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年間，利瑪竇到中國。他發(fā)現(xiàn)，中國人想象的中國那么大，幾乎容不下世界，想象的世界又那么小，幾乎容不下西方。當年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西方形象，讓利瑪竇難堪；
多少年后，我們回顧這段歷史，也讓我們自己難堪。如果從東漢桓帝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來朝算起，到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中西交通已有近1700年的歷史，帝制時代中國的西方形象，也經歷了兩個不同的階段，從同化美化的海西國“大秦”“拂？？”到異化鬼化的“佛郎機”、“紅毛夷”，其中知識與想象的裂變、社會文化結構的隱喻意義，頗多耐人尋味之處，而利瑪竇見識的中國的西方形象，不過是一個焦點，一個歷史敘事的戲劇化的焦點。

　　一

　　利瑪竇萬歷年間到中國，最初在肇慶教堂接待室的正面墻壁上，掛起了歐洲繪制的世界地圖，世界有五大洲，中國是亞細亞洲的一部分，并非像中國人想象的那樣，是世界的全部或“天下”。神父用心良苦，他想用地圖改變中國人心中那種無知的自大與莫名的恐懼�！熬蛧�家的偉大、政治制度和學術的名氣而論，他們不僅把所有的別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蠻人，而且看成是沒有理性的動物。他們看來，世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文化是值得夸耀的。這種無知使他們越驕傲，則一旦真相大白，他們就越自卑……另有一個結果也同樣重要。他們在地圖上看到歐洲和中國之間隔著幾乎無數(shù)的海洋陸地，這種認識減輕了我們到來所造成的恐懼。為什么要害怕一個天生離他們那樣遙遠的民族呢……”

　　對外部世界的輕蔑與恐懼交織在一起，是一種復雜的民族心理，根本原因還在于無知。萬歷年間，利瑪竇到中國的時候，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中國海岸，已經有半個多世紀，不久荷蘭人也來了。這些長身高鼻、貓眼鷹嘴、拳發(fā)赤須、詭服異行的“佛郎機”或“紅毛夷”，不論對沿海的百姓還是帝國的官吏皇帝，都是一個謎。他們來自何方何國，來意如何，不甚了了。1517年，由艦長費爾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 Peres de Andrade)與大使拖默·皮雷斯(Tome Pires)率領的葡萄牙使團到達廣州，在大明皇朝的眼里，他們是來朝貢的番使，只是此前從未聽說過這么一個“番邦”，也從未見識過那么野蠻的習俗，貢船駛入珠江口，竟用殺人攻城的火炮來表示友好與尊重。禮炮讓懷遠驛的守備關并惱怒，于是佛郎機貢使被扣在光孝寺學習了三天的天朝禮儀，然后才定好日子引他們去見總督陳西軒公。《廣州通志·夷情上》記載得很清楚：“佛郎機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駕大舶突至廣州澳口，銃聲如雷，以進貢請封為名�！�

　　葡萄牙、西班牙在大明天下，被統(tǒng)稱為“佛郎機”。這個稱呼并無惡意。按照利瑪竇神父的解釋，穆斯林將歐洲人稱為法蘭克（Frank），中國人隨他們稱呼，因為發(fā)不出“r”這個音，就成為“佛郎機”。當然，從馬來半島、蘇門答臘或爪哇島信奉回教的商人們那里聽說的“佛郎機”，也絕非什么善類，畢竟葡萄牙人占領了他們的城市，燒毀過他們的船只與房屋，屠殺過他們的父兄妻女。1511年，葡萄牙阿爾布克爾克總督攻陷馬六甲，洗劫九天，滿剌加國王蘇端媽末派使者( 可能是國王的叔父穆德里爾)向大明帝國求援。遲遲10年以后，明世宗才想起讓兵部議一議這件事，并下了一紙詔書：責令佛郎機退還滿剌加，并諭暹羅等國前去援救。

　　詔書下得荒唐可笑，生長在內宮太監(jiān)女眷身邊的年輕皇帝，還真以為四夷慕化棄服，帝國撫有天下，佛郎機不過是滿剌加旁邊蒼茫大海中的一個撮爾小番邦，《明史》“佛郎機傳”記“佛郎機近滿剌加”，莫名其妙！當時在廣州做僉事的顧應祥詳細記述了第一只葡萄牙師團在中國的遭遇：“正德丁丑(十二年)，予任廣東僉事，署海道事，驀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廣城懷遠驛，稱系佛郎機國進貢。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深目高鼻，以白布纏頭，如回回打扮，即報總督陳西軒公金臨廣城。令于光孝寺習儀三日，而后引見。查《大明會典》并無此國入貢，具本參奏，朝廷許之，起送赴部。時武宗南巡，留會同館者將一年。今上登極，以其不恭，將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廣東，驅之出境，去訖。其人在廣東久，好讀佛書�！�

　　大明皇朝的官員百姓，似乎弄不清葡萄牙與滿剌加究竟有多遠，分不清阿拉伯人與葡萄牙人，并將天主教與佛教混同一談。看到葡萄牙人讀《圣經》、聽布道、做禱告，就想當然地判斷“好讀佛書”。廣州素來是五方雜處的商港，唐朝時據(jù)說就有10多萬大食番商，黃巢起義曾對他們大開殺戒。明朝以來禁海，外番貢使從海路來，限走廣州。見怪不怪，如今多了個回回打扮的佛郎機，似乎也不足為奇。若不是他們過分剽悍兇險，經常如海寇犯邊擾民、劫財掠物，天朝似乎也不會特別注意他們。但是，由于他們在中國海岸的暴行，天朝民間出現(xiàn)一些關于他們的恐怖傳說：烹食小兒�！胺瑖�佛郎機者，前代不通中國。……其人好食小兒，……法以巨鑊煎水成沸湯，以鐵籠盛小兒置之鑊上，蒸之出汗。汗盡，乃取出，用鐵刷刷去苦皮。其兒猶活。乃殺而剖其腹，去腸胃，蒸食之�！�

　　這段吃人故事，見于１５７４年閻從簡的《殊域周咨錄》，當然，記載這段故事的遠不僅這一部書。佛郎機在明朝的印象早已被涂抹得一團漆黑，這里有外夷的暴行，也有國人的想象。1521-1524年間發(fā)生在廣東屯門島與1549年發(fā)生在福建走馬溪的剿海戰(zhàn)役，使佛郎機人的形象進一步惡化。他們被中國備倭海道生擒、斬首，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出現(xiàn)在中國史書中的怪誕甚至丑陋的譯名，諸如別都盧、疏世剌、浪沙羅的嗶咧、佛南波、兀亮別咧、鵝必牛、鬼亦石、喇噠，據(jù)說還有一名“賊婦”“哈的哩”。

　　利瑪竇知道，佛郎機人侵暴邊疆、殺戮人民、劫掠財物、烹食小兒，番鬼形象惡劣到極端，所以他極力避免讓大明人將他與那些海上暴徒混為一談。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他和他的同道們都來自那個香山澳，大明帝國邊境上的一個“番鬼城”。這是讓國朝人士感到極不舒服的一件事。總督張鳴上書比喻：廣東澳門有夷人，猶如帝國的背上長了個疥瘡。

疽疥雖無大礙，但總讓人難受，何況還長在背上，癢痛難撓，讓人有苦無奈。比喻還真是細微妥帖。

　　佛郎機干擾了一個世紀，商人海盜在邊境，傳教士在內地京城，但國朝中人，連最飽學者，也說不請他們是誰，來自何處�！睹魇贰し鹄蓹C傳》說，佛郎機近滿剌加。佛郎機人兇險，武器也最精良，海外諸番無敢與之對抗。他們強占滿剌加地，并偽稱滿剌加人來國朝上貢，后來據(jù)說又改稱“蒲都麗家”（應是葡萄牙Portugal的譯音），又改稱“干系臘”（可能是天主教Gatholic 的譯音，也可能是卡斯提利亞王朝Castilla的譯音），到底是誰，來自何方何國，讓人困惑。來歷不明，就難免讓人心有疑慮。朝廷不準其朝貢，但邊防又無法制止，于是朝野議論紛紛。不止不覺大明皇朝覆滅，佛郎機們到也沒有釀成大害。

　　連佛郎機與滿剌加都分邊不清，就更難分辨葡萄牙與西班牙了，何況不久葡萄牙又一度被并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繞道美洲征服菲律賓的西班牙人，晚半個世紀來到中國海岸。大明官民把他們也稱為佛郎機。于是，有澳門的佛郎機，還有呂宋島的佛郎機。滿剌加與呂宋都曾是大明皇帝冊封赍賜過的藩屬國，但滿剌加被葡萄牙人占領，皇帝拖了10年才下了一紙不著邊際也不和時宜的詔書，還以為真像鄭和船隊回來宣傳的那樣：“天書到處多歡聲，蠻魁酋長爭相迎。南金異寶遠馳貢，懷恩慕義攄忠誠�！�

　　呂宋島被西班牙所據(jù)，馬尼拉滿者伯夷王后裔們的宮殿化為灰燼以后，入侵者用皮鞭與棍棒逼迫土著人，其中可能還有華族移民，為他們修筑西班牙式城堡與天主教堂。災難傳到國朝，變成了一則荒誕無稽的詐騙故事：自稱從西方“干系臘國”來的一股佛郎機人，借給呂宋王祝壽獻上黃金，并請求國王賜給他們象牛皮大小的一塊地蓋房子。國王恩準了，想不到他們竟將牛皮剪成細條，連接起來，圈了一塊地，大得讓國王吃驚。國王后悔，但又不好失信于這些遠夷……

　　荒誕傳聞正好可以填補知識的空白，讓人感到心安理得。西班牙人占據(jù)菲律賓，并一度狂想遠征中國。他們的大帆船開辟了從南美洲到菲律賓的大帆船貿易，于是，美洲的白銀被源源不斷地運抵中國購買中國貨。國朝不知海外變故，盛傳“海上有銀山”，萬歷皇帝為自己營造了一座豪華的陵墓，花了800萬兩白銀，朝鮮戰(zhàn)爭又去國庫白銀2600萬兩。內府、宗藩、冗官，勢窮弊極，耗盡帝國財政。人們只知銀元流入，卻不知銀元來自何方，閩南兩位風水先生忽發(fā)奇想，上奏朝廷說，呂宋有座機易山，山中有樹，盛產金豆，如果派人去采集，每年可獲黃金10萬兩，白銀30萬兩。神宗皇帝將信將疑，派太監(jiān)高？？前去勘察。高？？是福建稅使，知道這是胡說，又派海澄丞王時和、百戶于一成帶那位名叫張嶷的風水先生渡海前往呂宋。馬尼拉的西班牙總督面對前來采金豆的中國官員大惑不解，質問：“中國派你們來開山，山各有主，怎么能隨意開采？如果中國有金山，我們可以去開采嗎？何況你們說山中樹上產金豆，樹是什么樹？”王時和一時答不上來，看看風水先生，張嶷詭辯：“山中遍地黃金，還要問什么樹所生嗎？”轟堂大笑。

　　天朝官民的這份糊涂，給利瑪竇委實帶來許多麻煩。利瑪竇把自己扮成和尚在肇慶傳教，但總遮掩不了“長身高鼻、貓睛鷹嘴”。肇慶是個內陸城市，聽到過一些關于佛郎機人剽劫行旅、掠食小兒的傳說，好奇的小孩向教堂扔石頭，教士的仆人抓住一個小兒，周圍的百姓沸騰了。他們哭天搶地，他們的孩子被食人生番捉走了，要求官府懲治番鬼。利瑪竇不理解，中國百姓為什么如此容易仇恨容易激動。在這大驚小怪的激憤群情背后，有那個烹食小兒的可怕傳聞。據(jù)說佛郎機國在狼徐鬼國對面，狼徐鬼國“分為二洲，皆能食人”。

“嘉靖初，佛郎機國遣使來貢，初至行者皆金錢，后乃覺之。其人好食小兒。云其國惟國（口）得食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至是潛市十余歲小兒食之。每一兒市金錢百文。廣之惡少，掠小兒競趨途，所食無算。”不僅如此，還有更可怖的烹食法：“以巨鑊煎滾滾湯，以鐵籠盛小兒置之鑊上，蒸之出汗，盡乃可取，用鐵刷刷去苦皮，其兒猶活，乃殺而剖其腹，去腸胃蒸食之�！�

　　傳說中的狼徐鬼國“分為二洲，皆能食人”，而佛郎機國在狼徐鬼國對面。與佛郎機人打了一個世紀的交道，朝野對佛郎機還是不甚了了。不知道，似乎也不想知道。荷蘭人又到了，辛丑年記事（1601年），“……九月間，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國人。人呼之為紅毛鬼。其人須發(fā)皆赤，目睛圓，長丈許。其舟甚巨，外以銅葉裹之。入水二丈，香山澳夷慮其以互市爭澳，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后為颶風飄去，不知所適。”

　　佛郎機橫行海上100年，中國的飽學之士大多不知“狡夷”來自哪里，孤陋令人心寒。佛郎機兇狡不可名狀，荷蘭紅夷又颶風飄來，更殘暴也更讓人捉摸不透。1604年、1622年兩次沖突之后，紅毛水怪占領了臺灣。世界變得越來越不可接受了，而難以接受的事必須得到一種“合理的解釋”，才能化解它對社會與觀念傳統(tǒng)帶來的沖擊。人們已經習慣了用老故事解釋新現(xiàn)實。一個可以解釋的世界總還算是一個幸福的世界，任何一種貌似合理的解釋，都可以幫助人們忍受苦難與災變，甚至獲得道德上的優(yōu)勝。荷蘭人占領臺灣，大陸流傳著另一個牛皮割地的荒唐故事。荷蘭紅毛欺騙土番用重金購買一塊牛皮大小的地，臺灣土番像呂宋土番那樣上當了，紅毛夷則象佛郎機那樣將牛皮剪成繩，續(xù)起來圈了很大一塊地，筑城而居。

總不值得為一群逞兇斗狠、殺人越貨的海賊費太多思量。

那是一個割牛皮乞地的奸詐故事。野蠻人可以擁有武力上的強大，但絕不可能擁有道德上的強大，動搖不了文化優(yōu)勝的華夏中心主義神話。

直到1680年清朝派去巴達維亞的使節(jié)，仍以為荷蘭國沒有陸地，在爪哇島附近的大海深處�；蛘�，“地近佛郎機”，而佛郎機又在何處呢？近滿剌加，或狼徐鬼國對面？

　　二

　　萬歷時代中國人的世界知識與西方形象，不僅讓利瑪竇神父難堪，實際上也讓國人自己難堪。想當年鄭和七下西洋、汪大淵浮海萬里，杜環(huán)經行西亞、法顯玄奘西游、張騫“鑿空之行”，國人不僅漫游世界，也將世界知識帶回中國，胸懷眼界，何等開闊。至少此前1000年，中國人已經知道羅馬帝國，知道那些通往“海西國”的道路，知道“大秦”的風土文明，不僅引為同類，而且頗有些羨慕。只是后來遺忘了，遠的不說，就連本朝人鄭和遠航，200年后也變得荒渺蹊蹺，遠航的事跡與所歷的國家，似乎都半真半幻，若有若無。利瑪竇在北京那些年里，坊間正流行羅懋登的《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通俗演義》。碧峰長老給永樂皇帝呈上一個“經折兒”，(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圖中畫著西洋18國，長老說：“西洋是個總名，其中地理疆界，一國是一國……第一國，金蓮寶象國；
第二國，爪哇國；
第三國，女兒國；
第四國，蘇門答剌國；
第五國，撒發(fā)國；
第六國，溜山國；
第七國，大葛蘭國；
第八國，柯枝國；
第九國，小葛蘭國，第十國，古俚國；
第十一國，金眼國；
第十二國，榜葛剌國；
第十三國，木骨國；
第十四國，忽魯國；
第十五國，銀眼國；
第十六國，阿丹國；
第十七國，天方國；
第十八國，邦都鬼國�！� （第15回）這18國半真半幻, 知識貧乏的時候，想象才活躍起來。

　　知識退化，國朝人自己也應該難堪。內府劇戲，看場平話，子虛亡是，國朝人士不僅不知道大西洋國，甚至連鄭和200年前鄭和遠航所至的國家地區(qū)也不清楚了。

歷史衰落到人已經無法想象人的事跡，就只好將人的事跡神魔化�！段饔斡洝穯柺烙�1580年前后，玄奘和尚乘危孤征、遠徒萬里去印度取經的歷史變成神魔夾道的傳奇。無法相信人的事跡，神魔化是一種解釋，也是一種安慰。畢竟不可想象的偉大事業(yè)原不屬于人的經歷，衰落中的現(xiàn)實也就不會令人難堪�！段餮笥洝犯鶕�(jù)鄭和七下西洋的事跡演義，三寶太監(jiān)鄭和已變成一個蝦蟆精（見第16回），千百舟子當年牽星觀斗的航行，現(xiàn)實到尋常，如今因為不可思議，只好讓碧峰長老從中呼風喚雨、翻江倒海，成帝國水師西洋取寶之行�！段饔斡洝放c《西洋記》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作為英雄的人的事跡已經微不足道，他的所有的努力與成敗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人與知識在歷史中墮落。人的遠航停止后，神魔的“遠航”開始�！段餮笥洝穼懽鞯氖妨弦罁�(jù)是《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和《西洋番國志》，幻想的內容卻無奇不有。史料記載的真實由于無法驗證，本身已經變得虛幻。而人的經驗世界變得如此狹小，虛幻的也會變成真實。利瑪竇神父選了一個國朝人知識退化眼界閉塞的時代到中國來。200年前鄭和下西洋（1405-1433），遠至東非與阿拉伯半島。300年前汪大淵（1311-？），少年附舶浮海，兩下東西洋，游蹤廣遠，甚于鄭和， 后人已不可想象，他所著的《島夷志略》錄島夷99條，今天可以考證的也有53條。

鄭和時代不論就航海還是世界知識，都不見比汪大淵時代有所進步。知識也在退化。李約瑟研究中國科技史，發(fā)現(xiàn)1402年由朝鮮李薈和權近繪制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是在1330年左右李澤民的《聲教廣被圖》和1370年左右僧清？？的《混一疆理圖》的基礎上合成的。遺憾的是兩幅中國的地圖已經失傳，從留下來的朝鮮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看，汪大淵時代 中國人所掌握的世界地理知識非常廣博，中國人的西方地理知識不僅比同時代西方人掌握的中國地理知識多，而且還有可能比西方人掌握的西方地理知識還多：“……圖中的西方部分很值得注意，其中一共有將近100個歐洲地名和35個非洲地名，非洲的形狀很正確地畫成三角形，而且三角形的尖端所指的方向也是正確的。圖中非洲北部的撒哈拉，與許多中國地圖（包括《廣輿圖》在內）上的戈壁沙漠一樣，畫成黑色。在亞歷山大里亞所在的位置上繪上了一個塔狀物，以代表亞歷山大里亞的著名燈塔。地中海的輪廓畫得很好，但繪圖者沒有把它畫成黑色，這也許是因為繪圖者不能肯定它是不是一個普通的海的緣故。德、法等國的國名均用音譯（A-lei-man-ia和Fa-li-his-na），而且還繪上了亞速爾群島。從所使用的符號來判斷，朝鮮的平壤被認為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首府之一，而另一個被認為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城市則位于歐洲，從它所在的位置來看，大概是指布達佩斯。從這幅地圖可以看出，繪圖者所掌握的西方地理知識是相當廣博的，比歐洲人當時所掌握的中國地理知識明確得多。”

　　萬歷朝國人的世界知識，已經收斂到爪哇，爪哇以遠若有若無，半真半幻。書籍散佚是集體遺忘的證據(jù)。當年廣博的世界地圖已經不知去向，沒有人關心甚至沒有人相信。1275年前后，馬可·波羅到達北京的時候，北京的景教徒列班·掃馬從房山“十字寺”出發(fā)，去耶路撒冷朝圣，后來又受波斯伊兒汗王之托出使歐洲，遠至巴黎。遺憾的是列班·掃馬用波斯文寫的游記、出使報告、日記以及書信全部散佚了。

元朝地圖上可能出現(xiàn)近100個歐洲地名，明朝人卻基本上不知道歐洲何處。艾儒略撰《職方外記》五卷，詳細介紹世界五大洲，尤其詳述歐洲地理人文，物產習俗、賦稅詞訟、文學宗教。國朝少數(shù)敏感的士人如楊廷筠、李之藻、瞿式谷者，希望該書可以“破蝸國之褊衷”。實際上做到這一點很難�！睹魇贰ひ獯罄飦唫鳌纷詈筇岬健堵毞酵庥洝�，一帶而過，認為那些泰西傳教士喜歡吹牛，說起他們國家的風俗物產，多有夸飾。

　　有明一代，國人也不清楚天涯何處是歐羅巴。一打傳教士、三五個熱心西學的士人，他們的知識既不能廣告天下，也不能取信于人。但是，國人對西方對世界，眼界胸懷，偏狹孤陋、恐懼多疑，也并非從來如此。如果從東漢桓帝九年（166）大秦王安敦（羅馬皇帝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遣使來朝算起，中國知道西方已有一千多年歷史，不僅多少了解那個文明，而且頗多好印象。這從史籍中對大秦、拂？？描述就可以看出。

　　《明史·意大里亞傳》開篇就斷定意大里亞“自古不通中國”。萬歷年間人閻從簡收集舊聞耳食寫成《殊域周咨錄》，其中提到一個拂？？，可能與歐洲有關，卻顯得語焉不詳。但《宋史》曾為拂？？國立傳，稱“元豐四年十月，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大首領你廝都令廝孟判來獻鞍馬、刀、劍、真珠。” 此滅力伊靈改撒可能是東羅馬帝國皇帝邁克爾（Michael Ducas）或其政敵布里延涅斯·凱撒（Bryennius Caesar），也可能是塞爾柱克突厥的副王 “Melek-i-Rum Kaisar”。拂？？國可能是拜占庭帝國也可能是塞爾柱克帝國。塞爾柱克國王也曾稱自己為羅馬王（King of Rum）。伊斯蘭世界里，直到１５世紀，還稱小亞細亞和土耳其帝國為羅馬（Rum）。

　　《宋史·拂 國傳》斷定拂？？國“歷代未嘗朝貢”，而且似乎混淆了塞爾柱克與東羅馬。實際上拂？？國通唐，就是已知近千年的“大秦”�！逗鬂h書》卷８８《西域傳》記“大秦國，一名犁？？，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shù)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國役屬者數(shù)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堊？？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

　　拂？？ 國或大秦，據(jù)考就是東羅馬帝國 ，不僅古已通中國，而且在中國獲得“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的好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漢帝國的視野內，大秦是一個不同于荒外四夷的文明國家，漢帝國雖雄霸，但國朝人卻沒有后世那么自大，并不自以為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國家。

《史記》、《漢書》、《后漢書》中有關有關犁？？、大秦、海西國的記載，可能指希臘化時代晚期的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和羅馬帝國。歐洲確屬遠國絕域，絲綢之路“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據(jù)說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還曾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大漢天下分崩離析，《晉書》記大秦，除照搬《后漢書》并有所刪減或遺漏外，渲染了獵奇色彩，如“屋宇皆以珊瑚為（木兌·水而），琉璃為墻壁，水精為欄礎”。將近四個世紀里華夏王朝朝立暮覆，戰(zhàn)亂頻仍，直到元魏時代才有定局�！堵尻栙に{記》（卷三）記元魏時代洛陽永明寺有“百國沙門三千余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陲”。四夷館中“西夷來附者”，“自蔥嶺已西，至于大秦”�！段郝浴の魅謧鳌分嘘P于大秦的陳述較為全面，除復述《后漢書》的內容外，在人文制度、地理物產方面，似有所補充。并想當然斷定“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域外謂之大秦”。

　　國人祖上也曾胸懷寬廣。西方以一個“有類中國”的文明國家的形象出現(xiàn)，最初在漢代中國的世界視野里。從中亞與西南亞來的商人與漢廷出使西域的使節(jié)，都可能帶回大秦國的消息。犁？？、大秦、海西國、拂？？，可能指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也可能是小亞細亞半島、意大利半島或巴爾干半島，可能是托勒密、塞琉古王朝，也可能是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甚至塞爾柱克王朝。不管怎樣，它們在地理與文化傳統(tǒng)上都與我們今天所說的“西方”有關。中國傳統(tǒng)視野中的西方指中亞或印度，以羅馬帝國代表的歐洲文明出現(xiàn)在更遠的西方，就成為海西、遠西、泰西。直到近現(xiàn)代，西方才特指歐美，其整體性認同并不表現(xiàn)在地理上，而表現(xiàn)在文化上，即兩希傳統(tǒng)（希臘與希伯萊）、基督教信仰與啟蒙哲學、資本主義經濟與民主政治。拂？？之名，最早出現(xiàn)在隋唐時代 ，以后直到佛朗機人出現(xiàn)在明代，中國文書中一直以拂？？與大秦并用稱拜占庭帝國。

大唐天下，疆域遼闊，五方雜處，四夷稱臣�！杜f唐書》（卷１９８）記載貞觀十七年、乾封二年、大足元年、開元七年，拂？？王波力多遣使來朝獻貢，遣使的拂？？王波力多，據(jù)西方漢學家考證為羅馬教皇西奧多羅一世（Pope Theodorus I）或敘利亞總主教帕特拉克（Patriach）。將Pope Theodorus 連起來讀或讀patriach，都可得波力多譯音。

　　大秦國是因為“有類中國”，而被稱為大秦的。最初出現(xiàn)在中國的世界視野里的西方形象，盡管并不具體準確，但至少不像后世那么詭異荒蠻。漢唐胸懷中，國朝人士強調的是西方“有類中國”的文明一面，甚至美好的一面。

從漢到唐宋，大秦形象在中國，有細節(jié)出入，無總體知識的增加。有些特征被遺忘了，有些情節(jié)則添加進來，只是有類中華之說被一再重復。大秦如中華，風物教化，無不文明，城居車行、田作衣繡、人民長大平正……怛羅斯戰(zhàn)役中杜環(huán)被黑衣大食俘虜，流離西亞數(shù)十年，才從海道乘大食商船取廣州回國。劫后余生，杜環(huán)著《經行記》，記述自身遭遇與西亞風土人情�？上н@部書散佚了，其中一些內容轉述在唐代杜佑著的《通典》（卷一九三）中，提到大秦，已不滿足于有類中國之說，干脆成了中國人：“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蛟�，本中國人也。”

　　三

　　利瑪竇神父沒有趕上那個好時代。中國人胸懷寬廣，對世界、對西方，有知識也有好印象。然而，一切都變了。在中國人的眼界中，帝國膨脹，世界縮小，大明皇朝際天極地，帝國之外，不是蠻荒大漠，就是兇險的海洋，幾個雞零狗碎的小島，加起來不如帝國的一個省大。中國人的這種自我感覺，讓利瑪竇神父傷透腦筋。中國人不了解世界，怎么了解世界中的西方，不了解西方，怎么能了解西方的基督教，還有他，這個泰西和尚……利瑪竇到京師，自稱大西洋人，禮部上書稱，大明會典記載到西洋瑣里國，并無大西洋國，利瑪竇其人可疑，其國也“真?zhèn)尾豢芍�”�?/p>

　　利瑪竇和他的同道們繼續(xù)傳播他們的地圖，介紹天下有五大洲，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亞墨利加、墨瓦臘泥加，希望能夠改變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歐洲人的看法。徐光啟在南京見過趙可懷、吳中明進士刻印的《山海輿地圖》，李之藻與友人造訪利瑪竇時，也見到他懸掛在堂前的“大地全圖”。神父感到欣慰，不僅一些有知識的中國人開始接受他的《山海輿地圖》，對歐洲文教制度有好感，萬里皇帝傳旨將大西洋和尚利瑪竇獻的萬國全圖印在宮里的屏風上。利瑪竇1610年在北京過世，13年后，艾儒略神父在楊廷筠協(xié)助下編成《職方外記》，卷首“五大洲總圖界度解”之后分五卷，亞細亞總說、歐邏巴總說、利未亞總說、亞墨利加總說和四�？傉f，其中歐邏巴總說對歐洲的介紹尤其詳細。艾儒略還是感覺書不盡言，1637年又出《西學問答》，進一步解答了有關西方風土人情的40多個問題，對方域、列國、飲食、衣服、宮室、制度、立學、設官、宗教、政形、武備等方面都有生動的描繪。國朝總算有人明白，如謝肇（水+制）《五雜組》所言：“天主國，更在佛國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與中國無別�！�

　　但是，畢竟明白的人太少。利瑪竇、艾儒略、畢方濟、南懷仁，由明入清，百年間編制坤輿萬國全圖，金尼閣來中國，帶來了七千多部圖書，其中大量介紹歐洲，從山川風俗，到政教、軍事、物產、技藝各個方面，一應俱備。但國朝很少人知道，更少人相信。張維華指出：“明人于歐西地理始終不明，而于西士所言及其著述，亦始終疑為偽妄�！� 創(chuàng)修于順治二年（1645年）的《明史》中，四國傳表述的歐洲國家觀念，仍一片混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都被誤當作南洋國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近滿剌加、呂宋或爪哇，雖然聽說意大利在大西洋，但不相信利瑪竇的萬國全圖與五大洲之說，評價“其說荒渺莫考”，“其所言風俗、物產多夸�！薄ｎ櫻孜渌惝敃r飽學之士，《天下郡國利病書》寫佛郎機，也不外是流行套話：“佛郎機國在爪哇南，古無可考……素不通中國……略買食小兒，烹而食之�！�

　　傳教士們煞費苦心，國人們不是不聞不問，就是將信將疑。當然，將信將疑者還算是溫和，激烈者已開始大加討伐。

“外夷”所傳，不可盡信，甚至盡不可信。魏（氵睿）在《利說荒唐惑世》一文中說：“利瑪竇以其邪說惑眾，士大夫翕然信之�！�…所著《坤輿全國》（氵光）洋（穴目）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見，足之所不能至，無可按驗也。真所謂畫工之畫鬼魅也�！�…中國當居正中，而圖置稍西，全屬無謂。……焉得謂中國如此蕞爾，而居于圖之近北？其肆無忌若此？！” 明清之際，中國并不是沒有獲得世界知識的條件，而是沒有接受世界知識的心態(tài)。

　　往事已經忘卻，大秦或拂？？，早成為無稽之談；
新知依舊漠然，歐羅巴或大西洋國，妖妄怪誕，說了也沒人相信。就連徐光啟那一代人的西學知識，也很快被遺忘了。只有那些迷山蹈海、詭詐莫測、殺人掠物、烹食小兒的番鬼紅夷的形象，定格在中國人的記憶與想象中。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來了，被稱為佛郎機，荷蘭人來了，被稱為紅毛夷或紅毛番，英國人又來了，也分不請究竟是荷蘭人還是英國人，總之一頭紅發(fā)，便是紅毛番夷。英國人在1638年到中國海岸，1717年廣東碣石總兵陳昂的奏折上才提到一個“英圭黎”，與荷蘭難分別，都屬于“紅毛”。

同時有臺灣知縣藍鼎元《粵夷論》道：“紅毛乃西島番總名，中有荷蘭、佛蘭西、大西洋、小西洋、英圭黎、干絲臘諸國，皆兇狡異常……” 有關西方的觀念，還是那么亂七八糟。

　　知識變成荒渺莫考的傳說時，真正荒渺莫考的傳說也可能變成人們信奉的知識。荷蘭、佛蘭西、英圭黎、干絲臘諸國，尚有國可考，但大西洋、小西洋，又是何國何處？《大清一統(tǒng)志》于乾隆八年（1743）成書，書中所論西洋，一塌糊涂，西洋國可在印度洋附近，也可在西南大海中，佛郎機、荷蘭與蘇門答臘、爪哇相鄰。45年后，乾隆五十四年，和紳等奉旨編修的《欽定大清一統(tǒng)志》完成，外國都被列為朝貢國，西方國家有荷蘭、西洋、俄羅斯、西洋鎖里、佛郎機等，地理方位、人文制度，一樣的混亂模糊。利瑪竇、艾儒略、徐光啟、楊廷筠的努力全白費了。乾隆三十二年（1767），紀曉嵐等校訂《清朝文獻通考》，《四夷考》中還在批判《職方外記》“所言未免夸張”，五洲之說“語涉誕誑”。更有甚者，時人平步青忿忿不平，認為明人甘受利瑪竇之流奸佞小人的侮慢蒙騙而不自覺。利瑪竇將歐洲譯為“歐邏巴”，用字就有夸大之嫌，而將將亞洲譯為“亞細亞”，用心更為險惡，“亞”者，有“次”、“丑”、“細”、“微”等意，見《爾雅》、《說文》等，分明是在侮辱國人。

　　最大的侮辱還在將來，當兇狡奸宄的紅毛打破國門的時候。鴉片戰(zhàn)爭失敗了，道光皇帝才想起讓人打聽清楚英國到底在什么地方�？删驮谒�的皇宮中，就有一百多年前傳教士為他祖父康熙皇帝繪制的《坤輿全圖》，其中清楚地標明英國的所在位置與遠來中國的航線。受道光皇帝旨意去詢問鴉片戰(zhàn)爭中被俘的英國士兵英國與俄羅斯距離中國遠近的姚瑩也發(fā)現(xiàn)，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所刻萬國坤輿圖將海陸諸國何者接壤、熟為東西、相距遠近等標示得已經非常清楚。

　　中國并不是沒有了解西方的機會與條件，而是沒有了解西方的動機與心態(tài)。明季西方人大批來到中國之后，中國人也開始零星地到西方去了。1681年底，一位名叫周美爺（閩南話：Tsiu Bi –ya）的華人醫(yī)生，隨荷蘭駐巴達維亞總督高恩（Rijklof van Goens）至荷蘭，一年以后返回巴達維亞。1702年10月，福建莆田人黃嘉略隨梁弘仁神父到歐洲，10月中旬到倫敦，月底到巴黎，又轉赴羅馬晉見教皇。他在巴黎生活了14年，娶了法國妻子，編就了一部《漢語法》，最后死在巴黎（1716年）。這些人去歐洲，在中國沒有任何影響。就現(xiàn)在所知，去西方的中國人最早留下記錄的是山西人樊守義（1682—1735）。他從少年時代就是虔誠的基督教徒。1707年隨艾若瑟(Jos Anti Provana,1692-1720年)從澳門出發(fā)，到了歐洲和美洲。1719年從葡萄牙啟程，1720年回到廣州，寫成了《身見錄》一書，記述他這十余年在歐美的見聞。遺憾這部書并未刊行。從1720年到1820年楊炳南根據(jù)謝清高遍游海外諸國的經歷編成《海錄》，又一百年過去了。西方人越來越多，國人了解西方的機會也越來越多，西方文明的種種優(yōu)勢，也越來越明顯，但在社會一般觀念中，西方形象依舊是那般模糊怪誕。有了解西方的機會與條件，但沒有了解西方的動機與心態(tài)。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知識問題，而是文化形態(tài)問題。

　　國人的西方形象中包含著三方面的內容：1、國人有關西方的知識與想象，2、國人在表述西方時隱喻的自我認同與世界觀念，3、對國朝與西方的現(xiàn)實關系的確認。這三個方面的內容是相互關聯(lián)、互為詮釋的。國人的西方想象夾雜著知識與形象，而且想象的成分遠遠大于知識。海國荒遠、交通稀少，可以解釋想象侵蝕知識的原因，但交通改善、交往增加，卻并不一定及時改變國人的西方形象結構。這樣，問題就已經不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問題，而涉及到文化價值。西方形象出現(xiàn)在國人的世界觀念中，意義不單是證明一個海外國家，還在證明中華帝國的自我身份認同，證明中華帝國關于自我與他者、內與外、中心與荒遠、文明與野蠻的觀念秩序。

　　國人心目中的西方想象，重要的往往不是表述一個異域文明，而是證明該異域在本土視野內特定世界觀念秩序中的意義與功能。自先秦九洲之說開始，國人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念首先是以內外文野區(qū)別確立秩序的。天下九洲，中國只占一洲，所謂赤縣神州。神州為“海內”，其他為“海外”，海內以天子為中心，五服（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依次向外延伸，由文明而野蠻、由高雅而低劣，盡管中國歷史上異族入侵與征服一再打破這種形象的秩序，但每一次現(xiàn)實的挫折，都更加強化國人關于這種世界秩序的想象與信仰的強度。蒙元入侵之后，明代的華夏中心主義優(yōu)越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強，滿清征服之后，國人的華夷之防心態(tài)越發(fā)敏感頑固。因為這種內外等級的世界秩序，直接關切自身文化的合法性問題。中國之外有四夷，中國恩威、四夷賓服。西方出現(xiàn)在四夷之外，對國人的現(xiàn)實與觀念秩序，都是一種沖擊。國朝朝貢典錄中，沒有這些國家，他們在知識之外；
這些國家橫行海上、威脅內陸，在帝國的權力之外。在觀念上，我們發(fā)現(xiàn)，晚明清初國人對西方的心理有拒絕與歸納兩種傾向，拒絕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否認佛郎機或紅毛夷或西洋國是現(xiàn)實中的國家，將其鬼化或妖魔化；
歸納是試圖將晚近出現(xiàn)的西方國家納入南洋朝貢國家系列內，堅持佛郎機或紅毛夷近滿剌加或爪哇，西班牙與菲律賓是大呂宋與小呂宋。這是一種細微而耐琢磨的文化心態(tài)。拒絕與歸納都可以維護既定文化觀念中的世界秩序。

　　有了解西方的機會與條件，但沒有了解西方的動機與心態(tài)。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知識問題，而是社會文化問題。塑造一個荒遠、模糊、怪誕、詭異、危險、低劣、野蠻的西方形象，可以維護國朝人士的世界觀念，更重要的是維持這種世界觀念秩序中的自我身份認同，尤其是在這種認同出現(xiàn)危機的時刻。將日見強大的西方妖魔化為一個詭異低劣的他者，不但可以證明天朝上國中正文雅，避免西方出現(xiàn)造成的天朝文化身份認同危機，還可以將這種危機的聲音壓制遮蔽起來，所謂“戒世人侈談異域”，如果是人倫社會，尚可以探究，而鬼蜮魔窟，就不應多語了。

　　國人心目中的西方想象，關鍵還在從文化上確認、緩解、超越國朝與西方緊張的現(xiàn)實關系。西方擴張勢力到中國，犯邊擾民，首先是他們的貿易與傳教事業(yè)沖擊中國原有的國家與世界秩序，然后是政治與軍事勢力與經濟文化力量結合以來，沖跨中華帝國的內外防線。對于這種危險的現(xiàn)實關系，國人的西方形象有一種壓抑、排斥與緩解的文化功能。強調其荒遠模糊，可以在無意識中遠離威脅，使威脅變得似是而非，從而減少壓力；
渲染其怪誕詭異，既可以排斥為異類，又可以從中獲得一種優(yōu)越感，使外來的威脅與自身對這種威脅無可奈何的尷尬都變得可以接受，畢竟是一些不在人倫、不通情理的番鬼紅夷，不可一般見識；
貶低其文化低劣野蠻，可以從失敗與無奈中解脫出來，鞏固或重獲其文化自信。往往是西方的侵擾沖擊越激烈，國人關于西方野蠻的想象與傳說就越活躍。國人的西方想象在特定國際關系背景下具有文化減壓的功能。我們注意到，在國朝歷史上，西方越是表露其強大，它在國人想象的文化秩序中，形象就越是野蠻低劣。

　　“總要有一點點秩序，將我們保護起來，躲開混亂。最令人痛苦的莫過于某種事物難以捉摸，某種觀念稍縱即逝，或遁于無形，或沒有遺忘，或陷于我們不再能夠把握的他者……” 德魯茲（Deleuze）與加塔利（Guattari）在談到觀念秩序的意義時這樣說。西方人出現(xiàn)在帝制時代晚期的中國文化視野內，沖擊了華夏天下的觀念秩序，該秩序內在的協(xié)調機制迅速反應，或者將西方納入其藩屬貢納體系中，或者將其排斥到鬼國魔域，在觀念中抹殺其現(xiàn)實性。從漢唐到明清，中國的西方形象中，除了知識的退化之外，另一點最值得注意的特征就是，漢唐文化中的西方形象，強調的是其共同人性的一面，大秦有類中國；
而明清文化中的西方形象，強調的是其不同于人性的一面，番夷甚至鬼魔。在中華帝國晚期的文化心態(tài)中，西方形象是一個被壓抑被置換表現(xiàn)的他者，有關西方的表述，都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 ，它在不同文本中構筑同一種西方形象，它們的價值不是認識或再現(xiàn)西方的現(xiàn)實，而是構筑一種天朝文化的世界觀念秩序中必要的關于“外番”的意義，國朝文化從中既可以“把握”西方，又可以認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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