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的未來，沒有人會比中國人自己更關心，不過，當事人在看問題時，雖然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yōu)勢，也有著身居其中不識廬山真面目的劣勢，不論如何，聽一聽西方研究者的看法，總是有益的。
　　鄧小平已經使中國發(fā)生了令世人矚目的變動，他的任何一位繼承者，如果不重新定義或改變列寧主義的結構，就可能控制不住已經釋放出來的巨大社會能量。
　　自19世紀以來，改革者們一直期盼使中國富裕和強大起來，但是，這個愿望只有在毛澤東之后的時代實行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政策后才開始成為現實。如今，中國在國際舞臺的表現比其在本世紀的任何時候都要好，絕大多數中國人生活水準已經有改善和提高。然而，中國的成功也產生了各種新的問題。正如鄧小平等人所預見的那樣，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已經使社會被壓抑的能量和企業(yè)家的才干得到了釋放。但這些能量的釋放也使原先潛伏在社會表層下的不滿情緒，不時地公開表現出來。在經濟、文化、個人生活等方面，改革雖已賦予了人民相當的自由，但他們也削弱了黨和國家處理社會病態(tài)的能力。
　　鄧小平和他的繼承人承認，經濟改革需要使地方當局有更多的經濟權利，他們允許地方可以有一定程度行政自由。但他們可能沒有估計到，地方經濟決策權力擴大后會分散中央的政治權利。由于中國的經濟持續(xù)增長取決于地方的積極性、開放性與體制的多樣性，領導層試圖重新實現強大的中央指令負責的程度已經在減少，能直接參與國際貿易的沿海富裕省尤其如此。這些省與相鄰地區(qū)的經濟聯系，較之與北京的聯系要強得多――如廣東與香港、福建與臺灣、山東與韓國、黑龍江與俄國。當地方經濟利益與中央在諸如稅收、貿易等問題上的指令有矛盾時，這些省往往并不十分情愿執(zhí)行中央的指令。
　　除了西藏、內蒙、新疆等邊疆的地區(qū)，90%以上的人口都屬于漢族。中國與前蘇聯的情況不同，在前蘇聯，俄羅斯族人口只占50%多一點。因此，下放中央權力和擴大地方權力并不對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構成威脅。對任何使黨和黨的領導受到威脅的人或群體，黨和國家都會做出必須地反應。但是，對中央做出的有關指示，如反對腐敗、縮小社會和地區(qū)差異、加快農業(yè)發(fā)展、加強法制建設、保護環(huán)境、減少污染等，地方只是在表面上應付而已，甚至并不落實。到目前為止，中央政府已經控制住了多次出現的通貨膨脹問題，但政府采取的措施并不是從宏觀經濟上對貨幣供給或利率進行調控，而是依賴簡單的行政干預手段。隨著中央對地方和個人控制的減弱，中央采用行政干預辦法控制通貨膨脹的能力也有可能減弱。使中國經濟繼續(xù)生氣勃勃地發(fā)展，無疑是中央政府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
　　
　　當前，在黨和國家的層面上都缺乏一種基礎和制度，對加速發(fā)展的地方主義進行有效控制和調整。怎樣使地方能對中央的政策有序的作出反應，現在還沒有形成有效的程序和制度。除非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建立起新的制度化的規(guī)范關系，否則中央的權威將進一步降低�，F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階層從前蘇聯瓦解的事實中得到一種啟示，即認為政治變動將會導致社會不安定，并影響生活水平的提高與經濟的增長。雖然中國已經在黨和國家內進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如果沒有更大的政治空間接納經濟發(fā)展加速后出現的其他產物，如文化多元、多元化社會趨向、萌芽的民主化要求等，黨和國家就會出現不穩(wěn)定的問題。確實，只有承認變化，并對變化進行調整，黨和國家才能生存下去；而任何的調整，都意味著列寧主義政黨的終結。正如李查德?鮑姆（Richard Baum）和阿歷克塞?謝岑科（Alexei Shechenko）所指出，如不對中國政治重新作正式的制度架構，就很難確定黨和國家是否能適應向市場經濟的轉變。
　　黨的領導人已經認識到需要進行這樣的變動。他們更喜歡的是新加坡實現經濟現代化的模式，因為新加坡并沒有經歷過重大的政治變動。但新加坡只不過是一個僅有300萬人口的城市國家，它并不能成為一個有12億人口、而且每年新增人口達130萬之多的國家的榜樣。即使是同樣有信仰儒家學說傳統(tǒng)的日本、韓國，也不能提供可供參照的現實模式。這些國家和地區(qū)在獨裁政治的領導和中產階級的支持下，經過幾十年的經濟起飛和現代化進程后，也已經在逐漸地和平地推進民主政治了。中國有幅員遼闊的國土，有眾多的人口，有較多的區(qū)域經濟，也有社會發(fā)展的不平衡問題；中國的現代史、中國的發(fā)展經驗以及影響其發(fā)展的方式，與其東亞鄰國有很多不同；中國沒有100%的統(tǒng)計識字率，缺乏受過西方訓練的管理人才。這些情況使中國的政治無論向何種方向發(fā)展都會遭遇較多的困難。
　　然而，中國的東亞鄰居及其他國家的歷史和經驗已經表明，一個有較高經濟收入和教育水準的中產階級階層的崛起，遲早會在政治上要求有更多的發(fā)言權。雖然有些研究認為，中國的中產階級正在形成之中，它還沒有達到足以在政治問題上獨立發(fā)揮作用的程度。也有些研究認為，在有些地方及在各種社會團體中，新的群體已經因中央權力的分散而獲得了一定的活動空間�？傊�，隨著這些地方和民間所占有的活動空間的進一步擴大，一個成長中的中產階級有可能組織起自己的政治力量。
　　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之一，是推動了毛澤東之后的時代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改革的動力來治官方，也來自人民。改革實行的對外開放與市場經濟政策，使中國向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發(fā)展，中國人民開始比較富裕了，并要求擁有更多的權利。同時，中國區(qū)域差異和社會差異的擴大，人們對改革期望的提高，也使中國面臨新的任務和挑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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