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讀書，有四事大概為所有北大人所難忘：未名湖畔幽靜的風景、圖書館里豐富的寶藏，無疑是滋養(yǎng)學子情懷和性靈的兩大資源；
北大歷史中蘊藏的傳統(tǒng)、舊事里包涵的精神，如鹽入水，看似無形，卻細品有味，同樣是游學北大會吸收到的精髓。而最為重要的，當然還是北大名教授的課堂與風采。用梅貽琦為人廣泛引用的話來說，是“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北贝蟮恼n堂和講座，是許多北大人和北大外的人，有機會都不愿錯過的場所，尤其是名人的講堂———似乎從老北大開始，就有了旁聽生和偷聽生混跡其中的傳統(tǒng)。

　　陳平原的課，在北大也是出名的受歡迎。研究生的討論課，有本科生來蹭座；
限定本專業(yè)的課，趕不走跨專業(yè)的學生；
選在小教室的課，不得不搬到大教室；
教室里的位子提前被搶占一空，正點來的學生，便只好坐在窗臺上、地板上。這學期開設的“中國文學研究百年”一課，有時連講席和講桌也被擠占掉。

　　1984年，“三十不立”的陳平原孤身北上，進入北大。他不會預料到，跨長江、渡黃河，從紅豆葳蕤的南國，到雪花如掌的北國，成了他人生最重要的轉(zhuǎn)折點，由此開始進入了自己的學術生涯的輝煌時期。10年后，在靜夜燈光下追憶這段時光的印跡，他寫下了“四十而惑”的感慨。其實，當時他已經(jīng)有論學專著和隨筆10余種問世，與當初的“三十不立”相比，可說已經(jīng)是功成名就，足以自立門戶。

　　《千古文人俠客夢》更給他帶來了不期之譽：大俠，京城學界獨行俠。也是從那時起，人們開始把他和戰(zhàn)國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聯(lián)系起來。

　　和當年“暴得大名”的胡適不同，平原君的大名，是靠13部學術專著累積起來的。學界與江湖的一個共通之處在于，揚名立萬只能靠自己的真才實學闖蕩出來。平原君治學的座右銘，說來只是樸實無華的一句“老老實實讀書，認認真真作文”；
落實到著述，也以前人“每下一義，泰山不移”的精神為追求，每一步都走得謹慎而堅實。不事張揚，自稱“先天不足，后天失調(diào)”的他，給人的印象一直是本色而且本分的學人。

　　但在學術道路上，他卻是一個不肯安分守己的人。

　　他的研究課題一直在變，學術興趣日漸博雜，思考的問題一直在推進。給人的感覺是一個“在路上”的人，或許能讓我們想起魯迅筆下的過客：一直向前走著，不肯停下來安營扎寨。粗略梳理一下他的研究路向，不難看出他十幾年間的跳躍性來：最早作作家個案研究，有嶄露頭角的《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
隨后轉(zhuǎn)向小說史研究，有《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zhuǎn)變》和《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千古文人俠客夢》；
再一變而為學術史研究，有《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至此，已經(jīng)開拓出一大片“自留地”的陳平原，盡可以原地打打游身八卦掌，不愁沒有鮮花和掌聲。他卻依然“想多試試幾套拳腳幾種槍法，不愿就此擺攤賣藥”，又轉(zhuǎn)向中國教育史研究，這就是近年廣獲好評的《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以及主編的《北大舊事》。在學術史視野和框架內(nèi)，以北大為個案，討論中國大學百年的得失成敗，進而考察中國現(xiàn)代思想與學術的建構(gòu)與變遷，正是陳氏的獨到思路。這幾種書都頗為暢銷，也給了出版家靈感，在出版界引發(fā)出一陣圍繞大學作文章的選題熱。

　　這里也能見出陳平原越界出擊的膽識、沖決人為設定不合理學科藩籬的魄力。身為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的開山鼻祖兼掌門大師王瑤先生的私淑弟子，他第一個提出走出現(xiàn)代文學、走出“五四”，把研究向前推進到晚清，抽掉了近代、現(xiàn)代文學之間的屏障。他和其他學者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學理概念和研究范疇，更把近代、現(xiàn)代、當代文學三個專業(yè)的問題，糅合為一體。后來學界關于重寫文學史的理論和實踐，世紀末各種以二十世紀為時間范疇的作品選本，都可說是受這一思路的影響和啟發(fā)。而一冊薄薄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因此成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學術文本，被視為八十年代思想、學理和文學的完美結(jié)合。

　　陳平原的研究格局和氣象，已經(jīng)無法用現(xiàn)代文學、甚至無法用中文系來限量。相比于專家，他可以稱為通人；
相比于名家，他可以稱為大家。這里的“通人”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吳敬恒所說的能“開風氣者”；
二是有專業(yè)但不為專業(yè)所限，類于前人所謂的“文史不分家”。

　　這些年來，學界也如文化界一樣，因為處在一個轉(zhuǎn)型和劇變的時期與國度，而充滿了浮躁和焦慮的氣息。作為傳統(tǒng)人文學科的學者，尤其能在市場經(jīng)濟和商業(yè)大潮的沖擊下，深味到日漸邊緣化的失落感。對比“風景這邊獨好”，更顯出自家門前的冷落與蕭索。面對此情此景，陳平原卻顯得格外氣定神閑，沒有牢騷和抱怨，沒有灰心和喪志，不曾屈意迎合時尚去媚俗，更不曾考慮改行從政或經(jīng)商。講壇之上，書齋之間，他的身影不失瀟灑，聲音不失自信，立場不失堅定，盡管別人或許不堪其苦，而他卻不改其樂。這就是他曾經(jīng)用最簡潔的語言描述過的：“在政治與學術之間，注重學術；
在官學與私學之間，弘揚私學；
在俗文化與雅文化之間，堅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話中，隱含著一代讀書人艱辛的選擇�！�

　　在新奇的主義、時髦的理論漫天飛舞的今天，陳平原倡導的“為學術而學術”的學院派研究，論學與論政的疏離，顯得太過平實而本分。但他卻以1991年開始創(chuàng)刊的《學人》和一部《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顯示出“十年辛苦不尋�！钡牧α俊，F(xiàn)代學術史是一片未被墾殖的荒寒之地。學界并非意識不到其價值，而是有梁啟超、錢穆的兩種清代學術史研究專著在前，正像崔顥題詩，后人縮手一樣，等閑不敢啃這塊硬骨頭。一本《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既可以看作身處世紀末的陳平原，與世紀初的章太炎、胡適的對話和精神交流，也未始不可以看作陳平原為當代學人重建學術規(guī)范的發(fā)凡起例。

　　陳平原和友人一起主編的學術集刊《學人》，完全依靠民間力量運作。在許多官方學術刊物都生存維艱的環(huán)境中，它卻堅忍地生存了下來。它的出現(xiàn)和存在，無聲地規(guī)范了九十年代學術的發(fā)展，一個新的知識秩序也圍繞它默默地生成。整個九十年代的中國人文知識界的學術走向和學人形象，可以說是通過《學人》這樣一個刊物來凸顯出來的。

　　陳平原經(jīng)常為人稱道的，還有他的“兩副筆墨”。這就是既寫厚實的專著，也寫灑脫的小品，輪流坐莊；
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干脆左手捧芝麻右手抱西瓜”。這“兩副筆墨”之于陳平原，也可以套一句老話，評為“雙峰并峙，二水分流”。前者給人的印象是傳統(tǒng)儒林中的學者，后者給人的印象是現(xiàn)代文苑中的書生。作為書生的一面，他有雅趣有熱情，卻又有學養(yǎng)作才情的底色；
作為學者的一面，他有足夠的冷靜，也有書齋無法局限的人間情懷。

　　其實像《學者的人間情懷》、《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都不屬于學術專著，當然也不能算小品或隨筆，因為小品或隨筆沒有這樣厚實的學術底蘊，而專著又沒有這么文筆講究的風致。這種無法用普通文類命名的“半學術半文章”，他稱之為“第三種筆墨”。對于學界之外的普通讀者來說，陳平原的《大書小書》、《書里書外》、《書生意氣》、《閱讀日本》、《游心與游目》，乃至主編的《北大舊事》、《觸摸歷史》無疑要比專著影響更大。讀其悼念王瑤先生的《為人但有真性情》，深感他是至情至性之人，深得乃師性情之三昧；
而一篇《十年一覺》，或許會讓人想起世說人物的清言雋語———“中年傷于哀樂，正賴絲竹陶寫”。

　　生活中的陳平原，好飲濃茶，而不親煙酒，據(jù)說這樣的人性近于散文而遠于詩。治印、書法、親自為自己的書作裝幀版式設計，這些雅趣，也像他的燒菜手藝一樣，頗具專業(yè)水準。只是為著述、講學所累，這些興趣大多被擱置或壓抑，難以盡性發(fā)抒出來。倒是熱愛旅游一項，因為學術交流活動不少，“行萬里路”不難實現(xiàn)。平原君的文章有濃郁的書卷氣，又有如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可說一來源于“讀萬卷書”，一得自“江山之助”。

　　在陳平原的退休安排中，早已預先定下讀閑書、彈古琴、打太極拳、臨碑習帖這樣許多自己非常有興趣，卻一直無暇顧及的項目。不過，對于漸入佳境的平原君，想做、能做的事都很多。而退休還只能是一個太遙遠“風景”。

　　陳平原一直很喜歡王國維論詞的境界說，尤其喜歡“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的意象與境界。獨上高樓看風景的陳平原，也因此成為學界的風景。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3年2月14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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