系突然轟毀……這種危機四伏的社會條件，使法西斯主義宣傳的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愛國主義，對國際資本的反對，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公平、正義的抽象呼喚，以"社會主義"和"無產(chǎn)階級"的名義、在領(lǐng)袖崇拜的同時又將"人民"變成完全否定個人的抽象概念等等，無不十分"公正""正義"，也因此確具極強的吸引力與煽動性。這一切，終使法西斯主義突然成為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強大的社會運動，最終給人類帶來空前的浩劫。這一沉痛的歷史教訓，萬勿輕忘。

　　《人.歲月.生活》反映出一戰(zhàn)后歐洲知識分子心路歷程，他們的彷徨、探索，對理想的追求和最后的結(jié)果，的確引人深思。如俄、德一些浪漫文人對"新經(jīng)濟政策"的反感、反對尤其值得反復回味！以抽象的公平、平等、正義、道德、人民、集體等等為號召最易打動人心，因此一方面容易成為野心家的工具，而另一方面，那些充滿真誠的理想抱負和強烈的正義感者，更認為不擇手段徹底貫徹這些原則理所當然。后者的悲劇在于實際是"做惡"還自以為"行善"，因此做出種種駭人聽聞的暴行時沒有任何道德障礙。結(jié)果與其初衷相反，必然造成一個更不公、不義、不道德、否定個人實際也就否定了人民的社會。當然，在平穩(wěn)正常的社會中，種種"極端"思想通常只能"蝸居"社會邊緣，危害有限，它們對社會的批判甚至有助于人們對社會弊病的認識，有助于社會的改進，而浪漫主義勿寧說是對心靈、精神的有益補充。然而在社會轉(zhuǎn)型矛盾尖銳時期或動蕩不發(fā)、危機嚴重時刻，種種極端思想和浪漫主義頓成最具吸引力的主流思潮，一切更為理性的其他聲音都被它壓倒，形成巨大的狂迷風暴，造成巨大的災(zāi)難。

　　二

　　作為駐外記者，愛倫堡當然經(jīng)常返國，但從30年代中期起，國內(nèi)的許多新情況使他茫然不解，甚至痛苦不堪。但對"未來世界"充滿幻想的真誠，使不少人對"斯大林時代"的種種罪惡不是視而不見就是找出種種為之"解脫"的理由。對此，身處其中的愛倫堡也不例外。

　　1935年他回國在克里姆林宮參加出席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大會，第一次看到了狂熱的個人崇拜。斯大林出現(xiàn)時全體起立，開始瘋狂鼓掌，響徹"偉大的斯大林，烏拉！""光榮屬于斯大林！"長達十幾分鐘。受到這種群體性狂熱氣氛的感染，他也不由自主拼命鼓掌，事后才感到手痛。對越來越嚴重的個人崇拜，他也曾惶惑不解，認為共產(chǎn)黨人、馬克思主義者、天天在講蘇維埃新文化，但眼前的個人崇拜卻不能不使他想起在偏遠山區(qū)看到的"那些薩滿教巫師的崇拜者"，但他"立刻打斷了自己的思路：也許我在用知識分子的觀點看問題吧。我曾多次聽說，我們知識分子常犯錯誤，不懂得時代的要求！"書呆子"，"糊涂蟲"，"腐朽的自由主義者"……但我依然不能理解"最英明的導師"、"各民族天才的領(lǐng)袖"、"敬愛的父親"、"偉大的舵手"、"世界的改造者"、"幸福的締造者"、"太陽"……但是我終于說服了自己：我不理解群眾的心理，總是以一個知識分子，而且是在巴黎度過半生的知識分子的眼光判斷一切。"（中，第314、315頁）在這種社會結(jié)構(gòu)和意識形態(tài)中，"知識分子"的確是一負面概念，使許多知識分子在內(nèi)心深處都有對"人民"的負疚感和道德原罪感，在抽象的"人民"（實際上只是統(tǒng)治者利用的一個符號）面前，放棄（甚至因此深深自責）了自己的理性。

　　1937年末，他從西班牙內(nèi)戰(zhàn)前線奉調(diào)回國工作，面對更加嚴酷、恐怖的現(xiàn)實。

　　他一到莫斯科就有熟人悄悄告訴他一堆一堆被捕、被槍斃的名字，后來他知道更多情況后更感震驚。一批又一批人不斷被"清洗"，他認識的不少外國革命者也未能幸免。他任職的《消息報》社各處室的領(lǐng)導人像走馬燈一樣，往往今天剛被任命明天就被逮捕。對當時的"日常生活"和人們的精神狀態(tài)，這部回憶錄作了細致的描繪，為歷史留下了珍貴的記錄。

　　這是一個恐怖的時代。他向一些熟人打聽另一些朋友的下落時大多數(shù)人只是擺擺手，有些人索性匆匆走開。人們盡少與外界往來，朋友之間也互相提防，甚至斷絕往來。一位最好的朋友對他說："現(xiàn)在一個人只能同自己的妻子說知心話，而且在夜里用被子蒙著頭說……"盡管十分小心，這位朋友不久也被處決。愛倫堡深知許多被"清洗"的熟人、朋友都是最堅定的布爾什維克，堅信斯大林是人民的救星，那些罪行都是被強加的。但同時，他對這個社會的正義性仍深信不疑。因此，他對許多事情感到難以理解，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內(nèi)心極度痛苦。為了擺脫這種矛盾和痛苦，他兩次給斯大林寫信，要求重返西班牙，投入反法西斯戰(zhàn)斗前線。這樣，他內(nèi)心的矛盾得到解脫，同時保全的自己的性命，也保全的自己的清白。1941年衛(wèi)國戰(zhàn)爭爆發(fā)，"大清洗"被迫停止，全民同仇敵愾投入到反法西斯戰(zhàn)斗中去。戰(zhàn)斗雖然艱苦，但他的精神卻十分興奮，種種矛盾和痛苦一掃而光。他天真地以為勝利后一切都會立即改觀，那些悲劇再不會發(fā)生。但沒想到戰(zhàn)爭剛剛結(jié)束，又開始了與以前一樣的"大清洗"。他寫道："我曾覺得，在蘇聯(lián)人民的勝利之后，30年代不可能重演，但一切都酷似先前：召集作家、電影導演、作曲家開會，揭發(fā)"同謀者"……"（下，第228頁）戰(zhàn)后這新一輪"大清洗"在1949年春險些波及到他，但總算有驚無險地躲過劫難。

　　對那個時代，他這樣寫道："在我的熟人中間，沒有一個人相信明天，許多人都準備了一只裝著兩套內(nèi)衣的小皮箱"，隨時準備一去不返。（中，第412頁）生活的恐怖與荒誕往往超出人們的想像，而一些不為人注意的"日常生活"的細節(jié)，最能反映出時代、社會的本質(zhì)，書中多次提到人們夜里對電梯、電鈴聲的恐懼，說明恐怖到了何種地步！"大清洗"中濫捕無辜的行動大都在深夜進行，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神經(jīng)高度緊張。1938年在他住的樓房里，"每天夜里人們都傾聽著電梯的聲音"，所有人這時都緊張萬分，生怕是秘密警察來自己家中，后來他們要求晚上關(guān)閉電梯，免得家家緊張。（中，第412頁）他自不例外："在1938年3月間，我常驚恐不安地傾聽電梯的聲音：當時我想活下去，同別的許多人一樣，我準備好了一個裝著兩套換洗衣服的小皮箱。"但"在1949年3月里，我沒去想衣服，而且?guī)缀跏菬o所謂地等待著結(jié)局的到來"，"每夜都等候著鈴聲"。（下，第307頁）在二戰(zhàn)時曾任駐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長的著名蘇聯(lián)外交家李維諾夫是愛倫堡的好友，從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經(jīng)常把左輪手槍放在床邊的小桌上－－如果深夜聽到鈴響，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下，第441頁）

　　只有在這種環(huán)境中生活過的人，才能對這種恐怖氛圍有如此細致的感受。因此，愛倫堡在回憶錄中不無"慶幸"地寫道："在一個民族的歷史中有一些日子甚至從朋友們的口述中也很難了解，需要親身體會。"（中，第411頁）不曾身臨其境者，的確無法想像這種生活恐怖、可怕的程度；
而當這種"生活"用一些崇高的話語裝飾起來的時候，局外人往往更難窺破虛實。例如中國的"文革"，其殘酷與恐怖不亞于蘇聯(lián)30年代的"大清洗"，但某些歐美大學中的左派教授在"文革"中并未到過中國、對"文革"毫無任何體驗，直到現(xiàn)在仍在書房中以自己想像中的玫瑰色涂抹"文革"，宣揚"文革"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創(chuàng)新……如果說他們的種種臆說是因為對"文革"不了解、是為批判自己所處現(xiàn)實而真誠相信那是一個理想的"彼岸"，因而令人感到還可以理解的話，那近日中國的"新左派"們明明有這種恐怖的"親身體會"，卻急忙將其置之不顧而緊隨并沒有這種"親身體會"的海外"洋左派"為"文革"叫好，著實令人感到可悲復可憐。

　　三

　　在這樣一部對一個時代進行總結(jié)性回顧的巨著中，盡管他承認自己回避了一生中的某些重大事件，但有些根本性問題是無法回避的。

　　他寫道，當時他與不少人就明白，從上到下許多慘遭"清洗"的人實際是清白無辜者，但對斯大林的盲目崇拜又使他們不敢懷疑、思考。因為"在千百萬人的概念里，斯大林成了神話中的半神半人。所有的人都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反復說著他的名字，相信只有他一個人能拯救蘇維埃國家免遭侵犯和瓦解。"神話般的人所做的一切當然不容置疑。偶有疑慮，他們最多認為是因為斯大林并不知情，"不僅是我，很多人也認為，罪行是來自一個號稱"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員"的小人物。"甚至帕斯捷爾納克有次也對他說："要是有人能把這一切告訴斯大林那該有多好！"（中，第415頁）

　　個人崇拜無疑是罪惡的主要根源之一，但并不能以此解釋一切，因此愛倫堡在蘇共批判斯大林的20大之后便不斷面對新一代的質(zhì)問：你們當時干什么去了？有那樣多人受罪，你為何幸免？對此，愛倫堡作出種種回答、辯解。

　　他說當這些罪惡初顯苗頭時他就有所感覺，但他的辯解是"這一切有時敗壞了我的味口，但絕未敗壞我的良心，難道我能預見到事態(tài)的發(fā)展嗎？"（中，第260頁）他承認自己也多次產(chǎn)生懷疑，但一再強調(diào)"當時我曾長久地設(shè)法說服自己：我不理解人民的感情，我是個知識分子，何況又脫離了俄羅斯的生活。后來我對歡呼聲和做彌撒似的修飾語都習慣了，不再注意它們了。"（下，第466頁）他還強調(diào)，他當時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為雖然明知許多罪惡，但為了革命的總體利益而必須保持沉默。第四個自我辯解的理由是"是的，我知道許多罪行，但要制止它們我卻無能為力。況且在這種情況下又有什么可說的呢：就連那些勢力大得多、對情況的了解也清楚得多的人也沒能制止罪行。"（下，第470頁）他很清楚，在千百萬讀者的心目中，他是一個可以到斯大林面前去對某一問題不同意見的作家，因此辯白說"其實我同我的讀者們一樣是"齒輪"和"螺絲釘""（下，第462頁）這些辯解確實都有一定道理，但卻不無自相矛盾之處，更重要的是缺乏深深的自責和懺悔。至多他只承認"存在過兩個愛倫堡，他們很少和平共處，往往是一個在侮辱甚至踐踏另一個……"（下，第490頁）在"斯大林時代"受到批判清理時，他必然要面對："您居然能幸免于難，這是怎么回事？"的提問，這時他的回答卻是："我不知道。"并反復辯白說："如果我是個信教的人，我大概會說，上帝的安排是難以解釋的。""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里：一個人的命運不像一盤棋，而是像抽彩。"的確，他與這個時代已經(jīng)融為一體，否定那時代、那段歷史也就否定了他的一生，這是他堅決不愿承認的。所以他多次表示："當時我簡直不愿再活下去，但即使在這樣的日子里，我也知道自己選擇了正確的道路。"（中，第418頁）明明承認命運像抽彩一樣不能把握，卻又堅信自己的選擇正確，不亦悲夫！

　　由于不能完全正視那一段歷史，他對一些人與事的分析頗受影響。他對法國作家紀德的漫罵，頗能說明問題。紀德在沒有到過蘇聯(lián)以前也曾對蘇聯(lián)充滿憧憬，但他在1936年應(yīng)邀訪蘇后立即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當時的種種問題，與其他盲目歌頌斯大林和蘇聯(lián)的左翼作家不同，他回國后發(fā)表了《從蘇聯(lián)歸來》一書，對蘇聯(lián)當時的問題作了坦率的揭露和批評。盡管紀德申明自己相信蘇聯(lián)終歸要克服他所指出的重大錯誤，因為"真理無論如何痛苦，它傷人，只為的要醫(yī)好他"，（紀德：《從蘇聯(lián)歸來》，鄭超麟譯，第16頁）但他仍受到全世界左派的激烈圍攻。幾十年后愛倫堡寫此回憶錄時歷史已經(jīng)證明紀德的正確，愛倫堡此時對斯大林時代的揭露、批判也比當年的紀德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他不僅不承認紀德的先見之明和道德勇氣，反而依然對紀德作了最惡毒的漫罵。在"紀德－－他不過是一只螟蛾"這整整一章的篇幅中，用"極度輕率"、自戀……來形容紀德，連紀德對妻子的深深愛戀都成為他嘲笑的內(nèi)容，甚至咒罵紀德有"精神上的陰部露出癥"�。ㄖ�，第292頁）要徹底承認別人正確自己錯誤確確不易。當過去的罪行和產(chǎn)生罪行的社會、政治及個人的原因沒有得到徹底清理時，對"過去"沒有徹底重新認識時，難免會有種種謬見，"過去"也就很可能重演。如何認識那一段歷史，的確至關(guān)重要。

　　"誰記得一切，誰就感到沉重。"是這部書第一章的標題。無論愛倫堡對那個時代的認識有多少矛盾之處，對過去翔實細致的記憶，便使這部書的份量格外沉重。

　　而這，正是那些有意忘卻并涂改過去，極力想像浮萍那樣輕輕漂起，脫離大地以迎時潮的正人君子們所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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