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標題有些費解，所謂“三窟”，是指我這幾十年在北大校園的幾個住處。不是同時擁有的所謂“狡兔三窟”，而是先后3個“定居”點。時過境遷，這些地方都變化很大，人事的變異更多，寫下來也是一種念舊吧。

　　1981年我從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畢業(yè)，留校任教，起先被安排住到南門內的25樓學生宿舍，說是臨時的，和李家浩（后來成了著名的戰(zhàn)國文字研究專家）共處一室。李兄人極好，是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除了看書就是睡覺，偶爾用很重的湖北腔說些我不怎么明白的“文字學”。我們倒是相安無事。住25樓的都是“文革”后畢業(yè)的第一屆研究生，多數(shù)拖家?guī)�小的，老住單身宿舍不方便。大約住了快一年吧，這些“老童生”就集體到朗潤園當時北大黨委書記家里“請愿”，要求解決住房問題。果然奏效，不久，就都從25樓搬到教工宿舍。1982年我住進21樓103室。本來兩人一間，系里很照顧，安排和我合住的是對外漢語的一位老師，還沒有結婚，可以把他打發(fā)到辦公室去住，這樣我就“獨享”一間，有了在北大的家，妻子帶著女兒可以從北京東郊娘家那里搬過來了。

　　這算是我在北大的第一“窟”。

　　21樓位于燕園南邊的教工宿舍區(qū)，類似的樓有9座，每3座成一品字型院落。東邊緊挨著北大的南北主干道，西邊是學生宿舍區(qū)，往北就是人來人往的三角地。全是筒子樓，灰色，磚木結構，三層，大約六十多個房間。這個宿舍群建于五十年代，本來是單身教工宿舍，可是單身漢結婚后沒有辦法搬出去，而我們這些有家室的又陸續(xù)搬了進來，實際上就成了家屬宿舍了。每家一間房子，12平米左右，只能勉強放下一床（一般都是蔍架床），一桌，做飯的煤爐或煤氣罐就只能放在樓道里，加上煤餅雜物之類，黑壓壓的。記得80年代初有個電影《鄰居》，演的那種雜亂情景差不多。每到做飯的時候，樓道煙熏火燎，很熱鬧，誰家炒蘿卜還是燜羊肉，香味飄散全樓，大家都能“分享”。缺個蔥少個姜的，彼此也互通有無。自然還可以互相觀摩，交流廚藝，我妻子就從隔壁閆云翔（后來是哈佛大學的人類學博士）的太太那里學會熘肝尖的。有時誰家有事外出，孩子也可以交給鄰居照看。曹文軒老師（如今是知名作家）住在我對門，他經常不在，鑰匙就給我，正好可以“空間利用”，在他屋里看書。21樓原“定位”是男宿舍，只有男廁所，沒有女廁所，女的有需要還得走過院子到對面19樓去解決。（19樓是女教工宿舍，也一家一家的住有許多男士。陳平原與夏曉紅結婚后，就曾作為“家屬”在19樓住過。）水房是共用的，每層一間。夏天夜晚總有一些男士在水房一邊洗冷水澡，一邊放聲歌唱。當時人的物質需求不大，人際關系也好，生活還是充實而不乏樂趣的。那幾年我正處于學術的摸索期也是生長期，我和錢理群、吳福輝等合作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最早一稿，就是在21樓寫成的。

　　不過還是有許多頭疼的事。那時一些年輕老師好不容易結束兩地分居，家屬調進北京了，可是21樓是單身宿舍，不是正式的家屬樓，公安局不給辦理入戶。我也碰到這個問題。那時我是集體戶口，孩子的戶口沒法落在北大，要上學了，也不能進附小。又是系里出面周旋，花了很多精力才解決。連煤氣供應也要憑本，集體戶口沒有本，每到應急，只好去借人家的本買氣。諸如此類的大小麻煩事真是一樁接一樁，要花很大精力去應對。錢理群和我研究生同學，同一年留校，又同住在21樓，他更慘，和另一老師被安排在一層的一間潮濕的房子（原是水房或者廁所），沒法子住，要求換，便一次次向有關機構申請，拖了很久，受盡冷遇，才從一樓搬到二樓。我開玩笑說，老錢文章有時火氣大，恐怕就跟這段遭遇有關。有時我也實在覺得太苦，想挪動一下，甚至考慮過是否要回南方去。當時那邊正在招兵買馬，去了怎么說也有個套間住吧�？墒且股钊遂o，看書寫字累了，走出21樓，在校園里活動活動，又會感覺北大這里畢竟那么自由，舍不得離開了。

　　五十年代以來，北大中文系老師起碼三分之一在19、20或21樓住過。與我?guī)缀跬瑫r住21樓的也很多，如段寶林(民間文學家)、錢理群（文學史家）、曹文軒（作家）、董學文（文藝學家）、李小凡（方言學家）、張劍福（中文系副主任）、郭銳（語言學家），等等。其他院系的如羅芃（法國文學學者）、李貴連（法學家）、張國有（經濟學家、北大副校長）、朱善璐（北京市委副書記），等等，當初都是21樓的居民，彼此“混得”很熟。20多年過去，其中許多人都成為各個領域的名家或者要人，21樓的那段生活體驗，一定已在大家的人生中沉淀下來了。

　　我在21樓住了3年，到1986年，搬到暢春園51樓316室。這是我在北大的第二“窟”。

　　暢春園在北大西門對過，東是蔚秀園，西是承澤園，連片都是北大家屬宿舍區(qū)。暢春園可是個有來歷的地方。據(jù)說清代這里是皇家園林別墅，有詩稱“西嶺千重水，流成裂帛湖，分支歸御園，隨景結蓬壺”（清代吳長元《宸垣識略》），可見此地當時水系發(fā)達，秀潤富貴。康熙皇帝曾在此接見西洋傳教士，聽講數(shù)學、天文、地理等現(xiàn)代知識。乾隆、雍正等皇帝也曾在此游玩、休憩。如今這一切都煙消云散，只在北大西門馬路邊遺存恩佑寺和恩慕寺2座山門，也快要淹沒在燈紅酒綠與車水馬龍之中了。八十年代初北大在暢春園新建了多座宿舍，每套90平米左右，三房一廳，當時算是最好的居室，要有相當資歷的教授或者領導才能入住。為了滿足部分年輕教工需要，在暢春園南端又建了一座大型的筒子樓，綠色鐵皮外墻，五層，100多間，每間15平米，比21樓要大一些。我決定搬去暢春園51樓，不因為這里房子稍大，而是為這里是正式的宿舍，可以入戶口，不用再借用煤氣本。

　　畢竟都是筒子樓，這里和21樓沒有多大差別，也是公共廁所，也不用在樓道里做飯了，平均五、六家合用一間廚房。房子還是很不夠用，女兒要做作業(yè)，我就沒有地方寫字了。那時我正在攻讀博士學位，論文寫作非常緊張，家里擠不下，每天晚上只好到校內五院中文系教研室用功。51樓東邊新建了北大二附中，當時中學的操場還沒有圍墻，我常常一個人進去散步，一邊構思我的《新文學現(xiàn)實主義的流變》。生活是艱苦的，可是那時“出活”也最多，每年都有不少論作發(fā)表，我的學業(yè)基礎很大程度上就是那幾年打下的。51樓的居民比21樓要雜一些，各個院系的都有，不少是剛從國外回來的“海歸”。如劉偉（經濟學家，現(xiàn)北大經濟學院院長）、曾毅（人口學家）都是鄰居，我在這里又結識了許多新的朋友。這里還有難忘的風景。我們住房靠南，居然還有一個不小的陽臺，往外觀望，就是大片稻田，一年四季可看到不同的勞作，和變換的景色。后來，稻田改成了農貿市場，再后來，農貿市場又改成了公園，那時我們已經離開暢春園。偶爾路過55樓跟前，想象自己還站在三層的陽臺上朝外觀望，看到的公園雖然漂亮，可是不會有稻田那樣富于生命的變化，也沒有那樣令人心曠神怡。還是要看心境，稻田之美是和二十多年前的心緒有關吧。

　　后來我又搬到鏡春園81號，那是1988年冬天。

　　這是我在北大的第三“窟”。

　　鏡春園在北大校園的北部，東側是五四操場，西側是鳴鶴園和塞克勒博物館，南邊緊靠有名的未名湖。這里原為圓明園的附屬園子之一，乾隆年間是大學士和珅私家花園的一部分，后來和珅被治罪，園子賜給嘉慶四女莊靜公主居住，改名為鏡春園。據(jù)史料記載，昔日鏡春園有多組建筑群，中為大式歇山頂?shù)钐闷唛海�前廊后廈，東西附屬配殿與別院，復道四通于樹石之際，飛樓杰閣，朱舍丹書，甚為壯觀。（據(jù)焦熊《北京西郊宅園記》）后歷滄桑之變，皇家庭院多化為斷壁殘垣，不過也還可以找到某些遺跡。過去常見到有清華建筑系學生來這里尋覓舊物，寫生作畫。九十年代初在此修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工人還從殘破舊建筑的屋頂發(fā)現(xiàn)皇家院落的牌匾。六、七十年前，這里是燕京大學教員宿舍，包括孫揩第、唐辟黃等不少名流，寓居于此。五十年代之后成為北京大學宿舍區(qū)，不過大都是四合院，逐步加蓋，成一個個大雜院。其中比較完整的院落，一處是76號，原王瑤教授寓所（曾為北洋政府黎元洪的公館，現(xiàn)為北大基金會），另一就是我搬進的鏡春園82號。

　　這個小院座北朝南，院墻虎皮石壘砌，兩進，正北和東、西各有一廂房，院內兩顆古柏，一叢青竹，再進去，后院還有幾間平房，十分幽靜。五十年代這里是著名小說家和紅學專家吳組緗先生的寓所，后來讓出東廂，住進了古典文學家陳貽焮教授。再后來是“文革”，吳先生被趕出院門，這里的北屋和西屋分別給了一位干部和一位工人。陳貽焮教授年歲大了，嫌這里冬天陰冷，于1988年搬到朗潤園樓房住，而我則接替陳先生，住進82號東屋。雖然面積不大，但有一個廳可以作書房，一條過道聯(lián)結2個小房間，還有獨立的廚房與衛(wèi)生間。這一年我42歲，終于熬到有一個“有廁所的家”了。

　　我對新居很滿意，一是院子相對獨立，書房被松柏翠竹掩映，非常幽靜，是讀書的好地方。《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史》就是在這里磨成的。二是靠近未名湖，我喜歡晚上繞湖一周散步。三是和鄰居關系融洽，也很安全，我們的窗門沒有任何防盜加固，晚上不鎖門也不要緊，從來沒有丟失過東西。四是這里離76號王瑤先生家只有五、六百米，我可以有更多機會向王先生聆教。缺點是沒有暖氣，冬天要生爐子，買煤也非易事，入冬前就得東奔西跑準備，把蜂窩煤買來摞到屋檐下，得全家總動員。搬來不久就裝上了電話，那時電話不普及，裝機費很貴，得五、六百元，等于我一個多月的工資，確實有點奢侈。我還在院子里開出一塊地，用籬笆隔離，種過月季、芍藥等許多花木，可是土地太陰，不會侍候，總長不好。惟獨有一年我和妻子從圓明園找來菊花種子，第二年秋天就滿院出彩，香氣襲人，過客都被吸引進來觀看。院子里那叢竹子是陳貽焮先生的手栽，我特別費心維護，不時還從廚房里接出水管澆水，春天等候竹筍冒出，是一樂事。陳貽焮先生顯然對82號有很深的感情，他在這里住了20多年，《杜甫評傳》這本大書，就誕生于此。搬出之后，陳先生�；貋砜纯�。還在院墻外邊，就開始大聲呼叫“老溫老溫”，推開柴門，進來就坐，聊天喝茶。因為離學生宿舍區(qū)近，學生來訪也很頻繁，無須電話預約，一天接待七、八人是常有的。我在鏡春園一住就是13年，這期間經歷了中國社會的大變革，也經歷了北大的許多變遷，我在這里讀書思考，寫作研究，接待師友，有艱難、辛苦也有歡樂。這里留下我許多終生難忘的記憶。

　　前不久我陪臺灣來的龔鵬程先生去過鏡春園，82號已人去樓空，大門緊閉，門口貼了一張紙，寫著“拆遷辦”。從門縫往里看，我住過的東廂檐下煤爐還在，而窗后那片竹子已經枯萎凋殘。據(jù)說82號以東的大片院落都要拆掉改建，建成 “現(xiàn)代數(shù)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室了。報紙上還有人對此表示不滿，呼吁保留燕園老建筑。但最終還是要拆遷的。我一時心里有點空落落的。

　　我是2001年冬天搬出鏡春園，到藍旗營小區(qū)的。小區(qū)在清華南邊，是北大、清華共有的教師公寓。這是第四次喬遷，可是已經遷出了北大校園，不能算是北大第四“窟”了。藍旗營寓所是塔樓，很寬敞，推窗可以飽覽頤和園和圓明園的美景，但我似乎總還是很留戀校園里的那“三窟”。我的許多流年碎影，都融匯在“三窟”之中了。

　　作者簡介：

　　溫儒敏，1946年生，籍貫廣東紫金。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1969年中國人民大學語文系畢業(yè)，曾在廣東韶關基層工作多年，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讀研究生，1981年獲文學碩士學位，1987年獲文學博士學位。

　　現(xiàn)兼任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評審委員，《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人教版新課標《高中語文》教材執(zhí)行主編，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修訂專家組召集人，教育部授予國家級教學名師。曾任南京大學、華東師大、西安交大、武漢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韓國高麗大學、法國波爾多蒙田大學等校的客座教授或兼職教授。完成4項國家級研究課題。獲得過6項國家級與省部級獎項。

　　主要從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文學理論、比較文學和語文教育的研究與教學。主要著作有《新文學現(xiàn)實主義的流變》（1987）、《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史》（1993）、《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合著，1998年）等10種，編著有《比較文學論文集》（1987年），《中西比較文學論集》（1988年），《高等語文》（合作，2003）等13種，發(fā)表論文約2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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