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民族國家認同談起

　　在二十世紀迄今為止的百年中國政治與外交史上，最大的事情之一莫過于中國民族國家認同的建設。中國的地理邊界在哪里？中國的觀念邊界在哪里？中國的現代邊界在哪里？中國的主權及于何處？中國要走一條什么樣的生存與發(fā)展道路？圍繞這個問題，歷經變法與革命，農民起義與工人運動，西學東漸與“以俄為師”，內戰(zhàn)與外戰(zhàn)，多少次血與火的洗禮，使得這個強天下主義而弱國家主義的文化共同體，漸漸有了民族國家認同的概念與制度。民族國家認同，簡言之國家認同，是現代中國之所以存在的根本。

　　有了這個國家認同，我們不再信仰君權神授，而相信權力為人民所賦；
我們不再把清朝當作外邦，“驅除達虜”不合宜也；
我們知道土地神圣不可侵犯，不能隨意送給外國以“交眾國之歡心”；
我們的和平與戰(zhàn)爭，不再為王朝利益與領袖好惡，而是為了主權，世界各國與我交往，不僅僅是尊重或同情，而是因為我們是主權國家。我們在世界的生存與發(fā)展，得益于世界的主權原則這棵大樹。總之，有了國家認同，中華民族有了根，中國崛起有了本。國家認同是當代中國的“國本”。

　　當然，“國本”還涉及其他方面。比如，人權。人權也是一個現代性的概念，它與主權是一致的。主權是集合的人權。一個理想型的主權國家，肯定是一個講人權的國家。一個國內的人權狀況相對較差的國家，它的主權也是不完整的，至少它的對內主權的來源方式上有失合法性；
同時，它的對外主權也可能因得不到國際社會的認同而大打折扣。因此，人權與主權本質上是一致的。當然，兩者在內容和實現形式上又是不同的。當今的人權與主權之爭，只是對于現代政治發(fā)展真諦的不同理解，既由大國間的不同國情所致，又是話語霸權之爭、制度之爭、利益之爭。

　　國家認同建設是一個長期的進程，中國的民族主義從天下主義中走出來，有先天不足之憾，雖不斷遇到西方世界主義的強大對抗與消融，然而在革命與戰(zhàn)爭的炮火下奮斗，賴于世界友好民族以及國際社會的幫助，將民族從帝國崩潰的邊緣挽救過來。特別是中葉以降，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高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旗幟，中國發(fā)生了一波又一波引人注目的嬗變。

　　國家認同建設的主題與時而變。20世紀初是反帝反封建，初建民族國家；
20世紀30、40年代是廢除不平等的中外舊約；
50至70年代是保證國家獨立、建設共產主義與進入聯合國；
80年代是國家現代化與反對霸權主義、實現祖國統(tǒng)一；
90年代則是市場經濟與國際合作，在融入國際社會中完善國家認同，強化中國的國際認同。21世紀的最近幾年，國家認同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似乎在重新反思國家認同的傳統(tǒng)文化底蘊、國內社會基礎以及國家與國際社會的差異性。

　　國家認同建設從來都是國內互動與國際互動的綜合體，而在21世紀之初，這種國際互動與國內互動的綜合集中體現在臺灣問題上，臺灣問題的嚴重性似乎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凸現出來。

　　二、臺灣問題涉及中國“國本”

　　臺灣問題既是中國的內政，不容許國外勢力干涉，但又是一個明顯帶有國際背景的國內問題，總是免不了國外的干涉。臺灣問題作為問題，就在于它的國際性。我們不從荷蘭入侵東亞時代算起，單從日本近代染指臺灣始，至今也已有百年。然馬關條約時的臺灣問題與當今的臺灣問題，具有根本上的不同。

　　臺灣問題最初只涉及到中國的末，而非本。因為在一個王朝利益至上的年代里，臺灣、海南甚至西藏，其實都是末，枝的問題。所以，打敗了，就割出去，或者租出去，或者送出去。愛好國史的朋友都了解，“國本”在中世紀的中國，只是皇帝的本，雖然也假惺惺地把老百姓也算進去，所謂“民為本也”，其實，真正的本就是王朝根本利益，除了皇帝之外，就是軍隊、祖制、太子與國都，尤其是后兩者最為要緊。所謂國本之爭，往往是皇太子之爭，其實就是國家最高權力的歸屬之爭，以及政權接班人之爭，而接班人本質上是王朝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國本巋然，天下安定；
國本不穩(wěn)，天崩地裂。宋元明清在臺灣進行有效治理，主要是彰顯帝國神威，保衛(wèi)大陸安全，算不上什么根本大計，故清初堅持收復臺灣的李光地待收復之后卻主張把臺灣“給”荷蘭。當然，這里的“給”還不是被迫的。到了馬關條約，戰(zhàn)敗的清政府忍痛割“愛”，把臺灣“給”了日本，這里的“給”就是被迫的了，不過，這里割的“愛”與清朝對于滿州的“愛”又不同。李鴻章在國際政治中縱橫捭闔，創(chuàng)造了“三國干涉還遼”的佳話，死也不敢把東三省送給列強，因為，東北涉及清代中國的國本。

　　民國時代，中國是一個半主權國家，中國重新崛起已是全國人民的共同呼聲。收復主權，包括結束租界制度，廢除領事裁判權，收回關稅主權以及恢復臺灣主權，已是任何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權的根本利益�？谷諔�(zhàn)爭的勝利把臺灣問題的解決提到了議事日程。20世紀40年代的開羅會議、波茨坦公告以及雅爾塔體系，均為國際互動條件下的國家認同建設準備了絕好的條件。臺灣重新回到中國懷抱，極大地強化了中國人民與中國政府在國際上的地位。國家認同的國際互動層面上實現了巨大的躍進。但是，這種躍進由于國內統(tǒng)治的合法性危機，缺乏國內良性互動的配合，而未能發(fā)揮足夠的潛能。

　　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意味著原有國家認同建設模式在整體上的中斷。而國民黨逃到臺灣，又意味著原有國家認同建設模式在局部上的延續(xù)。國民黨在臺灣存活下來，且受到外國勢力的強力支持，繼續(xù)標榜中國政府的正統(tǒng)性，臺灣問題由此而生。臺灣問題反映著兩種國家認同建設模式的較量，因而上升為國本的性質。共產黨在大陸爭取了民心，刺激著國民黨的臺灣政策，一場學習共產黨的土地改革運動在臺灣展開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并為后來的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

　　新中國建立之后的很長一段時期，中國大陸的國家認同建設，走的是一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民族國家建設關注“愛國主義基礎上的國際主義，國際主義指導下的愛國主義”。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密切結合。國家認同建設在反蘇反修以及反美反帝的過程中均有所強化，但強化的程度又是不平衡的。反蘇反修也不乏普世主義的追求，但更多強調的是民族主義與國家獨立；
反美反帝運動也有著明顯的保家衛(wèi)國的意味，但更多強調的是共產主義與世界關懷。在這種大的背景之下，臺灣問題顯然對于中國來說具有本質意義，第一，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外國勢力在臺灣的存在，是對主權的損害，亦即對民族國家認同的損害，解放臺灣就是建設民族國家的必要條件；
第二，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走向國際社會的關鍵一步，是中國崛起的條件；
第三，臺灣問題又是制度之爭，是臺灣的西方民主體制與市場經濟道路代表的多數民族國家建設模式，與大陸的蘇聯民主體制與計劃經濟道路代表的東方民族國家建設模式的斗爭。因此，冷戰(zhàn)大部分時間內的兩岸互動都不可能是良性互動，也不可能互動出一個民族國家認同的共識來，這種共識是最高共識，的確難以達到。

　　但是，至90年代，“一個中國”的觀念卻是兩岸互動的最低共識。不管是炮打金門，還是反攻大陸，不管是南海沖突，還是聯合國斗爭，國共兩黨都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中華政治民族主義仍然是海峽兩岸執(zhí)政黨沒有放棄的大旗。

　　三、國家認同的重建之途

　　20世紀90年代特別2000年以來，兩岸的國家認同建設面臨前“百年來前所未有之變局”。這種變化發(fā)生在中國內政外交的各個方面，受到世界歷史、國際格局、國內發(fā)展、兩岸關系諸項領域的轉折性變化。

　　蘇東事變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沉重的打擊，中國大陸的國家認同建設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響，好在中國走的是一條有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如早在80年代就開始的改革開放戰(zhàn)略使中國受益不少，實現了國家認同建設轉向的軟著陸，因此，沒有發(fā)生俄羅斯在90年代初那樣的“民族國家重塑”。但是，也面臨著如何重建國家認同的重任。1992年鄧小平南巡為國家認同重建揭開了歷史的新篇章。大陸的國家認同建設邁出這關鍵的一步，不能完全視為與兩岸互動無關。60、70年代臺灣經濟上的騰飛不能不對經濟陷入崩潰邊緣的大陸產生刺激，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家形成壓力，其實正是在包括這種壓力在內的種種壓力下，毛周等老一輩革命家才同意讓小平同志復出，雖然他們也意識到，這種復出可能對于普世主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產生否定性后果。戰(zhàn)后臺灣的土改，70年代臺灣的經濟騰飛，80年代大陸的改革開放與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實際上意味著兩岸在國家認同建設方面的某種趨同。也許正是因為這種趨同，鄧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三大任務中，明確把“實現祖國統(tǒng)一”列入。

　　一個民族國家的理想形態(tài)是民主政治加市場經濟，這已是全球的共識。國家認同的建設過程也是國際政治文化觀念社會化的過程。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國家認同變遷在兩個方面取得了過去數十年里未敢預測的進步。中國領導人倡導的“入世”、政治文明以及修憲，把人權原則、市場經濟原則、個人合法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原則納入了中國國家認同體系之中，這是中國國家認同建設的重大成果。這種成果是中國政府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探索來的，是中國人集體智慧的結晶。這種政治實踐探索包括同西方國家的合作過程中的學習，從國外敵對勢力斗爭中的總結，與兩岸互動中的鍛煉。中國人的集體智慧，當然包括臺灣人的集體智慧在內。中國大陸在兩岸互動中沒有敗下陣來，在痛定思痛之后，實現了一系列轉折性變化，朝著人類政治文明的方向前進，但是，在兩岸和平統(tǒng)一進入開花結果的關鍵性時節(jié)，在中國國家認同出現歷史性機遇的前夜，臺灣的獨立運動卻使中國國家認同建設出現了重大挫折，這是臺灣國民黨當局的失敗。

　　這種挫折的標志，就是1992共識被李登輝、陳水扁兩屆當局的臺獨政策所破壞。李陳兩代，拋棄了國民黨的統(tǒng)一政策，拋棄了“一個中國”的原則，實際上也改變了50年代兩岸互動的最低共識。這種背棄，從形式上走的是另一條民族國家建設之路。但不是中國民族國家建設之路。李登輝鼓吹“新中原”、“新臺灣人主義”，目的是把臺灣人與中國人對立起來，把臺灣人作為一個獨立的新民族，而根據威爾遜時代的國際原則，任何民族都有權建立國家，因此，鼓吹臺灣也可以建立民族國家。臺灣的民族認同建設不再是國民黨的“臺灣屬于中國，臺灣認同即為中華民國認同，臺灣認同為中國國家認同貢獻”的思路，而且“臺灣要建立獨立的共和國”的思路。這種思路在70年代的臺灣民間就有，但上升為主流政治當局的層面，則是90年代的事情。

　　國民黨2000年大選的失敗，從側面反映了在兩岸80、90年代的和平競爭中，臺灣謀求中國正統(tǒng)地位的失敗，這也是大陸的國際地位急劇上升的結果。臺灣的極端勢力以爭取“國際生存空間”為名，采取了“狗急跳墻”的冒險行動，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島內民眾對于兩岸互動中國家認同建設不對稱性的絕望，這種絕望如果說在60、70年代體現為自豪，80年代還有些自信的成份的話，那么，在90年代則出現了激進的非理性動向。可悲的是，這種非理性被臺獨力量所利用。兩岸國共兩黨的斗爭轉化為臺獨與反臺獨的斗爭，后者上升為兩岸關系的主要矛盾。國家認同建設的本質內涵之爭，而非昔日國共兩黨的認同建設模式之爭，成為兩岸互動的基本背景。

　　四、結構性矛盾、互動空間與新的推動力

　　從社會學來看，結構與行動從來就是一對矛盾。吉登斯說的好，結構由實踐創(chuàng)造，而這種創(chuàng)造本身也是結構的一部分，行動體與結構具有同構的關系。兩岸關系的僵局的消融，系于兩岸政治家的創(chuàng)新性實踐與互動。

　　不可否認，兩岸關系目前形成了一種明顯的結構性。這種結構性首先體現為兩岸關系的基本矛盾，即臺獨與反臺獨的矛盾。李陳兩代的臺獨政略，一去不返。目前的陳氏當局所關注的任務是，面對分裂的島內社會如何重整旗鼓，爭得民心，為下一步的公投制憲準備社會基礎。而中央政府正處于建設小康社會、建設和諧社會以及國家認同重建的關鍵階段，正在以更加務實和嚴正的態(tài)度應接來自臺灣的挑戰(zhàn)：臺灣問題涉及“國本”，若不能阻止臺灣問題的惡化，中國的和平發(fā)展就會受到嚴重的干擾，中國崛起的步伐可能大為遲緩。

　　兩岸關系的結構性還體現在臺灣問題成了國際勢力遏制中國崛起的杠桿，大陸在兩岸軍力對比上的優(yōu)勢無法完全轉化為解決臺灣問題的優(yōu)勢，某些大國或明或暗地支持李陳二代的臺灣獨立活動，在可以預見的一段將來，兩岸關系的結構性受到大國政治結構的界定。

　　面對結構，并非沒有互動的潛在空間。但這種空間主要不是大國合作。(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指望國際力量來解決臺灣問題，從根本上講是不可能的，雖然從操作上講也許可以控制某種惡性發(fā)展。在一個全球危機共同管理的時代，中美共同管理臺灣危機，是符合兩國根本利益與世界潮流的，但美國的根本利益在于維持東亞地區(qū)以至于歐亞大陸的和平與穩(wěn)定，在于任何一個地區(qū)性強國不去挑戰(zhàn)美國的全球霸權，至于臺獨當局是否把兩岸關系搞糟，則是視情而加以利用的事情。這種空間也主要不在于中央政府與陳氏當局的合作，雖然這種合作之路并未完全堵死。但是，雖然足夠的時間可以供陳氏當局思考海峽兩岸的前途了，大陸得到的卻大多是失望。

　　臺獨活動形成的結構，需要新的互動來打破和塑造。內因從來是變化的根據。臺灣問題的改善與最終解決依靠大陸與臺灣的先進政治力量。

　　大陸于年前實施“春節(jié)包機”，頒布“反分裂國家法”以及近期邀請國民黨、親民黨兩黨主席到大陸訪問，就屬于智慧政治家群體強化國家認同推動良性互動的優(yōu)秀舉措。臺灣的政治格局尚處于微妙的變化之中，大陸的積極進取政策為這種變化提供了條件；
兩岸的結構也存在著變化的可能，臺灣在野政治領導人的遠見卓識，為這種變化提供了依據。上述變化的推動力，在于中國國家認同建設。借用宋楚瑜在西安祭祖時的話說，抓住根本，一通百通。中國的根與中國的本，其實就是中國的國家認同。國家認同的重建，成了推動兩岸互動的主體性力量。

　　反分裂國家法的立法活動，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義，不僅是對于臺獨勢力的巨大威懾，對于國外干預力量是嚴正的提醒，也是中央政府解決臺灣問題的全民動員，集中體現了中國的主權意志，強化了中國的國家認同。

　　上文已述，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是在反帝反封建的過程中進行的，有著“先天的不足”，所以，“后天的補養(yǎng)”尤為重要。近年來，中日民間的持續(xù)對抗，以及中國學生近期的反日游行，從國家認同建設的角度講，均為補養(yǎng)中國國家認同的重要方面。但是，無論是中美的沖突，還是中日的僵局，在國家認同強化方面的作用，均不及國內的民族國家建設。臺海互動中的國家認同建設，對于大局會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國親兩黨主席的來訪，實質代表了臺灣部分政治力量對中央政府發(fā)動的國家認同建設給予了明顯的支持與配合。大陸與臺灣兩相呼應，“一個中國”的觀念得到空前的加強。中國國家認同建設進入新的階段。

　　中國國家認同的重建任重而道遠。就臺灣而言，只有“新臺灣人主義”和“臺灣認同”退出主流政治舞臺，臺灣才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對于大陸而言，繼承古代中國大一統(tǒng)的文化傳統(tǒng)，不斷與國際社會的合作中實現對外主權，在此基礎上，采取有效措施強化民族的向心力和國家忠誠，在推進政治文明與政治革新的過程中實現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均衡發(fā)展。大陸的行動影響臺灣，臺灣的行動影響大陸。在正確的方向下，兩岸互動有著廣泛的空間，即“和平發(fā)展下的治權競爭”，“一個中國下的高度入世”，“多種形式下的中華共同體”。在“一個中國”觀念下，大陸支持臺灣以可以接受的條件進入國際社會，兩岸和平發(fā)展，和平競爭，為中華崛起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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