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1年至1927年在北京大學過了六年的學生生活，又從1946年到1964年在北大過了十八年的教員生活，若是把在昆明西南聯(lián)合大學七年的教學也算在內(nèi)，則共有二十五年，因為在組成西南聯(lián)大的清華、南開、北大三校中，我是屬于北大編制的。論時間，我作教員的時期比當學生的時期多三倍甚至四倍；
論地點，當年在鬧市中不相連接的北大一院、二院、三院，更不能與盛稱湖光塔影、饒有園林之美的如今的北大相比。但我經(jīng)常懷念的是在簡陋的校舍里學習的那六年。因為那時，在北大獨特的風格與民主氣氛的熏陶下，我的思想漸漸有了雛形，并且從那里起始了我一生所走的道路。雛形也許是不健全的，道路也許是錯誤的，但我卻從來沒有后悔過，只要提起北大的彼時彼地，便好象感到一種回味無窮的“鄉(xiāng)愁”。

　　人們常說，北大有光榮的歷史，實際上北大早期的歷史(即京師大學堂時與改稱北京大學后的初期)并不光榮，而是很腐敗的。學校里不知學術為何物，學生到這里來只為取得將來作官的資格。當時北京前門外的酒樓妓院盛傳它們主要的顧客多來自“兩院一堂”，“兩院”是參議院、眾議院，“一堂”是社會上還沿用“大學堂”名稱的北京大學，其腐敗的情況可想而知了。至于北大發(fā)生質(zhì)變，成為五四運動的發(fā)源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則是從1917年蔡元培來北大任校長起始的。讀蔡元培晚年寫的《我在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和《我在教育界的經(jīng)驗》二文，便會知道，蔡元培是怎樣以堅決的氣魄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改造北京大學的。他來到北大，一步也不放松，采取一系列對癥下藥的措施進行改革，北大也日新月異，逐漸顯示出新的風貌。蔡元培的為人則藹然可親，從容不迫，從來不表現(xiàn)他有什么赫赫之功。他延聘的教師，有的革新，有的守舊，有的反對舊禮教，有的維護儒家正統(tǒng)，只要他們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聽憑他們在課堂上講授，何去何從，讓學生判斷，自由選擇。不同主張的教師們盡管爭辯得不可開交，甚至水火不能相容，可是對于蔡元培，都是尊敬的。作為一個校長，這是一種多么感人的力量！所以不到兩三年，北大便從一個培養(yǎng)官僚的腐朽機構一變而為全國許多進步青年仰望的學府。我并不怎么進步，卻也懷著仰望的心情走進北大的校門。

　　我不記得胡適在什么地方引用過龔自珍《己亥雜詩》里的一句詩“但開風氣不為師”，表現(xiàn)他自己的主張，但在某種意義上這句詩也可以看作是當時北大的校風。龔自珍寫《己亥雜詩》時，正當鴉片戰(zhàn)爭的前夕。他看到國是日非，讀書人只一味地學講師承，文宗流派，這都無益于國計民生，更重要的是喚人覺醒，打破萬馬齊喑的局面。辛亥革命后的六七年內(nèi)，跟龔自珍的時期有些相似。反動的封建勢力步步不肯退讓，接連不斷地演出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的丑劇。人們的思想窒息，生活麻木，在陰暗而閉塞的屋子里，迫切需要打開窗子放進新鮮的空氣。北京大學的變革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的確起了開風氣的作用。

　　我剛到北大時，首先感到驚訝的是，我舊日對《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等著名刊物的撰稿者都很欽佩，如今其中有不少人名列在北大教師的隊伍中。我頓時覺得北大真是氣象萬千，別有天地，從此可以親聆那些人的教誨了。但事實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樣。日子久了，我很少看到一個教授或講師對學生耳提面命，更沒有聽到過有什么學生程門立雪，表示求教的虔誠。我個人在北大六年也從來不曾想過，認誰為業(yè)師，更談不上我是誰的及門弟子。那么，我所得到的一知半解都是從哪里來的呢?回答說，是北大開放了的風給我的。

　　我說一知半解，不是自謙之詞，因為我北大畢業(yè)時，回顧自己的學業(yè)，并沒有掌握了什么萬能的治學方法，占有什么研究資料，只不過在課堂內(nèi)或課堂外，關于怎樣作人，怎樣作文得到過一些啟發(fā)，而作人與作文又不是能夠截然分開的。

　　蔡元培認為大學里應培養(yǎng)通才，學文史哲與社會科學的要有自然科學知識，學自然科學的要有文史知識，這樣不至于囿于一隅。當時北大的預科分文理兩部，課程就是根據(jù)這個精神安排的。后來我入本科德文系，同時也進修國文系的課程，得以中西比較，互相參照。蔡元培提倡美育，在學校里建立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音樂會，我有時聽音樂演奏，參觀書畫展覽，開拓了眼界。懂得一點藝術，接受一點審美教育，對于學習文學是有所裨益的。

　　我是德文系學生，在那里主要是學德語和德語文學知識。在思想上給我影響較多的是國文系的教師。魯迅在北大國文系，每星期只上一節(jié)課，講“中國小說史”。后來利用這—節(jié)的時間講他翻譯的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關于魯迅上課時的盛況，以及我從中得到的啟發(fā)和教益，我在《笑談虎尾記猶新》和《魯迅與沉鐘社》兩篇回憶文章里有較詳細的記載，不再重復了。但是我不能不從中抄錄一句：“他講課時，態(tài)度冷靜而又充滿熱情，語言樸素而又娓娓動聽，無論是評論歷史，或是分析社會，都能入木三分，他的言論是當時在旁的地方難以聽到的�！蔽疫�記得魯迅講《苦悶的象征》。講到莫泊桑的小說《項鏈》時，他用沉重的聲調(diào)讀小說里重要的段落，不加任何評語，全教室屏息無聲，等讀到那條失去的項鏈是假項鏈時，我好象是在陰云密布的寂靜中忽然聽到一聲驚雷。

　　我喜歡詩，常去聽講詩的課。沈尹默擅長書法，也是詩人，我聽他講唐詩，他有時離開唐詩本文，談他個人寫詩的體驗。有一次他談青年時寫詩，很象辛稼軒一首《采桑子》里所說的“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并不知道愁是什么滋味。我聽了這話，不禁反思，我曾在晚秋時跑到陶然亭，春雨中登上動物園的暢觀樓，尋詞覓句，說愁訴苦，我又何嘗懂得人世間真正的愁苦！想到這里，我對于我本來就很幼稚的詩產(chǎn)生了懷疑。我也聽過黃晦聞講漢魏樂府和六朝詩。黃晦聞是反對新文學的，但他治學嚴謹，為人耿介，他在他的《阮步兵詠懷詩注》的“自敘”里說，“余職在說詩，欲使學者由詩以明志而理其性情�！币惶焐险n，講到鮑照的《代放歌行》，這詩為首的兩句“蓼蟲避葵堇，習苦不言非”，我不記得他是怎樣講解的了，我那時卻很受感動。盡管有的注釋家說蓼蟲指的是小人，不理解曠士的“甜味”，我則寧愿為了自己所要做的工作，象渺小的蓼蟲那樣，不品嘗人間“葵堇”，去過清苦的生活。

　　我讀大學的時期，軍閥混戰(zhàn)連年不斷，北京時而死氣沉沉，時而群魔亂舞，可是北大所在的沙灘、北河沿一帶，則朝氣蓬勃，另是一番景象。尤其是1924年至1926年，《語絲》、《現(xiàn)代評論》、《猛進》等周刊相繼問世，極一時之盛。每逢星期日早晨起來，便聽見報童們在街上奔跑叫賣，花兩三個銅板買來一份周刊，就能很有心得地度過一個上午。因為這些小型刊物的撰稿人主要是北大的教師和個別的學生。他們通過這些刊物跟讀者見面，無拘無束發(fā)表各種各樣的意見和感想，生動活潑，讀起來很親切。其中不少文章，提倡改革，無所忌憚地批評中國的社會和國民性。周作人介紹英國藹理斯《性的心理研究》，分析道學家們的骯臟心理。魯迅對現(xiàn)代評論派的斗爭揭開了“正人君子”的本來面目。我從正反兩面讀這些刊物，進一步體會著道貌岸然的道德家與裝腔作勢的學者往往是靠不住的人物�？梢哉f，不只是在教室內(nèi)，更重要的是在教室外，構成了我思想的雛形，培育了我作人的態(tài)度和作文的風格。

　　除個別教師外，我很少聽了某教師的課以后還登門請教。至于蔡元培，我在北大學習的六年內(nèi)，他長期在國外，只有一年零四個月在校辦事，其余的時間都由蔣夢麟代行校長職務。我一個普通學生和他更無緣相見，可是我無形中從他那里得到的感召和教益，如前所述，是終身難忘的。

　　另一方面，我在北大結識了幾個朋友，我們志趣相投，哀樂與共，互想砥礪，交流讀書心得，共同創(chuàng)辦了一個文藝刊物《沉鐘》。這刊物在當時熱鬧的文壇上默默無聞，卻得到講授“文學概論”的張鳳舉的支持，受到魯迅的稱贊。我從事文學工作，可以說是從這里起步的。近來閱讀魯迅的《華蓋集》，在一篇題為《導師》的短文中有這樣一段話：“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lián)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被叵肽菚r我們朋友之間的情況，跟魯迅的教導是相符合的。

　　限于字數(shù)，這里可以結束了。關于我的教師生活，不屬于這篇文的范圍，但我也想附帶著說兩句話。在我當教員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時期內(nèi)，我常常想到孟軻說過“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這句話見于《孟子·離婁章句上》，與上下文毫無聯(lián)系，不知孟軻為什么冒出來那么一句。后來在《盡心章句下》里又讀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才恍然大悟，這句話正好是那句話的說明。因此我也告誡自己，我自知趕不上賢者的昭昭，但也不要強不知以為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寫于1988年1月11日，時為

　　 蔡元培一百二十周年紀念日

　　 作者簡介 馮至 原名馮承植，1905年9月生，河北涿州人。

1920年畢業(yè)于北京第四中學，1921年入北大德文系，后任北大教授。曾任中國社科院外文研究所首任所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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