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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思余: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關于黨內民主的研究

發(fā)布時間:2020-06-03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1988年12月,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聯(lián)合召開了“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討論會”。這就是《理論縱橫——政治篇》一書的起源。該書一共15篇論文。其中討論黨內民主的三篇:王長江、張榮臣、盧先福的“論黨內民主的實質及改革取向”,蔡長水的“新時期黨的建設的新路子初探”,以及何云清的“探索民主治黨的道路”。

  仔細梳理這些文獻,我們會發(fā)現(xiàn),這一時期對黨內民主的討論至少涉及以下幾個方面:黨內民主的本質,馬恩列斯、毛澤東、鄧小平等對黨內民主的態(tài)度,黨內民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黨內民主的現(xiàn)狀,以及改進黨內民主的措施等。

  黨內民主的本質。這一時期對黨內民主的本質的認識基本上都是從決策權的歸屬的角度來談。王長江、張榮臣、盧先福指出,“所黨內民主,就是一個黨的全體黨員在有關黨的一切問題上有最終決策的權利。進而言之,所謂黨內民主制度,就是一種能保證全體黨員的這種最終決策權利的機制。這既是我們建設黨內民主所依據(jù)的出發(fā)點,也是建設黨內民主的歸宿!币虼,“黨內民主建設的方向應該是建立一個保證全體黨員在有關黨的一切重大問題上有最終決策權的允許機制。這是黨內民主建設的依據(jù),也是黨內民主建設的最終目標”。(沈一之,1988:199,211)蔡長水指出,“黨員是黨的主人,是黨的決策的主體。黨的一切權力屬于黨員。黨內民主的本質就是由黨員決定黨內的重大問題和管理黨的事務。”(沈一之,1988:255)

  批判斯大林關于黨內民主的錯誤認識。王長江、張榮臣、盧先福對之做了非常具體的論述。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背道而馳的斯大林黨內民主觀,“在黨內民主與黨的統(tǒng)一和紀律之間建立了一種隸屬關系,因而使黨內民主面目全非”。

  具體表現(xiàn)在:“第一,以黨的統(tǒng)一和紀律作為黨內民主的最后歸宿,于是在黨內逐漸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度,以代替黨內選舉制度,由黨的機關對干部的挑選代替了全體黨員對干部的選擇權!

  “第二,把黨的統(tǒng)一和紀律作為黨內民主的標志,使全體黨員對黨的機關的監(jiān)督變成了黨的機關對全體黨員的監(jiān)督,變成了對黨員是否遵守黨的紀律的監(jiān)督,而真正應受監(jiān)督的領導人員和機構則處于一種不受約束的地位!

  “第三,貶低全體黨員的最終決策權,導致黨的代表大會被架空,代表大會的立法權形同虛設。黨的最高權力實際落入執(zhí)行機關之手!

  “第四,把黨的統(tǒng)一和紀律作為裁定黨內民主的標準,就使得一切不同意見成為非法,從而為壓制黨內不同意見和言論自由提供了武器。”(沈一之,1988:205-206)

  黨內民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蔡長水將黨內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的前路進行鏈接,并且強調前者對后者的影響!包h內民主是黨的建設的首要的核心問題”,“加強黨的民主建設,是執(zhí)政黨建設的根本問題!薄包h內民主,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防腐劑!薄包h內民主,是實現(xiàn)黨的政治領導的重要保證。”“黨內民主,是推動和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切實可行的途徑!

  “政黨是民主制度的建設者和組織者。在執(zhí)政黨的條件下,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是緊密聯(lián)系的。黨對社會主義民主的認識程度,取決于對黨內民主的認識程度。黨內民主充分,社會主義民主就發(fā)展;
黨內民主受到破壞,社會主義民主就遭到踐踏。因此,黨內民主的狀況,直接決定著社會主義民主的命運。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首先通過發(fā)展黨內民主來完成,以黨內民主來逐步推動人民民主!保ㄉ蛞恢,1988:254-257)

  何云青的主張和蔡長水如出一轍。既有歷史感悟,又有未來展望。執(zhí)政黨的“黨內政治生活民主化的程度,影響和決定著整個國家和社會生活民主化的程度。黨內民主擴大了,民主集中制健全了,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就有了可靠的保障。我們首先要增加黨內民主意識,提高黨員素質,搞好黨內民主建設,以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使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這是防止‘文化大革命’歷史悲劇重演,實現(xiàn)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沈一之,1988:288)

  黨內民主的現(xiàn)狀。根據(jù)王長江、張榮臣、盧先福的研究,當時黨內民主的現(xiàn)狀是,“對黨內民主的認識還沒有超出斯大林對黨內民主的界定”。具體而言,“第一,實行神秘政治!边@有歷史的原因,“戰(zhàn)爭年代那種不得不嚴格保密的活動方式被當作黨內生活準則沿襲下來”。在很大程度上,“黨員的選舉權變成了表決形式,代表大會成了‘一致通過’的‘歌頌’儀式”。

  “第二,黨章在名義上規(guī)定了黨員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在具體實行中又被剝奪了這種權利!边@主要是因為沒有差額和競爭性的選舉所致。

  “第三,黨章規(guī)定人人平等,但實際上并非人人都有平等地參與最終決策地權利和機會。一個人能否進入領導層,有時并不取決于廣大黨員地意志,而是取決于有提拔權的人的個人好惡,以及組織部門所保存的文字檔案。這種狀況使黨內的裙帶風、宗派風愈演愈烈,而且每一次最高權力的更替往往都伴隨著各級領導層的巨大變動!

  “第四,黨內民主和黨的統(tǒng)一仍然是一種隸屬關系,而不是黨的整體結構中同等重要的部分。只講黨內民主必須有利于黨的統(tǒng)一,而不講黨的統(tǒng)一也必應有利于黨內民主。尤其是,對黨的統(tǒng)一的解釋仍然是斯大林的觀念:黨的統(tǒng)一是全體黨員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一致,而不是列寧的‘行動一致、討論自由和批評自由’。這就使黨的統(tǒng)一往往成為在黨內搞專制的借口,成為壓制不同意見的借口。”

  “第五,廣大黨員對代表自己的受委托者仍不能實施有效的監(jiān)督。黨的檢察委員會仍然主要是黨的機關對黨員實行監(jiān)督的工具。它們的職能停留在檢查黨中央的決議和文件是否得到貫徹,黨員是否遵守黨的紀律上,而不是把工作重心放在黨的執(zhí)行機關是否遵守黨章,是否受全體黨員約束上。而且,除了黨的監(jiān)察機構外,實際上不存在任何其他可供利用的監(jiān)督機制!

  “第六,黨內仍然不能容忍各種不同意見!保ㄉ蛞恢1988:208-210)

  總之,導致這些問題的出現(xiàn)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黨內結構上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正是由于這種集權型的體制結構,導致的問題是,“黨的各級組織機構,難免產(chǎn)生官僚主義、家長制、一言堂等現(xiàn)象。再這一領導體制下也難以保證所有黨員在政治上、紀律上、義務上一律平等,特別是少數(shù)人保留不同意見的權利。高度集權、缺少監(jiān)督的黨內結構,也削弱了全黨抵制錯誤、修正錯誤的能力!保ㄉ蛞恢,1988:210)因此,要真正實行黨內民主,就必須根本改變這種集權式的黨內結構模式。

  發(fā)展黨內民主的舉措。王長江、張榮臣、盧先福指出,近期黨內民主制度的改革,主要應抓好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旗幟鮮明地倡導公開性,提高黨內政治生活的透明度。這是全體黨員參與黨內政治的前提條件。除黨章比較明確地規(guī)定一些需要保密的內容外,其他一切黨內事務都應公開。任何黨員都有權知道黨內所發(fā)生的一切事情以及黨的負責人員和機關處理這些事情的過程。黨的執(zhí)行機關要定期向黨的權力機關報告工作。黨員有權就有關黨的工作的任何問題向黨的領導人員提出質詢,黨的領導人員有義務回答他們的質詢!

  “第二,在公開性基礎上,改革黨內的選舉制度。首先是要實行黨內領導職務的差額選舉制,特別是高層領導的差額選舉制,給黨員以一定自由的選擇權,最后過渡到真正投票的選舉。在這種選舉制下,候選人不是由黨的執(zhí)行機關提名,而是由黨員自愿組成的小組或選舉委員會提名,通過多輪篩選、淘汰,最后確定一定數(shù)量的候選人來進行差額選舉……其次,必須在一定層次實行公開的競選……其三,必須保證黨內選舉的權威性。對領導干部的罷免權、調動權和任命權都應屬于同一主體,即黨的權力機關。執(zhí)行機關和工作機構無權對選舉產(chǎn)生的干部實行調動或罷免。”

  “第三,建立一個完整有效的監(jiān)督機制,這個機制是全體黨員對自己的受委托者進行控制的體現(xiàn),而不是黨的機關對黨員進行控制的體現(xiàn)!币虼,紀委只能受同級黨代會約束,而不能受同級黨委牽制。與此相對應,紀委委員不能同時是黨委委員!盀榱烁行У匕l(fā)揮輿論監(jiān)督的作用,黨的刊物及其他宣傳媒介要保持相對獨立性,不能變成由黨委或黨委工作機構任命領導人的一個下屬單位!

  “第四,切實保證黨內言論自由。凡是討論有關黨的工作問題引起的爭論,黨的宣傳媒介應給予幾種不同觀點同等的表達機會。”(沈一之,1988:211-213)

   蔡長水認為要走出一條黨的建設的新路子,必須著重抓住三個問題,即民主建設、法規(guī)建設和健全強有力的監(jiān)督機制。而且這三者是三位一體的關系。“民主則要由制度、法規(guī)的體現(xiàn)和保障;
民主沒有制度作載體,等于空談。有了好的制度、法規(guī),重要的是執(zhí)行它,實施它;
對于違背制度、法規(guī)的人和事,就要實行有效的監(jiān)督。沒有監(jiān)督的制度、法規(guī)是軟弱無力的,甚至無異于一紙空文!

  因此,黨內民主的建設也就從這三個方面體現(xiàn)出來。要加強黨內的民主建設,必須做到以下四個方面。一是要增強黨員的民主意識。這些意識主要包括平等、參與和珍惜自己的民主權利的意識。二是要建立和健全黨內民主制度。三是要切實保障黨章規(guī)定的黨員民主權利。四是黨內民主建設的重點在于決策的民主化和任用干部的民主化。

  黨的法規(guī)建設,實質上也就是要落實黨內的民主制度建設。其所涉及的內容主要有:一是要健全黨的集體領導制度和民主集中制。黨政分開之后,黨委職能也要隨之轉變;
要建立和健全議事規(guī)則,比如增加全委會的開會次數(shù),不要以常委會代替全委會,會前議題的發(fā)放和通知問題,避免開無準備的會議;
一人一票的票決制;
實行明確的分工負責制;
健全集體領導制度,要從中央做起。

  二是要改革和完善黨內選舉制度。具體內容包括:(1)“規(guī)定候選人的提名程序,包括采取多種提名方式和介紹被提名人的情況等!保2)“確定差額選舉辦法,并根據(jù)條件成熟的程度逐步擴大差額選舉的范圍。近期應首先擴大到各級黨代會代表,基層黨組織委員、書記,地方各級黨委委員、常委,和中央委員會委員!保3)“確定選舉單位或代表大會通過一定的程序有權撤換由它們選舉的領導人!

  三是要規(guī)定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的制度。四是要疏通黨內民主渠道和健全民主生活制度,使黨員對黨內事務有更多的了解和直接參與的機會。“應當把黨內對話制度和黨員討論黨內事務的制度建立起來,黨的重大情況,要讓黨員知道,重大問題要經(jīng)過全黨充分討論,廣泛征求黨員的意見。”

  要建立健全黨的監(jiān)督機制,主要是做到以下三個方面!暗谝,必須明確黨內監(jiān)督的重點是各級領導干部……具有決定意義的是自下而上的監(jiān)督,特別是對各級領導干部、包括高級干部和領袖人物的監(jiān)督。這是今天我們強調健全黨內監(jiān)督機制的重點所在……要實現(xiàn)對領導干部的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監(jiān)督,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實行黨內政治生活公開的原則,增加開放程度和透明度……二是要堅持不懈地同特權思想作斗爭。”“第二,必須明確黨內監(jiān)督的核心是制約權力”!暗谌,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沈一之,1988:253-265)

  在《探索民主治黨的道路》一文中,何云青提出了四點“民主治黨”的新路子:一是要改革領導制度,實現(xiàn)黨的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
二是要改革干部制度,實現(xiàn)干部管理的民主化;
三是完善和健全監(jiān)督機制,實現(xiàn)公開的民主監(jiān)督;
四是加強制度和法制建設,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沈一之,1988:272-289)

  就文獻來源而言,這一時期對于黨內民主的探討主要是直接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等領袖人物的著作、以及蘇共的相關文獻尋找理論資源,或者是批判的對象。

  綜觀這一時期對黨內民主的討論與追求,我們會發(fā)現(xiàn),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政治話語空間相對比較寬松。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與當時的主政者的民主意識和民主思維有關。這一點,從上述關于發(fā)展黨內民主的諸多宏論中可以明顯感受得到學者言論的相對自由。

  就當時探討黨內民主的學者來說,黨校的學者非常活躍。比如說,王長江、張榮臣、盧先福、蔡長水是中央黨校的學者,何云青是福建省委黨校的學者。這與今天黨校的學者在學術界的聲譽形象和學術共同體內的刻板印象是截然不同的。

  中共十六大以后,黨內民主再次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一個比較熱門的題域。筆者的碩士論文《黨內民主的制度化探討——地方黨代會常任制的經(jīng)驗研究》,也緊跟這一“時髦”。現(xiàn)在看來,對此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需要深刻反思。

  一是關于黨內民主的文獻收集方面,我們多有“漏網(wǎng)之魚”。對于我們這些后學之輩而言,實際上,我們對于八十年代有關黨內民主的探討并不熟悉。如果僅僅依賴發(fā)達的現(xiàn)代互聯(lián)網(wǎng)絡,我們根本抓不到這些“魚”。

  這一點,筆者深有感觸。不久前筆者就任仲夷逝世一周年寫過《黨內民主問題,不能不提任仲夷》一文,以及本文的寫作。驀然回首,原來我們今天熱門討論的黨內民主問題,在二十多年前的政界和學界就已經(jīng)不再是陌生的問題。而我們對此漠然處之,雖然并非故意。

  進一步檢索關于黨內民主的相關文獻,我們會發(fā)現(xiàn),今天我們熱議的黨內民主,無論是就理論追求,還是就實際運作而言,有多少內容超出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話語空間?有多少文獻的學術器量和個人膽識超出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言語范式?

  比如說,中共十六大提出的發(fā)展黨內民主,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和社會民主;
中共十六大之后胡錦濤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會作工作報告,各地試點的黨代會常任制的一些做法:改革選舉制度,改革議事制度,改革決策制度,委員會制度,改革監(jiān)督制度……

  其中,差額選舉制(不一定有競爭性,目前不少地方實際就是如此操作,所謂“陪選”);
一人一票的票決制;
常委會不能決策,將其權力向全委會轉移;
以委員制取代常委會(湖北羅田縣做法);
《黨內監(jiān)督條例》出臺,將一把手及其主要領導干部納入監(jiān)督重點對象……

  對此,我們至少可以如此分析。一方面,就制度創(chuàng)新而言,這些做法并非是近些年中共的新創(chuàng),我們只要看看八十年學者們的討論完全可以辨識此理;
另一方面,二十多年前學者們的理論呼吁和現(xiàn)實期待終于有了一些下文,雖然歷經(jīng)的時間是如此漫長和艱辛。

  不管怎么說,執(zhí)政黨主動回應的發(fā)展黨內民主終究已經(jīng)破土而出。不管是一種輿論宣傳,還是一種理性期待,或者是一種現(xiàn)實運作。回顧過往,我們欣然喟嘆,歷史畢竟在往前邁進。雖然步履爛衫,黑夜連綿。

  我們不僅應該不能忘記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學術界對黨內民主等具體學術觀點的探討,也不能忘記他們對中國前路的關懷和對未來的期待。正如何云青所言,“中國的民主潮流是不可逆轉的,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將沿著民主化的道路繼續(xù)走下去。”(沈一之,1988:272-289)雖然今天看來,這些主見多少帶有一些玫瑰色的幻想,然而我們卻不能沒有夢。

  

  參考文獻:沈一之主編:《理論縱橫——政治篇》,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007年1月16日早上十點半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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