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廣東佛山兩歲小女孩悅悅，在馬路上先后被兩輛車輾過，司機撞倒人后揚長而去。在之后7分鐘內，18名路人先后經過，但都熟視無睹、見死不救。小悅悅最終被第19名路人、一位撿破爛的阿姨抱到路邊，隨后送往醫(yī)院急救，延至10月21日不治去世。
　　這則新聞讓聞者無不憤慨，很多人都禁不住問：為何人性如此冷漠？今天究竟人間何世？
　　其實，類似事件并非只在中國內地發(fā)生。2007年8月，香港也曾發(fā)生過一宗讓全城議論紛紛的新聞。當時，一名15歲的少年被童黨活活打死，令人震驚的是，事發(fā)時有三十多名路人經過，卻無人施以援手或挺身而出。事后，就跟如今國內一樣，不少人慨嘆香港人缺乏正義感，只曉得“自掃門前雪”。
　　當然，這些事情反映出社會的公德水平、公民責任感存在問題，有人因此痛心疾首，高呼道德淪亡，“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但除了道德責難，我們又能否對自己身處的社會環(huán)境及種種內在復雜的互動和情境邏輯多一點反思呢？
　　這些事令我想起43年前一宗震驚全美的謀殺案，以及兩位學者因此提出的“袖手旁觀效應”(Bystander Effect)學說。
　　1964年3月13日，紐約奧斯丁街發(fā)生了一宗謀殺案。年輕女子凱蒂•吉諾維斯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被狂人溫斯頓•莫斯利殺死。案發(fā)時間為早上3時20分，但直到3時50分才有人報警，期間長達半小時，附近至少38人看到或聽到女經理的反復呼救，卻沒有一個人出手相救，甚至沒有一個人報警！事后，就像今天一樣，傳媒紛紛口誅筆伐，慨嘆人間何世，為何人們會變得如此冷漠無情，無動于衷。
　　但美國心理學家約翰•達利（John Darley）及比伯•拉塔內（Bibb Latane）不滿足于民眾情緒化的評論，對此進行了研究。他們尋找了一些事先不知真相的參與者，與一名假裝癲癇癥患者共同進行了一組實驗，讓他們以一對一和四對一兩種方式，展開遠距離觀察。事后的統計數據顯示出有意思的一幕：當假裝癲癇癥的病人大喊救命時，在一對一的那一組，有85?的參加者沖出工作間去報告，但在四對一那一組，卻只有31?采取行動！
　　在另一組實驗中，他們找來參與者到實驗室填寫問卷，其中一組為獨自一人在房中填寫，另一組則3人同時在房中填寫。期間他們把煙霧導入房中，結果，前者有75?向主辦單位示警，后者則只有38?。
　　兩人于是總結，眾多的旁觀者分散了每個人應負的責任。大家因為“總會有人做”的想法，為自己什么都不做提供了心理上的借口。這種“袖手旁觀效應”可以進一步用兩個概念來解釋，分別是“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及“多重忽略”(Pluralistic Ignorance)。
　　所謂“責任分散”，簡單來說，就是橫豎有這么多人在場，總會有其他人幫手，無需自己操心。
　　所謂“多重忽略”，簡單來說就是看到既然那么多人都不出手，便會猜度其中的理由：或是問題并未嚴重到需要出手，或者背后有些自己尚未察覺的原因，因而猶豫自己出手會否太過突兀，就是所謂“社會認可”(socially acceptable)的問題。前述凱蒂•吉諾維斯命案中，那38名沒有采取行動的人，事后在接受調查時說，因為他們以為當事人是男女戀人，因此沒有察覺他們的爭執(zhí)是一宗兇殺案的前奏，沒有采取行動，是怕成為“不知情識趣”的閑雜人等。
　　此外，亦有評論將人們的不作為歸咎于環(huán)境與制度。究竟這是一個鼓勵好人做好事，還是因為高壓而讓人性受到扭曲的環(huán)境與制度呢？
　　在一個不鼓勵人見義勇為，不為弱勢社群請命、維權的社會，大家還剩下多少俠義之心呢？當賣假貨者可以一夜暴富，太多人因司空見慣而變得麻木時，誰還會為區(qū)區(qū)一條小生命動半點惻隱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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