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政惠：海外學者對中國史學的研究及其思考
發(fā)布時間:2020-06-03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摘要]了解和探索海外對中國史學的研究，主要為了中國史學的建設(shè)和發(fā)展：本文以主要篇幅考察了-美、加、英、法、韓、日等一些國家對中國史學的研究狀況。從對他們的研究中了解我們自己、了解世界史學。堅持中國民族史學發(fā)展特色和有條件融人國際史學大家庭，是我們發(fā)展中要處理好的兩個大問題。海外對中國史學的研究經(jīng)驗?zāi)転槲覀兲峁┱婧头疵娴闹T種借鑒，是中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科建設(shè)和發(fā)展進程中面臨的新課題。
[關(guān)鍵詞]海外；
中國史學；
研究
美國著名漢學家拉鐵摩爾的名著《中國的亞洲內(nèi)陸邊疆》中，把長城作為他研究的主要對象，認為長城是中國北邊的一個城墻，但在亞洲來看，卻是中央位置，整個中國和亞洲的歷史和長城的發(fā)展有關(guān)，而且受到很深影響。他的觀點如何評價還值得研究，但他跳出中國本土視野看長城、看中國歷史的做法值得借鑒。我們對中國史學的研究也可以這樣。一方面需要扎扎實實地研究，一方面也需要改變思維方式，跳出去看一下。所謂“跳出去”有兩個意思：一是放到世界史學發(fā)展的大背景來看它的歷史，一是從人家的研究中來看自己。本文試圖探討這樣的題目，提出一些思考的意見，向?qū)W術(shù)界同行請教。
一 美國、加拿大對中國史學的研究
1、美國
美國是對中國史學最有研究的國家之一，很多成果相當深入，值得關(guān)注。
(1)美國對中國史學關(guān)注相當早，出現(xiàn)世界上最早的介紹中國史學通史性的著作。
與其他國家一樣，美國對中國史學的關(guān)注和介紹比較早。美國傳教士進人中國以后，出于對中國歷史和文化了解的需要，開始對中國史學著作編纂情況的介紹。據(jù)筆者調(diào)查，這一工作開始于l9世紀30—40年代。裨治文(Blijah Coleman Bridgman)的《中國叢報》(China Repository)中，有不少這方面的文章。如第3卷關(guān)于中國文化的介紹中，就有關(guān)于中國歷史文獻、中國歷史著作，以及中國神話、早期模糊歷史記錄、先人的歷史解說、歷史學原則等方面的文章。1840年5—12月的《中國叢報》，有關(guān)于司馬談、司馬遷、司馬光、馬端臨的史學研究情況的介紹。1841年1月號的《中國叢報》，有關(guān)于中國歷史記載及記載方法的文章。3月號的叢報中，有關(guān)于中國紀年方式、紀年內(nèi)容和紀年特點的文章。11月號中，也有關(guān)于中國歷史年表的文章等。《中國叢報》還有關(guān)于對魏源史學著作的介紹。第16期(1850年)3月號載魏源1848年本《海國圖志》第12編的譯文；
5月號有魏源《大清圣武記》的介紹文章�！吨袊鴧矆蟆愤�譯載過《大清一統(tǒng)志》、《八旗通志》等清代歷史典籍。衛(wèi)三畏(Samuel Wells Wiiams)的《中國總論——中華帝國的地理、政府、教育、社會生活、藝術(shù)、宗教及其居民概觀》中，也有關(guān)于中國史學的介紹。1883年修訂版的《中國總論》下冊第17章的“中國的歷史及其年表”就涉及這些內(nèi)容。這本著作的修訂序言還專門談到中國史學的編年問題，認為中國史學對有志于對其研究的學者，“是十分有趣的課題�！�
美國比較早地開始了對中國史學經(jīng)典著作的研究。到目前，比較成功的名典的翻譯和研究著作主要有：
柔克義(William Woodwillm Rockhill)和夏德(Ffidfich Hirth)對宋代趙汝適的《諸藩志》的翻譯介紹。1911年首次出版，1914年東京再版，是當時對中國史學研究的代表作。這是兩位學者的合作成果，其價值尤在英文注釋，地名、物產(chǎn)的注釋，這些注釋的內(nèi)容詳盡，甚至超過本文，被認為是西方漢學的重要成果。
德效蹇(Homer H．Dubs)的《漢書》也是當時的代表成就。以整三年的時間，在國會圖書館完成了初步的任務(wù)，①翻譯嚴謹，考證也精。德效蹇的首部《漢書》翻譯以后，在不到20年時間里，又相繼有一批中國史學元典譯著問世，如方志彤對司馬光《資治通鑒》的翻譯、華茲生(Burton Watson)對司馬遷《史記》的翻譯，徐中約對梁啟超《清代學術(shù)概論》的翻譯，J．I．克倫坡(J．I．Crump)對《戰(zhàn)國策》的翻譯�！顿Y治通鑒》的譯本為選譯本，兩冊，1952年燕京學社出版鉛字打印稿本�！妒酚洝贩g前，華茲生撰寫過關(guān)于司馬迂的專著，②在此基礎(chǔ)上，《史記選譯》(兩冊)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1961)。狄百瑞(Win Theodore de Bary)撰寫了序言，強調(diào)((史記》是關(guān)于中國古代社會的最重要歷史學文獻�！妒酚涍x譯》的出版是當時美國中國學界有影響事件，包括德效蹇在內(nèi)的一些學者都撰寫了書評。梁啟超的《清代學術(shù)概論》，由徐中約翻譯，史華慈寫了序言，195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根據(jù)史嘉柏(David Schaberg)的介紹，現(xiàn)在美國正在做一個很大的計劃，翻譯中國史學的經(jīng)典著作，他自己正在翻譯《左傳》。他們認為以前的翻譯已經(jīng)不適應(yīng)發(fā)展的需要。③
對中國史學史比較帶有通史性質(zhì)介紹的著作，在世界上不是很多國家有，美國算一個。一本是嘉德納(Charles Gardner)的《中國傳統(tǒng)史學》④1938年出版，這是美國第一本有關(guān)中國史學通史的著作，也是西方學者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相當早的著作。當時在哈佛大學的楊聯(lián)陞教授曾為之作序，肯定這本著作的開拓意義，而且認為甚至在若干年內(nèi)，都將是一本必讀的著作。⑤耶魯大學芮沃壽(Arthur F．Wright)教授也寫過書評，認為嘉德納的著作足具開拓價值，是理解中國史學的指南，對青年學者的學術(shù)訓(xùn)練有重要影響。⑥
還有一本有影響的中國史學史著作，就是韓玉珊的《中國史學綱要》，1955年出版。這本著作介紹了中國史學家的角色和地位，談了中國歷史編撰學存在的問題，對中國史學的若干問題如史評、金石學等相關(guān)學科作了分析，并對中國史學的分類作了介紹。韓玉珊當時是洛杉璣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他在書的序中寫道：美國的第一本英語的研究中國史學史的書出版已經(jīng)有l(wèi)7年了(指嘉德納的《中國傳統(tǒng)史學》——筆者)，現(xiàn)在看來，基本的陳述方面“還要增加些東西”。⑦他想對前面的著作有所補充。這本書影響也很大，費正清親自為之寫了書評。最近又有一本新的著作，是伍安祖(Ng，On-cho)和王晴佳合作撰寫的，書名是《世鑒：中國傳統(tǒng)史學》(Mirroring the Past：The Writing and Use of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⑧這是繼嘉德納和韓玉珊之后，美國第三個英文本的研究中國史學史的專著。
(2)美國對當代中國史學的研究十分關(guān)注。
美國一直視中國為重要戰(zhàn)略國家，也由于冷戰(zhàn)的關(guān)系，對中國的發(fā)展十分關(guān)注。由此也非常關(guān)心當代中國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fā)展情況。幾十年如一日，沒有停止。根據(jù)目前掌握的情況，筆者謹介紹幾個方面的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Introduction Note．P．3，Waverly Press．Inc，1938．
�、�1958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對司馬遷的生平、思想、史學思想及《史記》做了比較全面的研究。
�、�2005年，史嘉柏教授應(yīng)邀到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訪問，他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璣分校中國研究中心雙主任之一。他向筆者介紹了美國正在做這一重新翻譯工作的情況。
�、芗蔚录{是哈佛大學博士，他的中國學基礎(chǔ)特別是文獻學基礎(chǔ)很強。曾經(jīng)是美國學術(shù)團體理事會中國研究資料和搜集檢查主任，先后執(zhí)教于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家里收藏有一批珍貴中國典籍，臨終全部捐贈布朗大學東亞圖書館。
�、軱ien-skeng Yang：Foreword to the Second printing，Chinese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by Charles S．Gardner， Harvard University Ptess，1961．
�、轏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21，Issue 3(May，1962)．
�、逪an Yu-shan：Elements of Chinese Historiogtaphy，Preface，W．M．Hawley Hollywood 46，California 1955．
⑧Mirroing the Past：The Writing and Use of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美國夏威夷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與伍安祖合著。
其一，關(guān)心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對中國近代史料的研究和整理。這個工作主要是哈佛大學費正清為代表的一批史學家傲的。建國初，中國史學界化很大精力，編了一部《中國近代史研究資料》匯編，翦伯贊擔任主編，有10種64冊。當時的一些重要學者如費正清、劉廣京、芮瑪麗(Mary C．Wright)、鄧嗣禹、房兆楹等都撰寫了文章，評論翦伯贊主編的文獻集如“鴉片戰(zhàn)爭”、“太平天國”、“捻軍”、“回民起義”、“中法戰(zhàn)爭”、“義和團”等。這是美國中國學界對當代中國史學的最早的系列評論，集中發(fā)表于1957年的《亞洲研究雜志》。費正清和芮瑪麗為這套文集出版寫了總的引論，代表當時以費正清為代表的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本立場和基本看法。①
其二，化功夫探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要理論及其研究方法，探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fā)展的基本情況及其特點。美國最早有系統(tǒng)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者是費維剴(Albert Feuerwerker)，②他主編出版了關(guān)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論文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1961)。同時還主編了一本關(guān)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情況的選編文集——《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中國近代史研究》(1961)，油印本，258頁。對郭沫若、呂振羽、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尚鉞、華崗、胡繩、何干之、胡喬木、胡華、吳晗、劉大年、白壽彝等學者的著作都有詳細介紹。當時，英國也召開關(guān)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研討會，由英國《中國季刊》組織，1964年9月6—12日開會，討論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fā)展問題。費維剴出席會議，唐德剛、包華德(Howard Lyon Boorman)等很多美國學者參加并提交論文，研究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袖的毛澤東的思想和方法對中國史學發(fā)展的影響。1968年，費維剴又主編了論文集《共產(chǎn)黨中國的史學》。收集了包括中國劉大年在內(nèi)的英國、荷蘭、蘇聯(lián)、澳大利亞、美國等多國學者關(guān)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學術(shù)論文。這標志美國對中國史學已經(jīng)進入理論探索的階段。
作為當時美國對中國史學研究深入的標志，是兩本重要代表著作的出現(xiàn)。一本是詹姆斯·P·哈里森(James P．Harrison)撰寫的《中國共產(chǎn)黨和農(nóng)民戰(zhàn)爭》③(1969)，一本是杜克大學阿爾夫·德里克(Arif Dklik)的《革命和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起源，1919—1937》④(1978)。哈里森的著作主要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農(nóng)民戰(zhàn)爭問題的理論進行研究，包括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領(lǐng)導(dǎo)和組織、口號和意識形態(tài)、作用和進展、特點和失敗原因等問題的探討。⑤德里克的著作主要對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初步形成進行研究，尤其注意探討當時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兩本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著作，是當時美國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比較有影響的成果。
作為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深入，是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探討的相關(guān)文章和著作出現(xiàn)。當時，約翰·麥思基爾(John Meskill)還專門主編了《中國歷史的模式：循環(huán)、發(fā)展、停滯》，研究中國歷史中的歷史觀模式。⑤這部文集收的文章很廣泛，有司馬遷、劉知幾、馬端臨、鄭樵、顧炎武的，也有黑格爾，斯賓格勒、湯因比以及魏特夫的等。作者認為，為理解中國歷史的發(fā)展的模式，不妨看看古代和近現(xiàn)代、東方和西方學者對此問題的見解。
當時，中國史學發(fā)展進程中的“五朵金花”討論、⑦“文革”影射史學、陰謀史學等，在美國的研究中都有反映。出現(xiàn)了研究吳晗的專著，出現(xiàn)了研究“文革”史學及其影響的專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過總的講，美國中國學界對中國“文革”史學的研究的書還不能說太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貸ohn K．Fairbank，Mary C．Wright：Documentary CoEecffons on Modem Chinese History Introduction，Journal of Adian Studies，Volume 17，Issue 1(Nov．1957)，55-60．
②筆者在美國的時候?qū)ｉT拜見他，問他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動機。他說，到60年代初的時候，中國基本發(fā)展穩(wěn)定了，我們就要研究她的方方面面，包括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內(nèi)。他說：“馬克思主義如何研究史學?這是我們關(guān)心的。”
�、跩ames P．Harrison，The Communists and Cinnese peasant rebellions；
a study in the rewriting of Chinese history，New York，Atheneum，1969．
�、蹵rif．Dirlik，Revolution and History：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BerkeW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⑤英國學者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其《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的論著中，在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上，引用了哈里森的意見。
�、�1973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艾爾文(Mark Elvin)《中國過去的模式》，也對中國歷史發(fā)展的模式問題作了探討。
�、咚^“五朵金花”，即建國初的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討論、封建所有制形式問題討論、中國封建社會農(nóng)民戰(zhàn)爭問題討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漢民族形成問題和民族關(guān)系問題討論。
毫無疑問，美國學者很關(guān)注改革開放對中國史學發(fā)展的影響。歸納起來，有三方面的情況。一是注意對中國史學理論變化的研究。如劉廣京的《世界觀和農(nóng)民反抗：后毛時代史學反思》(1981)，研究改革開放后中國學者對農(nóng)民戰(zhàn)爭理論問題的檢討，這是功夫很深的學術(shù)論文-二是實地考察改革開放對中國史學影響的文章。魏斐德(Frederic E．J．Wakeman)的研究很有代表性。他率領(lǐng)美國中國明清訪問團，到大學、科研機關(guān)、檔案館，了解中國史學、史學家、史學機構(gòu)，了解中國歷史學新走向。回來主編了明清訪問團文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明清研究》(1980)，詳細記載了代表團所見所聞。這是對當時中國史學界隊伍、資料、現(xiàn)狀的重要文獻記錄。三是高度關(guān)注中國《史學情報》和《中國歷史學年鑒》的出版�！秮喼扪芯侩s志》等學術(shù)刊物都有這方面的評論文章。魏斐德還撰寫了《粉碎“四人幫”以后的中國歷史學》(1978年)，對中國史學的趨勢做了分析和展望。他引用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在中國“文革”發(fā)生初期說過的一句話：“在世界發(fā)展的大潮中，中國將會再次加入�！雹傥红车抡J為中國歷史學的轉(zhuǎn)折已經(jīng)到來。
(3)逐步涌現(xiàn)有影響、有深度的研究專著。
誠然，美國歷史學家關(guān)注的目光不只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方面。他們對中國史學的研究是全方位的。大致從上世紀30年代起，美國的《亞洲研究雜志》、《哈佛亞洲研究》等，就有很多關(guān)于中國史學研究的文章，而且很多是西方學者撰寫的文章。如關(guān)于中國《食貨志》的研究，關(guān)于唐代史官制度的研究、關(guān)于20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的研究等。芮沃壽等學者都有重要文章問世，如《北京的漢學，1941—19459(芮沃壽)、《最近50年中國史學》(鄧嗣禹)等。在1950年代，由于麥卡錫主義的影響，美國中國學是受挫折的，但史料和文獻的研究整理沒有停止過。
大致在60年代，一批比較好的關(guān)于中國史學研究的有影響的著作相繼問世。著名者有倪德衛(wèi)(David S．Nivison)的((章學誠之生平和思想，1738—1801》(1966)、邁克爾·羅杰斯(Michael C．Rogers)的《苻堅載記：正史的一個案例》(1968)、鄧嗣禹的《王夫之對歷史和歷史學的研究》(1968)、畢德生(Willard J． Peterson)的《顧炎武的生活》(1968)、施豪德(Laurence A．Schneider)的《顧頡剛和中國新史學——民族主義和對傳統(tǒng)的追求》(1971)、波納(Joey Bonner)的《王國維：一個學術(shù)傳記》(1986)、丹納里(Jerry Dermerline)的錢穆研究(1988)等。
大體也在這時，美國還出現(xiàn)一些斷代的中國史學發(fā)展史研究著作，如元代史學研究、金代史學，這些研究成果要早于中國大陸學者對這些朝代的研究。在美國學術(shù)界，還比較早地出現(xiàn)對中國佛教史學史的研究論文。②此外，專題研究如辛亥革命史學、義和團史學、中國勞工運動史學、哈爾濱城市史學的研究專著也有。像中國勞工運動史學這些研究項目，當時中國國內(nèi)還沒有出現(xiàn)。
西方學者對中國史學的研究，無疑會受到母體語境和思維方式的影響。曾經(jīng)有西方學者十分看輕中國古代史學，認為是剪刀加漿糊，沒有理論，盡是史料堆砌。這種想法和西方中心主義和文化沙文主義是有關(guān)聯(lián)的。不過在60～70年代以后，美國在醞釀“中國中心觀”，也開始對這樣的史學觀點的批評。美國和世界上一些史學理論家，出現(xiàn)偏向?qū)χ袊穼W傳統(tǒng)的重新認識。他們認為中國史學是世界史學的重要組成，中國史學對世界史學有很大貢獻，認識中國史學是認識世界史學的不可忽缺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哈佛大學史華慈(Benjamin l．Schwartz)教授對此一直有比較前沿的思考。在1968年，他就提出要重新研究“軸心時代”，③他認為在“軸心時代”，東西方的先哲同時提出了人類的重要思想，后人至今受其惠。后來他又深入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④就是這樣的基礎(chǔ)上完成的，被認為是西方學者對中國古代思想解釋最好的著作之一。他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貸oseph R．Levenson，Revolution and Csmopolitanism：The Western Stage andChinese Stages(Berkley：University of Carlifornia Press，1971)，P．55．
②Tanya Storch：Chinese Buddist Historiography and Orality，Sino-Platonic Papers，Number 37，March，1993．
�、酃P者在哈佛大學的檔案館發(fā)現(xiàn)了他l968年關(guān)于這一研究的一個讀書札記，這是有關(guān)他這一問題研究的最早史料。現(xiàn)在這個資料已經(jīng)翻譯出來刊登在《海外中國學評論》第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④Benjamin I．SchwaK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雅斯貝斯的“軸心時代”提法的基礎(chǔ)上闡發(fā)了“超越的時代”的觀點，所謂“超越的時代”，就是主張孔子和蘇格拉底對話、茍子和柏拉圖對話、墨子和霍布士對話。①他強調(diào)包括中國古代文化在內(nèi)的人類先知文明起源的同步性，反對所謂的“西方中心”取向。他對整個中國古代哲學、史學和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都建立于這樣的認知基礎(chǔ)上。1995年，史華慈在題為《中國文化之歷史觀：若干比較性的思考》的論文中，著重分析了中國史學的研究特色。他比較了中國和歐洲史學，認為中國史學最關(guān)注的是人的歷史與非人的歷史之間的關(guān)系；
或者說，中國古代史學主要研究人與道的關(guān)系。他認為這種天或道的看法顯示出中國人相信歷史中存在著一些非個人的形式或力量，“中國的勢、時、自然這類的詞匯，會令人聯(lián)想到我們的文化中那種有關(guān)自然發(fā)生、非個人的過程的觀念�！雹�
史華慈的學生——著名思想家杜維明認為，《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所講的故事中，中國的思想家們正在不斷地和摩西、亞里斯多德們對話，“史華慈將他所鐘愛的地方性知識小心翼翼地轉(zhuǎn)化成全球意義的話題�！雹圻@正是美國和國際學術(shù)界十分關(guān)注的話題，即人類文明比較的話題、史學比較的話題、中西比較的話題。
美國關(guān)于中國史學研究的著作，不少涉及這樣的研究，尋找中西史學的溝通。伊米拉學院的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發(fā)表題為《司馬迂的多重敘述：中國古代史學能否對現(xiàn)代西方史學有現(xiàn)實貢獻》的長篇論文，將司馬遷的觀點和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等西方史學家的觀點做了比較。他認為司馬遷的歷史研究方法提供了連貫的歷史方法的畫圖，為西方史家擺脫傳統(tǒng)歷史編纂模式提供了思路。④吳佩宜(Pei．yi Wu)撰寫題為《儒學的影響：傳統(tǒng)中國的自傳9(1993)的著作，對中西個人傳記作了比較，認為兩者研究旨趣和記載內(nèi)容存在極大差異。史嘉柏撰有《過去的模式：中國古代史學的模式和思想》，⑤通過對《左傳》和《國語》兩個古代文本的探討，尋找中國史學的起源，與西方史學尤其古代希臘史學做比較的研究。認為《左傳》和《國語》構(gòu)成了古代中國歷史敘述的基本架構(gòu)，以孔子的觀點解釋過去并為現(xiàn)實的人提供訓(xùn)誡，顯示聰明的中國人知道如何來寫歷史；
而高教養(yǎng)的貴族還利用語言形成記憶，尋求規(guī)范社會的準則。這本著作獲得2003年美國亞洲協(xié)會的列文森獎。
(4)華人學者的作用和注意培養(yǎng)中國史學研究的專家和隊伍。
國際歷史學會會長尤爾根·科卡(Jurgen Kocka)曾經(jīng)在華東師范大學說過糾結(jié)的歷史研究方法問題。⑥他認為，有時候的歷史狀況，是研究對象的互相糾纏和勾結(jié)，在歷史進程中互生互長、互相影響，誰也離不開誰。我覺得美國對中國史學的研究中有這樣的情況。來自中國的歷史學家或者華人歷史學家，在美國對中國史學的研究過程中，始終有重要的影響和作用。這是我們在研究這一問題時必須注意到的一個歷史現(xiàn)象。
從時間表看，在美國，涉及中國史學或文獻學研究相對較早的學者，是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洪業(yè)先生。1928年哈佛燕京學社成立后赴哈佛工作。在哈佛燕京學社主持引得編纂工作20多年，出版引得64種多。⑦洪業(yè)的工作為美國的中國史學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學基礎(chǔ)和方法論基礎(chǔ)，他的引得被譽為“20世紀上半葉研究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參考書之一”。固洪業(yè)還一直感興趣于《史通》研究。他在30年代發(f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訇P(guān)于這個問題的解釋，林毓生、林同奇先生的看法比較深入，可參見兩位發(fā)表在《世界漢學》2期(2003年)上的文章《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他給我們留下了什么——史華慈史學思想初探》等。
②史華慈文收入《中國史學史研討會——從比較觀點出發(fā)論文集》，稻香出版社(臺灣)1999年l2月出版。這是他在1995年3月德國海德堡大學組織的“中國史學之比較觀”的會議中提出的觀點。
�、邸妒啡A慈敘事的人文主義視界》，《世界漢學》2期(2003年)。
�、芩倪@篇文章發(fā)表于1994年2月的美國史學理論刊物《歷史和理論》。
�、莨鸫髮W出版社2001年出版。這是在他1995年博士論文《中國歷史學的創(chuàng)立：<左傳>、<國語>中的語言表述》的基礎(chǔ)上完成的專著。
�、抻葼柛た瓶�(Jurgen Kocka)在華東師范大學的演講題目是《歷史學家如何超越民族史、國別史》，現(xiàn)在已經(jīng)翻譯成中文，載《海外中國學評論》(第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呔幾胩幷砹恕抖氖贰防锏乃氖芳础妒酚洝�、《漢書》、《后漢書》、《三國志》。還出版了《二十四史》綜合藝文志(書目)及綜合食貨志(經(jīng)濟)的引得，以及《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等。
⑧陳毓賢：《洪業(yè)傳》，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表了《史通點煩篇臆補》，以后還撰寫關(guān)于《史通》的英文譯注。他強調(diào)要讓西方人知道中國史學的造詣之深、發(fā)展之早，《史通》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統(tǒng)討論史學體例的著作。①洪業(yè)還撰寫了《公元719年唐朝廷的關(guān)于著書目錄的辯論》(1957)、《公元708年前的唐代史學編纂署》(1960．1961)、《唐代史官的辭職信》(1969)等重要學術(shù)論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50年代，楊聯(lián)陞對《漢書》、《史記》的翻譯都有及時的書評，對翻譯內(nèi)容及其準確性提出看法和商榷意見。②楊聯(lián)陞撰寫了多篇關(guān)于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學術(shù)論文如《中國傳統(tǒng)的編史工作》(1938)、《二十四史稱呼之理論》(1947)、《古代中國歷史研究之發(fā)展》(1952)等。
費正清的現(xiàn)代中國學也一直得到華人學者的有力支持。鄧嗣禹、孫任以都、房兆楹等幾位學者都曾幫助池整理過清代史料。他們對中國文獻學、史料學乃至史學史研究的扎實工作，奠定了費正清現(xiàn)代中國學的史料基礎(chǔ)，同樣也促進了美國對中國文獻學、史學史的研究。
普林斯頓大學的余英時教授，在中國史學史和史學理論方面研究的成果也十分突出，著有《戴震和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shù)思想史研究》(1976)、《歷史和思想》(1976)等。他認為應(yīng)從“內(nèi)在理路”來理解明清之際的思想轉(zhuǎn)變，這是增加對思想史理解的層面。他的著作還有《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1984)、《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xiàn)代中國學術(shù)》(1991)等。在弗吉尼亞大學執(zhí)教30年的汪榮祖教授，在中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也十分突出。先后撰寫過《史家陳寅恪傳》(1976)、《史傳通說》(1988)、《康章合論》(1988)、《章太炎研究》(1991)、《史學九章》(2002)等史學專著。
對中國史學研究博士生的培養(yǎng)，也是美國對中國史學研究有重要成果的方面。一些博士生以中國著名史學家或史學流派作為博士論文選題，寫出相當有影響的史學文章，并由此體現(xiàn)了學術(shù)前沿。
迄今發(fā)現(xiàn)比較早的博士論文，是哥倫比亞大學朱士嘉的《章學誠對中國地方歷史編撰的貢獻》(1950年)。他后來回國發(fā)展，成為方志界泰斗。1974年密西根大學司徒琳(Lynn Ann Struve)的博士論文，題目是《歷史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中的作用：清代史學中的南明》。1982年亞里桑那大學有關(guān)于趙翼研究的博士論文《18世紀的中國的史學和權(quán)術(shù)：趙翼(1727—1814)的生平與時代》，作者Quinton Gwynne Priest。1986年有哈佛大學波納(Joey Bonner)的博士論文《王國維：一個學術(shù)傳記》，史華慈對其評價很高。1992年有王晴佳的博士論文《中國史學家與西方：現(xiàn)代中國史學的起源》、1994年有邵東方的博士論文《崔述(1740—1816)：其生平、學術(shù)和再發(fā)現(xiàn)》、1997年有普林斯頓大學Cary Y．Liu的博士論文《清朝的文淵閣：建筑與知識整理》、2001年有密西根大學Mattew Ernest Fryslie的博士論文《史家的宦官奴隸：明史中的文本太監(jiān)與歷史身份的建立》、2001年有加州大學洛杉璣分校Cheryl Boettcher Tarsala的博士論文《誰是四庫全書的作者?乾隆末年的考據(jù)和著述(1771—1795)》、2004年有華盛頓大學Aque Stuart V．的博士論文《皮錫瑞和<經(jīng)學歷史>》論文等。論文基本集中在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密西根大學、華盛頓大學、加州大學，都屬于美國中國學研究最強的學校。導(dǎo)師有史華慈、費維愷等名家學者，有的論文獲列文森大獎。
2、加拿大
加拿大對中國史學研究情況的理解，需要同這個國家的中國學的發(fā)展聯(lián)系起來看。加拿大的中國學研究起步比較晚，大概是在美國出現(xiàn)麥卡錫主義以后，一些專家從美國到加拿大，才開始形成加拿大的中國學研究。所以加拿大對中國史學的研究也比較晚，迄今專家也不是很多。
但是加拿大對中國史學的研究出現(xiàn)一些重要專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就是其中之一，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他是加拿大人，1951年出生。美國哈佛大學博士(1984年)，曾經(jīng)執(zhí)教于斯坦福大學。
他對中國歷史理論比較感興趣，對中國史學的研究主要是對中國歷史進程理論的研究。80年代，中國開展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研究的時候，他主編了專題論文集《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在中國》(1989年)。③收有吳大坤、趙儷生、王敦書、胡鐘達等中國學者論文12篇，還收有中國學者1978·1988年間的論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的論文目錄。他撰寫了很長的引言，有30頁。全文由“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亞洲模式的特點”、“東方社會”、“闡釋與爭辯”、“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在中國”、“肯定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否認東方之唯一：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在中國屬于古代社會”、“第六種生產(chǎn)方式”、“挑戰(zhàn)單線的歷史”、“放棄模式”等幾節(jié)的內(nèi)容組成。這篇文章實際上是作者對馬克思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理論研究的一個回顧，既談到西方歷史學家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也回顧分析中國學者對此問題的看法。編者所收入的論文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基本反映了中國學者對這一問題的諸種思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儆嘤r：《顧頡剛、洪業(yè)與中國現(xiàn)代史學》，《中園史研究動態(tài)》1981年8月號。
�、� LSY, The History of the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Harvard Journal o[ Asian Studies, Volume 19,Issue 3/4(Dec.,1956)；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23,(1960-1961).
③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Edited by Timothy Brook,Armonk,N.Y.:M.E,Sharpe,Inc.,1989.
這本論文集在美國學術(shù)界引起關(guān)注。著名歷史學家阿爾夫·德里克(ArifDirlik)專門寫了書評。①他贊許卜正民所做的工作，認為主編和翻譯工作者做了重要努力，強調(diào)了這本著作的文獻價值。他在評論中同意卜的一些觀點，即關(guān)于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問題的討論，不能只看政治意義，而忽視其與歷史的關(guān)聯(lián)。他認為這個討論已經(jīng)給歷史思想帶來新的批評意識。他說，70年代后期中國所重新展開的這場關(guān)于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問題的討論，能使中國的歷史工作者對于作為歷史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有更恰當?shù)呐性u價，并會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從單線的歷史觀影響下走出來�！�
卜正民是加拿大活躍的中國學家。他的著作相當多，他出版的《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②與格力高利布魯(Gregory Blu)合作，也是有影響的歷史理論著作。中國新星出版社已經(jīng)在2005年將其翻譯成中文本。其中的第三章“資本主義與中國的近(現(xiàn))代歷史書寫”是他撰寫的，與他在《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在中國》引言相類，這段文字也主要是對馬克思以及其他西方學者關(guān)于社會發(fā)展理論及其東西方學者的探討做回顧性分析。他在撰寫于1998年的序言中談了這本著作的研究動機。《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最初計劃是作為李約瑟《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7卷的一個分冊，李約瑟在世時邀請他來撰寫。李約瑟當時思考，隨著資本主義的充分發(fā)展，歐洲業(yè)已經(jīng)歷社會、經(jīng)濟以及知識的轉(zhuǎn)化，而中國卻并未發(fā)生這些轉(zhuǎn)化，原因與物質(zhì)生活組織所產(chǎn)生的諸種因素有關(guān)，李約瑟認為，若要發(fā)展出一套令人滿意的、關(guān)于中國科學歷史進程的解釋，則需要更深刻地理解中國社會的本質(zhì)方有可能。所以他確定撰寫《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七分冊，作為這套書中處理這一問題的專篇。應(yīng)該說，卜正民完成了李約瑟遺愿，不過在比《中國的科學與文明》更為寬廣的視野下進行其論述。主題就是，探討資本主義的概念與理解中國的理念之間的歷史關(guān)系。卜強調(diào)，在世界的歷史經(jīng)驗中，中國歷史與西方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摒棄用歐洲中心主義的概念和思維來理解中國歷史發(fā)展的窠臼。
聯(lián)系這本書的出版，不難理解當年他為什么會在1989年編輯《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在中國》這部文集。他是來自哈佛大學的學者，與史華慈、孔飛力、柯文等學者一樣，他們都是批評西方中心主義的。
加拿大研究中國史學的學者還有如謝慧賢(Jennifer W．Jay)。謝慧賢現(xiàn)在加拿大的艾伯塔大學(University ofAlberta)歷史與古文獻系教授，她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博士。主要研究唐、宋、元史、文化與知識分子史、歷史編纂學。其論著主要有《記憶與官方的史學：宋代效忠者的編史工作》，③這是專著《王朝之變：13世紀中國的忠義問題》④的一部分。這本著作的特點是探討忠義觀對于史學編纂的影響。作者認為這些教誨對于當時官方或非官方的效忠者都是一種激勵，效忠主義的史學發(fā)端于文天祥文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有助于對13世紀長期流傳的“神話”和效忠主義形象的理解。謝慧賢還有關(guān)于中國邊境史編纂學的課題。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49,Issue 3(Aug.,1990),625-627.
�、�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Co-edited with Gregory Bl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 Memoirs and Offiicial Accounts: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Song Loyalists, Harvard Journals of Asiatic Studies, Votume 50, Issue 2(Dec.,1990),589-612.
�、� Jennifer W. Jay.,A change in dynasties: loyalty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Bellingham, WA: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1991.
�、荨侗泵罎h學家詞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對謝慧賢的中國史學編纂研究情況有較多介紹。
二 英國、法國、前蘇聯(lián)對中國史學的研究
1、英國
英國是歐洲國家中，對中國史學研究有特別貢獻的國家。這個國家在開展中國史學研究方面成果不少。
首先，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召開關(guān)于中國史學史研究會議的國家之一。早在50年代末(1956—1958年)的時候，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學院就召開了多個關(guān)于亞洲史學的研究會議，主要考察和探討亞洲國家史學的概況和特點。當時考察的范圍包括南亞、東南亞、近東、中東和遠東。來自東方和西方的很多歷史學家參加會議，提交了學術(shù)論文。會議之后，相關(guān)的學術(shù)著作也得以出版，形成東方和非洲學院關(guān)于東方史學的系列研究之一。關(guān)于中國和日本的史學，也有專門的會議。這個專題的論文集1961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集子的主編是比斯利(W．G．Beasley)和浦立本(E．G．Pulleyblank)。這本集子收集了對中國和日本的史學研究的論文數(shù)十篇。這是國外對中國史學研究的比較早的集子，其中包括有范德倫的《古代中國的編年史和史學思想的發(fā)展》、浦立本《中國的歷史批判主義：劉知幾和司馬光》、楊聯(lián)陞《中國官方修史的組織：唐朝至明朝正史編修的原則和方法》、戴密微(Paul Demieville)《章學誠與他的歷史編纂學》等著名學者的論文，還有關(guān)于王國維的專論等。這本書所討論的范圍還包括中國的歷史實錄研究等，基本反映了當時英國和西方國家對中國史學的了解和研究情況。這本著作獲得頗好的學術(shù)評價，被認為是西方了解中國史學的重要參考著作。一些學者還對西方學術(shù)界對中國史籍的史料價值的某些偏見作了批評。此后，《劍橋中國史》各卷作者在介紹自己使用的史料時，無論官修史書、私人史著或檔案，都引用過這本書的有關(guān)論述。一直到現(xiàn)在為止，這本著作還被認為是對中國和日本史學研究的經(jīng)典著作。
其次，英國很注意對當代中國史學的研究，包括召開專門學術(shù)研討會議。根據(jù)筆者在哈佛大學所了解的學術(shù)檔案，1963年12月31日，正在《中國季刊》工作的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組織了這個會議。當時，麥克法夸爾致函哈佛大學的史華慈(Benjamin l．Schwartz)教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希望他能參加即將在英國召開的關(guān)于“中國共產(chǎn)主義者歷史學”的會議。會議地點在接近牛津的Ditchley Manor，時間是1964年9月6—12日。不過史華慈未能參加會議，費維剴教授出席了這次會議并擔任主席。①會議有論文集，收入的學術(shù)論文包括《傳統(tǒng)中國歷史學和在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改變》、《前中國歷史之發(fā)現(xiàn)》、《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太平天國的解釋》、《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對佛學對中國文化貢獻之評估》、《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之處理》、《共產(chǎn)黨中國的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唐代研究》、《共產(chǎn)主義中國的歷史教學》、《作為歷史家的毛澤東》、《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對中華帝國創(chuàng)建的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對19世紀中國外交關(guān)系的評估》等。②這是西方學者關(guān)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一次重要會議。據(jù)筆者所掌握的資料分析，英國的這次會議是國際學者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第一次專題會議。
其三，英國對中國史學的研究，出現(xiàn)了有相當權(quán)威和影響的學者如崔瑞德(Denis C．Twichett)，2006年2月剛?cè)ナ馈Ｔ趪H中國史學研究中，他有獨特的地位和影響。他曾經(jīng)在劍橋大學主持中國學的研究工作，與費正清一樣，他也是《劍橋中國史》的主要負責人。作為著名唐史專家，他對中國史學的重要研究就是撰著了《唐代官修史學》(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1992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俟饳n案館檔案：ACC#14133，BOX3。
�、陉P(guān)于這方面情況，參見朱政惠：《20世紀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若干問題》，載《美國中國學史研究——海外中國學探索的理論與實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
這本書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唐代官方修史機構(gòu)，第二部分關(guān)于唐代史料和纂集，第三部分專論《舊唐書》。正文之后有附錄圖表，236頁。這本著作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研究方法的明確定位。崔瑞德認為，東西方史學的差異是由各自的文化及其所處時代造成的，所以應(yīng)當相互了解彼此不同的歷史理論、觀點、方法以及不同的選題、取材方式。他認為，要向中國過去的成文記載進行歷史調(diào)查，就必須理解中國史家、史著的觀點、方法及其局限等；
研究過程中，要注意“緊緊把握住這一時代史學發(fā)展的主要環(huán)節(jié)和主要成就……并將其作為自己從事斷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中國史學界同行對這本書還是認可的，有比較好的評價。謝保成研究員認為，全書從史官、修史機構(gòu)說到形形色色的史料匯集，以及《舊唐書》的纂修及其史源，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網(wǎng)羅十分齊全。而且，考述也很細密，一些章節(jié)如“傳記”、“典志、類書與文翰”、“實錄”、“國史”等，著墨甚重。有關(guān)專家還十分欣賞崔瑞德的一些史學思想，他認為要從極其細微的記事中、舊史家的偏見里找出歷史事件的真實來的思想，很不容易。誠然，中國專家也對其中的不足提出批評。①這本著作基本是成功的。法國的《通報》還稱其為“關(guān)于唐代歷史學的豐富而又令人信服的畫卷”。②美國《亞洲研究雜志》1993年2期的一篇書評認為：“崔瑞德作為唐史研究的先驅(qū)者是當之無愧的”，《唐代官修史學》“對每一位嚴肅的唐史研究者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边@本著作體現(xiàn)了西方史學家對于中國斷代史學研究的很高水準，也是英國學者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一部重要作品。
1991年，崔瑞德在普林斯頓大學還出版過一本論述史學的著作《歷史學家、讀者和時間過去》。③1980年，他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工作，退休以后返英國劍橋居住。這本著作和他新任工作有關(guān)。這是一個關(guān)于傅斯年學術(shù)講座的演講集。文集涉及他對編纂劍橋中國史問題、唐代官方史學問題，包括當代中國史學發(fā)展的看法。這本書的第二篇，對當代中國史學有十分詳細的描述。他結(jié)合中國古代史學編纂和西方的中國學研究，談了作為史學家應(yīng)有的理念和責任。他說他對中國史學家有很大期待。他認為20世紀的中國史學家有責任對自己過去的歷史做好的解釋，便于當代和后代的西方讀者能夠了解這些歷史。④他說他深深感謝前輩所做的工作，“如果沒有他們，我們關(guān)于過去時代的認識絕對是空白的�！雹菟麑懙�，不揣冒昧地宣稱：“中國的歷史屬于全世界。這不僅因為我們認為有此權(quán)利和必要，也因為中國歷史作為一門學科，引起了人們難以抗拒的興趣�！彼J為自1976年提出這一大膽主張以來，讀者不僅接受，而且認為理所當然。中國人所生活和工作的世界發(fā)生了巨大改變。這個世界已毫無疑問地接受了中國及中國文化是多元文化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國歷史是人類共同文化遺產(chǎn)的一部分。這是十分重要而精彩的論述。
崔瑞德是國際上中國唐史研究的權(quán)威人物，也是英國中國史學研究的標志性人物。英國對中國史學的研究，以古代史學史研究為主要特征，而古代史學史研究又以他為代表。
其四，英國對中國當代史學研究也有很大影響。牛津大學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的《當代史學主要趨勢》⑥一書，對中國當代史學有專題介紹。這本書受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委托而撰寫，是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1980年出版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主要趨勢》的歷史卷。書中所涉及的對中國當代史學的研究，是國際合作探索的意見，也是巴氏本人的思考意見，或者說代表了一部分英國學者的看法。關(guān)于1949年以后的中國史學，他的基本看法就是：“農(nóng)民運動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是今天中國共產(chǎn)主義史學研究中的中心問題”。他說，他不否認新中國的歷史學“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但要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它的積極成果”：即使是對中國的歷史研究作無情批判的人，“也對它那數(shù)量浩大的新成果和積極的成就有深刻印象”，“大量的新文獻資料已經(jīng)可資利用”，“這是公認的”。巴氏注意到新中國對重大史學理論問題的關(guān)注，稱中國歷史學家重視將中國的歷史發(fā)展與各類馬克思主義的分期方法聯(lián)系起來，又不至于抹殺中國過去歷史上的獨特性和特殊性。他承認，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偃缰袊鐣茖W院謝保成研究員撰寫有《讀崔瑞德《唐代官修史學》(載《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他批評說，如關(guān)于“官修史”，至少應(yīng)當包括唐政權(quán)組織修撰的前朝史和按部就班纂修的本朝史。這是中國古代史學自唐代開始確立起來的基本修史制度，為后來各朝各代沿襲，崔書雖有提及，但在全書卻無足輕重，也未論及所修前朝諸史。
�、趨⒁姟吨袊费芯縿討B(tài)》1995年3期。
③ Denis Twitchett, The Historian, His Reader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1997,
④⑤Denis Twitchett, The Historian, His Readers,and the Passage of Tim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1997,P.57.
⑥該書由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
方并不接受中國歷史家關(guān)于農(nóng)民運動意義的觀點，但這個問題為中國史學“增添了一個新領(lǐng)域”，是“毫無爭議的”，農(nóng)民研究確實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語言”，“建立了評估和重現(xiàn)中國過去歷史的標準”。誠然，新中國史學不盡如人意，“因為十分清楚，在某個時期提供了促進力量和鼓舞的思想在另一個時期卻可能轉(zhuǎn)化為教條�！雹�
今天重溫巴氏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評價，應(yīng)該承認，評價還是比較地客觀，對主要特征和問題的分析有一定的說服力。
2、法國
法國對中國史學的研究也有相當深入的成果，畢竟是世界漢學中心，新人輩出。
其一，法國對中國史學的研究，有突出影響者，還是當年沙畹(Emmanuel Edouard Chavannes)對《史記》的翻譯。他在1890年，就撰寫了關(guān)于司馬遷的論文。②1895—1905年間，他進行了《史記》的翻譯工作。這些本子包括：第1卷，序論，從《五帝本紀》到《周本紀》，1895年；
第2卷，從《秦本紀》到《孝武本紀》，1897年；
第3卷，從《三代世表》到《將相名臣年表》，1898年1第4卷，從《禮書》到《平準書》，1899年；
第5卷，從《吳太伯》到《鄭世家》，1901年；
第6卷，從《趙世家》到《孔子世家》，1905年。他的翻譯，譯文正確，考證精到，注釋十分詳盡。他還為這本翻譯著作作了序，長達二百多頁。序言可以看出，沙畹的研究十分精深。他在序言中介紹司馬遷的史學思想和史學方法。他認為這部著作采用了詩、賦、論、策、碑、銘、對話、民謠等各類文體形式，以此作為了解遠古時代和三代歷史事實的記錄源泉，恰到好處地把他們安排到全書的各個篇章，尤其是《本紀》。沙畹說，司馬遷的研究和對資料的使用，“成功地打破了傳統(tǒng)的枯燥無味的色彩單調(diào)的編年體史書的著述局限，在歷史著作的著述技術(shù)上也是一大進步�！雹凵愁祵Α妒酚洝返难芯�，很受學術(shù)界的肯定和推崇。學者稱，沙畹是以人文科學的新方法來開辟西方漢學新途徑的學人，“其從司馬遷《史記》的譯著中，足見其具有歷史方法論；
其從西突厥資料一書中，足見其善用人文地理學的見地；
其在中國西北部的考古工作，足見其考古學的成就�！雹軐W術(shù)界對沙畹所寫的序言評價很高。石田干之助認為，沙畹的《史記》序言，“以精到的賅博的文筆對《史記》進行了詳細的溉說……更進一步對其所使用的資料等文獻進行論述，特別有關(guān)《尚書》的史料內(nèi)容”，“此一序論對古代經(jīng)學史的研究也有不少貢獻，然后是他以記事方法和史料批判的態(tài)度對《史記》進行審查�！雹荽髅芪娬{(diào)，沙畹的《史記》研究是“法文漢學的巨著”。這個譯本迄今被認為是《史記》研究的經(jīng)典作品，在西方漢學史上前無古人。
其二，法國漢學是世界漢學的重要營壘，大家輩出。沙畹之后，有伯希和(Paul Pelliot)、戴密微、謝和耐(Jacques Gemet)等重要學者。這些學者研究領(lǐng)域各有側(cè)重，沒有在中國史學方面做專門意義的研究，但他們的探索和研究中，對中國歷來重要史學家或史學著作多有涉及，留下深刻痕跡。像戴密微，學術(shù)旨趣十分廣泛，對于中國的哲學、史學都有精深研究。他寫過莊子研究的文章，也寫過戴震和章學誠研究的文字。關(guān)于章學誠的文章，就發(fā)表在浦立本的《中國與日本的歷史學家》那本著作中。他對章學誠的評價相當高，認為是中國第一流的史學天才，學術(shù)地位可以與阿拉伯的史學家伊本凱爾或歐洲最偉大的史學家并駕齊驅(qū)。謝和耐是戴密微的學生，研究社會史和經(jīng)濟史，對晚明的社會和思想研究也情有獨鐘。他研究過王廷相、唐甄等16—17世紀的思想家，對于王船山也作過一段時間的專門探討。曾經(jīng)化時間專門研究了《讀通鑒論》。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Geoffrey Barractough，Main Trends of Resae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History，Mouton Publishers，1978。又，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中國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
�、贚e trait SUT les sacrifices fong et chan de Se ma T’sien，tr．en fran?ais par Edouard Chavannes．Peking， Typographie du Pei-T’ang，1890．”Extrait du Journal 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xxxi，95 P．25 cm．(哈佛大學燕京學社收藏此書，書號：(W)| BLl801．S681890x)
③臺灣學者王爾敏有《中國文獻西譯書目》，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75年版，對海外中國史學著作翻譯情況有比較具體介紹。劉正著《圖說漢學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中也有介紹。
�、軈⒁娎铊骸斗▏鴿h學論集》(珠海書院出版委員會1974年出版)。
⑤石田干之助：《東洋學雜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見《石田于之助著作集》第3卷，六興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⑥參見謝和耐：《二戰(zhàn)以來法蘭西學院的中國學研究》，載《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1995年第3期。
其三，法國對中國史學的研究有很好的傳統(tǒng)，大師們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研究的經(jīng)驗、方法和傳統(tǒng)，一代代傳了下來。對中國史學的研究也一樣，一位名叫讓·沙波尼爾(Jean Charbonnier)的學者撰寫過題為《中國當代歷史評注》的博士論文。①此外，法國的一些重要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都寫過關(guān)于中國近代歷史編纂學研究的論文，如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ere)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學界對辛亥革命的評價》、②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的《中國近代國家觀念溯源——關(guān)于伯倫知理<國家論>》③等。
最近，法國學者撰寫了關(guān)于清代學者戴名世研究的著作。中國中華書局已經(jīng)翻譯出版，書名《戴名世年譜》，90萬言。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是法國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研究員，魏丕信(Pierre- Etienne Will)的學生。戴名世和《南山集》案的研究，清史中雖有所述及，但專著少見。戴廷杰的著作校訂了迄今為止最為完備的戴氏生平與家族譜系資料，收錄了《戴名世集》未收之佚文百余篇；
還在考訂的基礎(chǔ)上，編有與戴氏及《南山集》文字獄相關(guān)的六百余人生平傳記。④編纂技術(shù)上，作者運用中國年譜的史學功能，在考述傳主生平、士林交游、《南山集》史事諸多問題上，又顯其史學考據(jù)、標點．比勘、輯佚等各方面過硬功夫。⑤《戴名世年譜》12卷正譜外，增設(shè)《后譜稿》等�！逗笞V稿》始康熙五十三年即譜主被誅次年，迄清末，歷時200年有零，用以記譜主身后案件余波，包括遺作的編纂、題記、刊行等情事。這是有原創(chuàng)意義的新做法。
戴廷杰在編纂思想和理念方面有自己想法。他認為歷史學家的責任要“恢復(fù)事情的原狀”，“甚或還歷史的真相”。他認為中國史學方法和理念對自己意義特殊，僅限于今天西方漢學的標準，寫不出年譜。他說，原本以為這樣“博學的工作”“應(yīng)該留給中國學者做”，自己則從事所謂解釋及敘述歷史，然而一旦投入后，顧慮和猶豫便“煙消云散”，撰寫激情“一發(fā)不可收拾”。他說，撰寫年譜“讓我認識到堅實的博學工作的益處，”“感到這一任務(wù)的崇高”。⑥
中國學者頗稱贊作者扎實的史料工作。來新夏教授為這本書寫了書評。⑦戴廷杰回應(yīng)時強調(diào)：“博學的工作不能因為要敘述歷史而受到忽視，二者不是可以同軌，而是應(yīng)該同軌。”戴廷杰的研究說明：中國學者可以借用西方史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做出好文章，西方學者也可以借鑒和使用中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史學理論與方法做好研究——人類史學只有這樣互相借鑒和交往，才會互取長短而更發(fā)達。
3、前蘇聯(lián)與俄國
俄國對中國史學的研究也比較早，1823年，利波菲索夫(Lipofzoff)選譯過《明史》。l829年，比丘林還將朱熹的《通鑒綱目》翻譯成俄文本。也是這一年，比丘林所撰寫的《成吉思汗家族早期的歷史》，很大部分來自對《元史》的翻譯，所以俄國對中國史學的研究還比較早，做了一些基礎(chǔ)工作。
1970年開始，前蘇聯(lián)社會科學院歷史部的維特金(R．V．Viatkin)教授組織人員將《史記》翻譯成俄文本⑧，后在莫斯科出版。一共有3卷，前后工作了將近20年。與他一起工作的，還有塔斯金(V．S．Taskin)教授。不過大部分的翻譯工作還是由維特金擔任。這是世界上唯一的關(guān)于《史記》的俄文本，也被認為是“目前進行中的規(guī)模最大的西譯漢學名著工程�！睋�(jù)說已經(jīng)翻譯《史記》的64％，而美國學者華茲生的英文《史記》只翻譯了其中的30％。《史記》中的“本紀”、“表”、“世家”基本被翻譯了過來，作了注釋。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卜德(DerkBodde)教授為這3卷本的俄文本的《史記》的出版，寫過書評，發(fā)表在《亞洲研究雜志》1985年11月號上。他在書評中，將維特金的俄文《史記》與法國沙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這是在巴黎第7大學哲學博士論文。里爾大學論文服務(wù)部有1980年版的文本(L’interpretation de L’historie en Chine Contemlaoraine．Bd．1 und 2．Phil．Diss．Universite de Paris VII，Vom 7．1．1978．Serveice de Reproduction des These， Universite de Lille Ⅲ．1980)。
�、趽�(jù)知，法國《歷史雜志》230卷，第468期(1963年)刊載過這篇文章。
�、蹍⒁姟督费芯俊�1997年4期。
�、苤袊鴮W者柴劍虹對此有肯定評價。
⑤中國學者高黛英有訪問記《關(guān)于“戴名世年譜”撰著——法國漢學家戴廷杰訪談錄》(《文學遺產(chǎn)》2005年4期)，與作者交流了這方面研究心得。
⑥參見《關(guān)于“戴名世年譜”撰著——法國漢學家戴廷杰訪談錄》。
⑦來新夏說：“《戴名世年譜》這一專著，實為難得!走筆至此，不禁赧然，若戴名世其人其事，何其研究成果不出于中土學人之手?繼而思學術(shù)固無國界”。(參見《一部外國人研究中國文字獄的專著——讀《戴名世年譜》》，《文匯讀書周報》2004—9—10)
�、郪iatkin，Rudolf Vsevolodovich，Syma T’Syan，IstorichesMe Zapiski(Shi Tsi)，Moskow：Nauka Publishing House．
翻譯的法文本《史記》、美國華茲生翻譯的英文本《史記》傲了比較。他認為三個本子各有千秋。大體上說，沙畹的研究充滿學究氣，華茲生的本子讀起來輕快易懂，而維特金的翻譯是兩者兼而有之。他對維特金本子中，將《史記》中的“表”認真翻譯過來的做法十分欽佩，這在沙畹和華茲生的本子中都未能做到。他認為這是世界上唯一將《史記》“表”翻譯成西方文字的本子。①
1981年，維特金與另一位學者斯維斯圖諾瓦(N．P．Svistunovas)共同主編了關(guān)于當代中國史學研究的專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科學》，莫斯科NAUKA出版社出版，357頁。這是前蘇聯(lián)學者關(guān)于中國史學研究的專門論文集，有13篇文章。收入的文章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科學》(R．V．Viatkin)、《簡論封建主義中國土地所有制形態(tài)的討論》(Svistunova)、《中國對農(nóng)民戰(zhàn)爭問題的研究》(E．B． Bofiskina)、《中華人民共和國對11世紀改革問題的研究》(Z．G．Lapina)、《中國歷史學家對15世紀初期鄭和遠航探險的研究》(A．A．Bokschanin)、《當代中國史學研究中的1627—1646年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研究》(B．G．Doronin)、《(當代中國史學中對17世紀反清問題的研究》(N．I．Fomina)、《當代中國史學家對太平天國的研究》(V．P．Ilyushechkin)、《當代中國歷史學家對義和團問題的研究》(N．M．Kalyuzhnaya)、《中國在1977—1980年閭的文獻資料對于1919—1949年中國革命運動史的闡述》(A．M．Grigoriev)、《中國史學工作者歷史研究的著述原則》(L．N．Borokh)、《當代中國歷史哲學的某些傾向》(V．G．Vladimirov)、《論翦伯贊的歷史觀以及中國對他的批判》(Svistunova)等。此外還附有劉大年的((論康熙》(《歷史研究》l961年3期)、丁偉志的《“四人幫”是歷史科學的敵人》(《歷史研究》1978年6期)等中國學者的文章。
這部文集里，維特金的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科學》一文是主題文章，維特金將1949年以來的中國當代史學劃為四個發(fā)展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年至1959年，主要是中國“正規(guī)”史學的發(fā)展，運用社會發(fā)展的唯物史觀，對一些重要的歷史問題展開研究，一定程度上“吸收”和“推廣”了蘇聯(lián)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經(jīng)驗和成就；
第二階段是1959年到1965年，“中國的史學發(fā)展緩慢”，與“蘇聯(lián)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愈加“隔絕”了；
第三階段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史學工作者的活動基本停止，歷史研究機構(gòu)不再做任何事情，“是中國史學差不多完全停滯不前的階段”；
第四階段是1977年以后的時期，中國史學出現(xiàn)了某些新趨勢，“前個階段里曾流行過而最不受歡迎和最荒誕不經(jīng)的論點受到了批判”。
維特金的文章和主編的著作，體現(xiàn)了前蘇聯(lián)學者對當時中國史學的基本研究和大體看法。當時中蘇矛盾還很尖銳，作者的立場傾向也十分明確。但在當時，就國際上對當代中國史學研究情況言，能做到這樣的專門研究還是不多的。反映出當時蘇聯(lián)學者對中國史學的跟蹤和思想傾向，留下了一份難得的資料。
美國學者關(guān)注這本著作的出版，卜德教授專門寫了書評。書評中對著作的基本情況做了介紹。②他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科學》一書，無論對于研究當代中國史學的學者，或是那些對蘇聯(lián)學者如何看中國史學感興趣的人們都是相當有趣的。卜德的話或許有點俏皮，但多少表示了對這本書對于中國史學研究的意義的肯定。③
令人感興趣的，還在于這本著作的文件附錄。附錄刊載了92篇前蘇聯(lián)學者在1950—1978年間所寫的關(guān)于中國史學研究的論文目錄。目錄使我們得以窺見40年前，前蘇聯(lián)學者對中國近30年史學發(fā)展情況研究的基本走向。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Ssu -ma Ch ’ ien, Historial Records(Stih Ch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45. Issue l(Nov.,1985),130-131.
�、冖� Derk Bodde, Istoricheskaya Nauka v KNR [Historiography in the PRC], The Journals of Asian Studies, Vol.41, No.4(Aug.,1982),830-831.
④《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1983年6期有羅仲輝的專篇文章，介紹了前蘇聯(lián)的這本著作，題目是《簡介蘇聯(lián)“中華人民共和圉的歷史科學”一書及所附文獻目錄》。
根據(jù)目錄，可以看出這樣幾個問題：首先，維特金是當時蘇聯(lián)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重要人物。他出生于1910年3月，畢業(yè)于遠東大學。資深歷史學家。曾任蘇聯(lián)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副所長，到中國訪問過。在這個附件目錄中，他的學術(shù)論文被選11篇，內(nèi)容包括對司馬遷、班固、劉勰、劉知幾等中國古代史學大家的研究，也有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探討等。情況表明，作者對中國古代史學有相當研究，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情況也有較全面的了解和認識。他的研究值得中國同行了解和關(guān)注。其二，當時的蘇聯(lián)歷史學界對當代中國史學發(fā)展中幾個爭議問題密切關(guān)注，如中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問題研究、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研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等的探討，非常當回事。這說明他們對中國史學所發(fā)生的焦點問題還是把握的。其三，當時的蘇聯(lián)歷史學界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和毛澤東的作用十分關(guān)注，對中國史學工作者治史原則也很注意觀察，幾乎大半文章涉及對這些問題的探討。
前蘇聯(lián)學者對中國史學情況的探討基本是全方位的，有核心人物，有基本專家、有隊伍骨干，包括有專門的研究集刊如《亞洲國家的史學史和史料學史》、《中國的歷史問題和歷史學》、《東方國家的歷史學》、《普及歷史問題的編纂和史料學》、《東方國家的現(xiàn)代史學》等。
前蘇聯(lián)和俄國學者對中國史學研究的情況還遠不止這些，我們尚需培養(yǎng)專門人才，化大功夫去研究和探討。
三 韓國、日本對中國史學的研究
1、韓國
韓國是世界上對中國史學研究最早的國家之一，可謂傳統(tǒng)悠久。早在1403年，即朝鮮太宗三年，元代胡一桂著《七史纂古今通要》刊行；
世宗七年即1425年，司馬遷的《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在韓問世；
又二年，《史記世家》問世。世宗在位期間，刊行的中國史學著作還有班固《漢書》、《資治通鑒》等。朝鮮宣祖時代，中國史學著作還有范燁的《后漢書》、余進的《十九史略通考》等刊布。在英祖時代，刊布的中國史學著作包括《十九史略諺解》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古代朝鮮，一些文人還展開對中國史學著作的研究，如顯宗八年即l667年，姜沆有《綱鑒會要》等著作；
肅宗四年(1678年)，趙維韓有《史纂抄選》等著作。肅宗三十四年(1708年)，權(quán)以生有《史要眾選》；
正祖十五年(1791年)魏伯王奎有《十九史略續(xù)集大明紀》等。古代朝鮮對于中國史學的研究的態(tài)度是真誠深入的。①他們留下了比較好的研究傳統(tǒng)，為后來韓國對中國史學的研究奠下了重要基礎(chǔ)。一直到近代以前，中韓對史學的研究和理解基本是相通的。
當代韓國學者對中國史學的研究，在歷史上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根據(jù)韓國學者李潤和的統(tǒng)計，②從1950年到2004年，韓國學者共撰寫過關(guān)于中國史學史的研究論文l54篇。從先秦到現(xiàn)當代，各個時期的情況都有。
韓國學者十分重視對中國史學通史的研究。他們撰寫了多部關(guān)于中國史學研究通史著作。這當中，有辛勝夏的關(guān)于中國史學的研究專著，③卓用國撰寫的《中國史學史大要》(探求堂出版，1986)，④申龍澈的《中國史學史概要》(新韓社，1997)、李啟命的《中國史學史綱要》(全南大出版社，2003)等。他們還十分關(guān)注中國史學研究的成果。目前被翻譯成韓文的中國史學著作主要有兩本：一本是劉節(jié)的((中國史學史稿)，取名《中國史學史講義》；
⑤一本是高國抗的《中國古代史學史概要》，⑥這兩本都是全文翻譯本。還有一本是摘要翻譯，即尹達的《中國史學史綱》。這3個本子屬于中國史學通史的比較好的本子。與其它國家相比，韓國關(guān)于中國史學研究通史本子應(yīng)該說是多的，至少比美國、英國要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訇P(guān)于這方面的情況，中國學者已經(jīng)有文章，如《圖說漢學史》等。
②參見作者《近五十年來韓國的中國史學史研究綜述》，這是2005年10月29日，在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和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舉辦的“國際視野下的中國史學”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上的學術(shù)論文。
�、鄞藭鵀轫n文書名。筆者在韓國安東大學人文大歷史系李潤和教授工作室見到這本著作。
�、艹霭婺甏幌�。筆者在韓國首爾書店看到這本著作。
�、菪撂追g，新書苑2000年出版。筆者在韓國首爾書店看到這本著作。
�、迏窍鄤鬃g，譯名《中國史學史》上、下兩冊，1988年出版。筆者在韓國酋爾書店看到這本著作。
韓國學者也很重視中國古代史學的研究。這方面的文章相當多。而對古代史學史的研究中，又以對中國古代史學經(jīng)典著作及其史家研究為重。司馬遷及其《史記》、劉知幾及其《史通》、司馬光及其《資治通鑒》、章學誠及其《文史通義》等探討的文章尤其多。其中，對司馬遷和《史記》的研究應(yīng)該說是最多的。根據(jù)李潤和所提供的目錄，154篇文章中，研究司馬遷和《史記》的論文不下30篇，幾占全部研究的1／5。文章最多的是李成珪。他的研究探索了司馬遷對歷史和人間關(guān)系的研究、司馬遷關(guān)于歷史敘述與文史一體的關(guān)系研究、《史記》的構(gòu)造和時間概念等。一些思考相當深入。他認為《史記》所以歷經(jīng)千年而不衰，關(guān)鍵在于它是一部達到歷史產(chǎn)生的根源的歷史真實性的史書。他還做了一件類似接受史學中介研究的工作，鉆研了16世紀后朝鮮時代約1200種文人文集，發(fā)現(xiàn)約有500件與《史記》有關(guān)。他仔細探討了當時文人對《史記》的關(guān)心方向和性格。
韓國學者對章學誠的研究也比較熱衷，文章僅次于對司馬遷的研究。所考慮的問題，包括章學誠的歷史觀、經(jīng)世觀、博約論、史學方法論、良史論、方志論等。在探討中，還十分注意章學誠的學術(shù)思想和龔自珍的學術(shù)思想的關(guān)系。
比較而言，韓國對中國現(xiàn)當代史學的研究相對少，總計文章約20余篇，還沒有對司馬遷的研究多。不過，有些文章層次比較高。韓國著名史學家閔斗基在上世紀80年代初撰寫過《1980年代初歷史動力論爭》，①主要研究80年代初中國關(guān)于歷史動力問題的討論，認為把生產(chǎn)力看作是比階級斗爭更重要的歷史發(fā)展動力的研究是值得關(guān)注的理論現(xiàn)象。他提出要注意探討鄧小平的現(xiàn)代化路線的發(fā)展問題，以及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歷史解析合適性的理論問題。
韓國學者對比較史學相當重視。李潤和出版了專著《中韓近代史學比較研究》。②李認為，比較史學的內(nèi)容，“在于究明史學思想、理論，以及方法上的異同，以及因了解此異同的背景而能夠找出綜合性的方法”，“達到上述境界后，才能創(chuàng)造出比較史學的最終目標”。③李認為，中韓近代史學相同點多，但差異也不小。近代韓國史學沒有經(jīng)歷政治性革命，也沒有文化運動，直接淪落為日本的殖民地，沒有機會接觸其它各種形態(tài)的思想。韓國的近代史學接受進化論的思想，但韓國的所謂“進化論”，“競爭”的意義徹底地被解釋為韓國民族對外抗爭的姿態(tài)，強調(diào)國家歷史以民族為主體，以競爭為動力抵御外侮。而中國接受進化論，更強調(diào)自強與變法，更注重對歷史進程的考察。他確認中國近代史學所經(jīng)歷的政治運動要多些，所以會有各樣形態(tài)的經(jīng)驗，變局促進了中國近代史學對付現(xiàn)實的應(yīng)變力，使中國近代史學更關(guān)注世界史、當代史和邊疆史，以更切合實際的態(tài)度建立中國近代史學的方法和理論體系。
最近的研究中，韓國學者注意對中國史學的新解說。自永瑞教授發(fā)表題為《“東亞史學”的誕生與衰退——東亞學術(shù)制度的傳播與變形》④文章，談了對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發(fā)展的看法。他認為整個東亞地區(qū)史學變遷的軌跡，是“制度內(nèi)的學問”與“制度外的學問”相互對立、交融的動態(tài)過程；
為了能夠同時擔負起適應(yīng)和克服全球化的雙重課題，建立“批判的／歷史的歷史學”是重要的。他認為中國近代史學的發(fā)展有一個科學化、制度化的過程，五四運動促進的歷史學的科學化，到三十年代后具有制度上的標準化和專業(yè)化的形態(tài)。⑤他認為南京政府對于當時歷史學的發(fā)展起了重要作用。馬克思主義史學雖然屬于“制度之外進行的學術(shù)活動”，但因為借助于唯物史觀所提供的與“史料學派”等不同的“科學”視角，積累了豐富的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研究成果，對圈內(nèi)歷史研究有很深影響。白永瑞認為，東亞地區(qū)史學的歷史變遷，也基本是“制度內(nèi)的學問”與“制度外的學問”相互對立交融過程。史學應(yīng)該打破體制內(nèi)和體制外的界限，變“如何研究歷史”為“為何研究歷史”，克服史學與民眾脫離的問題，將“權(quán)力的歷史學”轉(zhuǎn)變?yōu)椤笆忻竦臍v史學”，包括提倡“公共的歷史學”。他認為這樣的歷史學不是拒絕權(quán)力，而是讓民眾“參與極大化的途徑”。他寫道：“歷史研究并不僅僅是要豐富人們的歷史知識，應(yīng)該與人的成長、社會的進步，以及國家、民族的發(fā)展息息相關(guān)，為其指明前進的方向。”⑥
2、日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載《中國的歷史認識》(下)，創(chuàng)作與批評社，1985。
②關(guān)于這本著作的情況，朱政惠撰文《關(guān)于中韓史學比較研究的若干問題》(載《史之心旅——關(guān)于時代和史學的思考》(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有比較具體的評析。
③參見李潤和：《中韓近代史學比較研究》第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出版。
�、芸�2005年9月出版的《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茛蕖丁皷|亞史學”的誕生與衰退——東亞學術(shù)制彥的傳播與變形》。
日本對于中國史學的研究，也有很深厚的歷史基礎(chǔ)。古代日本對于《史記》的研究著作頗多，如室叮時代的月舟壽桂，著有《史記抄》八卷。江戶時代的豬飼敬，著有《史記天官書圖解輔注》、《太史公律、歷、天官三書節(jié)窺》。江戶時代的研究專家及其著作還有，池云碧于齋的《史記律歷書解》、岡本況齋的《史記傳本考》、思田維周的《史記補正》、香川南浜的《史記辯解》、菊池高洲的《史記文訣》、清田徇的《史記律》、角田九華的《史記通》、岡白駒的《史記角雋》等。①關(guān)于《漢書》的研究，江戶時代的專家和著作，主要有戶崎淡園的《漢書解》、《后漢書解》，恩田維周的《漢書考》、《漢書質(zhì)疑》，土冢田大峰的《漢書補解》、岡本況齋的《漢書律歷志圖志解》與《漢書筆記》。江戶時代關(guān)于《資治通鑒》研究的著作也頗有，如清田徇的《資治通鑒三編批評》、石川香山的《資治通鑒補正》、羽倉簡堂的《資治通鑒評》等。此外，江戶時代還有赤井東海的《戰(zhàn)國策遺考》、太田晴軒的《戰(zhàn)國策考》、豬飼敬的《補修‘史通’點煩》等。②由于受中國史學影響很深，日本古代史學在編纂體裁上，也基本采用編年體、紀傳體等基本史學體裁和方法。
日本對中國史學的研究，有一些有國際影響的研究成果。近代以來影響大的，有內(nèi)藤湖南對中國史學的研究專著。他出生于1866年，日本京都帝大教授，對中國文化史、中國古代史、中國史學史都有探討。《中國史學史》是他20年代在京都大學的演講稿本，1949年由東京弘文堂出版。從“史的起源”一直寫到清朝史學。這本著作對于中國史學發(fā)展史上的重要著作和人物有較深闡述。他對《史記》的評價相當高，稱《史記》在當時是一部巨著，至后世也受尊崇，“遂于書籍部類中開出一個史部”，“在今日也堪稱中國文化的代表巨作�！彼麑懙溃妒酚洝愤h離當時時尚，以一己之天才囊括古今而成一家之言，“顯示出司馬遷的卓越見識�！彼操澷p章學誠的史學編纂理論。他寫道：“以今天的眼光看，史學不應(yīng)該僅僅是記錄事實的學問，而應(yīng)該從原理原則的角度把握其根本，這是一種哲學性的思考方法�！薄霸谡聦W誠看來，所有的學問皆非以哲學為本而是以史學為本，一切學問都歸之于史學，不具備史學背景的東西就不能稱其為學”。內(nèi)藤認為章學誠從這個意義上闡述史學，是其學說“最具特色之處。”《中國史學史》還對中國史學發(fā)展史上的一些問題提出見解。③
內(nèi)藤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海外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著作還不是很多，④所以內(nèi)藤的著作還有相當影響。哈佛大學的楊聯(lián)陞教授曾經(jīng)撰文評論內(nèi)藤的《中國史學史》，認為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屬于經(jīng)典性著作，嘉德納《中國傳統(tǒng)史學》是唯一的英文本中國史學史，內(nèi)藤的《中國史學史》則是“近代學者撰寫的部頭最大的一部”。⑤楊聯(lián)陞還介紹內(nèi)藤對中國史學史的分期，稱對其評論和內(nèi)容印象深刻。一直到今天，內(nèi)藤的這本著作還被認為是關(guān)于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有影響代表作。
此后，日本繼續(xù)有中國史學史研究著作問世。增井経夫的《中國史學史》，1984年由刀水書房出版。被認為是內(nèi)藤以后的一本比較重要的關(guān)于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專著。⑥增井經(jīng)夫還撰有《史記的世界》等學術(shù)專著。
日本學者對中國古代史學的研究，出現(xiàn)一批扎實的學問家及其著作，如瀧川龜太郎(1865—1946)的《史記會注考證》。他用20年的時間進行這一專題的研究，匯集中日兩國關(guān)于((史記))的各家注釋百余種，加以考證。全書以漢文文言文撰寫，相當程度上還原了《史記》原文及注釋，保留了關(guān)于《史記》的很多珍貴文獻，為研究《史記》提供了重要資料。中國學者對這本著作評價很高，認為在新的《史記》會注會評本出現(xiàn)之前，這本書一直會是“《史記》研究者案頭必備的有用之書�！雹叽送�，田中篤實所�！对鲇喪酚浽u林》也是一本精致著作。70年代開始，吉田賢抗、水沢利忠、青木五郎在前人研究基礎(chǔ)上，又做了《史記》的翻譯工作。這個譯本也比較精到，本紀、世家、列傳、書都有翻譯，譯本附原文，加注釋，有評論。吉田賢抗等學者的《史記》譯本被認為是與維特金的俄文《史記》本、華茲生的英文《史記》、沙畹的法文《史記》一樣，是世界幾大《史記》譯本之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訇P(guān)于日本古代對中國《史記》的研究，可參見近藤春雄在《日本漢文學大事典》(日本明治書院，昭和六十年[1985年])中對“史記》條的介紹。
�、陉P(guān)于日本古代對中國史學的研究情況，可參見朱云影著《中國史學對日、韓、越的影響》，載《大陸雜志》24卷9期。
③李學勤主編《國際漢學著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有專篇介紹內(nèi)藤湖南的《中國史學史》。
�、墚敃r主要是美國嘉德納的《中國的傳統(tǒng)史學》。
�、軱ien-Shen Yang，History of Early Modern China：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ume 12．Issue 2(Feb．1953)，208—210．
�、抻嘘P(guān)的圖書介紹稱：內(nèi)藤湖南の史學史以來の待望の書。史書の流扎を氏族史·宮廷史·官傣史と斷じ、明以降に民眾の興隆を見る。(歷史圖書總目錄ょり)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邊⒁姲财角铩埓罂�，俞捧華主編《史記教程》，畢文出版社，453頁。
日本學者也很關(guān)注中國當代史學的研究。對這方面情況的考察，往往可以結(jié)合其對中國斷代史的研究。日本學者希望從中國學者的斷代史研究中，把握中國史學的最新情況。這方面的情況很多。1955年12月，翦伯贊、尹達等作為“中國科學院學術(shù)訪日視察團”成員訪問日本，被邀請介紹中國歷史學界的研究動向，①做“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時代區(qū)分問題”、“十六、十六世紀以降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等學術(shù)演講。日本很快就有論文集《中國史的時代區(qū)分》(東京大學出版會，1957年5月)問世。②日本學者認為，關(guān)心當代中國史學，目的是把自己的研究置于合適的國際學術(shù)空間。他們對清史學的研究也這樣，著作與論文相當多。③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等是研究熱點。
關(guān)于日本對中國史學的研究，還要注意一個趨向，就是他們試圖在這樣的研究中，向世界推廣東亞和中國的史學傳統(tǒng)和思想體系，讓西方史學界更多了解和接觸東方史學傳統(tǒng)和史學方法。他們認為西方史學和東亞史學應(yīng)該互取短長，在各自傳統(tǒng)優(yōu)勢上發(fā)展。
日本學者佐藤正幸教授就談了這樣的想法。他在題為《從比較視角看東亞史學》的演講中談了東亞史學的傳統(tǒng)、特點和重視東亞史學傳統(tǒng)的意義。④他說，西方史學著作主要供個人閱讀并由個人撰寫，東亞史學自古以來就是以公眾史學為中心的歷史文化。作為歷史文化的東亞的概念，包括今天的中國、日本、朝鮮和越南，東亞的歷史圍繞中國而展開。歷史意義上的東亞被稱為中國的世界秩序，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關(guān)系體系，形成東亞共同文化遺產(chǎn)。東亞史學的特點是追求歷史客觀性，這種對客觀性的追求甚至超過著述本身。所以東亞史家對歷史忠誠記載、對歷史細節(jié)精確評論，官修史書的特點至今“留在人們集體史學的意識里”。他強調(diào)過去仍然被看做是“最可信的‘人類鏡子”，“人們從官修史書中想尋求的不是‘一段’歷史，而是‘整個’歷史”，“它的可信是由公眾編撰來保證的”。所以東亞公眾史學應(yīng)該得到重視和發(fā)展，未來的世界應(yīng)該是東亞史學和西方史學的“共存”，而不是“沖突”。他認為“專業(yè)化和專門化”、“公眾史學與集體編撰”兩者沒有矛盾，而是未來史學的趨勢。佐藤從全球視野看中國和東方史學的意義，反映了日本學者對中國史學的新思考。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當時，日本歷史學界的六個主要學會——大塚史學會、史學會、東方學會、民主主義科學者協(xié)會歷史部分、歷史學研究會、歷史教育者協(xié)會，聯(lián)合在東京舉行了兩次會議，請兩位學者演講。
②收錄的文章包括西嶋島定生《關(guān)于中國古代社會構(gòu)造的特質(zhì)——中國史時代區(qū)分的論爭》、田中正俊《中國歷史學界“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等有關(guān)中國學者研究動向的文章。當時，對明史專家研究的論文還有小林文男的《一個歷史家的思想和實踐——吳晗所走過的道路》(《歷史評論》，171號，l964年)，寺田隆信的《鄭天挺先生的生涯和業(yè)績》(《明代史研究》第10號，1982年)等。83除了這些論文外，還有佐藤文俊的《中國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研究動向——以大順政權(quán)的性質(zhì)論爭為中心》(《近代中國》9號，1981年)、吉尾寬的《中國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研究的最近動向》(《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戰(zhàn)后日本的明史研究報告》，名古屋東洋史研究會，1988年)等動態(tài)綜述。
�、廴缇线M的《樸學的背景》(《東方學報》京都64)，三浦秀一的《彭紹升與載震的思想圈》(《東方學報》京都62)、佐佐木夏的《毛奇齡的思想經(jīng)歷》(《東洋史研究》56-2)，山田久和的《章學誠的文本論》(《中國—社會與文化》11)、瀧野邦雄的《翁方綱四庫全書提要稿》(《中國研究集刊272》，和歌山大)、岡山的《清代禁書》(《紀要》東大，東洋文化研112)、井上進的《藏書與續(xù)書》(《東方學報》京都62)。關(guān)于晚清的成果，有田和夫的《清末士人的意識》(《朱子學的思想》)，石里室俊的《對魏源士大夫意識的考察》(《朱子學的思想》)，三石善吉的《中體西用的譜系》(同上)，大谷敏夫的《清末經(jīng)世思想的兩大潮流》(《東洋史研究》50—2)，佐佐木揚的《清朝首屆駐英公使郭嵩燾的明冶初期日本論》(《東方學》83)，大谷敏夫的《龔自珍的經(jīng)世思想》《人文科學論集·鹿兒島大法文37》，藤田敬一的《<圣武記>與<海國圖志>的關(guān)系》(《研究報告》岐阜大教育人文40)，村尾進的《<海國四說>的意義》(《東洋史研究》51—1)，小林武的《清末的諸子學》(《紀要》京都產(chǎn)業(yè)大，日本文化研3)、《清末的老子論》(《中國—社會與文化》13)。
④這是2005年10月29日，在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和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舉辦的“國際視野下的中國史學”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上的一個學術(shù)演講。
�、葑籼儆�2005年當選為國際史學理論研究會主席，他是這一研究會成立以來的第一任東方人擔任的會長。他希望在他的任內(nèi)，彩向西方史學理論界介紹東亞史學的傳締和特色，任東西方史學互取短長，和諧發(fā)展。
四 幾點思考
1、重視史學比較研究和深入認識中國史學。
海外對中國史學的發(fā)展是十分關(guān)注的，相當一些國家在做這樣的研究。不僅研究中國傳統(tǒng)史學，也研究中國當代史學，很多方面的探索相當前沿。
我們所以強調(diào)比較研究和比較分析，為了看清楚自己的優(yōu)點和缺點。只有把中國史學放到國際史學交流和背景中考察，才有比較深切的認識。對史學的研究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一是對史學的主體研究，即對史學著作、史學方法、史學理論、史學思想進行研究；
一是對史學的接受者或讀者研究，即對史學著作產(chǎn)生的社會影響和學術(shù)影響進行研究，研究他人或后人如何接受史學著作及其影響程度；
還有就是對史學的中介進行研究，研究史學著作在傳播過程中被介入的因素及其影響。①當我們從史學接受、史學傳播或史學影響、交流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時，史學研究的天地會廣闊很多。
交流和影響研究使我們得以把相當一部分目光轉(zhuǎn)向?qū)Ｍ鈱χ袊氖穼W研究。這一研究視角的發(fā)掘?qū)ξ覀冎匦抡J識中國史學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在海外，一般比較有規(guī)模、底子的東亞系，都有關(guān)于中國史學史的課程，一些教師還自編關(guān)于中國史學研究的教材。如同崔瑞德所主張，很多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史學是世界文化遺產(chǎn)和多元文化的重要組成，應(yīng)該了解和研究。改革開放以后，海外學者這方面的思考更多。他人的眼光有時候?qū)ξ覀兪侵匾梃b。我們對自己史學的研究，不是一個民族的事情，是人類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誠然，海外學者對當代中國史學研究這樣重視，我們以前也估計不足。有時候，我們自度當代史學離現(xiàn)實太近，沉淀不夠，是否即時研究難說。看了海外學者的探討以后，感受就不一樣。如前所說，無論是美國、英國、前蘇聯(lián)(俄國)、日本，都非常重視當代中國史學，而且越是和中國關(guān)系密切的國家，對當代中國史學研究越多；
越是在國際舞臺上有重要影響的國家，對當代中國史學研究越多。50多年來，美國一刻沒有停止對當代中國史學的研究。他們研究當代中國史學，一方面是為了把握中國史學的最新進展，一方面是為了了解史學變化背后的大背景。從這點上說，我們也不能“掉以輕信”了。② 海外學者對中國史學研究，往往有令人刮目相看的精品。有些著作的價值，中國人自己還沒想明白，他們卻捷足先登了。例如《諸藩志》，我們還沒有當回事，外國學者居然仔細地翻譯介紹了。又如章學誠，我們對他的研究也比較晚，“文革”以后才陸續(xù)出現(xiàn)。但在美國，倪德衛(wèi)1966年就出版了章學誠研究專著。法國戴密微研究更早，其成果和觀點迄今還有重要價值。
東方人和西方人有不同的思維方式，外國人在理解中國文化過程中總會有母境文化的影響，加上意識形態(tài)的因素，都會造成對中國文化、中國史學的不同理解。這恰恰成為我們認識自己的一個重要視角。研究別人是為了認識自己，中國史學發(fā)展需要多照鏡子。
2、重視中國史學研究和深入了解世界史學。
研究海外對中國史學的研究，也希望從他們對中國史學的研究中，了解海外學者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的一般狀況。從對海外的中國史學研究中，窺探各國史學發(fā)展的新思潮、新特點。
20世紀70年代初，芮沃壽曾經(jīng)和史華慈商量召開中國史學的研究會議，希望通過會議，了解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歷史編纂傳統(tǒng)”，并強調(diào)主要是為了認識世界史學。③法國學者呂森(Join Rsen)也說過：“了解他人是認識自己的最好辦法”。他強調(diào)：非歐洲史學對于從根本上了解歷史思維的內(nèi)在規(guī)律非常重要。德國學者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在談到對中國史學研究的意義時也說，促成與中國的史學比較，在于這是“更有普遍意義的研究項目”。④國際學術(shù)界對中國史學研究的目的，也在于把它作為人類史學及其本質(zhì)認識的重要參照。所以我們對他們的研究，毫無疑問地是對世界史學發(fā)展及其趨勢的一種關(guān)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史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論與方法。歷史事實是不可篡改的，所以要發(fā)掘史料、忠實地還歷史本來面貌�？茖W技術(shù)發(fā)展和人們思維方式更新，確實會影響歷史研究的理論、方法和手段。海外對中國史學研究也這樣。近幾年來，后現(xiàn)代主義和新文化史對一些國家的中國學產(chǎn)生影響，所謂的婦女史、性別史、大眾宗教、禮俗史、民族史、邊疆史等新研究領(lǐng)域和研究對象出現(xiàn)，都和這些思潮有關(guān)。對中國史學的研究也受這些學術(shù)思潮的影響�，F(xiàn)在海外所出現(xiàn)的對中國古代史學敘事方式的興趣、對中西史學比較問題的關(guān)注、對公眾史學的推崇、對中國古代史學影響再評價等，都和發(fā)展中的史學思潮有關(guān)。對這些情況的了解，正是出于對國際史學思潮的認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賲⒁娭煺荩骸稄慕邮芙嵌妊芯渴穼W》，載上�！渡鐣茖W》1986年11期。
�、谕鈬鴮W者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著作和文章很多，國內(nèi)反饋相當少，這是很不平衡的現(xiàn)象。
③參見《關(guān)于史華慈的兩份重要檔案文件》，載《海外中國評論》第1輯。2006年1月。
�、軈⒁姟吨袊穼W史研討會：從比較觀點出發(fā)論文集》序言，臺灣，稻香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1968年，史華慈提出重新認識“軸心時代”的問題，強調(diào)東西方先哲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和平等地位問題。①柯文提出“中國中心觀”，批判西方中心觀念。美國學者還提出把中國作為理解人類文明及其思想進程的實驗室的新觀點，包括強調(diào)重視社會人文關(guān)懷，提出人文關(guān)懷和人文教育在物質(zhì)富裕時代的特別重要性。這些問題針對性都很強，都是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的過程中，尤其是在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及其史學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和提出來的。在史學理論方面，一些美國學者還提出中國古代史學所關(guān)注的是人的歷一史與非人的歷史之間內(nèi)在關(guān)系的觀點，強調(diào)中國古代史學的重要特點是研究人與道的關(guān)系。這些闡述使很多西方學者覺得中國史學和西方史學有新的比較的共有層次，有比較研究的合適交匯點。這些問題越來越成為大家關(guān)心的話題——一個跨越國界和超越時代的話題。類似這些話題的發(fā)掘，都有利于我們對國際史學的新了解和新認識。
3、堅持民族史學道路和史學研究的國際化問題。
歸根結(jié)底，我們是為了發(fā)展，尋找自己的新出路。實際上還是兩個努力方向：一個是堅持中國民族史學的特色和傳統(tǒng)，一個是有條件地融入國際史學大家庭。這是老話題，但老話題往往處理不好。
回顧使我們發(fā)現(xiàn)，要發(fā)展好自己的史學，首先要做好對自己的研究。2005年的一次國際學術(shù)會議上，加拿大學者說，中國學者要走向世界，最重要的是要守住自己的根。所謂守住自己的根，就是研究好自己，保持傳統(tǒng)特色，不能妄自菲薄；
不要東風來東邊倒、西風來西邊倒，把自家的根丟了。這種情況不是沒有。1995年，在德國的一次關(guān)于中國史學的研討會上，②中國學者劉桂生就嚴厲批評中國學者妄自菲薄的現(xiàn)象：“中國史家正因為受到了西方的影響而沒法正確去理解自己的傳統(tǒng)”，“自己的東西變成他人的，而他人的東西離自己的大遠。”他講的確實是嚴肅問題。中國學者不深刻研究好自己的史學，不可能拿出特色的絕活與別人交流。
誠然，在堅持自己特色研究的同時，還要注意研究和考察海外中國史學研究過程中出現(xiàn)的體現(xiàn)國際前沿的學術(shù)思潮和方法，并有批判地消化吸收，成為自己史學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F(xiàn)在海外學者對大眾史學、公共史學的研究，都有國際史學思潮影響的背景。中國史學研究的邊緣化趨勢令人擔憂，市場大潮引起的人文素質(zhì)培育受沖擊，都呼喚公共史學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海外學者的一些建議值得學習和借鑒。中國史學要有海納百川的精神。
回顧也使我們有這樣的啟示：中國學者要在堅持傳統(tǒng)史學特色的基礎(chǔ)上走向世界，一定要注意培養(yǎng)兩棲型人才。所謂兩棲型，一是知識結(jié)構(gòu)的兩棲，既有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知識和學術(shù)功底，又對西方的理論思想體系了解和把握。史華慈在推薦或介紹學術(shù)界朋友時，沒有一次不提及這兩個方面，特別重視。③還有，就是既要有中國生活和學術(shù)的經(jīng)歷，又要有海外求學、語言和工作資歷。實際上，能夠在東西方學術(shù)界游刃有余、兩邊都接受的學者，也主要是這些人。他們對東方史學和西方學術(shù)都比較了解，兩邊人脈也比較清楚，又有語言優(yōu)勢。我們要重視這方面專門人才的交流、引進和培養(yǎng)。中國當代新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發(fā)展面臨這些新問題和新選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俟P者在哈佛大學檔案館發(fā)現(xiàn)了這個學術(shù)筆記，現(xiàn)在已經(jīng)翻譯出來(高勇翻譯)，發(fā)表在《海外中國學評論》第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
�、诩丛诤５卤ご髮W召開的“中國史學史研討會：從比較觀點出發(fā)”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
�、凼啡A慈對邁斯納這樣評價：“邁斯納教授是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研究領(lǐng)域里的最杰出、最有創(chuàng)造精神的學者。他把對近代中國歷史的把握和近代社會理論的廣博知識結(jié)合起來。他是現(xiàn)在工作在東亞研究領(lǐng)域里的最有創(chuàng)造性理淪思想的學者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將不僅是對中國學研究的貢獻，而目也是對整個比較社會思想研究的貢獻。”他提出了兩種學術(shù)共融一爐的問題。
(文章原載〈史林〉2006年4期，〈中國經(jīng)濟史論壇〉轉(zhuǎn)載2007年1月7日)
熱點文章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