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匪”陰影籠罩下的“毛澤東研究”

　　1972年2月21日晚，毛澤東在他的寢室會見了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尼克松恭維說：“主席的文章推動了中國，改變了世界”。毛澤東則答道：“咱們共同的老朋友，蔣介石委員長，不會贊成你這個講法的。他罵我們是共匪”。

尼克松說：“蔣介石罵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稱蔣介石呢?”周恩來在一旁插話解釋：“一般來說，我們稱他們蔣幫。我們的報紙有時罵他蔣匪，他們也回罵我們共匪，反正，我們就是罵來罵去”。毛澤東接著說：“其實，我們跟他的交誼比你們跟他的交誼歷史還長。”

　　“毛匪”對“蔣幫”，這正是當年意識形態(tài)妖魔化的真實術語。

　　在那個時代，毛澤東在臺灣的形象只能是一頭狡詐兇殘的惡魔，一個難以對付的敵手。那時的臺灣政治宣傳和傳媒報道中，毛澤東無疑是一個污點，甚至成為一個禁忌�！鞍芽嚯y的中國人民從毛匪魔爪中拯救出來”，是臺灣政治廣告粘貼畫醒目的主要內容之一。

　　在政治對抗的語境下，可以想象即使學術界也難逃妖魔化陰影。在臺灣最早出版的毛澤東研究著作，大概是托派知識分子葉青（任卓宣）所著《毛澤東批判》，此書1961年由臺灣帕米爾書店出版。作為知識分子，他的“批判”相對于時論文章，還是體現出相對的論辯色彩。如葉青宣稱：他是在康德“一個自由而公開的考察”的意義上使用“批判”一詞的�！睹珴蓶|批判》由四章七文所組成，主題是與毛澤東辯論關于“三民主義”、“民主主義”、“共產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性質，連帶附錄了葉青自1938年到1949年批判毛澤東的七篇文章。在書中葉青說：中共內部，沒有稱得上有“理論”的人，陳紹禹只是共產國際代表米夫身后的“一個黃口小兒”�！暗�是自從《論新階段》出版以后，我對毛澤東的看法，比較不同。他的‘馬克思主義底中國化’問題之提出，證明他懂得一些理論。那時他叫出‘學習’底口號，想‘認真學習一點東西’。兩年以后，看見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兩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義論》，覺得他有相當的進步�！�… 我對于毛澤東，從此遂把他作共產黨理論家看待了。”自認為是“理論家”的人，向被看得上是“理論家”、并且還是“政治家”的人挑戰(zhàn)，這是葉青該書的根本特色。該書的這種性質，即沒有讀者群體，也沒有政策意義，自然只能是孤芳自賞，影響極小。1968年（至1974年出第三版），葉青又出版了《毛澤東思想批判》一書，篇幅更大，也更系統(tǒng)。其書的最后一句話是口號式的咒語：“所以，不管怎樣，毛澤東思想沒有前途�？傊�，毛澤東思想底命運是已注定了”。

　　與此不同的是，1958年，一所政治咨詢機構性質的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創(chuàng)辦了著名的內部學術期刊《匪情月報》和《匪情研究》，具有明確的政策分析的服務功能。由其是后者，專門研究中國大陸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研究”自然是其中被關注的主題之一。今天反過頭來檢索這一期刊中的內容，應當說，其學術話語的邏輯意識的外層，籠罩著濃厚的強勢意識形態(tài)戰(zhàn)爭硝煙，學術對政治的依附性表現得一清二楚。其中關于中國大陸“人民公社”的分析和關于毛澤東戰(zhàn)爭理論的概括，是其中較有分量的一部分。這些文章后來都分別結集出版，公開發(fā)行。如：蔡孝乾《毛澤東軍事思想和人民戰(zhàn)爭之研究》（1971）；
尹慶耀《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探源》（1973）；
玄默《“毛澤東思想”的歷史結論》（1979）等，是其代表。至于內容，除關于軍事思想相對完整地保持了敘述功能以外，其它見解很難列入“學術”系列。茲引《“毛澤東思想”的歷史結論》的中的“結論”一段，可見一斑：“當然，毛澤東領導中共奪得大陸政權，為不可否認的事實；
中共的宣傳機器認為這就是毛和毛的思想的不平凡的地方，在中共也不是說不過去。問題在于，毛不平凡發(fā)性格和思想，對他個人說，是他成功的條件，也是他失敗的內因。…… ‘毛澤東思想’的本質內容，基本上不屬于常理和正道。搞陰謀，弄權術，顛倒是非，機詐詭變，他確有非常高明的，令人難以測度和洞察的手段與伎倆，加之他的自大自是和敢于冒險的性格，用于對敵斗爭，在一定條件下，自可能有助于獲至勝利�！�… ”最后，作者給“毛澤東思想”下了一個定義，那就是：“‘毛澤東思想’= 馬列主義斗爭哲學 + 帝王專制意識 + 主觀唯心論 + 暴力至上主義 + 權術第一觀點 + 絕對自私心理”。

　　以上表述，可以概括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臺灣“毛澤東研究”的大體狀況和“毛澤東”在臺灣的基本形象。至于傅漫飛1978年所著《毛澤東的思想與性格》和《毛澤東的縱橫術》兩書，干脆就直接地誹謗、侮辱和謾罵，甚至不能與上述著作同日而語。

　　二、走入學術分析視野的“毛澤東研究”

　　以上世紀80年代初《匪情研究》改刊名為《中國大陸研究》為標志，臺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和“毛澤東研究”開始向學術化轉變。其最明顯的表征是臺灣各研究性著名大學的博士、碩士論文的相關主題不斷增加。據筆者看到的博士論文有《斯大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之比較研究》、《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關于“文革”起因之研究》等等。

　　說起臺灣的“毛澤東研究”，不能不提起王振輝這個名字。他人很謙遜，但更很堅毅。自從臺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畢業(yè)以后，王振輝就選擇了“毛澤東研究”主攻方向。在臺灣，除了在尖端的研究部門，這個方向可以說不僅是“冷僻”，而且甚至是“孤立”。在常人的眼中從事這種研究明明就是“放著陽關道，單走獨木橋”的“另類選擇”。朋友介紹我認識王振輝先生時，頓時就有一種肅然起敬的感覺。當拿到他送我的數本厚重的研究作品時，更是感慨萬千：身處一個教會學校--臺中的靜宜大學，關于毛澤東的資料并不像中國大陸那樣唾手可得，居然能就毛澤東早年的經歷和思想，寫出詳細的幾卷著作，然后自己籌款印刷發(fā)行！打開《中國的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興起》（1999）、《青年毛澤東救國烏托邦之研究》（2000）、《從楊昌濟到毛澤東：湖湘學派的傳統(tǒng)與嬗變》（2002）、《論楊昌濟思想及其對毛澤東的影響》（2003）等以近百萬字計的研究成果，其細膩的史料梳理，嚴謹立論分析和旁征博引的中外著述，竟使人甚至懷疑這竟可能出自臺灣學者之手！在我們之間的通訊中，王教授說：“你臺灣一行專程到臺中與我會面，了去我多年的寂寞”。他還對我透露了一個學術秘密，就是計劃完成五卷本“毛澤東與烏托邦主義”的系列研究，現在其中第一卷《民粹主義與毛澤東：問題的緣起與爭論》已于2003底出版。王振輝教授一個觀察很深的學術觀點是：必須把毛澤東置入中國傳統(tǒng)的脈絡中去考察，而馬克思主義的真實影響則在其次。對此概括可以討論，但一家之言則是完全成立的。

　　同時，社會上比較學術化的研究作品也陸續(xù)出版。與大陸公開出版物不同的是，臺灣學術界對毛澤東的評價可以直言不諱，即使在有限度的贊譽之中，也能傾聽到尖銳批評的聲音。但應看到，此時的“批判”與20年前的“丑化”絕不能混為一談。其中，臺灣大學歷史系童長義博士翻譯的日本產經新聞社編輯的《毛澤東帝國》，就明顯地反映出這一特征。這些來自日文的相關報道和時事評論，是從1998年3月開始以《毛澤東秘聞》為題的連載文章，一直持續(xù)了半年之久。后來結集，半年內重印了8次，大受日本讀者歡迎。該書第一部“四人幫垮臺”，收錄文章21篇；
第二部“炮打司令部”，收錄文章25篇；
第三部“人民戰(zhàn)爭勝利萬歲”，收錄文章20篇；
第四部“毛主席的親密戰(zhàn)友”，收錄文章27篇；
第五部“儒者宰相對紅都女皇”，收錄文章20篇；
第六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收錄文章12篇。盡管這屬通俗性的歷史讀物，但書后附有詳細的年表、參考文獻和人名索引，其依據則有典有冊。據說，類似這樣的書非常搶手，也不知道是第幾次印刷了。

　　真正讓我吃驚的還不是這些“毛澤東研究”翻譯著述，但當看到臺灣著名中國思想史家韋政通先生的毛澤東研究著作，才讓我真的有些大惑不解。

　　前十年，中國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李澤厚先生突然發(fā)表了關于毛澤東的研究文章，當時曾讓學術界大吃一驚。之所以如此，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們受到某種既定認知框架的約束。換言之，從事“毛澤東研究”這一行當的人必須特別“正統(tǒng)”，以至于要么是“衛(wèi)道士”，要么是“反革命”，敵—我之間絕無妥協(xié)的余地。而“真正的”學者難入其道，更不用要說躲還躲不開呢！但十年后的今天，為什么一位臺灣著名學人居然也研究起了毛澤東！而且他還要在晚年完成三卷本的系列作品。韋政通先生早年得到勞思光教授的啟蒙，又受到牟宗三先生影響，立志向學。1958年由徐復觀先生大力舉薦，以著作檢定方式獲教師資格。著有《中國思想史》、《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等書凡31種�？梢哉f，韋政通是并非科班出身卻實現了超過科班的成果，證明了自己的能力的人。是不是他的這種特殊經歷與毛澤東的教育理念存在著暗合之處呢？其實仔細想來，這到好像未必沒有一點的道理。

　　韋政通教授的兩部毛澤東研究的著作，是1999年9月版的《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和2001年8月版的《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據韋教授自述，這前一本書是受到佛羅姆《人類破壞性的剖析》一書的影響，試圖從人格心理學的角度闡釋毛澤東。第一章談心理學理論，第二章說毛澤東性格的形成，第三章講性格與權力的關系，第四章則是論性格、權力與烏托邦的關系。顯然，這種敘事結構的安排與精神分析的原理是大致吻合的。最后作者給出一個相對中性、但又明顯感嘆的學術斷語：“‘大人物’的所作所為，從一般的價值觀點，是無法理解的，他們具有強大的破壞力，但也是歷史的主要推動者，毛澤東的時代，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今日對毛的評價，在知識分子階層，難免分歧，在中國廣大的百姓心中，其神化的地位，似仍相當鞏固。在20世紀的中國，毛澤東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在未來，其影響力勢必仍將持續(xù)”。而后一本書可以看作前一本書的空間展開，也可以看成是史實驗證。無論怎么說，后者比前者都要寬闊得多。

　　這里所說的寬闊，不僅是指視野，而且是指深度。通過毛澤東和他所珍視的“文化大革命”，韋教授實際上是想證明“人性”。他認為在毛澤東帶動下，中國人民群情激昂，透露出的則是一個“警訊”：毛澤東晚年政治思想和實踐可稱之為“創(chuàng)造性的毀滅”�！叭绻�（它）對人類歷史還有什么重要意義的話，那就是它將促使我們對人性做更深更全面的探討”。雖然我們不知道韋氏“毛澤東研究”的第三部著作將以什么為主題，但不能不說，把重要歷史人物與人性闡釋結合在一起，已經在境界上達到了一個很深的層次。

　　三、臺版《毛澤東語錄》出版的前臺與幕后

　　其實早在1974年“文革”期間，臺灣就暗里流傳著大陸版的《毛主席語錄》，只是由于這屬“匪作”只能在極小范圍“內部閱覽”。與此相對應的是，公開出版物則有王國琛所著《毛澤東語錄的透視》一書，該書簡約，共計22章，采取邊引征邊批判的形式。在“自序”中作者說：“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工具。從一個人的語言表達，可以看得出一個人究竟有沒有思想？系統(tǒng)的思想？或有沒有正確而健康的思想？所以，語義學（Semantics），在思想上有其一定的意義和作用�！�… 任誰讀了《毛語錄》，必然的結論是‘毛’無思想。所以《毛語錄》是‘毛思想’的否定。尤其從《毛語錄》本身的矛盾與荒謬，更顯出‘毛’本人的狂妄與無知。這是《毛語錄》對‘毛’本身的丑化”。無庸置疑，這分明是一部知道有人會讀“匪作”，所以提前下藥，以防污染的御用作品。

　　但20年以后，《毛澤東語錄》居然在臺灣各大書店公開“隆重”登場，媒體為此喧鬧了好一陣子。真可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筆者也親眼見到，在臺大對面著名的“誠品書店”里，火紅的《毛澤東語錄》就擺在進門大廳最顯眼的位置上。去問服務生，這書買的如何？回答是：“不錯，已經是數次進貨了”。再問賣書的都是些什么人？答曰：“沒統(tǒng)計，說不清”。居然如此，因由何在？

　　筆者有幸與此書的策劃者和發(fā)行人楊一峰長談了一個下午。那是一個挺帥氣的小伙子，大名楊一峰。

　　楊一峰很爽快，也很健談。對于《毛澤東語錄》的策劃，他三緘其口，但也看得出其中不乏成功的得意。于是話題只能轉向對毛澤東的看法上去。說來話就長了：楊一峰的父親屬于臺灣公款留學美國的知識分子，是個信仰堅定的國民黨員。當時明說是學化學，但實際上是在斯坦佛大學從事與核動力相關的研究。后來楊一峰也來到了美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父親畢業(yè)后堅決要回臺灣，以報效黨國，但作為中學生的楊一峰則不想回去。經過妥協(xié)，家里又送他到日本讀完大學。這樣的經歷使楊一峰比一般的孩子更“個色”，政府越不讓聽什么，他就專門“偷聽敵臺廣播”，由于掌握英、日兩種語言，可知的世界大得多�！斑@樣，我成了一個典型的‘叛逆者’”，他是這樣評價自己的�！澳菚r官方總說毛澤東如何如何的壞，而我卻在想：既然那么壞，怎么能打敗老蔣而占領大陸呢？”于是有一陣子，楊一峰專讀禁書，什么《共產黨宣言》、《毛澤東選集》，都是英文版，逐漸變成了一個“左派”的崇拜者。楊一峰現在是一個小型出版社的小老板，自己當自己的家。在其辦公室最明顯的地方，擺放著古巴革命者格瓦拉的照片，他是楊一峰心中的偶像和英雄。楊一峰向我透露，他的出版社之所以叫做“東觀國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其意思是以東方的視角觀察國際事務的文化機構。而公司標志則是一只圓睜著的大眼睛。楊一峰還特意地告訴我，“那可是一只‘左眼’哦！”，隨人怎樣理解好了。

　　涉及《毛澤東語錄》內容本身，楊一峰只說你自己看好了。與我原來的判斷一樣，大陸版《毛主席語錄》的林彪“再版前言”被刪除了，代之以臺灣《新新聞》周刊副社長楊照所撰臺灣版《毛澤東語錄》的“導讀”。扉頁上印著莊重的小字：“獻給對這個世界還有夢想的人”，而精美的封面印著三排藝術感很強的醒目的大字：

　　知己知彼，百戰(zhàn)百勝

　　了解毛澤東精神如何統(tǒng)治中國的不二法門

　　征服全球的紅色資本家最推薦的交戰(zhàn)手冊。臺商西進，經營大中國的唯一圣經！

　　翻開臺版《毛澤東語錄》，除了照錄了原版的全部內容，還增加了《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和《反對自由主義》五篇毛澤東的著作。最后附上了“毛澤東詩詞”和“毛澤東1967—1969指示”兩部分內容�？吹贸鰜恚�這樣的編排是花了心思的。這些文章都通俗易懂，瑯瑯上口。楊一峰說是為了便于臺商出差時隨時閱讀。

　　楊照的書序正題是：“策略與教條的辯證--重讀《毛語錄》”，分為三部分，這到像一首政治散文詩�！皩ёx”開篇就說：“毛澤東是個現實的策略家，他對這個共產黨最大的貢獻，而且他之所以能成為中共的領導人，正在于他從來沒有真心相信過馬克思主義教條，也沒有真正服從過共產國際的路線指示”。這番話聽起來真的挺像中國大陸的“新左派”。楊照認為“毛路線”由三大主題所構成，其一、承認相當長時間中，總的形勢是敵強我弱，所以總戰(zhàn)略，必當是持久戰(zhàn)，可是戰(zhàn)術上又必須追求有限的速決戰(zhàn)�！� “毛澤東的思想中，最凸出的一塊，就是如何細膩運用敵我關系。從來沒有任何人，在敵我關系上投注過那么多那么深刻的用心，將黑格爾、馬克思的辯證法導入敵我思考，使得敵我關系轉化成流動的過程，不斷變化不斷移位，需要最高警覺與最高智慧隨時判讀”。其二、“是承認中國社會的復雜性，不相信階級論、經濟決定論真的就可以‘化繁為簡’。二十世紀的中國，對毛澤東而言，是古代、近代、現代同時并存的，不可能單靠一套‘現代’標準，來判定中國社會成分與社會情勢。”其三、“就要靠懂得如何運用中國農民聽得懂、聽得進去的語言”。話挑明了，楊照的意思是說，毛澤東就是靠著這三條，打敗了老蔣，影響了世界。今天要與大陸打交道，“要認識、探觸到那個‘策略狂’性格下的中國現實，我們別無選擇，還是回過頭讀讀《毛語錄》，理解《毛語錄》的內容，及其語言與權力的策略”。

　　可見，臺灣版《毛語錄》其實也是一種“策略宣言”，其中有“左派”的價值沖動，也有右派的防身之術。據說臺灣版《毛語錄》賣得不錯，問楊一峰究竟賣了多少，他說這是“商業(yè)秘密”，但我看去年年底已是第五次印刷，私下估計不會少于5-6000冊。要知道，這在臺灣出版界可不是一個小數字。

　　四、業(yè)內精英眼界中的毛澤東

　　即使在海峽兩岸意識形態(tài)尖銳對立的時期，在知識分子階層仍暗藏著種種“問題”的困惑：既然毛是一個“惡魔”，但為何卻能從一個農民居然推翻了強大的現實政權？盡管臺灣知識分子并不認同毛澤東的理論，但對于歷史后果的探詢則從來沒停止過。

　　或許由于身份和影響的考慮，與臺灣業(yè)內精英談論毛澤東總感覺有一點“約束”。仔細揣摩，其實這種情況的存在，與其說是由于“禁忌”，不如說是出于“謹慎”，而之所以需要謹慎，其更深層的原因我想大概是因為面對的問題過于復雜。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陳永發(fā)院士，是專攻中共黨史的臺灣頂級學者。他在美國斯坦佛大學就讀時從師Lyman van Slyke教授，博士論文《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China,1936-1945》，曾獲得1986年加州大學出版社有關東亞研究的最佳著作的Lilienthal獎。后來又與英國學者Gregor Benton合著《Moral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以及《延安的陰影》等書。近年他惶惶數百萬字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下冊），更以翔實的史料和中肯的評述，受到海內外學術同行的認可。陳院士以穩(wěn)健和謙虛著稱，在我們閑談時涉及到毛澤東的定位，他的一句話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無論如何不能否認他的確是個‘人物’！”我想這里的“人物”二字分量很重。在嚴謹的歷史學家眼中的“人物”顯然與常人不盡相同，那將意味著這樣的角色盡管難免隨著現實需要而被不斷地“重新解釋”，但一個鐵板釘釘的事實則是，他已經屬于那些要被后人“留下”的那一類，在歷史的系譜中被安排一個合適的位置。

　　作為歷史學家，陳永發(fā)院士的研究視角是復原具體的政治過程，試圖在政治事件的細節(jié)中展示宏觀的歷史主題。當我問他“為什么選擇研究中共黨史”時，他簡約地說是覺得許多既成歷史的基礎成因其實并沒有說清楚，這其中不能排除由于意識形態(tài)傾向的裝飾、掩蓋和曲解。比如，為什么毛澤東作為一個農民知識分子，竟然可能在短短20幾年時間內聚集了如此強大的力量，最后實現了自己的目標？無論就國民黨內部的知識教養(yǎng)，還是就共產黨高層的文化素質而言，毛澤東只是其中眾多的優(yōu)秀者之一。但他究竟用什么辦法，在結果的角度上拔地而起，非常耀眼地凸顯出來？在這其中必有奧妙！所以他把目光聚集到了延安時期，探討毛澤東在極其困苦的環(huán)境中究竟是如何運作的。這就形成了他那本關于延安政治運作的著名作品。毋庸贅言，在此一時期，中國大陸的同專題研究還沒有涉及到這樣微觀的層次。

　　關于專業(yè)，陳院士談得很深。有一次他隨口說出，人們對毛的評價不會一致，但無論如何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不可替代的“人物”。

　　一次在向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許倬云院士請教中國先秦思想特質問題的時候，偶爾把話題轉向了毛澤東。這位著名的資深歷史學家平靜地說，“就像拿破侖一樣，每過10年人們對毛澤東的評價就要翻個個”。我理解，許院士的深意是，一個被反復言說、樂此不疲的話題之本來功能就在于：歷史以自己超越個體生命的形式不斷地講述著關于祖先的經歷、磨難、斑跡和教訓�！皻v史”之偉岸超越和難以捉摸的魅力或許就在于此。大家之席論，四兩博千鈞。盡管許院士是專攻中國古代史的，對商周史更是大家，但看來在他們眼中的“毛澤東”三個字，無論是個人，還是指精神，都在歷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跡。

　　人有情、有怨、有始、有終。但中國人似乎總相信“歷史是公正的”，在一定的意義上“歷史”就是中國人的“上帝”。那么，我們就以1964年春毛澤東所作《賀新郎?讀史》一篇，以結束我們的報道，把一切都交給“歷史”吧！

　　賀新郎?讀史

　　人猿相揖別。

　　只幾個石頭磨過，

　　小兒時節(jié)。

　　銅鐵爐中翻火焰，

　　為問何時猜得？

　　不過幾千寒熱。

　　人世難逢開口笑，

　　上疆場彼此彎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讀罷頭飛雪，

　　但記得斑斑點點，

　　幾行陳跡。

　　五帝三皇神圣事，

　　騙了無涯過客。

　　有多少風流人物？

　　盜跖莊喬流譽后，

　　更陳王奮起揮黃鋮。

　　歌未竟，

　　東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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