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孫中山1905年成立同盟會伊始，到新中國成立，在四十余年艱苦卓絕的建立新中國的過程中，南洋華僑都在關鍵時刻提供了強大的經濟支援，為新中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新中國成立后，許多愛國華僑在黨的號召下紛紛回國，投身到祖國的建設中。在這些愛國華僑中，有一對父子格外引人注目，他們廣受海內外僑胞的愛戴，將他們全部家產和畢生精力都奉獻給了祖國。他們就是曾分別擔任中國僑聯第二屆、第四屆主席的莊希泉、莊炎林父子。
　　
　　因為年輕時養(yǎng)成的酷愛運動的習慣，今年90歲的莊炎林老先生身體健康、耳聰目明、思維敏捷。建黨90周年之際，也是莊炎林入黨71周年。回顧自己一生的足跡，16歲時在上海參加童子軍抗日戰(zhàn)時服務團，17歲在廣西參加抗日學生軍，19歲入黨，先后在廣西、廣東和上海于白色恐怖時期秘密從事地下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在福建僑鄉(xiāng)工作多年，53歲任中國駐坦桑尼亞經濟代表，負責幾十個經援項目，包括修建坦贊鐵路，57歲主管旅游事業(yè)，引進外資建設我國第一批合資飯店，60歲負責僑務工作，現以90歲高齡活躍在海內外僑界……一生為新中國的創(chuàng)建和成長鞠躬盡瘁，莊炎林對祖國有著難以言說的深切感情。而其父莊希泉和母親余佩皋，更是以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抒寫了一代僑領的愛國情懷。
　　
　　祖國危難之時挺身而出
　　為革命傾家蕩產歷艱險
　　莊希泉出生于福建廈門虎頭山下一戶家境殷實的經商人家。19歲時被父親送到自家在上海開設的“莊春成”商號學習經商。在那里，他結識了一群追隨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革命人士，并深受革命思潮的影響。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上海成立軍政府�！柏斢眉比缧腔穑�籌款難于登天”，資金成為軍政府面臨的最頭疼的問題。在當時財政總長沈縵云的大力推薦下，年僅23歲、被沈縵云評價為“精明穩(wěn)重、有經商頭腦，又極富革命熱情”的莊希泉肩負重任，只身帶領六名工作人員下南洋籌款。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莊希泉憑借過人的膽識和優(yōu)秀的口才，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籌款幾百萬大洋，不但提前超額完成任務，也由此結識了很多愛國華僑。一路上，身邊的六名工作人員或投親靠友在外謀生，或沉溺于國外的紙醉金迷趁勢開溜，最后，只有莊希泉一人回國復命，將為革命所籌巨款如數交給軍政府。
　　1912年4月，辛亥革命果實為袁世凱竊取，孫中山被迫辭去大總統(tǒng)職務，并著手開始實業(yè)救國的工作，在上海創(chuàng)辦中華實業(yè)銀行。莊希泉再次臨危受命，二下南洋負責發(fā)行中華實業(yè)銀行的股票。不到三個月，成功超額募股600萬元。
　　孫中山討袁失敗后，被迫再度流亡日本。之后，沈縵云被袁世凱的特務投毒暗殺，莊希泉被迫前往新加坡。在那里，他的經商天賦得到發(fā)揮，很快發(fā)展成為當地頗有名望的實業(yè)家。有了經濟實力后，莊希泉萌生了教育救國的想法，打算在新加坡創(chuàng)辦一所華僑學校。他聯系了當地幾位華僑，并聘請了出身蘇州書香門第、一直致力于女子教育的余佩皋擔任校長，于1917年創(chuàng)辦了“新加坡南洋女子學�！保ê蟾拿�南洋女子中學，至今還在，為新加坡名校）。在共同奮斗中，兩人感情日漸深厚，結為伉儷。
　　1917年，因為對抗英殖民政府對于華僑辦學校的教育苛例，莊希泉被捕入獄。但他不畏強權，一紙訴狀將新馬總督政府告上了英國樞密院。雖然官司打贏獲釋，但不久，英殖民當局又以莫須有的罪名再次抓捕莊希泉入獄，并宣判“永遠驅逐出境”。
　　莊希泉、余佩皋夫婦輾轉回到國內后，在廈門創(chuàng)辦了“廈南女子師范學�！保ê蟾拿�“廈南女子中學”），同時繼續(xù)積極投身革命，夫婦兩人雙雙加入了孫中山倡導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并均任福建省臨時省黨部執(zhí)行委員。廈南女中和他們的家也成為活動的重要據點。1921年，他們的兒子莊炎林出生了。
　　1934年，余佩皋因為常年為興辦教育和革命事業(yè)奔波積勞成疾，患上升性脊髓炎不幸去世，年僅46歲。這時候，他們唯一的兒子莊炎林只有13歲。
　　1937年，莊炎林加入了上海童子軍抗日戰(zhàn)時服務團，1938年，加入廣西抗日學生軍，1939年，開赴桂南前線，1940年在桂林入黨。
　　1942年，正是抗日戰(zhàn)爭最艱苦的時期，中共廣西地下黨遭到破壞，經濟上陷入極度困難狀態(tài)。時任廣西大學中共地下黨支部書記、省委交通聯絡員的莊炎林為了幫助地下黨渡過難關，在和父親商量后，決定冒險回到被日寇占領的香港，變賣多年積攢下來寄存在朋友家的20箱家產。經廣西省工委書記錢興批準后，莊希泉、莊炎林父子和柳州地區(qū)黨委負責人梁林等7人，一路艱辛徒步跋山涉水輾轉經廣州灣到澳門。由于莊希泉目標太大，由莊炎林和張應麟等3人潛入香港，在朋友的幫助下，將20個箱子突破重重封鎖線運出，變賣后幫助地下組織渡過了難關。
　　新中國成立之前，莊希泉受周恩來之托，作為中共中央特使前往新加坡動員邀請著名華僑領袖陳嘉庚回國參加全國政協(xié)會議，共同建設新中國。陳嘉庚欣然接受了莊希泉的建議，應邀于1949年5月回國，后擔任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莊希泉擔任中央人民政府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莊希泉在南洋華僑中有著崇高的威望，不僅因為他為人正直守信，性格剛毅，更因為其盡一生之力報效祖國，不畏艱難險阻，無半點私心雜念，令人欽佩。
　　
　　繼承父母之志求真理
　　興建合資飯店忍辱負重
　　莊炎林從小耳濡目染，受父母愛國思想影響，小小年紀便有了革命救國追求真理的抱負。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莊炎林在上海白色恐怖的艱險環(huán)境里擔任地下黨《上海人民報》總編輯和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會秘書處負責人。上海解放后，他負責招收上海知識青年隨軍南下服務團南下福建，在福建省負責過青年工作、體育工作和地方黨政工作。1974年調外經部后被派往非洲擔任中國駐坦桑尼亞的經濟代表，負責幾十個經援項目，包括最大的坦贊鐵路項目。
　　1978年，莊炎林出任新成立的中國旅行游覽事業(yè)管理總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當時，塵封多年的國門打開，隔絕已久的僑胞和港、澳、臺同胞回鄉(xiāng)探親人潮洶涌，外國旅游者也紛至沓來，當年全國旅游入境人數達180多萬人，是以往20年的總和。但北京當時僅有七家涉外飯店，床位5200張，而實際用于旅游接待夠標準的僅1000張左右，游客住宿成了令人頭疼的問題。有時不得不把游客送到天津甚至南京去住。1979年，美國提出17萬人來華旅游，因為無法解決住宿問題，有關部門答應只能來兩萬人。酒店發(fā)展的滯后，成了整個旅游業(yè)的瓶頸。莊炎林意識到，建設高檔旅游飯店已勢在必行，可是對于剛從十年浩劫中走出來的中國來說，這件事無異于天方夜譚。
　　莊炎林提出，海內外的僑胞手中有大量游資，很多人也有意投資，為祖國貢獻自己的力量，但缺乏政策的支持。
　　1978年，國務院副總理谷牧、陳慕華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牽頭成立了一個特殊的領導小組――“利用僑資、外資建設旅游飯店領導小組”。領導小組設辦公室，由中國旅游總局局長盧緒章兼主任，副局長莊炎林兼常務副主任。
　　第一批作為引進外資的大、中、小三個試點項目被批下來了：長城飯店（8000萬美元）、建國飯店（2000萬美元）、中國航空食品公司（100萬美元）。其中長城和建國兩個飯店項目就是由莊炎林負責主持論證、談判直至簽約、建設的。這中間，莊炎林頂著巨大的壓力。莊老回憶說，當時人們所爭論的不只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甚至上升到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問題。有人說，讓外國的資本家到北京的土地上來建設飯店、管理飯店是丟中國人的臉。
　　在國務院專門召開的常務會議上，反對者認為貸款建設建國飯店22年都還不清本息，還要欠債兩萬美元。而莊炎林拿出經專家研究論證的依據：快則六七年，慢則八九年，不僅能還清本息還能賺一個建國飯店。
　　沒有先例，沒有“合資法”，無任何條文可遵循，雙方爭執(zhí)不下，最后報到黨中央、國務院最高領導層，經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和國務院正副總理共16人圈閱審批，終于一錘定音：“建，作為試點，成功了推廣，不成功就這一個！”
　　建國飯店于1980年6月破土動工，1982年4月落成，僅用了22個月。1年后，建國飯店盈利150多萬元。之后又是一路凱歌，第二年盈利400萬，第三年盈利800萬，第四年盈利1500多萬，不到五年還清本息，十年所得利稅相當于7.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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