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缺點，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種獨屬于中國人的劣根性和罪性。中國人當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謂劣根性，而是切實地進行制度建設

　　柏楊先生的逝世很可能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jié)束，他像魯迅一樣致力于中國國民性的研究與批評，代表了中國知識精英在中西碰撞過程中強烈的自審自虐傾向。

　　中國的知識精英從來高高在上，作為一個階層具有堅實的自信和自負，幾乎不屑于自審自省。可是，在與西方列強的交往過程中，他們節(jié)節(jié)敗退，羞惱無以自持，終于不得不低下頭來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于是他們將失敗的原因歸結(jié)為“國民劣根性”。這種國民劣根性乍一看當然是指整個民族，但在實際的言說中常常偏重于底層人，也就是主要體現(xiàn)在閏土、祥林嫂、七斤、華老栓、華小栓、阿Q等等小人物身上。當我們批評“丑陋的中國人”時，腦子里浮現(xiàn)的形象，多半是這些不幸的人們。

　　窮人的缺點總是最多的，因為富人的挑剔總是最有權(quán)威。失敗者的品格總是可疑的，因為這一切由勝利者說了算。西班牙人奴役中南美洲時期，那里的印第安奴隸因為不堪折磨常常集體自殺。西班牙學者在總結(jié)印第安人“國民性”時，赫然寫上一條：他們不熱愛生活，天生具有結(jié)伴自殺傾向。中國人的“國民性”首先是由西方的傳教士和鴉片販子以及槍炮手發(fā)現(xiàn)和描述的，中國的知識精英從梁啟超開始逐漸接受了他們的批評。魯迅沿著梁啟超的思路狂奔猛進，對他所深愛的國人進行了最深沉的反思、最猛烈的批判�！皣�民性批判”成了魯迅一生最主要的學術(shù)事業(yè)和貢獻。

　　魯迅的思想影響至為深遠，在魯迅的時代及其以后，中國最深刻的作家大多數(shù)都是魯迅精神的繼承者，他們對準中國文化、對準中國國民性，進行了狂轟濫炸式的掃蕩。柏楊先生是繼承魯迅衣缽，用雜文進行國民性批判的最有影響力的當代中國作家。

　　事實上這幾代知識精英所發(fā)掘的所謂國民劣根性，絕大多數(shù)都不是獨屬于某個民族的缺陷，而是人性的缺陷。西方列強在進行殖民掠奪的過程中，大肆宣揚歐洲中心論、歐洲優(yōu)越論，甚至不惜虛構(gòu)了“文明”與“野蠻”、“文明性”與“野蠻性”的對立，進而進一步虛構(gòu)了人性的二元論，即歐洲人的人性和野蠻人的人性是不一樣的。

　　中國社會在西方強盜持續(xù)百年的屠殺、掠奪和凌辱之中，深深體會到了文化的潰敗和自尊的傷痛，于是不可自控地出現(xiàn)了以“國民劣根性”批判為代表的“自虐”傾向。五四新文化運動是這種傾向的集中表現(xiàn)。

　　這種傾向一旦出現(xiàn)，迅速成為一個時代的主流文化。我們這幾代人所受的教育，都是“五四文化”的教育。對于“國民劣根性”的批判、對于“西方性”的趨近和向往，成了我們的基本心理傾向。

　　由于這種強烈的自虐傾向，我們的教育資源中，僅僅列入西方文化，本民族文化則完全排除在外。我們長期停留在國民劣根性的審視中，而放棄了對于人性缺陷的深入研究，而人性的缺陷是既包括中國人，也包括西方人的。在研究近代史的過程中，我們只看到了出于自尊自衛(wèi)本能的排外傾向而看不到外國人對于中國的屠殺和掠奪。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我們一百年來長期沉溺于“國民劣根性”的自虐體驗中，從而大大耽誤了我們對于制度建設的關(guān)注和努力，這是一個極為慘痛的教訓。

　　中國人應該及早從這種自虐傾向中擺脫出來，挺直腰桿做人。中國人的缺點，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種獨屬于中國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類只有一種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中國人當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謂劣根性，而是切實地進行制度建設。

　　自審總是令人尊敬的，自虐則往往導致嚴重的自傷，誰愿意永遠這樣“自傷”下去？誰愿意看見自己的民族這樣“自傷”？但愿魯迅和柏楊的時代就此結(jié)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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