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報上和網(wǎng)上都讀到了一篇題為《性學家力挺夢幻之島 與世界接軌》的報道,說的是性學家潘海先生提出建議,在珠海建設裸泳海灘。潘先生提出三條理由：旅游經(jīng)濟效益、生態(tài)文化、有益健康。大概是為了避“文化(科學)搭臺,商業(yè)唱戲”之嫌,潘先生還特別提出,性開放“有助于思想解放……是義不容辭的事情�！泵摴庖路�游水或洗澡，在鄉(xiāng)下或野地里本來是很平常的事情，與性沒有什么關系，只是因為性學家的提倡和提高，才與性和性解放沾上了關系。由于性學家的干預，原本只是個人的私事，變成了有公共意義的事情。

　　一. 脫內(nèi)衣和脫外套

　　性學家所說的裸泳因“裸”而成為禁忌。自古以來禁忌最多、最厲害的兩個領域就是性和宗教。今天，宗教禁忌已逐漸被政治和思想禁忌所取代,但性禁忌卻仍然延續(xù)。如果說后一種禁忌的象征是內(nèi)衣,那么前一種禁忌的象征就是外套。

　　契可夫小說《套中人》中的那個別利科夫就是個禁忌特多,也特別在意禁忌的人物。別利科夫“總是把臉藏在豎起的衣領里。他戴墨鏡，穿絨衣，耳朵里塞著棉花……把自己包在殼里，給自己做一個所謂的套子，使他可以與世隔絕，不受外界的影響�，F(xiàn)實生活令他懊喪、害怕，弄得他終日惶惶不安�！�

　　不僅如此，“別利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藏進套子里。對他來說，只有那些刊登各種禁令的官方文告和報紙文章才是明白無誤的。既然規(guī)定晚九點后中學生不得外出，或者報上有篇文章提出禁止性愛，那么他認為這很清楚，很明確，既然禁止了，那就夠了。至于文告里批準、允許干什么事，他總覺得其中帶有可疑的成分，帶有某種言猶未盡，令人不安的因素。每當城里批準成立戲劇小組，或者閱覽室，或者茶館時，他總是搖著頭小聲說：‘這個嘛，當然也對，這都很好，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

　　禁忌是被外力禁止,被內(nèi)心默默接受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禁忌都象給別利科夫那樣帶來“恐懼”,有的禁忌給人帶來的是“羞恥”。性就是給人帶來羞恥的那種禁忌。“羞恥”和“罪感”不同, 罪感與內(nèi)心（“痛感”）相關，而羞恥則與視覺（“看見”)相關。羞恥是害怕被人看見不該看見(見不得人)的東西或事情。

　　內(nèi)衣是這視覺界線上的最后屏障,一般人卸去這條屏障,赤裸裸地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會感覺到無地自容。潘海先生建議,裸泳海灘上不得允許穿衣者進入。確實,在一群人中，只要還有一個人不肯脫掉那件保護羞恥的最后的內(nèi)衣,其他人就不能毫不在乎地把羞恥心完全拋到一旁。

　　在公共場所裸泳，并不能把“裸”這一私人行為改變?yōu)楣�共行為。無論有多少裸者共泳，他們都會排斥其他不裸的公眾。排斥他者、不讓他人看見的行為不是公共行為，不應該放到公共生活中來提倡。

　　最近幾年,在公眾視線下,商業(yè)的、文學的、藝術的脫內(nèi)衣,已經(jīng)不是什么新鮮事了。這些打破禁忌的事情也往往被提到“與世界接軌”和“思想解放”的高度。其實，即使在西方，也并非人人都會去裸泳，許多西方人的性觀念遠比我們那些“敢脫”的國人來得傳統(tǒng)。要與世界接軌，有許多別的事情可做，“敢脫”未必是最緊迫的。

　　說到脫內(nèi)衣能夠解放思想，令人想起了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在那個新世界里,與性有關的事情樣樣解放,但思想就是不解放。在那里,人人可以脫內(nèi)衣,但就是不能脫外套。他們甚至都不知道,他們?nèi)巳松砩隙继字�一件比別利科夫的還要狹窄的外套，一件定制的、非常難脫的思想外套。

　　脫內(nèi)衣不只關乎性解放，也關乎人在社會生活中的私域和公域的區(qū)別。個人的脫不脫是小事，而維護社會的公、私域區(qū)分卻是大事。有人認為這種區(qū)別是多余的，想方設法要破除這個區(qū)別和這二者的界線。政治上的國家主義曾經(jīng)試圖用國家權力全面徹底管制全社會和社會生活的每一個私人領域。1960年代西方的“性解放”曾經(jīng)天真地試圖用“肉體政治”來解決社會不公正、制度非正義的問題。強行消除公、私域的區(qū)分，以一個領域代替或宰制另一個領域，即使不造成災難，也會帶來嚴重困擾。這些都還是不遠以前的事情，我們應該汲取它們的危害教訓。

　　二. 性政治和思想解放

　　曾任著名的藝術和社會科學季刊《Salmagundi》的主編羅依斯(Robert Royers)在一篇題為《美國“高級文化”對性的態(tài)度》的文章中批評了60年代的“肉體政治”浪漫主義,直接針對的是坎·凱西（Ken Kesey）的《飛越瘋?cè)嗽骸�。羅依斯稱這種“肉體政治”為“性政治”(porno-politics)�！癙orno”一詞的詞義由“賣淫”而轉(zhuǎn)為泛義的“性”,所以還有“黃色”和“色情”的意思。

　　“高級文化”試圖把“性”和“色情”區(qū)別開來,去除“性”的原始、粗鄙的欲念成分,把“性”轉(zhuǎn)變成“文明”和“體面”的對象。藝術家、作家把性轉(zhuǎn)化為審美對象,教授、學者把性轉(zhuǎn)化為科學研究的對象。社會科學中的“性”往往被認識為存在于社會規(guī)范中的人文力量,釋放它可以為人帶來“解放”的效果,可以“有助于思想解放�！边@是社會科學中的“性”與醫(yī)學或生物學中純科學的“性”不同的地方。

　　社會意義上的“解放”是掙脫,是擺脫。解放必須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從什么當中掙脫出來,另一個是掙脫到另一個什么狀態(tài)中去。解放是破,也是立,只破不立的掙脫并不具有真正的解放意義。公共社會中的“破”和“立”都必須通過公共政治手段才能實現(xiàn)。然而，性政治其實是一種“反政治”(anti-politics),并不是一種真正的公共政治。

　　羅依斯指出,“性政治的鼓吹者通常是一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他們在政治上既缺乏理想,也缺乏實現(xiàn)目標的耐心。”熱衷于性政治的往往是一些“夢想家”,“他們在陳規(guī)戒律前充滿了無力感,無力改變他們生活于其中的政治關系�！�…他們于是常常退縮到各種各樣的性政治之中�！钡却�這些性政治理想主義者的往往是深刻的失望和沮喪,一方面是“政治制度結(jié)構(gòu)照樣壓制和封閉”,另一方面是“廣大民眾對他們的性解放理想無動于衷�！毙越夥耪弑緛砭蜎]有一個明確的解放目標,再加上無法改變政治體制,又無法影響民眾的雙重無力感,他們的“性和諧”理想很快就變質(zhì)為“為性而性”。

[注1]

　　思想解放是針對思想禁錮而言的,沒有禁錮又何必需要解放？以“性政治”來尋求中國的思想解放之道,這本身就很可能落入當今中國的思想禁錮之套中。當今中國的思想禁錮并不發(fā)生在所有的社會領域,即使同樣發(fā)生的,性質(zhì)和程度也不相同。誰都知道,新聞、言論公共傳媒領域,可以允許“很黃很暴力”和“很黃很原始”(“裸”就是其一)的東西,但卻不允許涉及“很政治很敏感”的社會問題、社會事件,也不能涉及“很政治很沉重”的歷史反思、歷史批評。

　　用“性”來尋求針對當今中國政治思想禁錮的解放之道,給人一種饑不擇食、藥不對癥的感覺�？箲�(zhàn)時期,許多高校搬遷到四川去,大后方的生活條件極為艱苦,不少青年大學生得了肺結(jié)核。雖然當時已經(jīng)有了治療肺結(jié)核的特效藥雷米鋒,但供應極其匱乏,不是一般得肺病的青年學子所能得到。他們在絕望的境遇下開始嘗試種種“特異療法”,其中包括喝火油(就是點煤油燈的燃料)。他們都不是愚蠢之輩,但在絕望的情況下照樣能做出我們今天看來是愚蠢的事情。文化革命期間,出現(xiàn)過一些醫(yī)學奇效療法,如喝鹽鹵、打雞血針(從雄雞雞冠上抽血,然后注入人的靜脈),說是包治百病,延年益壽。今天,痛感于“思想不解放”,性學教授和學者又在帶領我們?nèi)プ黾�體病急亂投醫(yī)的蠢事,為中國的思想禁錮之病,開出的竟用性解放來治療的藥方。

　　單純的性研究很難確立一個明確的政治、社會目標。它對性禁錮、束縛的理解本來就有局限。性性研究者感覺到性習俗規(guī)范的束縛,將其當作必須打破的陋見陳規(guī)。但掙脫束縛、打破陳規(guī)之后呢?社會是不是就此能夠變得制度更正義、政治更民主、憲政法治秩序更良好呢?還是可以就此進入一個反樸歸真、自然渾成的“和諧社會”?

　　性學家們研究性,對社會中人的性行為、性現(xiàn)象提出看法和建議,這本是他們的專業(yè)工作范圍。但愿他們千萬謹慎,不要輕率地在性解放和破除政治、社會思想禁錮之間搭上“直接解放”或“曲線解放”的關系。其實,中國的思想禁錮之病既不難診斷,藥也是現(xiàn)成的。我們并不需要到西方、到外國去求藥,蔣經(jīng)國先生曾經(jīng)給臺灣思想解放開過種種解禁之藥，就證明很管用。“思想解放”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要解放的思想，在解虛幻的“性禁”和“泳禁”之外，還有哪些更現(xiàn)實的,甚至還不能公開討論的“禁”需要認真去解、快快去解。那些不能公開言說，不能公開討論的“禁”是套在我們思想上的別利科夫外套。為了思想解放，現(xiàn)在要緊的不是脫內(nèi)衣，而是脫外套, 脫那件別利科夫一輩子都沒能脫下來的外套。

　　[注1] Robert Boyers, “Porno-Politics.” Ken Kesey,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Text and Criticism, ed., John C. Pratt.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3. p. 437. First published as “Attitudes toward Sex in American ‘High Cultur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76 (March 1968), 36-52.

相關熱詞搜索：思想解放 當今中國 政治 徐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