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中日關系曾處在一個潮起、潮落后的轉折點。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日關系在天時、地利、人和因素的推動下，逐漸迎來了和平友好的“漲潮期”。兩國領導人互訪頻繁，政府間協商機制不斷完善，各領域交流與合作也不斷深化。雖然“漲潮期”也有小股支流或逆流，但總是被及時排除，兩國友好潮流沒有出現逆轉。1992年，以江澤民訪日和日本天皇夫婦訪華為標志，中日友好達到了一個高潮。
　　然而，1993年以后，中日關系卻開始陷入“潮落期”。蘇聯解體、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美國把中國視為下一個潛在對手，加大了“扶日抑中”的力度，而日本也隨之轉向“挾美制華”。隨著日本政界“總體右傾化”趨勢的出現，從這種趨勢中抬頭的主張“修正1972年體制”的對華強硬勢力，對中日復交時形成的政治基礎發(fā)起了沖擊。1995～1996年，中日間在歷史、臺灣、領土、安全、經援等問題上發(fā)生了一系列摩擦，兩國關系陷于復交以來最冷的低谷。
　　合則兩利，斗則兩傷。1997年9月日本首相橋本龍?zhí)�郎訪華，是中日修復相互關系的重要一步。在此基礎上，1998年11月江澤民主席訪日，中日發(fā)表了第三個政治文件――《中日聯合宣言》，宣布兩國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fā)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
　　經過了上述轉折，中日關系止跌回升，重見潮起。2000年5月，由5000多名日本各界人士組成的文化觀光交流使節(jié)團訪華；同年10月，朱基總理對日本進行了一次旨在“增信釋疑”的訪問。中日政治關系出現了良好的發(fā)展勢頭。中國的對日政策進入了更加穩(wěn)定、積極的運行軌道。
　　2001年是21世紀的肇始之年。孰料這一年卻成了中日新一輪摩擦高發(fā)期的起始年。日本政府審定通過歪曲歷史的中學教科書，森喜朗在下臺前匆忙給李登輝訪日發(fā)放簽證，日本對中國發(fā)動“大蔥貿易戰(zhàn)”……這一系列事端，給中日關系發(fā)展帶來了一股逆流。這一年4月上臺的小泉純一郎，更是以連年執(zhí)意參拜靖國神社的強硬姿態(tài)，把中日關系打入了比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那次“政冷”低谷更長、更冷的“潮落期”。
　　隨后，物極必反的道理再次在中日關系中得以應驗。經過5年半的“小泉政治”時代，“參拜疲勞”癥狀開始在日本社會蔓延。2006年9月上臺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任伊始就著手修正小泉路線，改善對華關系。中日雙方就消除小泉“參拜”造成的“政治障礙”達成了共識。在此基礎上，安倍首相于當年10月8日～9日對中國進行了“破冰之旅”。
　　中日關系又見潮起。經過2007年4月溫家寶總理對日本的“融冰之旅”和同年12月日本新首相福田康夫對中國的“迎春之旅”，暖潮不斷升騰，中日關系迎來了新的機遇期。這一輪潮起，格外令人期待。
　　
　　■“戰(zhàn)略”二字的故事
　　安倍首相訪華時，提議兩國建立“戰(zhàn)略互惠關系”，中國領導人接受了這一建議。而10年前，當時的小淵內閣還曾拒絕在中日關系上使用“戰(zhàn)略”一詞。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與俄美等各大國之間紛紛宣布建立“戰(zhàn)略伙伴關系”，中日之間是否也要建立這種關系？
　　10年前，在雙方擬定《中日聯合宣言》的過程中，日方表示不采納“中日戰(zhàn)略伙伴關系”這一用語。據當時日本各界的反應，“戰(zhàn)略”一詞只能用于日美關系。到了21世紀初，日本政府又在中日副外長級戰(zhàn)略對話中極力回避“戰(zhàn)略”一詞，從而硬是把戰(zhàn)略對話降一格，稱之為“綜合政策對話”。
　　日語中的“戰(zhàn)略”一詞帶有濃厚的“軍事”或“策略”的涵義。因此日方對與中方建立“戰(zhàn)略”關系頗為躊躇：一是不愿招致美國對“日中聯手”的猜疑；二是因“戰(zhàn)略”概念是中方首先提出的而對此抱有抵觸心理；三是認為日中之間尚不具備建立“戰(zhàn)略伙伴關系”的條件。
　　安倍首相剛上任就提出與中國建立“戰(zhàn)略互惠關系”，是日本決策層首次在對華關系定位上使用“戰(zhàn)略”一詞。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日間的戰(zhàn)略疑慮主要來源于日美同盟“再定義”造成的中日“安全困境”。中日能否走向“戰(zhàn)略互惠”，首先取決于日本能否妥善處理對美、對華關系，亦即取決于中美日能否通過增進安全互信來消除結構性的“安全困境”。
　　對日本來說，對美、對華關系是最重要、但又最難平衡的兩對雙邊關系。在古代，中國曾是日本引進文字、制度、技術與藝術的主要來源。在當代，美國成為日本在外交、安全和經濟上最為依賴的國家。近年來，中國對日本的重要性又在迅速上升。
　　中美“越頂”握手，是日本最為擔心的事情。1971年的“尼克松沖擊”，是日本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1998年6月克林頓總統訪華時沒有在日本停留，給日本各界精英帶來了小型的“克林頓沖擊”，再次引發(fā)了被“越頂外交”疏落的危機感。這使日本感到，美國對日本從“敲打(bashing)”變?yōu)椤袄@行(passing)”，最后，日本又在美國心目中變得“無足輕重(nothing)”。2005年以來，布什政權開始敦促小泉不要繼續(xù)以“參拜”行為惡化對華關系。這一含蓄的“布什沖擊”，是促使安倍上臺伊始即向中國示好的重要因素。
　　中美日關系擺脫“二對一”的心理誘惑而進入良性互動軌道，是中日走向戰(zhàn)略合作的重要條件，也是符合三國利益的最佳狀態(tài)，同時也是日本走向“普通國家”的正道。
　　中日走向“戰(zhàn)略互惠”，首先要進行真正的“戰(zhàn)略對話”，致力于走出“安全困境”。近年來，日本與美國推動軍事一體化、構筑導彈防御系統、進行以干預臺海局勢為目的的軍事演習；一些日本政治人物也不時表現出“冷戰(zhàn)”思維，要構筑什么“價值觀聯盟”，試圖在中國周圍構筑起一堵意識形態(tài)的圍墻；一些日本“專家”津津樂道于陳舊的地緣政治觀念，先是武斷地規(guī)定中國是大陸國家、日本是海洋國家，然后又渲染“海洋勢力必然與大陸勢力相對立”，宣稱“臺灣海峽是日本的生命線”。對于這些恣意加深“安全困境”的做法，中日政府和各界有識之士應通過戰(zhàn)略對話加以排除。
　　
　　第二，要全面推動各領域的“戰(zhàn)略互惠”合作，增進相互信任。中日應繼續(xù)推動兩國政治關系“回暖”進程，提升安全對話與軍事交流的檔次，緩解乃至努力解決領土與海域問題，開展大型經濟項目合作。此外，中日還應共同推動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在朝核等地區(qū)熱點問題上堅持勸和促談的立場，推動地區(qū)安全合作機制的建立，強化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在解決環(huán)境、貧困、氣候變暖等問題上加強雙邊與多邊合作，進而逐漸在反恐、維和、援助、聯合國改革等更廣泛的國際問題上加強政策協調。
　　第三，要堅持不懈地推動兩國民眾與輿論層面的相互理解與和解進程。隨著兩國政治關系的“回暖”，中日相互輿論和民眾感情呈現出逐漸好轉的趨勢。中日雙方應當充分認識到增進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賴的重要性、艱巨性和長期性，以極大的耐心、持之以恒的態(tài)度和切實有效的措施來推動這一進程。
　　
　　■抓住“回暖”機遇
　　2007年9月25日，“老成持重”的福田康夫出任日本新首相。
　　福田上臺的深層背景，是日本國內新民族主義思潮的回落，以及新自由主義改革和新保守主義政策的遭棄。新保守路線占據主流地位數年之后，日本政治的鐘擺回到了“渴求中庸”的一邊，大任降在“富有平衡感”的福田身上。
　　福田臨危受命，面對著諸多內政困難，但他在外交上卻有著獨特的優(yōu)勢。福田上臺，給中日關系帶來了難得的“福田機遇”。在他任內，歷史問題有望繼續(xù)走向軟著陸，臺灣問題有望得到更好的處理，日本“價值觀外交”進入低潮期，中日輿論氛圍亦有望得到進一步改善，中美日之間也可能開始探索共贏框架。
　　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30周年。胡錦濤主席對日本進行的訪問，無疑是今年中日關系的重頭戲。此次訪問是中日雙方總結經驗與教訓、進一步發(fā)展共同利益的良好機遇。通過胡主席訪日，中日兩國在建設“戰(zhàn)略互惠”關系的進程中有望“更上一層樓”。
　　經過十余年的相互關系調整，中日相互戰(zhàn)略摸底時期趨于結束，兩國關系的焦點正從歷史問題上的情感碰撞轉移到戰(zhàn)略問題上的利益博弈上來。中日能否抓住機遇，推動相互關系持續(xù)發(fā)展，使其從“恢復性發(fā)展”向“實質性發(fā)展”平穩(wěn)過渡，將是其“回暖”進程的關鍵所在。
　　過去十余年間，面對中國崛起這一“百年未有之變局”，日本各界精英和輿論經歷了嚴重不適應、過度反應、劇烈排斥等心理與行為癥狀。近年來，日本各界看待中國發(fā)展的目光逐漸變得相對客觀和冷靜，“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日益成為其思考中國問題的基點。
　　中國同樣面臨如何看待日本的課題。過去的十年，中國各界的日本觀經歷了幾個階段性的變化。在國力判斷和心理上，則有“輕視日本”和“夸大日本”兩種截然相反的反應；在認識方法上，則有“注重情感”、“呼喚理性”、“道德批判”、“戰(zhàn)略判斷”等多種類型。
　　應當看到，目前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民眾感情和輿論氛圍還是相對脆弱的。雙方應對當前的回升勢頭倍加珍惜。另一方面，中日關系正日益走向社會對社會、民眾對民眾的大眾交流時代，政治關系波動所能產生的影響也將繼續(xù)相對減弱�！爸腥沼押�，歸根結底是人民的友好。”這句話將越來越被證明是一句至理名言。（金熙德）
　　 (摘自《環(huán)球》2008年第9期，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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