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福布斯》雜志制作的榜單顯示，中國大陸“稅負痛苦指數(shù)”排名全球第二。在2009年推出的排行榜上，中國大陸也是居同樣位置�！陡２妓埂吠瞥鼋衲甑陌駟危�正值“月餅稅”、“加名稅”在國內引起激烈的爭議，“稅負痛苦”成為許多人的切身體會。
　　
　　9月19日，《人民日報》發(fā)文稱《福布斯》的稅負痛苦指數(shù)“科學性差”，不能客觀反映真實情況。當天，《福布斯》中文版總編輯周健工對此逐條辯駁�！陡２妓埂返挠嬎闶欠窈侠恚瑖鴥鹊亩愗摰降姿悴凰愀�，本報記者采訪了著名經濟學家蔣洪，蔣洪對此的評價是，《福布斯》計量方式是合理的，國人的稅負非常之高。
　　
　　稅負痛苦―《福布斯》沒說錯
　　
　　時代周報：《福布斯》稅負痛苦指數(shù)的計算構成，是否合理？
　　
　　蔣洪：考察任何一個指數(shù)或排行榜是否合理，是否客觀，最重要的是看其評價的標準是否統(tǒng)一，如果是統(tǒng)一的，那么它就必定在某一個側面反映了真實情況。
　　
　　《福布斯》的這個“稅負痛苦指數(shù)”也如此，只要它對所有考察對象用的是同一套指標，那么它至少在某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稅負的實際情況。它把中國排在第二位，具體排名暫且不論，但基本上它認為中國稅負是重的，這個結論沒錯。從一個側面觀察，可能有不精確、不全面的地方，但是每一個視角都勾畫出對象的一個客觀特征。
　　
　　時代周報：對于《人民日報》宣稱“稅負痛苦指數(shù)”是一種“科學性差”的算法，你怎么看？
　　
　　蔣洪：將最高邊際稅加起來，稅負是被夸大了，但它對于每個國家都是這樣的。換句話說，如果夸大的話，每個國家都是夸大的，相對狀況就并未夸大。所以，這不能作為中國稅負不重和否定福布斯客觀性的理由。
　　
　　《人民日報》的另一個理由是，名義稅率不等于實際稅率，實際稅率相對較低。但這套標準也是世界通用的，所有國家都采用名義稅率來計算，并沒有把某個國家的稅負特別夸大。因此，也就沒有扭曲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相對關系。事實上，采取名義稅率比實際稅率更有優(yōu)越性。
　　
　　涉及到一些具體的問題，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不相符，是有原因的。比如說，按照規(guī)定，要扣個人收入的20%作為稅收，但實際扣稅的時候不是按照這個比率，因為一些因素，在實際執(zhí)行的時候，稅收給予優(yōu)惠了，就是說實際按多高的比率收稅是可以變通的，是可以被人左右的數(shù)字。比如說規(guī)定要交稅20%，但對有些人不收取20%，只收10%或5%，甚至不收，因此收到的當然比名義稅率要少。
　　
　　像這種情況，很多國家是怎么處理的呢？收到稅了，給納稅人補貼，即算在稅收里面。比如按照稅法規(guī)定收100元稅，我給你優(yōu)惠了50元，這種做法是我只收了50元稅，另外一種做法是我收到了100元稅，但是在政府支出這頭加了50元。所以，如果采取實際收入的話，會使得有些國家因為同比支出減少它的稅收數(shù)字。而這種情況，恰恰在一些不規(guī)范的國家里很普遍。所以，名義稅率更能反映客觀情況。
　　
　　如果改用其他計算方式，也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存在。我的基本結論是，對于《福布斯》的算法和排名，只要世界各地是統(tǒng)一計算的，那就是從一個客觀的視角反映了各國稅收負擔的相對情況，總的結論沒錯。
　　
　　納稅之多與服務之少不對等
　　
　　時代周報：那么，中國大陸的稅負程度到底如何？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稅負水平是高還是低？
　　
　　蔣洪：按照福布斯的做法，把所有交給政府的錢加起來，這是一個思路，我想沿著這一思路來說�，F(xiàn)在不管按照窄口徑、中口徑、寬口徑，都沒有完整地將中國老百姓交給政府的錢算清楚。有些錢，在最大的口徑中沒有算進去。比如說，高速公路收費，其他國家是不收費的，因為收了稅以后，就會提供了免費的高速公路。而我們國家，除了收稅以外，繼續(xù)收公路費，這在三個口徑中都沒有算進去。要比較的話，要把這種收入加上去。
　　
　　再比如，國外很多地方，公共自然景觀是免費開放的，國家不收錢，或者只收象征性的錢。而我們現(xiàn)在每一個值得一看的自然景觀，全部給圈起來收費，這筆錢也沒有在各口徑中體現(xiàn)。要把所有這些項目，即政府應該免費提供的，現(xiàn)在卻在收錢的項目，全部加在稅負里面，然后我們才能去跟人家比較。
　　
　　其次，除了交費、交稅以外，我們國民還付出了一大塊經營性的國有資產，其產生的收入流全部由政府占用，這也是我們出資的代價，這個收入流也完全不在三個口徑中。所謂的“寬口徑”，名義上把國有資產經營預算的收支已經納進去，但是現(xiàn)在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的，僅僅是國企中的5%，也就是說，90%以上未被納入。而且這個只是一個利潤的數(shù)字。實際算法還不應該是這樣，即使我們把利潤全部加進去的話，這里面還會有問題，因為很可能在利潤之前就已經被耗掉了。交給我的資產沒盈利，盈利的都算到收入里面去了。真正的算法，應該按照國民交給它的經營性國有資產的資產凈值，以一個推算的利潤里來算的。比如說，交了100億，如果合理的利潤率是5%的話，就應該有5億的利潤，如果低于5億，我仍應該按照5億來算。應該獲得5億，如果沒有達到，是被耗掉了，也是國民為之付出的代價。
　　
　　從政府收入這頭，即使按照現(xiàn)在的“寬口徑”來算，也是很不完整的，如果要將我們空缺的項目都補上去，現(xiàn)在還沒有權威的數(shù)據(jù)，所以非常需要政府的信息公開。要有說服力地告訴社會公眾稅負是重是輕，必須把全部賬本拿出來。我剛才說了，按照收入來算的話，我們即使按照“寬口徑”，還是有很多項目沒有算進去，這是我對于目前稅負的一個評價。
　　
　　至于痛不痛苦，不能看我們交了多少錢，而是在同等的公共服務下進行比較。在同樣的服務下，你花的錢少，我花的錢多，我的負擔就比你重。我們兩個服務不相同，但在計算上是可以調整的。比如說，人家的社會保障是全覆蓋的，我們目前覆蓋的只是人口的一部分。我們如果要調整到跟人家相同的公共服務，需要花費多少。需要重新調整，把欠缺的公共服務項目，在數(shù)量和質量上跟人家進行相比，跟不上的那些要進行調整。比如說人家是12年的義務教育，我們現(xiàn)在只是9年，增加3年的教育，花費的負擔也要調整。在交款與服務的對比中，再來談論稅負重不重，痛苦不痛苦。
　　
　　時代周報：也就是說，比起稅收高低來，納稅人出資以后換不到應得的公共福利，更容易讓人覺得稅負痛苦。那么，在規(guī)則有欠缺的情況下，該如何比較稅負？
　　
　　蔣洪：所以，要評價中國稅負的話，還需要做一項工作，這項工作就是把我們社會服務的水平和相比較國家的社會服務水平進行一個統(tǒng)計上的工作，在這個基礎上才能進行，才能得出一個比較讓人信服的結論。
　　
　　關于我們國家稅收負擔重不重，我的結論是重的。重不重并不取決于我們交多少，而是我們交給它的錢是否被用于公共服務，現(xiàn)在的情況是很大一部分錢沒有用于公共服務。披露出來的大量貪腐和“三公”消費便可見一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交的錢過多了，我們交的錢并沒有全用在我們自己身上。而且，從制度上來說，我們交的錢到底是怎么用的，我們不知道。它是否能夠用于社會公眾所希望用于的目的，無從把握。
　　
　　看不到稅負改革的進展
　　
　　時代周報：要使得我們稅負負擔輕下來，或者在感覺上輕下來，要做哪些工作？
　　
　　蔣洪：政府怎么花錢必須跟社會公眾交代，錢怎么用，應該讓社會公眾共同決定，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涉及到稅收立法權問題，如果大家愿意交，它即使多一點，也不痛苦，如果大家不愿意，即使是少，也是痛苦的。要解決這些問題，一要信息公開，二是稅收的決策更多接受社會公眾的制約和監(jiān)督。
　　
　　總的結論，用收入來進行衡量，目前有很多部分沒有包括在內。如果從付出與獲得的公共服務來說，目前二者是不相稱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負擔是重的。
　　
　　時代周報：改革開放到現(xiàn)在，中國稅負改革的進展如何？
　　
　　蔣洪：目前沒有看到這方面的進展。近20年來，稅收的增長率遠遠高于GDP的增長率。換句話說，到目前為止，趨勢是稅收負擔不斷加重。
　　
　　另一個現(xiàn)象，是整個社會的用錢方式、居民消費在GDP的構成中，所占的比例很低。使得出現(xiàn)了宏觀經濟上依賴于出口和投資的普遍情況。從另一個側面表明，我們的負擔很重，老百姓口袋里的錢少，政府口袋里的錢多。這是我對近些年來的動態(tài)情況的看法。
　　
　　時代周報：財政不透明，或者預算報告看不懂之類的現(xiàn)象在各地比比皆是。作為一個個體，在稅負面前，能切實做哪些事？
　　
　　蔣洪：稅收問題涉及到每一個納稅人的切身利益，大家都有責任在這方面參與稅收問題的討論。我個人作為市人大代表、全國政協(xié)委員，是通過提案的方式來表達我的看法。
　　
　　比如說，在信息方面，我主張政府信息公開，具體主張是修改目前的《保密法》、《預算法》。另外，在稅收立法方面，我提出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國務院的稅收授權的權限，應該歸還給人大。政府如果需要征稅的話，需要通過人大、社會公眾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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