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應奇、劉訓練編譯的《公民共和主義》、《第三種自由》，以及劉訓練翻譯的《共和主義》最近出版，這是中國學術界、出版界和讀書界的一件值得關注的大事，一定會增加人們對于了解和研究共和主義的興趣。

　　應奇在為《共和主義》中譯本而作的序言中寫道：“毫不夸張地說，共和主義的復興已經(jīng)成了當代西方學術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之一，也是我們把握政治哲學發(fā)展方向和西方歷史傳統(tǒng)的自我理解問題的最重要途徑之一�！眲⒂柧氃凇肮埠椭髁x的復興”一文中以下面的話作為結束：“新共和主義在西方學術界如今已是蔚為大觀，并且其勢頭方興未艾，相關的探討已在歷史、理論和實踐諸層面全方位展開。我們有理由相信，它很可能取代社群主義，成為今后一段時期內西方政治理論的主導性話語之一�！憋@然，編譯者是懷抱著很大的雄心工作的，他們想在中國研究西方政治哲學的學者中掀起一股共和主義的沖擊波，使得學界的主流關注從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轉移到共和主義，這和當代西方共和主義者的抱負是一致的。雖然，共和主義在當代西方社會和學術界的重要性到底如何是見仁見智的事，共和主義的未來前途如何還待觀察，但認真研究共和主義理論的必要性則是無疑的，當前的翻譯出版成績和學術界的熱烈關注，是我國學者把握國際思想潮流越來越廣泛、深入的表現(xiàn)。

　　什么是共和主義？這實在是一個說來話長，各家解說不一的事情。許多共和主義者說，它的首要價值是自由，認為國家不能支配公民，相反，應該給公民提供保護；
因此，國家的形式應該是與君主專制相對立的、憲政式的共和國；
自由是與公共服務、公共參與密切相關的，因此，有必要強調整體利益和公共善，強調并培養(yǎng)公民的美德。它涉及的問題幾乎涵蓋政治理論的各個方面，主要有自由、平等、民主、自治、善和美德、政治參與以及協(xié)商和對話、公民身份，等等。

　　共和主義是西方源遠流長的政治思想傳統(tǒng)，有人將其發(fā)源追溯到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有人則強調它來源與羅馬共和國，在威尼斯和佛羅倫薩表現(xiàn)為公民人文主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將其作了雄辯的闡發(fā)；
17世紀英國涌現(xiàn)出一些杰出的共和主義者，比如哈林頓，西德尼；
在美國革命和建國初期，共和主義的理念發(fā)揮了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但在18和19世紀，它被更強有力的自由主義和契約論的政治思想潮流淹沒。由于這個傳統(tǒng)一度中斷，曾經(jīng)沉寂多時，所以影響了人們對它的重視和重要性的評價，直到20世紀重新冒頭，被視為傳統(tǒng)的復興。在20世紀50年代，漢娜•阿倫特是共和主義的重要代表，在80年代大成氣候，在今天，它的主要發(fā)言人有約翰•波考克、昆廷•斯金納、菲利普•佩迪特等。

　　有人認為，在20世紀80年代，政治理論的主要爭論是在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間進行的，而共和主義則力圖超越它們的對立，開辟出第三條道路。

　　共和主義是一種與自由主義既有聯(lián)系，也有差別的思想。有人強調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的承襲關系，比如維羅里認為，自由主義借用了許多共和主義的基本原理，特別是對絕對權力的警惕和敵視，也繼承了關于保護個人生命、自由與財產的思想。另一位共和主義代表人物森斯坦說，他所主張的共和主義并不與自由主義對立，他把自己的立場稱為自由主義的共和主義，它包含了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核心特征。也有共和主義者認為，自由主義只承認個人自由和權利，只看重程序正義是不夠的，整體的共同意義和公共目的也十分重要。另外，還有人主張，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沒有必要像自由主義主張的那樣必須建基于人民的同意，只要有可以辯論的條件就足夠了。

　　共和主義和社群主義有不少相似之處，以至于在一段時間內，有人對二者不加區(qū)分，但很多人更看重它們之間的不同。尤其是在當代很有影響的政治哲學家桑德爾，他常常被認為是社群主義者，但他本人則聲明這個標簽是不恰當?shù)�，說他的立場應該叫做公民共和主義。他不贊成社群主義的這個觀點：流行于社群中的、為多數(shù)社群成員支持的觀點就是正確的，他還認為，社群主義的“多數(shù)人至上”和道德相對主義的觀點是不對的。一些共和主義者認為自由主義看重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是對的，不贊成社群主義用整體的自主或自治來對抗權利理論；
他們還認為，自由主義理論可以包含社會正義和公民身份的主張，并不是像社群主義者認為的那樣，強調自由、權利就會排除這些價值。

　　對于自由的理解是共和主義內涵的核心之一。有人認為，當代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分歧出于共和主義者對自由主義者伯林關于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著名區(qū)分的不滿與批評，菲利普•佩迪特等共和主義者把他們的整個政治理論都建基于超出“消極自由-積極自由”的二分法，提出自由不應該像自由主義那樣理解為沒有干預，而應該理解為不受支配。伯林認為，消極自由就是不受干預和沒有外部障礙，積極自由就是自主，擁有自我實現(xiàn)和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
菲利普•佩迪特提出，在這樣的對立之間，存在著第三種方式定義自由，共和主義的自由觀既是消極的，又是積極的，因為它要求人不受支配，但不一定要求實現(xiàn)自主；
另一方面，它不只是要求免于干涉，還要求得比這多一些，即要求有防止干涉的保障，也就是說，它不但要求實際的干涉不發(fā)生，而且要求不存在干涉的能力和可能性�？梢栽O想一個非常仁慈的主人從不干涉和強迫他的仆人，但我們決不能說仆人是自由的。他還說，把自由定義為沒有干涉使得自由主義不贊成分配的正義，反對實施再分配，而把自由定義為沒有支配的共和主義支持再分配，認為再分配可以在公平法治之下進行。

　　共和主義者認為，他們的主張?zhí)貏e適應了當代社會趨于多元的現(xiàn)實，與環(huán)保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相一致。還有人把共和主義的理念推廣到世界范圍，認為全球化使得民族國家在公民身份認同方面的作用減弱了，全球化不斷地產生不利于自由和平等的支配，提出一種世界主義的共和主義。

　　加拿大著名政治哲學家金里卡認為程序自由主義與公民共和主義是，或者說應該是盟友而不是敵人，夸大它們之間的分歧在哲學上站不住腳，在政治上則會起反作用。我認為這個觀點是有見地的，對于遠離當代共和主義故土北美洲的中國人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西方有學者說，二者之間的爭論其實是同一個政治思想傳統(tǒng)內部的爭論，對于對兩種理論都感到遙遠和隔膜的中國人來說，情況更是如此。我們不能只看到雙方爭論得熱鬧而忽視它們的共同點，以為只存在一方反對另一方，一方取代另一方的關系。實際上，對于在思想和文化上完全不同的中國傳統(tǒng)，它們的共同點遠遠多于對立，這些共同的價值正是我們缺乏的，應該追求的。10來年前，當中國學術界剛剛接觸社群主義時，就發(fā)生過由于閱讀有限和一相情愿而誤讀和誤傳的情況，有人把社群主義當成西方當前最新、最時髦因而最正確的思想學說，以為查爾斯•泰勒的“承認的政治”早已破解了權利的普遍性。我希望這一次對待共和主義的沖擊波不會重蹈覆轍，我相信中國學術界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長進，尤其是現(xiàn)在我們的材料比較充分，可以參照各家之言求得一個較為全面的掌握，不至于犯瞎子摸象的錯誤。

　　（《公民共和主義》、《第三種自由》，應奇、劉訓練（編），東方岀版社，2006）（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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