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正在召開，此時討論仇和及其新政可能在時機和氛圍方面更為合適。

　　仇和在昆明刮起的旋風再一次凸顯了其新政的特色：一是鐵腕治吏，所謂“零容忍”，昆明市大小干部晝夜不敢關手機，隨時聽候書記指示，二是關心百姓，公布政府官員電話，實行干部問責制，工作成果倒逼法，懲庸治貪，種種舉措的主要著眼點均在于此。這股風又與遭人詬病的“一把手”特權聯(lián)在一起。顯然，仇旋風的刮起始于其作為“一把手”的當政之時，從沭陽縣委書記開始，尤其在宿遷任市委書記期間，2006年4月至07年12月奉調(diào)升遷為江蘇省副省長時，此風一度偃旗息鼓，再調(diào)昆明上任后即再顯“一把手”中的一把手威勢，讓治下的所有官員感受這股旋風的震撼和沖擊。

　　由此聯(lián)想到明朝嘉靖年間的海瑞，至少兩人在為人和施政上的特點有一半相似。

　　作為一位歷史上著名的清官，海瑞對鐵腕治吏和關心普通百姓的主張和實踐一直堅持到老死。1569年夏天，海瑞被任命為南直隸巡撫時，治下許多地方官員就估計到自己將會不能見容于這位古怪上司，因而自動離職或請求他調(diào)。縉紳之家紛紛把朱漆大門改漆黑色，以求韜光養(yǎng)晦。下車伊始，海瑞即將他的“督撫條約”三十六款在所治各府縣公布，規(guī)定巡撫出巡各地，府縣官員一律不得出城迎接，但巡撫可以傳詢耆老聽取他們的控訴；
巡撫在各府縣逗留，地方官供給的伙食標準為每天紋銀二錢至三錢；
境內(nèi)的公文一律使用廉價紙張，文后不得留有空白以尚節(jié)儉等，違者一律嚴懲。南直隸當時最突出的矛盾是富戶利用高利貸抵押過多占有自耕農(nóng)土地，海瑞即拿前任首輔除階開刀，盡管徐階對海瑞曾有救命之恩，海瑞還是逮捕了他的弟弟，逼迫徐階退出多占的土地。類似行徑使他最終成為官場眾矢之的，于1570年春被迫辭職還鄉(xiāng)。1585年海瑞被重新啟用，第二年就向萬歷皇帝提議恢復兩百年前重典治吏的嚴刑峻法，凡貪贓在八十貫以上的官員都要處以剝皮實草之刑。這一條陳引來官員群體的一片指斥，皇帝批示為“迂戇”之論，1587年海瑞在悲涼的絕望之中死去。

　　不過海瑞之所以能名垂青史還不止于上述這些異端行為，更使他名噪一時并傳之后世的是其剛直傲上為民請命的特立獨行。他當淳安縣令時敢于指斥欽差大臣接受超標準款待，使欽差不敢進入淳安繞道他行。他在任戶部主事這一中級官員職位時向嘉靖皇帝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疏，直指皇帝是一個虛榮、殘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指責皇帝本人應對天下的官吏貪污、役重稅多、宮廷浪費和社會治安混亂負責，還宣稱“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這就是海瑞罵皇帝的由來。據(jù)說，嘉靖當時把奏折往地下一摔，要周圍的人立即把海瑞抓起來，防止他逃脫，宦官回奏說，海瑞不會逃走，他已買好棺材，與家人告了別。嘉靖最終將奏章留中不發(fā)，但也沒有給海瑞任何處罰。

　　這是海瑞不同于當今仇和的另一半。事實上仇和在對下嚴厲的同時卻始終能夠與上級保持良好的關系，一直受到上級主要領導的強力支持，這種支持鞏固了他在其轄區(qū)一言九鼎的地位和推行新政的權力基礎，并在仕途上一帆風順，得到提拔和重用。

　　所以現(xiàn)在的仇旋風和當年海瑞的相似只在于，他們重典治吏的理念和對百姓民生的關注一脈相承。其實就重典治吏的零容忍而言，朱元璋才是個空前絕后的典型。朱元璋曾親著《大誥》，以審判官員貪墨的具體案例闡述嚴刑峻法之理，百姓每戶必備一冊，如有遭官府欺壓沉冤不能昭雪，需要叩闕鳴冤，這本《大誥》就是通行證；
規(guī)定所有官員如果未經(jīng)一定手續(xù)批準，不能越出城門一步，違者以擾民論，按律處死；
規(guī)定普通百姓只要發(fā)現(xiàn)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們綁起來，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檢查站必須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擋，不但要處死，還要株連九族；
規(guī)定官員貪污銀60兩以上者，立殺；
規(guī)定在縣衙大門和二門之間設土地祠，將貪官剝皮實草掛在公座之旁以鎮(zhèn)懾官員的犯罪。如此治吏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但無論海瑞還是朱元璋在重典治吏的理想和實踐上都是失敗者。朱元璋的血腥手段沒有鎮(zhèn)嚇住官員的貪污腐敗，死后人亡政息，《大誥》被束之高閣，海瑞的情況更不用說。歷史證明，靠個人威權重典治吏的路從來都沒有成功過。

　　其實仇和靠個人強權強勢推進的執(zhí)行力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確實在一定時期內(nèi)鎮(zhèn)懾了官員，另一方面又踐踏了民主，使當?shù)厝舜�、政府甚至包括法院檢察院的權力統(tǒng)統(tǒng)納入一人之下，這種毫無任何制約的權力難免對所有行政相對人構成威脅，大規(guī)模的行政侵權事件由此產(chǎn)生。檢點仇和新政及其激進手段，不少具有李逵式大刀闊斧排頭砍去的霸蠻味道：1998年，宿遷市下屬的沭陽縣給教師下達“招商引資”任務，引起集體罷課，此事被央視《焦點訪談》披露；
1999年，沭陽縣將犯有小偷小摸等行為的人，在電視上予以亮相、念檢討書，取名“沉重的懺悔”，此事被《南方周末》曝光；
2002年，宿遷推行1／3干部離崗招商、1／3干部輪崗創(chuàng)業(yè)，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引起媒體集中轟炸；
2003年，宿遷強行推進教改醫(yī)改，變賣幼兒園和醫(yī)院，引起激烈爭議。

　　無論如何，在進入現(xiàn)代的今天，繼續(xù)推行將個人權利踩在腳下的威權，決不是社會公眾的福音，盡管表面上重典治吏的做法迎合了某些社會公眾對“青天大老爺”的留戀和“為了打鬼借助鐘馗”的愿望。這種以個人強權為特征的所謂“新政”只是舊專制的新版，是使好人易做壞事、壞人得以橫行的制度，決非解決當今社會問題的出路。歸根到底，還是要靠民主與法治，用制度和法律程序限制權力專斷、遏制腐敗，規(guī)范官員行為，才是人民權利和社會進步的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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