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鮑勃·迪倫這個名字，想必許多人不會陌生。這位音樂天才在1941年生于明尼蘇達州德盧斯城，本名是羅伯特·艾倫·齊默爾曼，因崇拜詩人托馬斯·迪倫，而更名于此。他在少年時期便展露音樂天賦，10歲的他自學吉他、鋼琴等樂器。他發(fā)表了太多令人耳熟能詳?shù)母�，如《答案在風中》《像一塊滾石》《暴雨將至》……同時，他也被認為是思潮的引領者，經(jīng)歷過“垮掉的一代”，歌曲在當時動蕩的時代背景中，也或多或少被涂上了政治色彩。
　　他的歌確實影響了無數(shù)人，其中還包括許多歌手——約翰·列儂，甲殼蟲，滾石，等等。他把他們從單一的愛情題材中拉出，去關注更多關于外界的內容，讓音樂的律動黏附到現(xiàn)實，并使音樂有了更清晰切實的輪廓。他顛覆了傳統(tǒng)的表演形式，認為一個歌手最重要的不是一個好嗓音，而是其音樂本身的力量和智慧。他把詩歌帶入音樂里，也讓音樂逐漸成為一首首動人的詩。
　　他的音樂比起那個時代的其他歌手更為平和。在那個人們需要以更極端的音符表達一種集體情緒，且搖滾也變得更具對抗性的環(huán)境下，他的音樂無疑凝聚著一種深沉靜默的力量�；�于此，當時的美國便開始拿迪倫的音樂作為政治理念的外衣，而置身嬉皮士和政黨極端分裂的兩側，與一側的疏遠便被認為是與之對立，迪倫“反常”的平靜被曲解成帶著政治意味的冷漠。
　　比起外界，迪倫似乎更愿意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浪潮總會退卻，憤怒也有失真的時刻。60年代中期，迪倫在演唱上給自己的吉他插了電，沒有理會臺下聽眾的激進情緒，自顧自地消音到他“毫無變化”的音樂世界里。盡管，我想他深知自己與時代的密不可分，但也深知音樂所蘊含的力量是多向性的，可以是混亂的，反之，也可以是清晰明朗的。
　　前不久，瑞典學院將2016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鮑勃·迪倫，這絕不是人們想象的那般“意外”，更甚者可以說，極為貼切。在一個模式替代另一個模式最后又被后者反噬的文化傾向中，能保持清醒的人只有少數(shù)，也只有個體的自由，才可能實現(xiàn)集體的自由，而絕非是以集體的價值觀輸出去塑形個體意識。迪倫的音樂既能帶來共鳴卻又極度個性化的原因便在于此：我們不僅需要更敏銳地覺知外界事物，還需要更堅韌地保持這份覺知不受太多干擾。1963年，迪倫從英國回到紐約，這也成為了他創(chuàng)作的分界點，他吸收傳統(tǒng)的音樂并對其進行改編，這種改編并非漫不經(jīng)心的隨性而動，恰是沖破了傳統(tǒng)的框架和束縛，滲透其底部將其掀動。
　　諾獎落定的消息傳出時，認同與不以為然的態(tài)度相互作用般此起彼伏。有人認為其作品深度并沒有達到“諾貝爾”獎對應的程度，也有人對“持續(xù)陪跑者”村上春樹報以惋惜。畢竟，后者才更是實實在在的作家。
　　有意思的是，作為同樣身處那個時代并受過“垮掉一代”沖擊的日本人，村上春樹喜歡的歌手中，鮑勃·迪倫赫然在列。那個時代的搖滾精神，夾雜著絕望和反抗以及觸地而起的希望，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彌漫在村上的文字中，初期的《且聽風吟》《1973年的彈子球》，包括之后令他名聲大噪的《挪威的森林》都染上了一層厚厚的時代背景色，并且對那個有些烏煙瘴氣卻在不停錯位的浪潮中嗅出某種自由向往的“特殊時期”，充滿了反思和追溯。而這樣恍惚間定格在某一印象并暈染出各種想象的文字風格，也一直蔓延到村上的其他作品中。
　　似乎每個時代都有一些記錄它獨特印記的人，像前文所說，我們總是走在模式化的怪圈里，新鮮的事物被更新鮮的事物取代，許多東西逐漸變得片段化，無法承載長遠的重量，于是那一部分人便會去試圖從那里留住些什么，不讓一些純質的東西隨浪潮的回退而湮沒。而所留下的往往更關乎人性，自由，正面等意義。
　　當言論逐漸失去新鮮度后，又有消息爆出：鮑勃·迪倫拒領諾貝爾獎。于是便有人給迪倫虛設了兩個對立選項——接受諾貝爾，則違背其一貫自由不羈的風格；而拒絕諾貝爾，才算留住“迪倫式”的標簽。不過最新的消息是，鮑勃·迪倫接受了諾貝爾獎，并稱自己很榮幸獲得該獎，雖然他將不會出席12月份的諾獎頒獎典禮，因為他有“其他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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