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美忠在地震發(fā)生時率先逃離教室，后來又發(fā)文肯定自己的行為，引起網(wǎng)上幾乎一邊倒的“道德圍剿”。而在范美忠與郭松民的鳳凰臺電視辯論之后，更多的人卻同情范而不是支持郭。為什么會發(fā)生這種情況？是不是恰恰先是范、后是郭碰觸了道德的底線？而他們在那場針鋒相對的電視辯論中，其實有一點又是相同的:即雙方都要求對方遵循一種道德底線。同樣要求道德底線的人卻如此對峙，“道德底線”究竟應做何解？

　　一個社會道德底線的較完整內(nèi)容要以一種符合其底線的方式———盡可能廣泛和平等的對話討論———來達成共識。但有一些最基本的核心規(guī)范可能已經(jīng)相當具有共同性，它們包含在所有文明的道德法典中，比如說這樣一些古老的戒律:像不可殺害、不可盜劫、不可欺詐等，以及從肯定的方面講是讓人活命、乃至有尊嚴地生活，讓人說話、平等對話等等。道德底線一般是指那些你必須履行、不履行則會受到批評和譴責的義務，包括你看到別人有危難應給予某種援助，也包括各種職業(yè)倫理的基本要求，這構(gòu)成現(xiàn)代倫理的基本內(nèi)容；
而道德的神圣和高蹈的一面則是比較傳統(tǒng)的，一般是指那些做了使人們敬仰、但不做也大致能讓人諒解的行為，比如“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別人的生命”，它無疑是一種值得提倡的高尚行為，是一種美德，但卻不宜作為一種具有強制性的普遍義務。

　　那么，范美忠自己率先逃離是不是有違道德底線？如果他是另一種職業(yè)，比如說是公司的一名普通職員，這樣做看來并不會遭到道德譴責。然而，作為一個在課堂里的教師，他這樣做就有負于教師的職業(yè)倫理。一個教師是負有保護學生(常常還是未成年人)的某種責任的，這種責任使之必須為學生做某些事情。但范美忠卻沒有盡到這個責任，逃離時幾乎什么也沒做。而第二個是他的言論，他試圖為自己的行為提出一種理由和通則，這就不僅是對自己已經(jīng)做過的事情的辯護了，而且意味著告訴人們以后在類似的情況下我還會這樣做，甚至有試圖影響人們也這樣思考和行動的含義。這就從自我觀點轉(zhuǎn)到了一種社會觀點，從事后評價的觀點轉(zhuǎn)到了事先選擇的觀點，就難免要觸犯眾怒。

　　然而，在電視辯論中卻可以說也有一種道德底線在起作用，這就是應當讓人說話，應當平等對話。郭松民屢次打斷對方的說話，居高臨下、氣勢壓人，乃至罵出“雜種”、“畜生”這樣的話，對校長的攻擊更顯出其蠻橫無理，中間還曾一度拂袖而去，這樣的態(tài)度自然招致了人們的反感。而更重要的原因可能還是，我們應當注意把對人(人格)的道德評價和對事(行為)的道德評價區(qū)分開來，我們應當主要對行為進行道德評價，這也相對比較好判斷，有比較明確的標準。對人的評價卻要復雜的多，尤其對我們不熟悉的人很難輕易論斷。對一個人人格的評價要以對一個人行為的評價為基礎，而且不必太著急，甚至蓋棺論定都不晚，因為人是能改變自己的，我們也要給別人改正自己錯誤的機會。所以，道德評價的一個基本指向是就事論事，不要隨意侮辱人格，也不宜任意臆斷動機。

　　我們不能因反感一個人的行為就任意詆毀其人，我們也不能因同情一個人就放棄批評他錯誤的行為。有人認為，如果不是親歷地震就很難說有資格對當事人的行為進行道德評價，但我想還是可以進行這種評價的。因為災難的處境也有類似的一面，人們在災難中的反應同樣也有類似的可以比較的方面。

　　當然，我們也要考慮每種災難的特殊性，比如說，突然發(fā)生的地震就與漸漸沉沒的泰坦尼克的情況還有所不同。前者更不容人們有思考的時間，而常常是下意識的本能反應，而后者畢竟還是留出了一點思考和選擇的時間，文明的積淀也還會起作用。所以我們的確還是要在道德評價時將像地震這種特殊的突發(fā)性考慮進去，但又不能完全將這種責任推給“本能反應”。

　　因為，即便是在一種不假思索的反應中，一個人平時的觀點和習慣還是要起作用的。一個人如果平時對學生有一種很強烈的責任感，大概也就不會連喊都不喊一聲就自己逃離。所以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一種日常的磨練和平素的養(yǎng)成———不僅包括基本道德習慣的養(yǎng)成，還有恰當應對各種突發(fā)事件的技藝的養(yǎng)成，這樣才能在突發(fā)事件到來時不假思索地做出正確而非錯誤的舉動。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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