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旁邊的古舊書店淘舊書，每每有意外驚喜。最近在英國阿伯丁大學旁邊的一家舊書店里便找到了一些渴望已久的舊版書，很感陶醉。

　　近幾年，我刻意搜羅關(guān)于歐洲航海方面的歷史書籍，但國內(nèi)能見到的鳳毛麟角。這回一下在這家書店里找到了一批這個方面的書籍。其中有Steven Runciman 的三本（套），分別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西西里晚禱》（The Sicilian Vespers，Penguin Books1960）、《十字軍東征史》（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1-3)，Penguin Books1963），作者是研究中世紀歐洲歷史的大學者，書的內(nèi)容都與航�；蚝�戰(zhàn)有關(guān)，一下子搜羅到作者的不同幾種著作，還真是不容易。還有Gwyn John的《北歐海盜史》（History of the Vikings，Book club Association London 1975），這更是直接談航海歷史的專著，實在難得。還有David B. Quinn等人改編自Hakluyt（16世紀英國地理學家）的〈〈弗吉尼亞航行〉〉（Virginia Voyages from，牛津大學版 1973），也是不容易見到的書。更令我高興是一本100年前出版的《16世紀英國航海者》（English Seame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James Anthony Froude Longman, Green, and Co.1901）。另一本則是牛津大學版 1991出版的《哥倫布》（Columbus，作者Felipe Fernandez-Armesto）。還有一本讓我喜歡的書是1925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的Henry Pirenne的《中世紀城市》，也與航海有密切關(guān)系。

　　為什么對航海有興趣？說來也簡單。我以為，不懂歐洲，也就不懂世界；
不懂世界，何以懂中國？但是，要了解歐洲，必須了解它的航海歷史。當然，懂了航海，也未必一定就懂中國；
但不懂航海，是肯定不會懂中國的。我說的這是大的歷史視野的定位，如果就一些小的歷史考證工作來說，當然不一定要去了解歐洲人的航海，諸如李自成長不長胡子之類，作為一個題目也是蠻有價值的，這個研究就不需要去了解哥倫布如何航海。說起來，這些書籍與我的經(jīng)濟學專業(yè)風馬牛不相及，但我越來越把經(jīng)濟學看作一種理解世界的方法，而有方法是不夠的。許多學者對所謂“李約瑟之迷”有興趣，給了很多答案，但我看這個問題的研究還遠沒有窮盡，尚需要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方法對更廣闊的歷史事件進行分析。這是個苦差事，作為顯學的經(jīng)濟學的經(jīng)營者大多不愿干這件事情。

　　湯因比主持編輯的《歷史研究》，被縮略為三大冊，我這次找到２冊，是一件遺憾的事情。好在又找到了另幾本史學著作，也算能對我的遺憾給個補償。

　　還淘到幾本舊書也值得欣賞。有一本企鵝圖書有限公司1939年出版的《中國為統(tǒng)一而奮斗》（Pringle著, China Struggles for Unity），篇幅不大，拿來先讀，也還真體驗到了閱讀的快樂。作者是英國記者、著名東方問題評論家。令我感慨的是，在上世紀３０年代那樣一個大局迷亂的時期，作者以清醒的頭腦把握住了時局的脈絡(luò)，對中國的大趨勢做了充滿信心的預測，且不失公允之心，勸慰列強要善待中國，在關(guān)鍵時期要幫中國一把，真是其心可鑒，其情可憐。讀普林格爾的書還有一個發(fā)現(xiàn)，“第三世界”（third world）這個概念是普林格爾在1939年明確提出的，而不是毛澤東在1974年首次提出的，只不過普林格爾指的是東方國家（那時其他落后國家還大多處于殖民地時期，不成為“國家”）。他是在宏觀把握當時天下大勢的情形下提出這樣一個概念的。普林格爾深知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的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對歐美國家冷漠中國、不理解中國憂心如焚。他寫道，和平是不可分的，世界繁榮也是不可分的；
沒有中國的強大，是世界的不幸。他還分析了中國走出困境的辦法，我以為是很聰明、很獨到的見解。

　　他的辦法是兩條，一是要尊重中國自己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二是要向西方國家學習有價值的東西。這不正是那個時代中國的精英分子所強調(diào)的洋為中用、中西結(jié)合的救國思路么？但是，普林格爾決不是抄襲中國精英，他對這兩條路徑的內(nèi)涵有很獨到的說明。

　　中國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是中國農(nóng)民的種族意識和國家意識。正是中國農(nóng)民的抗戰(zhàn)，使日本軍隊遭受重挫。他們不怕犧牲，浴血奮戰(zhàn)，而這種犧牲的根源不僅在于日本人的槍殺，還在于本國政府的冷漠和無能。

　　西方國家有價值的東西是什么？是西方的社會結(jié)構(gòu)和基本制度中一些積極的方面，其中，發(fā)達的基礎(chǔ)設(shè)施和地方自治傳統(tǒng)尤其重要。普林格爾引用了上一世紀英國著名政治學者Sir Arthur Salter的一席話，來揭示關(guān)于中國落后根源：“歸根到底，導致中國和西方社會區(qū)別的——也是日本和中國的區(qū)別，這種區(qū)別影響到了當代太平洋國家的歷史——是中國由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所耗費的旅行和交易時間，以及政府行政命令傳遞、賑濟災(zāi)民的效率以及社會組織的新行動的引入等方面所遇到的困難等等�！� Salter的這番話，用當代經(jīng)濟學的語言說，就是這樣一個大國，因其基礎(chǔ)設(shè)施的極端落后，使社會交易成本極為高昂，導致一個大國的中央政府如果實行高度的集權(quán)控制，將使遲早使自己限于泥潭。按我自己讀書思考的體會，中國的經(jīng)驗和歐洲的歷史都證明，普林格爾和Salter的話是很有道理的。

　　因為身在英國的蘇格蘭，這段時間讀了不少關(guān)于蘇格蘭歷史的東西，其中一本書也來自那個古舊書店，書在作者是在世界上享有名望的蘇格蘭籍的英國作家、詩人、畫家Alasdair Gray，書名叫《為什么蘇格蘭應(yīng)該由蘇格蘭人統(tǒng)治？》（ Why Scots Should Rule Scotland）此書篇幅小，內(nèi)容多，作者又刻意避免“宣傳”，而努力去講道理，讀起來引人入勝。從這本書中，你可以了解到為什么一部分蘇格蘭人想擺脫英國而獲得獨立，為什么這種獨立又難以成功。

　　買舊書還有省錢的好處。按照匯率算下來，那些舊書的價格還比中國的新書貴，但比英國的新書要便宜不少。那書店的老板看我嗜書如命、又對書的價錢格外計較的樣子，便打折賣我，折扣率比給學生的還高。老板還知識廣博，有不清楚的事情問他，他還能說半天，例如，他對那北歐海盜就蠻了解的。要不是囊中羞澀，加之對行李超重的擔憂，還有的書是該買的。有一本談瘟疫與人類歷史的書，欲買又止，很有失落感。

　　2003年10月5日于阿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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