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軍在不到4 個月的時間內(nèi)，幾乎沒經(jīng)過多少激烈的戰(zhàn)斗，便先后占領了中國的遼、吉、黑三省，一年以后，又將熱河輕易占去。中國國土淪喪之速，舉世驚詫。這是中國軍隊奉行“不抵抗主義”的結果，實為中國近代史上罕見的一次大國恥。九一八事變時，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不抵抗主義”呢? 盡管過去人們對此作過研討，但似仍未盡意，且看法不同，本文試就此作粗淺的探討，敬請專家指正。

　　一、“不抵抗主義”之出現(xiàn)

　　“不抵抗主義”一詞最早見于何處?有一種觀點認為：
它首見于1931 年9 月19 日張學良給南京政府的電報。曾當過張學良隨身參謀的惠德安及臺灣學者蔣永敬均持此論。

該電轉述遼寧省主席臧式毅及東北邊防公署參謀長榮臻在當天早晨5 時發(fā)來的電報，稱：“日兵自昨晚10 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實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 然而，據(jù)筆者查考，這一提法至少在事變爆發(fā)后一二小時內(nèi)就已使用，而見諸文字最遲也應在日本駐沈陽總領事館發(fā)給日本外務省的電報中即開始。

　　9 月18 日晚，日軍的進攻剛一開始，中國第六二一團團長何立中即用電話向第七旅旅長王以哲報告，王立刻向榮臻報告，榮命令部隊不要抵抗，并與臧式毅一起將情況報告給時在北平的張學良。正在陪人聽戲的張立刻回到養(yǎng)病的協(xié)和醫(yī)院，向榮臻等人指示：“尊重國聯(lián)和平宗旨，避免沖突�！� 榮便再度命令第七旅官兵：“全取不抵抗主義，繳械則任其繳械，入占營房內(nèi)則聽其侵入”，并告以雖口頭命令須絕對服從。同時，東北當局顧問趙欣伯亦照此意思多次向日領館交涉，他在電話中稱：“中國方面決定實行不抵抗主義，所以希望日本軍隊能立即停止進攻才好�！� 11 點30 分左右，日步兵第二十九聯(lián)隊炮轟沈陽城，發(fā)起攻城戰(zhàn)。據(jù)日人報紙所載總領館當晚致外務省電，此時東北當局乃再次通知日領館：“一，鑒于遲遲得不到關于日本這次軍事行動的說明，我中國方面暫仍取不抵抗主義；

二，在北門附近中日兩國人民雜居在一起，以炮火轟擊城廂事關重大，請力勸停止此種行動�！� 19 日上午，外務省還收到另外一電，亦稱：“中國方面聲明完全出之以不抵抗主義�！�

　　由上述可見，“不抵抗主義”的提法，實于北大營及沈陽遭襲后不久便被東北地方當局采用。19 日晨5 時，他們在致張學良電報中，再次使用了這個不倫不類的用語。張又將此語電告南京中央，同時公開用以說明處置事變的方針。如9 月21 日晚，他接見外國記者時就稱：“當余聞及日軍在東北將有某種行動時，余即命令中國軍警收軍器于兵庫，取不抵抗主義。” 國民政府方面在19 日獲知事變消息后，亦在一些場合采用了“不抵抗主義”的提法。如9 月20 日國民黨中執(zhí)委會致古應芬等人電中就稱：“綜合現(xiàn)時所得之報告，日滿鐵守備隊⋯⋯向我北大營駐軍施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

　　關于“不抵抗主義”的提出，存在一個重要問題：
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爆發(fā)當夜是否直接或間接地提出“不抵抗主義”?

　　迄今為止，沒有發(fā)現(xiàn)蔣介石在事變突發(fā)時徑直下令東北軍或張學良不抵抗的記載。但是，指稱蔣在當夜給他們下過類似命令的回憶卻很多。如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在1946 年8 月15日發(fā)表廣播演說時稱：“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電南京蔣介石請示，而蔣介石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復電不準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這些電文一直到現(xiàn)在還保存著，蔣介石是無法抵賴的。” 原東北軍將領孫德沛則回憶說，張學良在1935 年8 月曾親口講，他在1931 年9 月18 日晚接到蔣介石緊急電令，電文內(nèi)容是：“我國遵守非戰(zhàn)公約，不準釁自我開�！� 這些說法，均是第三者的回憶，缺乏檔案史料或電報原件作為佐證，故無法確認9 月18 日晚上事發(fā)后蔣曾給張下過不抵抗的命令。而且有些材料本身就明顯有誤，如上述郭維城的證詞說當時蔣在南京，而實際他正在乘艦自南京赴南昌途中。

更何況依當時的通訊條件，從事變爆發(fā)至沈陽淪陷短短幾個小時內(nèi)，北平和南京之間來回傳遞十幾份電報是非常困難的。

　　據(jù)現(xiàn)已公布的正式史料，事變后蔣給張最早的一份電報是9月19 日晚8 時左右發(fā)出的，電文如下：限即刻到。北平張副司令勛鑒：
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昨夜進攻沈陽。據(jù)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其藉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力避之。近情盼時刻電告。中正叩。皓戌。

　　由此電可知，蔣是在接到發(fā)自上海的電報后才獲悉日軍進犯沈陽，并非由北平方面得知消息。而且，蔣獲接消息已是19 日了。他18 日由南京乘艦赴南昌，19 日在湖口接獲事變消息，乃于20日趕回南京。

蔣在18 日既未獲訊，怎么會給張不抵抗之電令呢?

　　蔣沒有在9 月18 日晚給張學良下過不抵抗命令，也可由張在事變后一系列的電報及談話中證實。如張在9 月24 日致蔣介石電中稱：先是我方以日軍迭在北大營等處演習示威，行動異常，偶一不慎，深恐釀成事端，曾經(jīng)通令各軍遇有日軍尋釁，務須慎重避免沖突。當時日軍突如其來，殊出意外。我軍乃向官方請示辦法，官方即根據(jù)前該命令，不許沖突；

又以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為免除事態(tài)擴大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

　　如果東北軍的不抵抗是接受蔣當晚的命令，張在給蔣的電文中會提及的。60 多年后，張還是如此說：“我當時沒想到日本軍隊會那樣做。我想絕對不會的。我認為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國民政府�！薄笆俏易约翰幌霐U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當然，蔣9 月18 日晚未下令不抵抗，并不說明他此時對日軍之侵略持抵抗態(tài)度。這點將在后文論述。

　　二、“不抵抗主義”之背景

　　(一)“改旗易幟”后的東北局勢。

　　張學良在1928 年宣布東北“易幟”后，和日本之間的矛盾倍增。雖然張學良表面上對日人虛與委蛇，但對其擴大在東北利益的行徑作了抵制。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他通過大力推進鐵路、港灣及軍隊現(xiàn)代化等方面的建設，加強經(jīng)濟和國防力量。日本對張學良依附南京深為不滿，更對其力量逐漸加強感到擔憂。

　　為解決關鍵性的鐵路問題，日本和東北當局之間舉行了多次的談判，均無實質性進展。1931 年1 月，“滿鐵”理事木村銳市和張學良親自進行交涉，但雙方要求相距甚遠，以至談判擱淺。2 月底，張將談判之任務交給新任命的東北交通委員高紀毅，自己赴北平辦公，而高亦于3 月赴津，談判遂無結果。當時，東北民間反對對日妥協(xié)的呼聲甚高，而“滿鐵”經(jīng)營狀況的不景氣使關東軍和“滿鐵”均傾向于“不惜以實力行動”來加以解決。尤其是關東軍，態(tài)度更“日趨僵硬化，反張的空氣打破了歷年的慣例，出現(xiàn)許多諸如事先不通知即進行軍事演習，包圍奉天城(即沈陽) 的演習，拒絕中國軍隊進入附屬地等事件”。

而日方提出的所謂“木神原農(nóng)場問題”、“十間房的陸軍軍用土地問題”等“懸案”，更加劇了東北形勢的緊張。

　　張學良此時認為，“中國沒有力量跟日本打”。1929 年的中東路事件，更減弱了他對東北國防力量的信心�！安�力議定書”在他頭上投下了沉重的陰影，既然他已認識到憑東北軍實力不能在與蘇聯(lián)人沖突中冒險成功，那么他在當時又能憑什么與日本人正面交鋒呢? 張的這種心態(tài)亦反映在東北軍的軍事布置上。

　　1930 年9 月18 日，正值蔣、馮、閻中原大戰(zhàn)呈膠著狀態(tài)時，張學良通電擁蔣，并率10 萬大軍入關，中原大戰(zhàn)即以馮、閻宣告下野而結束。然而張此次進兵關內(nèi)，雖獲河北、察哈爾地盤，但卻使東北邊防更趨薄弱。這些均為后來對日不抵抗之遠因。

　　(二)“萬寶山案”和“中村事件”。

　　1931 年7 月初，在長春市郊爆發(fā)了萬寶山事件，并誘發(fā)了令人震驚的朝鮮排華案，中日關系頓趨緊張。萬寶山事件發(fā)生后，東北當局采取抑制民眾、以防事態(tài)擴大的方針。7 月6 日，張學良電令東北政務委員會：“此時如與日本開戰(zhàn)，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賠款，東北將萬劫不復。宜亟力避沖突�！�7 月1 日，吉林省府主席到北平請示萬寶山案解決辦法。8 日，張學良在和其他東北要人磋商后，決定“對日寇‘隱忍自重’，基于和平手段，依據(jù)‘公理’，由東北政務委員會及吉林省政府負責解決事件”，并以此電令東北當局。

　　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中央對“萬案”亦持相同態(tài)度。7 月8 日，監(jiān)察院長于右任通過高紀毅轉告東北當局：
在外交方面，“應該以平靜態(tài)度處理抗爭”，不應讓民眾有“越軌行動”，極希望“東北同志也明察此理，勿出輕率舉措”。

蔣亦于7 月11 日致電張學良，要求東北當局抑制民眾運動；

12 日又密電張：“此非對日作戰(zhàn)之時。”

　　“萬案”還未了結，東北又發(fā)生了一起更大的涉日案子——中村事件。7 月中旬，關東軍探知，日諜中村震太郎等人被東北屯墾軍第三團秘密處死，遂藉此大做文章。8 月17 日，日方公布中村事件，日駐沈陽總領事林久治郎就此事與臧式毅舉行談判，但由于日本提不出多少有力證據(jù)，談判陷于停頓。而日本國內(nèi)則因中村事件，對華強硬論達到極點，形勢日趨惡化。9 月5 日，榮臻應召抵北平，請示處理中村事件辦法。據(jù)在臺灣的知情人回憶，張當時指示：“沉著應付，勿使擴大，敵果挑釁，退避為上。”榮把張的指示油印后發(fā)給各部隊，使其周知并貫徹執(zhí)行。9 月6 日，張學良亦向東北方面發(fā)了一個電報指令：“查現(xiàn)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wěn)慎。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釁，我方務須萬萬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從上面張學良對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的對策，可以看出東北當局極力避免與日人直接沖突，以啟戰(zhàn)端。而這種方針正是“不抵抗主義”提出的基礎。

　　 (三) 蔣、張在關內(nèi)面臨的挑戰(zhàn)。

　　關外風云驟緊，關內(nèi)形勢亦日趨嚴峻。張學良坐鎮(zhèn)北平，雖在一定程度上能安定北方之局勢，但反對派力量不容忽視。而在南方，忙于“剿匪”大計的蔣介石亦遇到國民黨內(nèi)更為猛烈的挑戰(zhàn)，因軟禁胡漢民而引起的反蔣運動愈演愈烈。1931 年5 月28 日，粵、桂派在廣州另組“國民政府”。同時，鄒魯?shù)冗�北上尋求各實力派的支持。7 月19 日，石友三在廣州派支持下公開叛蔣，率部進犯平津。一時間，粵系、桂系、晉軍、西北軍等各反蔣勢力大有聯(lián)盟成功之希望。

　　7月底，石友三軍在東北軍、中央軍及晉軍商震部的夾擊下覆敗。但東北軍主力部隊仍被“釘住”在華北，張學良身陷于動彈不得的境地。蔣介石需要張學良在北方為他“維持安寧秩序”，以便他“剿滅赤匪”，“削平叛亂”。

蔣當然不希望東北當局與日本人沖突而影響“大局”。故他和東北當局在處理對日問題上態(tài)度一致。

　　當時，日本國內(nèi)，“滿蒙獨立論”、“武力解決滿蒙”等各種狂熱的喊聲喧囂不已；

東北滿鐵附屬地一帶，各種軍事演習頻繁舉行。7月，沈陽的關東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在兵營內(nèi)偷偷架起了兩架24 厘米的榴彈炮，而柳條湖爆炸陰謀則早于6 月底就已策劃好了。

在關東軍劍拔弩張的氣氛中，東北當局總是小心翼翼，盡量避免與日沖突。面對敵人的挑釁，張仍以日軍“尋事”視之，認為“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而以不抵抗處之。

　　三、“不抵抗主義”的發(fā)展

　　在“不抵抗主義”的嚴令下，沈陽、營口、安東、遼陽等地一日之間盡失。21 日，日軍又毫不費力地占領吉林市；

22 日，日本朝鮮派遣軍又占鄭家屯、新民⋯⋯至9 月底，遼寧、吉林的大部均陷于敵手。10 月8 日，日機又轟炸遼寧臨時省府駐地錦州，“中國軍隊絕未還擊”。

　　張學良關于九一八事變的對策，在18 日當晚就基本確定。是日晚，他接到臧式毅、榮臻等人電話報告，即召集東北軍在平高級將領戢翼翹、于學忠、萬福麟等人緊急會議。張學良在會上表示：“這次日本軍隊尋釁，又在柳河溝制造炸壞路軌事件，誣稱我方軍隊所為。我們避免沖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證明我軍對他們的進攻，都未予以還擊，更無由我方炸壞柳河溝路軌之理，以免兵連禍結，波及全國�！� 次日凌晨6 點鐘左右，張又急召顧維鈞、湯爾和、章士釗等人繼續(xù)會商，會上決定采用顧維鈞提出的主張——“立刻電告南京，要求國民政府向國際聯(lián)盟行政院提出抗議，請求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處理這一局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 可見，張學良在當時的應急措施是一方面命令東北軍不要抵抗、避免沖突，一方面電請南京出面要求國聯(lián)公裁。

　　9 月21 日，蔣介石一回到南京，即在中山陵園官邸召集會議。會上確定設立特種外交委員會為對日外交的決策機關，對日避免擴大戰(zhàn)爭，向國際聯(lián)盟申訴，求得公平的決斷。22 日，蔣在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重申其“暫取逆來順受態(tài)度”之立場。

23日，南京國民政府發(fā)表《告全國國民書》稱：“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沖突，對于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zhèn)靜之態(tài)度�！� 由于東北當局在事變肇起時采取了“不抵抗主義”，所以蔣介石及南京國民政府當時也就準備利用這一既成事實，循外交途徑獲合理之解決。由是，東北方面提出的“不抵抗主義”遂得到國民政府之默認。

　　為世人矚目的國聯(lián)會議，終在10 月24 日做出重要決定，以13 票對1 票通過限期日本撤兵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開始并按序進行將軍隊撤退至鐵路區(qū)域以內(nèi)，俾在規(guī)定之下次開會日期(11月16 日) 以前，得完全撤退”。

豈料日方對此決議非但不加理會，且更于11 月4 日以修復嫩江橋為由進攻黑龍江守軍。華軍奮起自衛(wèi)，是為嫩江橋抗戰(zhàn)。

　　對嫩江橋抗戰(zhàn)，張學良實際上一開始就主張退讓。10 月14日，偽軍張海鵬部向嫩江橋進攻，張學良即令守軍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糜爛地方。于不聽令，炸毀江橋，阻偽軍之前進。

日人乃藉此向馬占山要挾。此時張學良則傾向于依靠國聯(lián)，或向日政府交涉，以抑制事態(tài)擴大。

江橋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他通電全國，一方面對馬占山軍的壯舉表示肯定，同時亦再度表示：“隨時飛報中央，轉報國聯(lián)要求制止�！�

　　11 月6 日，日軍占大興車站。11 日，關東軍通過其代表林少佐向馬占山提出最后通牒，要馬立即下野，并將軍隊撤出齊齊哈爾，限12 日內(nèi)作出答復。馬占山當即發(fā)電向北平張學良請示。12 日，張僅以六字電復馬：“飭死守，勿退卻�！�18 日晨，日關東軍第二師團向馬占山軍展開全線攻擊。馬部不支，遂退出齊齊哈爾，敗走海倫。

　　縱觀整個江橋抗戰(zhàn)，馬占山軍始終是孤軍作戰(zhàn)，未獲駐防錦州一帶東北軍的實力援助。當時馬軍參戰(zhàn)部隊為步兵8700 人，騎兵約3100 人，日軍參戰(zhàn)人數(shù)雖為5900 人左右，兵力包括野炮兵3 個大隊，野戰(zhàn)重炮兵1 個大隊，飛行2 個大隊，在武器上占有絕對優(yōu)勢，而且后援不斷。時駐錦州之東北軍正規(guī)部隊有十九旅，二十旅，十二旅等部，人數(shù)約在2 萬以上，加上警備隊、騎兵旅、教導隊、便衣隊等，總數(shù)不下5 萬人。

可是為了杜絕日軍攻錦之口實，駐錦軍隊皆“無戰(zhàn)斗準備”，更勿論增援黑省之舉。

　　張學良當時在關內(nèi)還有10 多萬大軍，亦按兵不動，坐視黑省省垣失陷。故江橋抗戰(zhàn)結束后，張學良受到輿論界之猛烈抨擊。1931 年11 月23 日，上海市民聯(lián)合會電國民政府，指責“張學良坐視日寇侵略東北，辱國喪地，放棄職守”。

全國學生抗日救國聯(lián)合會亦電請政府：“嚴懲張學良，克日出兵，援助馬占山�！� 而粵方人士攻擊尤甚。

　　齊齊哈爾陷落后，日軍即調轉兵力直撲錦州。張學良自9 月23 日即在錦州設立遼寧省政府行署及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行署，日人遂視錦州為張的“反攻據(jù)點”，必欲先除之而后快。11 月26日，為呼應土肥原發(fā)動“第二次天津事變”，關東軍即沿北寧路西進，迅速占領新民。27 日，關東軍又在裝甲車掩護下抵達繞陽河，與駐大虎山之東北軍十九旅激戰(zhàn)，并派飛機到溝幫子及錦州上空偵察。

　　在日軍咄咄逼人的攻勢面前，張學良是持何態(tài)度呢?他先是鐘情于所謂的“錦州中立化”方案。11 月底，張學良與日本駐北平公使館參事矢野真就“錦州中立化”問題舉行直接交涉，張在“個人贊成”此案的基礎上提出：
11 希望日軍最大限度不越過原遣地點即巨流河車站。21 須留少數(shù)軍隊在錦縣一帶即中立區(qū)域內(nèi)，以足敷防止匪患，維持治安為度。

但日本陸軍中央部和關東軍對設置中立地帶的方案都不感興趣。

據(jù)載，矢野非但不同意張的要求，而且每次談判“必將其要求華軍撤退條件提高，及將日方節(jié)制軍隊行動之諾言改以空泛的語句”。

　　張學良在與日代表談判之同時，已開始安排撤出錦州。顧維鈞聞訊后即于12 月3 日致電勸阻：“兄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 5 日，顧又與宋子文聯(lián)名再次電張：“現(xiàn)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御。”8 日，蔣也致電張：“錦州軍隊此時勿撤退�！� 為了給張打氣，蔣9 日又告張：“航空第一隊已令其限3 日內(nèi)到平，歸副司令指揮�！� 但據(jù)日方資料，張已于7 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動撤退的回答。

　　12 月3 日，日本犬養(yǎng)毅內(nèi)閣成立，其認為第一應考慮之問題，即增派軍隊一師團有半，前往東三省，以及‘勸令’東北當局將其軍隊撤入關內(nèi)”。

18 日，關東軍司令部根據(jù)12 日制訂的《進攻錦州的方略》，確定了《為反攻錦州向大凌河畔進軍的要點》和《進攻錦州附近敵陣地的內(nèi)定計劃》。同日，天津駐屯軍向陸軍部提出：“錦州的東北軍一旦果真遭受關東軍攻擊，似有輕輕一戰(zhàn)后即撤至關內(nèi)之意圖”，要求“將我軍主力調至山海關方面以東地區(qū)”，合殲張學良錦州部隊。但此項要求遭日本陸軍當局否定。

　　12 月15 日，蔣介石由于兩廣派的排斥宣布下野。次日，張學良亦辭去副司令職，改任北平綏請公署主任。20 日，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即“從事整理結束”。21 日，張學良電令第二軍司令部：
“當最近日本進攻錦州之時，我軍駐關外部隊理應防范，但若現(xiàn)政府方針未定時，自然不用錦州部隊進行防守，因而撤至關內(nèi)，該部隊駐地為遷安、永平、灤河、昌黎。”

　　同時，日軍的攻錦部署已全部就緒。22 日，關東軍和陸軍部均發(fā)表聲明，稱其攻錦行動是基于自衛(wèi)權利的當然“剿匪”運動，日軍隨即進占通江口和法庫。

　　錦州危急之際，南京方面電張學良抵抗。24 日，吳敬恒致電張學良：“當此外不見格于強盜之倭賊，內(nèi)不見容于賣國之國賊，而錦州力抗，孤注一擲，尚何待于再計?”25 日，國民政府即令張學良，要他“積極籌劃自己，以固強圉�！� 張則復以長電，抱怨說：“是為我以東北一隅之兵，敵強鄰全國之力，強弱之勢，相去懸絕，無論如何振奮，亦必無僥幸之理! ”他要求國府速增撥現(xiàn)款及軍火以為實際支持，“否則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縱使殫竭愚誠，亦必無濟于事”。26 日，他在復國民政府抵抗電中又陳述自己的困難及擔憂，表示：“空言固守，實際有所為難�！�

　　28 日，關東軍第二師團開始向錦州發(fā)動進攻，29 日，盤山陷落，十九旅六五五團李德才營“一營全被繳械”。

中國的鐵甲車隊更退向胡家棚子。同日，榮臻從北平謁張返錦，即召各將領開會，下令各軍撤退。錦州撤退開始后，國民政府還發(fā)來急電，要東北錦州駐軍“無如如何，必積極抵抗”。

但至1 月2 日，東北軍隊已從錦州撤退完畢。次日上午，日軍兵不血刃占領錦州，拔除了張學良的“反攻據(jù)點”。

　　錦州之“役”據(jù)榮臻的代表講：“我軍損失極大，彈藥無繼，死亡約5000 余名�！� 張學良亦稱：“我軍奮勇應敵，激戰(zhàn)十晝夜之久，前仆后繼，死傷蔽野�！� 然據(jù)記者在山海關、秦皇島等地訪問撤退后的錦州臨時政府人員及東北軍將士得知：“與日軍相抗者，乃為民團、學生、退伍軍人及‘馬賊’混合組織之義勇軍。至東北正式軍隊，則固未餉日軍一彈，而系自動撤退也�！薄爱旈_始撤退之際，日軍主力尚在新民，旋即追蹤而至⋯⋯” 錦州幾乎是被拱手讓給日本人的。

　　至于錦州撤防之個中緣由，錦州當局則有自己的一番道理。榮臻之代表王達曾對《大公報》記者談及三大“重要原因”：
一曰無飛機，空中不能抵抗；

二曰無法防御敵之裝甲車；

三曰需舉國一致。這三點中，只最后一點則道明了真相。張學良之“易幟”本是為了借助南京中央及全國之力量來對付日本。

但他不愿在無全國發(fā)動的情況下同日本人開戰(zhàn)。錦州淪陷后，汪精衛(wèi)曾赴平訪張，并怪張之不抵抗，而張表示：“你想利用我部下的生命和你的政治生命做交易，那我是絕對不干的! ” 東北軍將領王化一亦在日記中記道：漢公表示“不為瓦碎”的主張。他說：
如果是“玉碎”還可以碎，要是“瓦碎”則不必。

所謂“玉碎”、“瓦碎”，系指全國抗戰(zhàn)與東北軍單獨抗戰(zhàn)而言。張學良非常清楚：“錦戰(zhàn)一開，華北全局必將同時牽動”，“且自錦縣以西，如秦皇島、塘沽、天津，地處濱海，門戶洞開，錦縣一帶，一有沖突，彼必同時以海軍威脅我后方，并擾亂平津，使我首尾難顧�！� 他擔心，非但錦州不可守，連華北地盤亦不保了。

　　另外，當時的關內(nèi)局勢亦使張學良不敢在錦州同日軍決戰(zhàn)。韓復榘、閻錫山環(huán)窺東西，平津等地反張運動方興未艾，再加上軍費不足，政府財政捉襟見肘等問題，張學良在華北的地位日益受到各方面的威脅。而蔣之突然下野及素來反張的廣東派之上臺，更使他不得不考慮來自南面的危險。如此境地下的張學良，怎么會有可能令東北軍迎擊“武器精良的日軍”呢?

　　張撤退錦州，在一定程度上也與受日人之騙有關。據(jù)《申報》記者采訪局中人后稱：
當日軍發(fā)動攻錦之際，榮臻急至北平謁張�！捌鋾r張正與日人交涉。日方允到大凌河為止，東北軍撤至關內(nèi)，錦州省政府任其存在，蓋即無形中實現(xiàn)所謂中立區(qū)也。榮臻當即返錦，令各軍撤往關內(nèi)”。

關東軍在進攻錦州途中，亦認為“矢野參事官等人有可能向張學良許過這類諾言”，故決定派第二十師團速占錦州，以阻止該方案的實行。矢野也確于12 月25 日、29 日與張學良談判，并力勸張自動撤兵，否則沖突必不可免。張在日本人威脅下受騙撤兵，而關東軍的蠻橫使張的幻想成為泡影。

　　四、“不抵抗主義”之最后一幕

　　日本對熱河的侵略企圖，早就盡人皆知�！皾M洲國”成立之時，熱河即被劃為其一行省。國聯(lián)調查團在東北時，偽滿當局向其聲明“滿洲國國境，系以萬里長城為界”。

錦州得手之后，關東軍圖熱愈急。時主熱者為湯玉麟。湯治熱期間，惟販賣煙土、克扣軍餉是務。九一八事變之后，他首尾兩端，既與偽滿通氣，又對張學良逢迎，以保熱省地盤。而其部下如崔興武、董福亭兩旅，早密向日方輸誠。

　　鑒于熱河形勢之嚴峻，蔣1932 年7 月初就給張學良指出兩種解決方案：
一是“先派兵三旅用夜間動作到熱河附近，使倭與湯皆不及防，一俟我軍接近熱河，再調湯至察省，則湯必遂令，倭亦無法”；

二是“先占熱河，而暫棄平津，亦在所不惜”。他并請蔣伯誠囑張：“此事萬不可預先商湯，否則無異使湯召倭軍占熱也�！� 但張學良與張作相等商量后，乃棄置蔣之計劃，并以此事告湯。蔣遂在失望之余，再建議張，“此事既已與湯子提出，乃不可再三延緩”，“務請從速派隊星夜馳進，以免受制于倭”。

可是張學良仍主張先與湯玉麟商妥，再派兵入熱。湯早已視熱河為其私產(chǎn)，不欲他人染指。他拒絕東北軍開進熱境。直到7 月17 日，日軍突攻朝陽，湯才被迫允張派2 旅入熱。是月底，張學良再以步兵4 旅集中熱邊，與湯商以其增防熱境，而湯自稱足以應付，力阻其入境。后幾經(jīng)協(xié)商，湯才允該軍駐熱南。張學良當時在關內(nèi)擁有精兵10 多萬，東北義勇軍在東三省的抗日運動正處高潮，他完全可以出兵一舉占熱，以絕后患。但到熱戰(zhàn)爆發(fā)時，張所屬東北軍僅上面6 旅用于熱防，且遼熱接壤處及熱河省府承德等要地，均任由湯軍防守。

　　1933 年元旦，日軍自演爆炸案于山海關鐵路守備隊門前，2 日遂藉此進攻中國駐關部隊。3 日，山海關在日軍猛烈進攻下陷落。日軍攻榆主要為牽制張學良增兵熱河，并威脅平津。1 月21 日，日外相內(nèi)田康哉公然宣稱對熱河問題甚為關切。27—29 日，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連發(fā)了3 道攻熱命令，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此時，中國方面用來防守熱河的兵力，包括湯軍、萬福麟軍、馮占海軍、孫殿英等部，約有七八萬之眾，但有實際作戰(zhàn)能力者僅萬部于兆麟、繆徵流、沈克等旅。蔣介石不停地電催張學良派張作相赴承德坐鎮(zhèn)指揮，并令陸軍大學校長楊杰率幕僚赴平襄助。2 月17 日，宋子文、張學良等同赴承德，鼓勵湯玉麟之守土決心。

　　2 月23 日，關東軍兵分3 路總攻熱河。不出3 日，熱河第一道防線即因守軍叛逃和潰敗，而被敵攻破。到3 月2 日，熱境要地盡失，而湯玉麟毫無戰(zhàn)意，承德城中彌漫了“不抵抗”之空氣。

3 日，敵軍陷平泉，湯則率所部一旅一團放棄承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逃至灤平。日軍川原部隊聞訊，即以128 人之先遣隊急趨承德，于次日順利進城。熱河守軍至此已是全線崩潰。張學良之反攻計劃亦告流產(chǎn)，日軍直抵長城各口。

　　旬日之間，熱河全陷，頓時輿論大嘩，一致要求嚴懲湯玉麟及負熱河抗戰(zhàn)重責之張學良。5 日，立法院長孫科在滬提出：“在前線指揮之湯玉麟等各軍長官，應予嚴懲；

即負責最重之張學良，亦應立即引咎辭職，以謝國人�！�7 日，監(jiān)察院長于右任呈文中政會，要求“將違犯命令失陷地方之張學良、湯玉麟等，盡快懲治，以肅綱紀�！� 全國商會聯(lián)合會、上海市商會、上海市地方協(xié)會等公團亦聯(lián)名致電南京，痛責張學良等人。

眾怨沸騰之下，張學良于7 日晚向中央提出辭職。9 日，蔣北抵保定，與張學良、宋子文面商熱戰(zhàn)善后。11 日，張通電下野，一月之后即由滬赴意大利。

　　熱河之戰(zhàn)中，不能說張學良未作抵抗，但他將東北軍大部留駐冀察觀望，則表明他未下全力抵抗決心。熱境險要之地，防守部隊如湯軍、晉軍、義勇軍等均無多大抵抗力，戰(zhàn)局一開，即告崩潰�？v萬部東北軍“抗戰(zhàn)皆甚艱苦”，師、團長均有犧牲，亦無法挽回敗勢。故縱觀此役，張雖無“不抵抗”之意，但一誤再誤的軍事部署，及湯玉麟的不戰(zhàn)而逃，朝陽童旅的臨陣叛變等，卻使“不抵抗主義”得到最后一次表演。

　　熱河已陷，長城各口告急。蔣以何應欽為軍分會委員長駐北平，自己坐鎮(zhèn)保定部署長城抗戰(zhàn)，將中央軍之徐庭瑤、關麟征、黃杰各部調駐密云，守古北口；

以宋哲元、劉汝明、趙登禹之西北軍，援喜峰口，守羅文峪；

以王以哲、何柱國、萬福麟之東北軍，分守灤東、冷口、界嶺口，共計中央軍11 師，東北軍12 師，西北軍、晉軍13師，總計兵力近35 萬人。長城抗戰(zhàn)從3 月5 日開始打響，關東軍首次遭到中國軍隊有力抵抗。我軍在長城各口盡力防守，各軍表現(xiàn)卓越，戰(zhàn)況慘烈，傷亡數(shù)萬。長城抗戰(zhàn)中，中國軍隊用鮮血洗去了“不抵抗主義”的恥辱。

　　五、“不抵抗主義”的影響和教訓

　　“不抵抗主義”自1931 年9 月18 日晚由東北地方當局公開提出，至1933 年3 月3 日湯玉麟以放棄承德的實際行動為它畫上句號，雖為時不長，但其所鑄成的惡果卻無窮。下面試舉4 點：

　　 (一)“不抵抗主義”的執(zhí)行，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機。

　　東北四省面積為128 萬多平方公里，占當時全國面積的1115% ，3 倍于日本本土。依當時統(tǒng)計數(shù)字，東四省大豆占全國產(chǎn)量70% ，森林面積占全國37% ，遼寧鐵礦儲量占全國79%、產(chǎn)量占37% ，煤產(chǎn)量占36% ，石油儲量占50% ，東三省發(fā)電量占全國23%；

出口貿(mào)易占37%；

鐵路公里長占41%。

東北在全國之經(jīng)濟地位極為重要。在國防上，東四省戰(zhàn)略意義更大�！皷|北為華北各省的屏藩，平津內(nèi)地的唯一門戶”，東省既去，“華北各地隨時都有敵軍壓境之可能，攫取平津更是易如反掌”。

自熱河失陷之后，華北門戶更是全部向日敞開。日本之所謂“華北分離”工作亦隨即展開，日軍之挑釁事件紛起，華北危機四伏，最終釀成盧溝橋事變，日本借助東北四省的富源走上了全面侵華之路。

　　 (二)“不抵抗主義”的執(zhí)行引起全國輿論界的廣泛抨擊，致使國內(nèi)政局更加混亂。

　　九一八事變之時，民眾對中國軍隊的忍辱退讓及“不抵抗主義”的論調，雖大多數(shù)人認為是一種“無可掩飾的極端無恥”，但還有人抱理解的態(tài)度。而嫩江橋馬占山孤軍抗戰(zhàn)，張學良坐視不援，以至齊齊哈爾失陷，則受到社會普遍的譴責。及錦州撤防，東北軍不戰(zhàn)而退，輿論界攻擊更烈，甚至要槍斃張學良者有，要張學良自殺以謝國人者亦有。公眾對政府態(tài)度日趨不滿，以至于外交部長王正廷被毆，國民黨中央黨部委員蔡元培挨揍，駐國聯(lián)代表施肇基亦被打傷。

錦州危機期間，蔣介石最終下野，而新成立之政府亦受不住輿論的重壓，旋即辭職。熱河失守后，張學良被迫辭職，國內(nèi)各界詬病執(zhí)政黨，要求還政于民的呼聲日盛。蔣介石乃忍痛中止他的“剿匪”大計，迅速北上，安定人心，被迫作出抗戰(zhàn)的姿態(tài)。

　　“不抵抗主義”的奉行使東北四省盡失，南京國民政府威信掃地，反對勢力借此施以猛烈攻擊。及至“七七”抗戰(zhàn)后，雖然民族危機的加深促成了國內(nèi)各派的暫時統(tǒng)一局面，但這種統(tǒng)治基礎之薄弱并未消除，這點在抗戰(zhàn)期間及戰(zhàn)后均有表現(xiàn)。

　　 (三)“不抵抗主義”的執(zhí)行，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

　　九一八事變之時，關東軍未遭中國軍隊抵抗因而狂妄異常。其司令官本莊繁在給日本天皇的奏折中狂稱：“臣等敢放言之，對支那領土，可于3 個月內(nèi)完全占領也�！� 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亦吹噓：“只要有竹槍2 百萬加上大和魂，就是對蘇作戰(zhàn)亦不足為懼! ” 軍事冒險的連續(xù)成功更刺激了日本的侵略胃口，它最終敢于發(fā)動了全面侵華戰(zhàn)爭。

　　關東軍連續(xù)冒險的成功也加速了日方各侵華勢力的協(xié)調統(tǒng)一。本來關東軍的急進之舉與東京方面的緩圖之策分歧。九一八事變之初，日政府曾令關東軍“勿擴大事態(tài)”，然關東軍并不完全服從軍部命令，軍部亦無視政府內(nèi)閣之決議。因此，出現(xiàn)了關東軍“先斬后奏”，而軍部及政府事后予以承認的情形。但由于關東軍連連得手，及至1931 年底傾向于“不擴大方針”之若木規(guī)內(nèi)閣倒臺后，犬養(yǎng)毅上臺執(zhí)政，便與關東軍及軍部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態(tài)度趨于統(tǒng)一。占領錦州后，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更為膨脹，終于在1932年3 月退出國聯(lián)。日本各派侵華勢力完全融于一體，這在熱河之戰(zhàn)中得以充分體現(xiàn)。如1933 年2 月23 日，關東軍進攻熱河的炮聲和日外務省向中方提出的要“中國軍隊退出熱河”的備忘錄遙相呼應。

　　 (四)“不抵抗主義”的執(zhí)行，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如果說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與蔣介石實行“不抵抗主義”是為了使中國獲得國際同情，依靠國聯(lián)使日本盡速撤兵的話，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抵抗舉動，徒使國際輿論相信日方片面的宣傳，認為中國是個未統(tǒng)一的國家，中國軍隊只勇于內(nèi)戰(zhàn)而怯于對外。尤其是國聯(lián)在通過限期日軍撤兵案之后，中國軍的錦州撤防更使外人認為中國軍隊毫無戰(zhàn)斗力，不敢迎擊敵人。“李頓調查團報告書”被國聯(lián)大會接受之時，各“友好國家”均希望中國“堅決抗日”。

但“中國在熱河的軍隊非但沒有守住陣地，抵抗日軍進攻，而且接二連三地放棄了戰(zhàn)略要地”。“(中國軍隊) 士氣不振，叛國變節(jié)、潰亂敗退，未經(jīng)一戰(zhàn)就喪失國土”。

國恥之深令中國駐國聯(lián)代表處境尷尬，甚至聯(lián)名申請辭職。

　　而由于中國的“不抵抗主義”，日本毫不費力地攫取了大片中國領土，國力大增。這促使一些國家認為中國是個完全不能保持自尊和獨立的國家，不配被視為國際大家庭中具備獨立自主標準的一個成員。此類看法助長了各國對日本侵華的綏靖態(tài)度，致使中國利益受到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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