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基于對經濟思想史上一些相關文獻的理論回顧，本文認為，在中國經濟與中國經濟學理論互動演變的當下格局中，是對經濟學的性質、意義、任務及其它到底是一門什么樣的學問這樣一些元經濟學問題進行理論反思和討論的時候了。第二小節(jié)的文獻追溯發(fā)現，在經濟學說史上，伴隨者由“政治經濟學”向“經濟學”的轉變，經濟學家們對經濟學的本質和任務的理解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第三小節(jié)討論了經濟學能否成為一門價值中立的科學問題。研究發(fā)現，任何經濟學派的理論觀點都會潛含著某些價值判斷和倫理原則在其中，經濟學家作為一個“學術人”所面臨的問題，首先是如何透過自己的文化信念和價值觀，去發(fā)現人類社會中的某些“自然秩序”。第四小節(jié)討論了經濟學能否成為像物理學、化學等自然科學那樣一種高度形式化的“精密科學”這一問題，并對目前主流經濟學中流行的唯科學主義的研究偏向做了一些反思性的評論。本文最后所得出的結論是：為了中國的理論經濟學在未來的健康成長，應該鼓勵不同經濟學流派和研究進路之間的競爭、對話和多元化發(fā)展。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 經濟學 經濟學方法論 實證主義 唯科學主義

　　“理性永遠存在，但它并不永遠存在于理性的形式之中�！薄�— 卡爾·馬克思

　　一、引言：從豪斯曼的《經濟學的哲學》談起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已經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長。同時，自同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學術思想界也經歷了一個近30年的思想解放過程。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社會進步和思想解放過程，中國的經濟學理論也有了長足的進步。不但從整體上來說中國的經濟理論研究已經大致完成了一個從計劃經濟時代以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為基本骨架和范本的單一經濟學話語體系向一種當代經濟學和古典經濟學研究共存且諸多門類經濟學科共同繁榮發(fā)展的時期轉型，在各大學經濟學院和商學院的實際教學過程中，也實際發(fā)生并正在試行著一種多元化課程設置的動態(tài)演變格局。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高校經濟學教育的雙重進步和同步發(fā)展，不但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國高校經濟學專業(yè)的博士和碩士等專業(yè)理論人才走向進入教學或科研單位并逐漸形成了中國經濟學中新生代的主流研究力量，而且也有成千上萬的畢業(yè)生進入了一些國外著名大學攻讀研究生課程，并有一大批從國外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中青年經濟學家回國執(zhí)教，或在各科研機構和實際經濟部門從事經濟理論研究。更為可喜的，這一新生代的中青年經濟學人，開始以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語言與國際經濟學界的同仁們進行交流，并開始在國際上的外文經濟學學術刊物上發(fā)表文章。

　　改革開放近30年來中國的經濟總量增長是巨大的，同時中國經濟學理論在整體上所取得的進步也是巨大的。然而，這雙重的巨大成就，并不能掩蓋在中國社會現實中以及在中國經濟學理論發(fā)展過程中同時存在的一些問題。正如經歷了30年高速經濟增長的中國社會正在走向何方這樣一個巨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有待學術各界共同探討和思考一樣，中國理論經濟學也同樣面臨著未來道路如何走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另外，這里不得不說，正如改革開放以來近30年的中國高速經濟增長巨大成就可能部分遮蔽了中國理論界觀察社會問題的視界一樣，當下中國的經濟繁榮，也似乎致使忙忙碌碌的中國經濟學人沒時間來反思經濟學到底是一門什么樣的學問這樣一個“形而上學”問題了。然而，現在的問題可能是這樣：只有大致理解經濟學到底是怎樣的一門學問了，中國經濟學界方能較合宜地理解經濟學人自身在經濟社會發(fā)展中的確當位置和角色，也才能進一步較清楚地把握我們這個社會的未來走向。一句話，在當前中國經濟繁榮、社會進步與經濟理論互動發(fā)展的格局中，從未來制度變遷和經濟理論發(fā)展的現實需要來看，是在整體上反思經濟學的本質和任務到底是什么的時候了。

　　2007年1月，北京世紀文景出版公司翻譯出版了美國經濟學家豪斯曼編的《經濟學的哲學》（丁建峰譯）文集。這部文集的編者丹尼爾·豪斯曼（Daniel M. Hausman）現為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哲學教授，并且已經擔任在國際甚有影響的《經濟學與哲學》雜志的主編十多年了。由這位行內專家所精心收編的文集，薈萃了近現代經濟思想史上一些理論大師的經典之作，覆蓋了經濟學諸領域中的一些“元經濟學”（meta-economics）的深層問題。在豪斯曼《經濟學的哲學》中譯本的封底中，中國經濟學家汪丁丁教授曾表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判斷：“為了讓經濟學走向21世紀，我們應當知道它在20世紀的整體狀況。對經濟學的整體把握，就是經濟學的哲學�！� 筆者非常同意這一見解。這篇文獻綜述性文章，自不敢言是對經濟學的發(fā)展作任何整體性的把握，而僅僅是基于筆者一點非常有限的文獻閱讀，就理論經濟學中幾個相互關聯(lián)著的重要問題，做些文獻梳理，并附帶增加自己的一點“邊際評論”。這里，筆者僅挑出三個主要問題來，就教于經濟學界的先輩、同儕和青年同仁。這三個問題分別是：經濟學的本質（nature）與任務是什么？經濟學能否成為一門價值中立的學科？經濟學能否成為像物理學和化學那樣一種高度形式化和“技術化”的“精密科學”？

　　二、經濟學的本質與任務

　　可能自“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和“經濟學”（economics）這些術語出現以及理論經濟學學科形成以來，[1] 經濟學是什么似乎就成了經濟學家們的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較早，經濟學家們多是從經濟學的定義去把握經濟學的本質和任務的。譬如，在《國富論》中，斯密（Smith, 1776/1930, vol. II, p. 177）曾把政治經濟學視作為“研究國民財富性質和原因的一門學問”。斯密（Smith, 1776/1930, vol. I, p. 395）還認為，“作為政治家和立法者的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有兩個不同目標：首先，為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確切地說，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和生計；
其次，為國家和社會提供公共服務所需的充分收入。概言之，其目的在于富國裕民”。正因為斯密本人在寫《國富論》時心目中把經濟學視作為寫給政治家和立法者讀的一門學問，在他的話語解釋（discourse）中，到處不無對君主與政府應當在治理社會時如何行事的治國方略和政策建議。換句話說，斯密恰恰是在古漢語中“經邦濟世”和“經世濟民”的“經濟”意義上來看待經濟學的性質與任務的。用施蒂格勒（1986，ch. 18）的話來說，在斯密等英國古典經濟學看來，經濟學的任務是勸說（preach）人類社會尤其是國家的主權者（the sovereign ——一譯“君主”）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合宜治理方式和制度形式，來使一國的經濟繁榮，人民致富。有了這一明確的學術目標，在《國富論》中，斯密不僅討論了一些經濟和貿易政策，而且較廣泛討論了政治、法律甚至外交等等方面的問題。譬如，除了提出“看不見的手”這一著名的經濟學原理外，斯密在《國富論》中還討論了保證這種看不見的手能得以良好運作的自由制度原則及其法律保障問題。斯密（Smith, 1776/1930, p. 184）指出：“一些特惠或限制制度，一經完全廢除，最明白和最單純的自然和自由制度就會自動建立起來。每一個人，在他不完全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給予完全的自由，讓其依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以其產業(yè)和資本與其他任何人以及其他階層進行競爭�！币勒者@一理念，斯密還對社會的收入分配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但卻很大程度上被人忽視了的觀點：各階層人民的收入分配，也應該是由市場競爭來決定的事。斯密（Smith, 1776/1930, vol. II, p. 152）說：“君主應該給予各階層子民以公正和公平的待遇，如僅僅為了促進某一階層的利益，而損害另外一個階層的利益，顯然與此相違�！彼姑軐κ袌鼋洕�進步意義的確信，甚至到了這樣一種程度：只要給定充分的自由競爭和市場秩序的自然成長空間，市場誠信體制也會隨著交易的擴大而慢慢產生出來。譬如，在1762到1763年撰寫的《法理學講義》中，斯密（Smith, 1978, p. 538 ）就曾明確指出：“只要商業(yè)在某一國家興起，就總會帶來人們正直和守時（probity and punctuality）的習慣。這些美德在未開化的國家里幾乎是不存在的”。斯密還接著舉例到，在當時歐洲各國當中，荷蘭人最注重做生意，同時也是最遵守諾言的人。[2]

　　對斯密本人對自發(fā)市場秩序運行之合理性的這種強烈信念，就連比較推崇自由市場體制的芝加哥學派中一位重要思想家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也似乎感到難能完全接受，并好像略有微詞。1980年在哈佛大學所做的題為“經濟學抑或倫理學”的著名坦納人類價值講座（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的講演稿中，施蒂格勒曾把斯密比喻為那種自由市場體制合理性理念的“傳道人”（preacher），并認為在《國富論》中到處都可以找到這種“傳道”、“說教”或言“勸說”的例子。照施蒂格勒看來，在斯密之后，這種基于經濟學家個人價值和倫理判斷的說教就比較少了，他還舉例到，在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以及在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這種“說教”就不多了，而到了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中，就根本沒有“說教”了（參Stigler, 1986, 中譯本，頁392）。施蒂格勒還認為，從那之后，經濟學家們就變得“園滑老練”起來，用今天的話說，人們不再像斯密那樣關心人類社會到底是如何運作的這類“經邦濟世”的大學問了，而是盡量把話說得婉轉巧妙，從而只是做些解釋現實經濟現象的“實際功夫”。如果說施蒂格勒的這一觀察無誤的話，我們今天似可以進一步認為，在經濟思想史上，斯密對經濟學性質和任務的解說和理解，在后來的經濟學家中在很大程度上被“修改”（revised——這里可不是在“修正”意義上說的，而且也很難說是被“修歪”）了。尤其是到了另一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功利主義倫理學家和法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那里，經濟學的性質和任務被明顯“功利化”了。照邊沁（Bentham, pp. 1793-1795, p. 223）看來，“政治經濟學既可被當作一門科學，也可被當作一項技藝，但當科學被運用于指導技藝時，兩者可視作為同一回事”[3]。

　　在認識經濟學的任務和性質時，我們必須省悟到，斯密之所以像一個為市場經濟運作之合理性大聲呼喊的傳道人那樣寫出《國富論》、《道德情操論》以及《法理學講義》等等經典著作，完全與他所處的時代密切相關。18世紀后半期，英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才剛剛萌生，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還在大行其道，保護市場運作的法治和憲政民主體制還沒完全建立起來，更重要的是，當時的英國還處在工業(yè)革命的黎明前夜中。在此情況下，斯密把自己的經濟學的任務定作為一種為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寫的一門學問，并決意要把自由市場體制的理念傳道給（preach）世人，現在看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國富論》出版后的一個多世紀中，法治化的市場經濟體制在英國、荷蘭、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相繼生成了。正如施蒂格勒（Stigler, 1986，參中譯本，頁418）所注意到的那樣，“自《國富論》出版以后的一個多世紀里，經濟發(fā)展的步伐一直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率和規(guī)模向前邁進。西方世界的生產技術、經濟體制、生活方式，乃至政治制度，都發(fā)生了持久而意義深遠的變化”。19世紀西方世界的興起，西方國家中法治化的市場經濟運作體制的生成，標志著西方社會從整體上已經完成了其現代化過程，因而，像斯密那樣為呼喚法治化市場經濟體制的生成和降臨的“市場經濟理論傳道人”的歷史使命已隨之結束了，接著，經濟學的現實任務和歷史使命也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歷史變遷而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樣，到邊沁和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處的19世紀中后期時期，西方的社會歷史已經不再需要經濟學家們像斯密那樣為呼喚出來“市場經濟”而進行吶喊了，而是較多的要求經濟學家們去注重探究市場運行中人們的行為方式并較功利地研究和教導人們如何在市場經濟體制中作出自己的最佳選擇，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4] 由此我們今天也可以判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果我們把經濟學認作為從財富創(chuàng)造和社會福利增進的視角來探析人類社會是如何運作的這樣一種話語體系的話，其任務和意義亦會隨著人類社會的歷史演進進程而不斷發(fā)生變化，但是，經濟學本身所展示的市場運行的一些基本原理，應該是經濟學本身所永遠秉有的，否則，經濟學也就失去了它本身是有關人類經濟社會運作基本原理的一門學問這一特殊性質了。

　　在19世紀后半期，處在自亞當·斯密所沿襲下來的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學術傳統(tǒng)中，以及在英國市場經濟業(yè)已形成的歷史背景中，約翰·穆勒（John S. Mill）對經濟學的任務以及現實的和歷史的意義的理解，較斯密來說就有了一些“修改”，并且，穆勒對經濟學本質的理解，較斯密而言也發(fā)生了一些變化。譬如，在“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及其方法”這一經濟學說史上的經典名篇中，穆勒（參Hausman, 1994, 中譯本，頁53－55）曾對政治經濟學下了這樣一個定義：“政治經濟學是探討某些社會現象規(guī)律的科學，這些規(guī)律產生于人們生產財富的聯(lián)合行動之中，就其所涉及的現象而言，不會由于人們對其他目標的追求而被修正�！苯又�，穆勒還指出，在確定政治經濟學的上述定義時，他試圖將其本質刻畫為一門抽象科學，并認為其方法是先驗方法，即建立在人們嗜好財利、為追求財富而精心選擇手段的假設基礎之上（這一點分別為后來的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和奧地利學派的一位重要經濟學家米塞斯——即Ludwig von Mises —— 所承傳下來，下面我們還會談到這一點）。從穆勒的這一經典名篇的這些論述中，我們發(fā)現，對經濟學家以及經濟學的理論任務，穆勒的理解較斯密已經發(fā)生某些變化。與斯密那樣把經濟學理解為為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寫的一門經邦濟世、經世濟民的大學問 [5] 不同，穆勒較傾向于把理論經濟學視作為研究人是如何追求財富且建立在某些有關人的行為模式的一些先驗假定基礎之上的“精密科學”。今天我們也從中可以發(fā)現，穆勒的一些論斷，實際上與馬歇爾之后西方新古典主流學派的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基礎上的抽象推理精神，在許多方面是相契的，或者說穆勒的經濟學思想，已經蘊含了當代主流經濟學理論建構理路和分析精神的萌芽。

　　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馬歇爾（Alfred Marshall）以及其經濟理論，可謂是一個承前啟后的轉折點。不但自馬歇爾之后，“政治經濟學”這一理論經濟學的通稱逐漸為“經濟學”一詞所代替，而且人們對經濟學性質和任務的理解，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在《經濟學原理》中，馬歇爾（Marshall, 1920, p.1）曾對經濟學的性質做了一個折衷的把握：“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一般生活事務的學問”，“一方面它是研究財富的學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學科的一部分”，或者概言之，“它研究在個人與社會活動中與獲取和使用物質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關的那一部分”。對馬歇爾的這些論述，我們今天似可以做這樣解讀：經濟學作為研究人類一般生活事務的一門學科，既要研究財富的創(chuàng)造和增殖問題，也要研究人的經濟行為，但目的卻只有一個，即探究和論述人類社會如何才能最佳地創(chuàng)造和使用財富。

　　馬歇爾之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新古典經濟學繁盛發(fā)展起來，并逐漸成為了當代經濟學的主流。當代主流經濟學家對經濟學本質和任務的理解，較早被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一位老牌經濟學家羅賓斯（Lionel Robbins）較全面和系統(tǒng)地予以闡述出來。在1932年出版的《經濟科學的本質和意義》的這本小冊子（1935年出版第二版）中，羅賓斯對經濟學的本質、任務、意義以及研究方法等進行了專門的探討。按照羅賓斯（Robbins, 1948，參中譯本，頁16－20）的理解，經濟學的本質是研究資源稀缺條件下人類在配置資源方面是如何行為的一門形式化的社會科學。羅賓斯認為，在錯綜復雜的現實世界中，當人們進行多種目標的選擇時，經濟學可以幫助人們理解自己選擇的意義，以及如何作選擇，故“它提供了人們合理行動的一種技術”，因為，“我們要想作出完全合理的選擇，就必須先知道自己偏好些什么”（同上，頁123）。

　　羅賓斯對經濟學本質和意義的這種理解和把握，為后來的絕大多數當代經濟學家所贊同，并在此精神下不斷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和學術建構，從而逐漸形成了當代經濟學的宏大理論世界。之后，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的本質和任務也做過一些具體的描述，但與羅賓斯的理解已經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差別。譬如，在“經濟學抑或倫理學”中，施蒂格勒（Stigler, 1986, 參中譯本頁393）曾明確指出：“經濟學的主要任務一直是以大眾可以接受的方式來解釋實際經濟現象，而且近200年來我們能始終誠心誠意的盡力完成這一使命，盡管并不總能取得極大的成功。”施蒂格勒的這一見解，實際上不過是復述了弗里德曼（Milton Freedman）在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的一些基本見解。譬如，在其著名的“實證主義方法論”一文中，弗里德曼（Friedman, 1953）曾強調指出，實證經濟學在原則上是獨立于任何價值判斷的，“作為一種實證科學，經濟學是一種被嘗試接受的、關于經濟現象的概括體系，用以對條件變化的結果作出預測”（參Hausman, 中譯本，頁174）。應該說，經濟學作為解釋社會現實中經濟現象的一門實證科學，今天已經不再是弗里德曼、施蒂格勒和芝加哥學派的幾個經濟學家的主張了和信念了，而是變成了當代主流經濟學家或言世界上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所接受和信奉的基本立場了。然而，從上述經濟思想史的簡短梳理中，我們已經大致看出，這種實證經濟學或言“實證主義精神下的理論經濟學”，顯然已經不是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眼中原來的樣子了，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偏離了經濟學的亞當·斯密傳統(tǒng)。就此而論，哈耶克（F. A. von Hayek）認為，只有從門格爾（Carl Menger）到他本人一脈承傳下來的奧地利經濟學分析進路[6]，才代表了經濟學理論的亞當·斯密傳統(tǒng)�，F在看來，哈耶克的這一見解不無道理，或者至少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概言之，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以來，經濟學家們對經濟學的本質、任務和意義的理解和把握，已經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在此，筆者不想再對經濟學的性質和任務做任何新的定義性把握，而只想在這里提出這樣一個現實問題：在憑臨著21世紀初葉中國經濟繼續(xù)進行著的一種非常獨特的市場深化過程的歷史格局和大勢中，中國當下和未來的理論經濟學的歷史使命是什么？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又將能夠做些什么？是一股腦地全部擠入當代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中對當下社會現實中的一些現象（包括中國社會轉型期的一些過渡性的“特殊現象”）做些形式化的實證研究？還是部分回歸到經濟學的亞當·斯密傳統(tǒng)，走出一條中國經濟學理論發(fā)展的自身道路？或至少走一段的自己的獨立發(fā)展路程？

　　三、經濟學是否能做到一門價值中立的學科？

　　從上一節(jié)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知道，作為研究和解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現象的一門知識體系，經濟學的任務會隨著不同歷史階段上的人類社會發(fā)展的不同格局和不同現實要求而發(fā)生改變，并在世界歷史上實際上經歷了從斯密的那“經邦濟世”的大學問，到馬歇爾的經濟學的雙重任務，再到弗里德曼的對廣義的市場現象進行實證研究這樣一種經濟分析史歷史的轉變過程。然而，盡管經濟學的任務隨人類社會的歷史變遷而變化了，但經濟學的本質和意義（significance）卻并沒有發(fā)生多少實質性的變化。我這里是說，盡管隨著西方社會中法治化市場經濟體制的成長和成熟，經濟學家們不大再需要為通過市場交易過程而配置資源的合理性（raison d’être）和優(yōu)長進行“說教”（preaching）了，而主要致力于研究通過市場運行的“機理”是怎樣的這樣“現實的”問題，但經濟學的目的和意義似乎只有一個：那就是向人們展示，通過形成什么樣的社會秩序和制度安排，人類社會才能最有效地創(chuàng)造和最佳地使用財富，從而增加個人、群體、國家乃致整個人類社會的福祉。

　　經濟學的本質和意義是如此，但是在完成這一理論任務時，由于不同經濟學家們觀察社會問題的視角不同，特別是由于經濟學家們使用不同的經濟學術語和解釋話語體系，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并且會導致完全不同政治訴求和經濟主張，于是乎，好像經濟學家們就如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見的那樣均落入了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 [7] 之中。這里不妨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使用源自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的有關術語和話語體系，就很自然會得出在任何市場經濟條件下正常的商品生產中均存在著剩余價值的創(chuàng)造與占取問題，因而“剝削”問題是一個無論如何也饒不過去的理論死結。相反，如果采取“邊際效用價值論”概念及其相關聯(lián)著的分析話語體系，人們則會達致現代經濟學中歐拉定理（the Euler Theorem）：完全競爭下的所有生產要素投入的收益均等于其邊際產出，因而如若不存在壟斷，就不存在剝削問題。正因為這一點，許多人認為，勞動價值論是維護勞動階級利益的，邊際效用價值論則是為資產所有者階層的剝削做辯護的（參Schumpeter, 1949, p. 352）。單從這一簡單的例子中，我們就可以發(fā)現，在經濟學的話語解釋中，使用不同概念、術語和不同“話語系統(tǒng)”，就會產生對現實世界的不同看法，從而發(fā)生了經濟學中不同“意識形態(tài)”的分野。

　　于是，這里就會出現了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作為現實經濟過程之“鏡像反映”的經濟學中的概念、原理、定理以及古典經濟學家所喜歡使用的“經濟規(guī)律”（economic law—— 或翻譯為“經濟法則”）到底是指一種什么樣“自成一類的存在”（sui generis）[8]？為什么觀察同一個現實經濟過程，經濟學家們有時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這些問題的回答，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了理論解釋中經濟學家們個人的價值判斷以及任何一個經濟學人在現實觀察和進行經濟理論思考中的知識結構中所潛含著的意識形態(tài)背景問題了，而必然牽涉到經濟學的本體論（ontology）和認識論（英文為“epistemology”——或譯“知識論”）等一系列復雜問題，并且說到底與經濟學的語言這一最深層問題密切相關著。由于經濟學的語言問題極其復雜，我們只能留作為以后的研究任務而這里暫且不再深究，但目前我們至少可以猜測到，在經濟學說史上所形成的諸多的流派，原來只是一些大家共同使用某套經濟學術語并以此進行推理和交流而形成的一些不同的“語言共同體”！因而，只有從語言學和語言哲學的視角歷史地和理論地考察和審視一些基本經濟術語與現實對象性的關系，并進而對經濟學的語言進行哲學本體論的考察，才能期望對這一現象發(fā)生的原因能有一個較深層的理解（但不可能期望所有問題全得到解答）[9]。由于從經濟學的語言和修辭的視角梳理經濟學中一些基本概念的生成和演變過程太過復雜，已經遠遠超出了目前這篇文章所能深入討論可能，在本文下面的討論中，我們這里只考察經濟學是否是一門價值中立的科學這樣一個相對簡單的問題。

　　應該說，自20世紀初以來，經濟學家們從古典的“political economy”話語體系逐漸轉向了“economics”的話語體系，隨之，經濟學家們的主要理論訴求，就是要構建像“physics”（物理學）等自然科學那樣一種關于人類經濟社會運行內在法則的帶有“ics”詞綴形式的“economics”的“科學”（下一小節(jié)我們會專門討論這一問題）。自從這一轉變發(fā)生以來，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方面盡量避開倫理判斷，另一方面則公開聲言要盡量做到“價值中立”。值得注意的是，不但像芝加哥學派的主要思想家弗里德曼那樣公開表明，要把經濟學構建成一門實證科學，其“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套‘理論’或‘假說’，來對尚未觀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義……的推測”（見Hausman, 1994，中譯本151頁），而且像米塞斯這樣的奧地利學派的旗手，也公開聲言“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對價值判斷是中性的”（參Mises, 1960，中譯本，頁36），并且，在他的《人類行動》一書的導言中，米塞斯還明確指出：“如果像道德監(jiān)察官那樣帶著某種任意的標準和主觀價值判斷的贊同或不贊同的態(tài)度來研究社會事實，那將是徒勞無益的”（參Mises, 1949, p. 2）。應該說，當代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均贊同米塞斯的這一觀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譬如，為了說明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應該是價值中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索洛（Robert M. Solow）教授就曾具體舉例到，像國民收入，失業(yè)率，價格水平，利率等等這些經濟學術語以及其所涵指的現實經濟對象性，與社會制度無關，它們“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同樣適用”（見Hausman, 1994, 中譯本，頁208－209）[10]。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西方學者對經濟學家們的上述立場和理論訴求大為懷疑。譬如，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1969，p. 74）在其《社會研究中的客觀性》一書中就曾指出：“事實上，沒有任何社會科學或社會研究的分支是‘道德中性的’（amoral）或‘政治中性的’（apolitical）。沒有任何社會科學是‘中性的’或簡單來說‘事實的’，實際上在這些詞的傳統(tǒng)意義上來說也不可能是‘客觀的’。任何研究永遠是并且在邏輯上必然是建立在道德和政治評價的基礎之上的，研究者必須明確表明自己的價值觀�！绷硗猓�作為國際英文《經濟學與哲學》雜志主編的豪斯曼和麥克佛森（Michael S. McPherson）也認為，盡管經濟學家們相信存在著與倫理學不相干的經濟科學原則，盡管他們相信倫理學無助于他們的實證經濟分析，但是“如果經濟學家們拒絕關注倫理問題，那么他們將不會知道應該提出什么問題”。根據這一判斷，豪斯曼和麥克佛森在“經濟學、理性和倫理學”一文中還主張，“即使純粹的實證經濟學，經濟學家們也必須考慮所研究的社會和他們自己的道德規(guī)范”（參Hausman, 中譯本，頁223－226）�；�于這一判斷，豪斯曼和麥克佛森（同上，頁232）還用帶著不無諷刺的口吻說：“經濟學家們并不費心研究道德哲學，但卻[常常]自我感覺擁有道德權威”。因為，照當代西方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們看來，帕累托最優(yōu)顯然是最理想的。照此邏輯，任何帕累托增進，也顯然就是一個道德上的改善。由于按照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的推理，只有完全競爭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yōu)，因而，這些實證經濟學家們實際上假定完全競爭才是最符合道德的。由此看來，這些聲稱價值中立的經濟學家，并不是沒有個人價值判斷（value-free），而是無時無刻不在做著功利主義的價值判斷（即從增進社會效率一維來觀察社會問題）。照此看來，這些實證經濟學家們，逃脫了市場運行中的價值判斷了嗎？顯然沒有。另外，豪斯曼和麥克佛森（Hausman, 中譯本，頁231）還曾舉例道：如果社會存在一種狀態(tài)R，在這一狀態(tài)下，有成千上萬的人淪為餓殍，但卻仍無法通過損害某些人的利益（哪怕是極其微小的利益）來改善這千萬人的利益，那R無疑仍然是一個帕累托最優(yōu)狀態(tài)。但這種狀態(tài)是否是符合道德？這一狀況是否應該改變？主流經濟學家又該如何回答這一問題？或者就根本拒絕回答而把這類問題留給政治哲學家和倫理學家去回答？

　　退一步講，即使當代主流經濟學家們從他們的職業(yè)分工角度堅持拒絕研究或不回答上述問題，他們也仍然饒不開經濟學的價值判斷和倫理立場問題。在《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小冊子中，韋森（2002，頁84－95）曾論證到，如果從“雙頭”（duopoly）合謀定價的思路來論證“獨占”（monopoly）的定價原理，就會發(fā)現，如果獨占者可以做到“完美差別定價”(perfect price discrimination)，完全壟斷（即市場獨占）與完全競爭在社會總福利的最大化上應該沒有任何差別。因為，獨占者的“完美差別定價”，可以像完全競爭一樣達到無任何“無謂社會福利凈損失”（dead-weight loss）的市場均衡狀態(tài)（帕累托最優(yōu)）。但與完全競爭的市場安排不同，在一獨占企業(yè)能完全壟斷市場并且能做到“完美差別定價”的市場安排中，所有由“消費者剩余”所表示“福利增進”都變成了獨占企業(yè)的“壟斷利潤”了。那么，既然同樣可以達到市場均衡的帕累托效率，為什么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堅持認為壟斷就是不好的，是不符合道德的，完全競爭就是好的，就是符合道德的？難道他們就沒有先入之見的道德判斷在其中？仔細思考這個問題，將會把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們這些“假道德中立者”（pseudo-moral-neutral）逼到一個非考慮市場安排的道德含蘊不可的墻角。從這一視角來考察問題，我們就會發(fā)現，以新古典主義為主流的所謂“科學主義”的經濟學，并非沒有倫理判斷和道德基礎。其道德基礎恰恰在于從邊沁、穆勒、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到埃奇沃思（Francis Y. Edgeworth）的功利主義倫理學，即認為，只有完全競爭的市場才是“最公正”因而才是“最道德的”。因為，新古典經濟學家們相信，只有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yōu)”，才會無“無謂社會福利凈損失”問題。但是，如上所述，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們能逃脫完全壟斷（市場獨占）加完美差別定價能做到與完全競爭一樣的市場均衡效率的道德評判么？

　　到這里，我們也許才能真正理解凱恩斯在1938年7月4日致哈羅德（Roy Harrod）信中的所說的一段話的意思：“我認為經濟學在本質上是一門道德科學，而不是自然科學。這也就是說，它必須運用內省和價值判斷”（參Hausman, 1994, 中譯本，頁253）。

　　這里應該指出，通過上述推理，我們逼出了一些自稱是價值中性（value-neutral）的經濟學家們自己的價值判斷和倫理立場，并不是說功利主義倫理學沒有道理，也不是說功利主義倫理學不無可取之處，恰恰相反，筆者認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理性基礎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功利主義倫理學所發(fā)現的一些基本原則之上的。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顯然離不開功利主義的經濟和倫理的“計算”，但把功利主義作為它的惟一基礎，顯然也會帶來許多問題。因為，功利主義內秉著許多它自己的無法擺脫的許多理論困境，且人類社會畢竟也有超越功利主義考慮的美德和良善。譬如，從靜態(tài)上考慮，給吸毒、販毒、性產業(yè)、安樂死和同性戀等社會現象開綠燈，在一定時點上肯定是一種帕累托增進。經濟學家們是否由此就主張對這些社會現象都應該發(fā)給“準許”的牌照？另外，人類也有超越功利計算的自由、權利、正義、公平、平等等其它基本倫理價值。如果按照功利主義倫理學的思路一竿子插到底，在人類社會中將會出現許多怪異現象，甚至從某種程度上會動搖人類文明社會的基礎。更何況，僅從功利主義倫理學的一些價值判斷出發(fā)，既可以導致自由市場競爭是最合乎道德的判斷，也可能同樣推出集權的中央計劃經濟的合理性——這關鍵取決于對人類的天性如何認識和把握。

　　經濟學不能超越倫理學而做到價值中立，這并不意味者經濟學要回到過去的意識形態(tài)的之爭中去[11]。經濟學的倫理基礎和道德判斷問題的復雜性，正如與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成長過程中出現的諸多社會問題一起，正急切地呼喚著中國經濟學界重視對福利經濟學和社會選擇理論問題的研究。中國的經濟學、政治學、法學、倫理學、社會學以及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的進步，也要求中國的學人對這些學科交叉領域中構成人類社會運作之深層理性基礎的一些基本價值進行評判和審視。這無疑是未來中國社會經濟發(fā)展所提出的一項非常緊迫的時代理論要求。

　　四、經濟學能否成為像物理學和化學那樣一種高度形式化的“精密科學”？

　　在《經濟學的哲學》這本文集的“導言”中，豪斯曼（Hausman, 1994, 頁1－2）一開始就重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嗎？”他還具體解釋道，許多經濟學家之所以常常被人提起這個問題，原因在于，“現在，不但一般大眾懷疑經濟學家，就連經濟學家自己也在懷疑自己”。[12] 為什么人們常常問這樣一個問題？究其原因，可能與事關經濟學命運和任務的一個最深層問題密切相關：有著自由意志和各自行動原則的人的行動是否能使經濟學達致像物理學和幾何學那樣一種高度形式化的“精密科學”？

　　從經濟學說史上來看，并不是在20世紀以后經濟學家們才致力于把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來建構。其實，早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就在很多地方把經濟學稱作為一種“science”了。之后，從李嘉圖到馬克思，從邊沁、穆勒到馬歇爾，經濟學家們都似乎致力于把自己的經濟學理論作為一種科學來構建，以致于像米塞斯那樣自認為承傳了康德先驗哲學傳統(tǒng)的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也在自己的后半生中致力于把他的人類行動學變成為一種高度公理化的科學[13]�，F在看來，只有思想深邃且見解獨到的哈耶克似乎是個例外（參哈耶克的《科學的反革命》一書，見Hayek, 1952）。

　　這里應該特別指出，盡管古典經濟學家們一開始就致力于把自己的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科學來建構，但與自20世紀初以來那種在唯科學主義（scientism）精神指導下大多數經濟學家朝著一種高度形式化和技術化的方向拼命發(fā)展還是有很大區(qū)別。這里應該首先指出，毫無疑問，自20世紀初以來，尤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當代經濟學在任何一個領域都中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并極大地推進了人們對各種社會經濟現象的認識和理解。然而，在當代經濟學在各個領域大踏步前進和繁盛發(fā)展的同時，也生了一些非常令人值得深思和反省的現象，那就是在唯科學主義的盛行的當代社會中，經濟學“莫名其妙地”且“自發(fā)地”走向了一個高度形式化和技術化的演化發(fā)展路徑，以致于不僅幾乎所有經濟學家們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數學語言來表述，用數學模型來構建，而且還衍生出了一套固定的文章寫作格式，或言幾乎所有經濟學文章都按照一個套路——即先選定一個題目，再想出幾條假設，然后構建模型，進行數學推導和證明，最后證畢而達致結論——來演練。沒有這種高度形式化和技術化的論證和證明形式，任何經濟學論文都會被蔑視為是“非科學的”，是一種“storyteller”，從而從事這類研究和以這種“storyteller”形式寫文章的學者，在國際學術刊物上幾乎不能發(fā)表出文章，不能出版書籍，進而不能繼續(xù)保留大學的教職，更難能爭得在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fā)言的機會。

　　對當代經濟學中普遍流行的這種純技術化和形式化的套路，西方一位經濟學家Warren J. Samuels（1998, p. 354）曾評論道：“經濟學家們使用數量化的技術是如此慣常，以致于根本不考慮它們的知識論和技術的局限。這類研究，一些要達致某種真實的結果，一些則欲達致某些確定性的結論，而另一些則僅僅要達致某些最優(yōu)解。但是，大多數人在做這類研究時，并沒有意識到演繹、歸納和某一特定計量技術的局限”。這種對人類的經濟行為以及現實的經濟過程僅做純數理推導、證明和實證檢驗的“演練套路”，在一些制度經濟學家的眼中，“不僅僅是理論分析的一種濫用（misuse），而且還有一種導致使理性運用無多大意義（trivialization）的潛在危險，這一世風很快使經濟學變成了一門技術，而不再是一門社會科學”（Kapp, 1968, p.7）。事實上，早在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就曾意識到這種經濟學分析純技術化和完全數量模型化傾向的潛在危險，并在《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尖銳地指出：“在近來的‘數理’經濟學中，只能代表拼湊之物的部分實在是太多了；
這些部分的不精確程度正與他們賴以成立的假設條件是一樣的。假設條件使那些作者能在矯揉造作和毫無用處的數學符號中，忘掉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和相互依賴性”（Keynes, 1936, p. 298）。在當代純形式化和高度技術化的主流經濟學在國際上仍然繁盛發(fā)展且初被引進到當今中國社會的態(tài)勢中，重讀凱恩斯在20世紀30年代說過的這句話，真有一種醍醐灌頂的感覺！

　　正是鑒于這樣一個事實——即幾乎所有經濟學家們都擠入（或言被迫趕入）當代主流經濟學中這樣一個高度形式化和技術化的“窄門”或“棧道”中畸形發(fā)展，在1992年召開的美國經濟學年會上，由英國經濟學家Geoffrey Hodgson（今年擔任國際制度經濟學學會會長），芬蘭經濟學學家Uskali Mäki和美國經濟學家Donald McCloskey 所組織發(fā)起，并由4位諾貝爾經濟學紀念獎得主 Franco Modigliani，Paul Samuelson，Herbert Simon 和Jan Tinbergen以及其他40余位國際知名經濟學家所共同簽署了一份“為提倡多元化和嚴密的經濟學的呼吁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這份簡短的呼吁書的用辭中，可以看出，這40余位經濟學家已經深切地痛感到目前高度形式化和技術化的主流經濟學方法所給當代經濟理論研究帶來的潛在問題和危險，從而強烈呼吁要鼓勵不同經濟學流派和研究進路的之間競爭和多元化發(fā)展[14]�？赡芤舱�是因為當代經濟學中出現了這種高度形式化分析技術獨家壟斷的格局，另一方面人們又對這種主要靠數學推理和模型建構的經濟學分析套路的意義和潛在問題存疑甚多，自20世紀中后期以來，在國際經濟學界不斷有人發(fā)出“經濟學到底是否是科學？”這樣的疑問。

　　經濟學到底是否是科學？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顯然應該稍微梳理以下兩個問題：

　　首先，什么是“科學”（英文為“science”）[15]？。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科學”是“反映自然、社會和思維等客觀規(guī)律的分科的知識體系”。“科學”一詞的這種漢語定義法，顯然把“科學”視作為一種非常神圣的和莊嚴的東西了，因為科學被明確規(guī)定為“反映客觀規(guī)律的知識體系”。但是，從詞源學上來看，在西方文字中 “science”一詞的原初含義，并非如此“高貴”。譬如，在《論經濟學的歷史與方法》一書中，奈特（Knight, 1956, p. 121）就曾指出，“當我們提到社會科學一詞時，在起源和詞源學意義上對我們來說，‘科學’或多或少地只是知識的一個同義詞”[16]。如果按奈特對“science”這樣最“寬容”和“謙恭”的理解來把握“科學”和“社會科學”，而不是像這些在現代中文中那種賦予“科學”以“神圣”和“莊嚴”的含義那樣，那么，把經濟學視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應該是沒問題的。[17]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版《新牛津英語大詞典》只是對“science”做了這樣的界定：“the intellectual and practical activity encompassing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structure and behaviour of physical and natural world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如果按此定義，所有社會科學，原來并不是真正的“科學”，而只是在一種在對“科學”一詞的“轉借”和“隱喻”（metaphor）意義上來說的，即“the scientific study of human societ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照此定義，說經濟學是“科學”[18]，那也只能從詞的轉借和隱喻意義上來理解了。然而，從英語“科學”的這種原本含義中，我們恰好理解了當代主流經濟學家欲把經濟學變成“科學”之努力的最初緣由。那些想把經濟學變成一門實證科學的經濟學家們，不正是想通過對人類社會中經濟現象的“觀察”、“實驗”以及與之相關聯(lián)的“（自然）科學（式）地”“推理”和“證明”，來把經濟學做得一種像物理學、化學那樣一種實證的“分科的知識體系”[19]。

　　其次，在對“科學”一詞的含義有了上述把握之后，我們還要大致了解當代經濟學中所鋪天蓋地彌漫著的“科學主義”精神，方能理解為什么這么多經濟學家都擠進“實證經濟學”的窄門中繁盛發(fā)展這一現象。從辭義上來說，目前人們所說的“科學主義”（scientism——亦譯為“唯科學主義”），實際上是一個泛稱。就社會科學的思想方法論而言，“科學主義”是指與從19世紀中期以來所出現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包括logical positivism或稱logical empiricism）、工具理性主義（instrumental rationalism或instrumentalism）、實用主義（pragmatism）、證偽主義（falsificationism）、以及其它科學哲學學派有關的一種泛化了的哲學觀。其中，實證主義是唯科學主義的核心理念，并且，實證主義也是當代唯科學主義的最初理論淵源。從哲學史來看，現代科學主義或實證主義是由法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始作俑而發(fā)展起來的。在1843年出版的《實證哲學教程》中，孔德（Comte, 1865）提出了他影響后世深遠的實證主義哲學綱領。按照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觀，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全都要經歷三個歷史階段：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和實證階段。根據這一劃分，孔德認為，在他之后，哲學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徹底擺脫傳統(tǒng)的形而上學哲學觀，而用實證主義哲學觀來代替之�？椎逻�認為，要達到這個目的，首要的就是要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改造哲學和社會科學。依照孔德的實證哲學思路，只有當一門學科完完全全地建立在觀察到的事實基礎之上，才能真正成為一門實證科學。依照孔德的這種實證主義哲學觀，在當代唯科學主義中逐漸形成了三個基本理論信念：（1）自然科學和數學的方法應該被應用于包括哲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在內的一切研究領域；
（2）只有（自然）科學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獲取知識；
（3）自然科學的知識和研究方法是惟一正確的，是人類知識的典范，因而可以推廣運用到研究人類社會的所有問題，包括哲學、倫理學、人類學和宗教學等等，而經濟學的研究更是不言而喻的應該首先包括在其中。這種唯科學主義，到了波普爾（Karl Popper）的證偽主義那里，又進一步得到了“科學的”和“哲學的”強化。按照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和他所提出的科學發(fā)現的邏輯，凡是不能被證實或反過來被證偽的理論判斷，均是非科學的，或言應該被歸結為形而上學問題而被排除在“科學”之外。

　　由孔德所始作俑而發(fā)展起來的這種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的精神，自20世紀之后在美國哲學、經濟學和社會科學各領域大行其道，并構成了當代主流經濟學的最深層的思想方法論基礎，以致于像弗里德曼這樣的當代泰斗式大經濟學家，都會得出這樣著名且為人們所常常津津稱道的結論：“一個理論越是‘簡單’，它對某個特定領域內的現象進行推測的初始知識就越少；
一個理論越是‘富于成果’，它對現象做的推測就越精確，而且該理論所能推測的范圍也越大，在它啟發(fā)下更深入的研究路線也就越多”（見Hausman，1994，中譯本，頁153）。結果，在這鋪天蓋地的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精神的浸染下，當代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做起這樣一種“想出一個研究題目→做出幾個假設→構建模型→進行數學推導證明→得出結論→再進行理論推測或提出政策建議”的“科學論證邏輯”功夫來了[20]。于是，就有了當代經濟學中這種千家萬戶均演練“實證分析”和“科學解釋”的理論格局。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盡管當代經濟學的分精神和思想方法論基礎是實證主義的科學主義，而這種科學主義則是從近代歐洲啟蒙精神心態(tài)（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中萌發(fā)并成長出來的，但是，在當代國際經濟學界的激烈生存競爭生態(tài)中，世界上絕大多數經濟學人很少有時間去回顧并審視一下從近代啟蒙運動的科學精神到孔德的原初實證論、再到卡爾納普（Rudolph Carnap）新實證主義的演變歷史和潛在的問題，很少有人去花時間閱讀從20世紀30年代的維也納小組的邏輯實證主義到卡爾·波普爾的科學發(fā)現的邏輯，到托馬斯·庫恩（Thomas 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理論，再到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科學研究綱領的方面的哲學文獻，更沒有多少人去啃讀從皮爾斯（Charles S. Peirce）、詹姆斯（Henry James）、杜威（John Dewey）這些早期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的著作到當代美國新實用主義的大哲學家奎因（Willard van O. Quine）和戴維森（Donald Davison）的深邃艱深的理論文獻了。當今國際經濟學界的生存生態(tài)，好像是一種頗為殘酷的達爾文式的“物競天（刊）擇”。在一種“publish or perish”的“物競刊擇”的進化選擇機制中，面臨著找到一份大學教職或取得某大學永久教席的巨大生存壓力，一個個忙忙碌碌的經濟學人，哪有時間去閱讀這些思辨難懂的哲學文獻？哪有精力去管顧經濟學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倫理學這些玄學問題？只要能做出模型來，只要能寫出形式漂亮且高度技術化的論文來，且只要寫出的論文能發(fā)表在國際英文刊物上，管它什么是科學！管它什么是理論研究的現實意義！又何必管它窗外洪水滔天！

　　對于在國際經濟學界生存競爭惡性循環(huán)機制的壓力下這一流行的理論演練套路，西方一位甚關注經濟學發(fā)展的哲學家羅森伯格（Alexander Rosenberg）教授曾在一篇“經濟學是什么——如果它不是科學？”的論文中做了一個整體的把握，并做經濟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做了非常到位的評估。照羅森伯格看來，在這種幾乎國際經濟學界人人都在演練著的經濟學研究套路的核心，是在近代科學中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牛頓力學和達爾文進化論所共同內含著的一種“研究策略”，他把這種“研究策略”稱作為叫“極值策略原理”：在牛頓力學體系中，“系統(tǒng)永遠都在最大化或者最小化一個反映系統(tǒng)中可能的力學狀態(tài)的變量”；
而在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中，“這個策略假定自然環(huán)境最大化適存度這一變量，……在生物學里，假定最大化適存度導致了影響種群中基因變異因素的發(fā)現，更主要的是，它導致了遺傳學規(guī)律的發(fā)現”。羅森伯格接著指出：“極值策略是重要的方法論策略，因為它能非常有效地被避免證偽，這使它成為了研究綱領的‘核’，把那些原應成為反�；蚍蠢�的現象變?yōu)榱死碚摰男骂A測，或把它們作為領域拓展和精度深化的新機遇。相應地，也許可以認為，經濟學家之所以鐘愛這種理論，與其說反映了他們的自滿，不如說反映了他們在方法論上根深蒂固的保守性：由于這個策略在力學與生物學的廣泛領域內取得了很大成功，沒有道理不試著用它來解釋人類行為”（見Hansman, 1994, 中譯本，頁336－337）。羅森伯格對當代經濟學中廣為流行的這種科學主義研究套路的思想方法和研究者心態(tài)的這番評論，真可謂是深中肯綮、入木三分！

　　然而，現在的一個問題是：這種“唯科學”、“唯實證”——或一句話說完“唯發(fā)表”“唯引證”的研究進路就是“科學的”？經由這種研究進路就能使經濟學達致像物理學、化學、數學那樣高度形式化和精密的大寫了的“科學”？

　　對于這個問題，國際上有不少學者已經發(fā)表過許多深邃和獨到的見解了，我們就不再增加任何新評論。這里，僅讓我們回顧一下一些國際著名學者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在20世紀年代50年代以前，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奈特就在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對經濟學和其它社會科學的元問題以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的區(qū)別做出過許多深邃的評論，且今天讀來仍然覺得發(fā)人深思。譬如，在為奈特70大壽所專門匯編的《論經濟學的歷史與方法》紀念文集中，就收入了奈特在這方面的許多重要文章。譬如，在“社會科學”、“社會的因果律”以及“經濟學中的真理是什么”等論文中，奈特（Knight, 1956）曾一再指出，用自然科學方法和分析技術來研究和處理社會科學中的問題，這本身就會帶來許多問題。照奈特看來，這其中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所研究的人的行為和行動，與自然界的“惰行物體”（inert objects）甚至與生物和其它動物的運動和“行為”是有很大區(qū)別的。其主要區(qū)別在于，人類不僅有依照自己的理性計算進行經濟活動的先天秉賦，而且有著自己自由意志，并按照自己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和情感判斷來行事，并且，人會有愛和恨，且反復無常和自我矛盾，還會受“勸說”、“告誡”、“引誘”、“強制”、“欺騙”、“威脅”等等的影響，因而，作為一個社會的又是單個的行為者，人常常會改變自己的行動和決策。況且，現實中的人是各種各樣的，不宜也不應該把他們全劃歸為一個抽象的類型，從而像對自然界的“惰行物體”一樣來進行理論處理�；�于上述看法，奈特（Knight, 1956, pp. 124-125）認為，“人類社會是有意識、有目的的無數個人的聯(lián)合，因而不能被當作一個機體那樣而被分解為許多部分來進行分析，……就此而言，個人對社會而言，在邏輯上是先在的（prior）。在社會研究中，一個更為要命的事實是，……在一個社會中，總有出于每人的個人本質（individual nature）而非社會本質所產生的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奈特（Knight, 1956, p. 122）甚至發(fā)現，在對人的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研究處理方法中，有一個擺脫不了的內在矛盾：“如果從實證主義的視角來看待人，人可以根本就不行動；
如果從實用主義的視角來觀察人，人卻不能完全自我行動”。考慮到上述種種問題，奈特（Knight, 1956, pp. 175－176）指出：“更為重要的是，在給定的變化條件下預測人的行為和預測自然物體（physical objects）運動的根本區(qū)別在于，后者不會非理性地或帶有情感地行動，也不會犯錯誤，不會‘改變主意’（或多或少與他們的反應模式相關）；
而作為人類，則顯然會這么做。與自然物相對照而言的人類的這一特征，……顯然使那些作為科學家的經濟學家們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并且似乎經常使他們無計可施”。由此，奈特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類行為的這些獨特性，使那些基于先前行為觀察而做實證主義預測并試圖從中推導出抽象經濟法則的作法陷入一個無法擺脫的困境之中，因此，社會科學（包括其中的經濟學）是根本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來做的。

　　除奈特外，曾被人們廣泛認為引發(fā)了當代認識論革命的一位大哲學家和化學家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 1962, p. 88）也曾在一系列文著中批評并嘲笑當代社會研究中那種唯科學主義者的“現代主義的思想方法論”，認為他們只不過建立了“一種關于有效意義的過于空想而不切實際的標準（quixotic standards），如果嚴格執(zhí)行這些標準，相當于我們自愿變成了低能兒”。照波蘭尼看來，現代唯科學主義相信，人類的知識是確定無疑的，是獨立于形而上學、道德律和個人信念的（personal conviction）。但是，波蘭尼卻認為，這種唯科學主義，實際上所帶給人們的，只不過是一套科學家們自己的形而上學、道德觀念和個人信念，只不過使改了個名字而叫做“科學方法”而已，因而這種現代科學主義，即不能、也不應該帶給我們它所承諾的東西（Polanyi, 1962, 1964）。波蘭尼還認為，科學知識和其它個人知識，并沒有多大的差異，因而，如果欲使科學知識變得與眾不同，而不是把它發(fā)展的更好，那就會把科學推向一條死路（McCloskey, 1983, p. 488）。

　　1983年，一位叫Alfred S. Eichner的論者曾編輯出版了一本書名就叫《為什么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科學？》的文集。這本文集中曾收入了James A. Sweaney和Robert Premus兩位作者的文章，題目為：“現代經驗主義與經濟學中的量子躍遷（quantum-leap）推理”。在這篇文章中，Sweaney 和Premus曾對作為現代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的邏輯實證主義（亦稱“邏輯經驗主義”）做了這樣反思性的批評：“很顯然，在作為一種科學而不是講故事的經濟學中的形式主義的失敗，是試圖將邏輯實證主義應用于其根本行不通的領域。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許多方面有根本性的差別，這些差別導致把自然科學方法應用于社會科學時將受到非常大局限”。這兩位作者還認為，經濟學家們對邏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誤用，甚至反過來導致了本來有一定道理和合適用場的邏輯實證主義本身的名聲狼藉（參Eichner, 1983, p. 42）。這文集還收入了Ray E. Canterbery 和Robert J. Burkhardt兩位作者共同撰寫的另一篇題為“我們問經濟學是否是一門科學的意思是什么？”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Canterbery 和Burkhardt認為，在回答經濟學是否是一門科學時，“經濟學家們實際上并沒有遵循他們的規(guī)范化誡命，因而即使按照經濟學家們自己的標準，經濟學也不是一門科學。然而，由于經濟學本身有一套范式（paradigm）和一些虔誠的從業(yè)者，故在獨斷的庫恩科學哲學的意義（依照其標準，須有一套單一的統(tǒng)蓋一切的范式，且該領域大均贊同這一范式）上來說，經濟學倒是一門科學”。

　　通過回顧國際上一些學者對經濟學是否是一門科學這一問題的討論，我們今天可以大致認為，作為一種對人類社會經濟現象進行“科學地研究”而長期演化下來的一門知識體系，經濟學無疑是一門“社會科學”，并且在20世紀與所有其它社會科學門類相比較，經濟學確實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理論進展和豐碩的研究成果。然而，即使我們認定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從這種隱喻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它已經是一種“科學”了——，但這并不能遮蓋得了這門社會科學的現狀中仍然潛含著的種種奇異現象和大量問題。本文所要提再次請學界反思的仍然是奈特和波蘭尼所早就反復提出的老問題：經濟學理論研究到底能否依照實證主義方法像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數學的研究那樣來做？換句話說，經濟學家們欲把經濟學建構成像物理學、化學和數學那樣一種高度形式化和公理化的“精密科學”是否可能？并且再多大程度上已經取得了成功？對于這些問題，我們今天的一些初步印象是，用這種唯科學主義的和高度形式化的方法來進行社會問題的研究，有可能使一些經濟學人（當然不是全部）的學術探討和理論建構之努力的結果可能是“揀了芝麻，丟了西瓜”——我這里是說由于太注重形式和技術，從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經濟學的“經邦濟世”的歷史的使命和現實的意義。因此，如果說目前這種太注重技術和高度形式化的經濟理論研究不是積重難返或者說誤入了歧途的話，至少它要達致像物理學和化學那樣一種高度形式化和技術化的“精密科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甚至這一目標能否最終達到，今天也仍然值得懷疑。或則，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高度形式化和技術化確實做到了，其論證也高度精密化了，但這些理論推演所產生的成果，卻已經不再是斯密意義上的“經濟學”了，而只不過是那些自認為是“經濟學人”的人們的智力游戲之結晶的一種新的形而上學的符號體系。

　　五、余論：經濟學內部不同研究進路之間的競爭才能產生富有意義的經濟學

　　在20世紀60年代，薩繆爾森（Samuelson, 1963, p. 1772）曾經發(fā)現，在一個學科內部的“研究成就”（fruitfulness）與“對這個學科進行方法論討論的偏好（propensity）”之間，有一種“非常強的負相關關系”（a strong inverse relationship）。薩翁此見，非常值得玩味和深思。有經濟學名家的箴言在此，我們今天似乎不應過多地憂慮并花太多精力從經濟學方法論的視角來討論經濟學自身發(fā)展的一些“形而上學”問題。然而，考慮到當今中國社會以及中國經濟學自身發(fā)展中的諸多奇異現象以及可能出現的問題，現在討論并反思一下本文第二、三、四小節(jié)所討論的三個元經濟學問題，也許不無助益。1922年，在為一位英國經濟學家的羅伯遜的《貨幣》一書所寫的序言中，凱恩斯（J, M. Keynes, 1922）曾指出：“經濟學不是教條，而是一種方法，一種智慧工具，一種思維方式，它有助于掌握它的人得出正確的結論�！比绻�像凱恩斯這樣以某種“隱喻”式的話語分析視角來審視經濟學的性質和任務話，我們可以從一種相對“humble”但又不無信心地心態(tài)來展望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未來發(fā)展：正如市場競爭會產生效率一樣，只有經濟學內部諸多流派和研究進路的多元化發(fā)展，才最有利于未來中國經濟學理論的成長。固守一隅，或只認為某種方法才是“最科學的”，或只朝著一個方向頭也不回地死鉆牛角尖，這只會導致中國經濟學的畸形發(fā)展，甚至會在某種程度上致使整個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fā)展誤入歧途。如果“經濟學產品”像物質商品和勞務一樣也有一個“市場”的話，只有充分的市場競爭，只有“經濟學產品”的多元化生產，才會有未來的“經濟學市場”的繁榮。從此視角來看，無論是“經濟學市場”中的“人為壟斷”，還是如施蒂格勒（Stigler, 1951）在談到“斯密困境”（a Smithian dilemma）時所發(fā)現的那種由市場競爭本身所（可能）自發(fā)產生的“經濟學市場”的“自然壟斷”，都有可能會導致中國的未來經濟學理論進入一種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所喜歡說的那種“鎖入”（lock-in）狀態(tài)。這不是結論，而只是一個提醒。

　�。�2007-2-25韋森初識于復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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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汪暉,“科學話語共同體和新文化運動的形成”，《學術月刊》，2005，第7期，第104－113頁。

　　[33] 韋森，《經濟學與倫理學：探尋市場經濟的倫理維度與道德基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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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ure of Economics in a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Weisen Li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his paper shows that it is time to mak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ynamic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theoretical economics in China. Section Two finds that along with transformation 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economics”, economist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role of economics also changed. Section Three discusses the question whether economics could become a social science of value-free or not and finds that any school in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may have some value judgment and ethical foundation in its theoretical discourse. As a result, the top priority for economists is to try to find the “natural order” or “providence” in human economic and social reality. In Section Four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whether economics could become a rigorous science like physics, chemistry and many other highly formalized natural sciences or not. It also makes some reflection on the propensity of scientism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ection Five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 for the reason of health-growth of economic theory in China, the competition and dialogues between different schools and thus pluralism in economics should be encouraged.

　　JEL Classification: A11, A12, B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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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論文是筆者所承擔的2005年教育部一般項目“現代經濟學的語言與修辭：一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綜合比較視角”的部分研究成果。筆者感謝黃有光、孫廣振、陳志武、文貫中、洪永淼、姚洋、史晉川、葉航、周業(yè)安、李文溥、董志強、周立群、宋錚、杭行、陳釗等諸位教授的評論和批評意見，我的學生皮建才、梁捷、方欽、席天揚、楊荷、周子賢、黃雄、丁建峰以及李華芳等等也提出了諸多修改意見，尤其是指出了我的打字錯誤。他們的一些意見已經采納進本文的最后定稿之中。當然，本文的所有的觀點和依然存在的紕漏由作者全部負責。

　　[1] 從經濟學說史上來考證，最早是法國重商主義的代表人物孟克列欽（Antoyne de Montchrétien, 1575-1621）最早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他1615年和1616年分別發(fā)表了“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和“論政治經濟學”兩篇文章，最早把“政治”與“經濟”聯(lián)合起來使用，比斯圖亞特早了150年。另據澳大利亞悉尼大學著名經濟學說史學家格羅內維根（Greonewegen，1987）考證，在英語世界中，最早使用“政治經濟學”作為其書名的，是英國經濟學家斯圖亞特勛爵（Sir James Steuart），1767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經濟學著作《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但1875年，西方一位經濟學家麥克勞德（H. D. MacLeod，1875）在“政治經濟學是什么？”一文中，主張將“政治經濟學”改為“經濟學”，并將其定義為“探討支配可交換物品數量的科學”。在20世紀上半葉，西方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坎南（Cannan, 1929, p. 44）認為，盡管麥克勞德提出了這一主張，但是，直到馬歇爾（Alfred Marshall）之后——尤其是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在19和20世紀之交對西方經濟學界的巨大影響下，人們才逐漸接受了“經濟學”這個概念。到了20世紀20年代，西方經濟學界就比較通用“經濟學”而不是“政治經濟學”了。

　　[2] 現在看來，斯密在18世紀的這一理論猜測，似乎有普遍意義，因為，斯密的這一判斷，似乎也被當代中國市場化進程的歷史實踐所證實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東南沿海地區(qū)尤其是浙江省的市場化程度比較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這些省份和地區(qū)的市場誠信程度和誠信體制建設也比市場化程度相對落后的中國西部和內地省份要高一些。這應該是一個可以通過實證檢驗來證明的事實。

　　[3] 邊沁的這一定義當時就遭到另一為經濟學家西尼爾（Nassau W. Senior）的批評，說邊沁這種把科學與技術混為一談的做法將損害經濟學的發(fā)展（參Senior, 1836/1938, p. 3）。

　　[4] 這里必須指出，不能因為西方市場經濟體制在斯密的《國富論》出版一百多年后基本形成了，就認為斯密這部偉大著作中關于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原理就過時了和不重要了。即使在當代社會，如果任何經濟學人在讀斯密的《國富論》時還不能為他在兩百多年前的一些理論洞見所震撼和感動，那他本人就該自問一下自己是否真得算是一個“經濟學人”了。

　　[5] 斯密的這一理論精神被后來的馬克思所強烈地繼承下來了。但是，二人的區(qū)別在于，在馬克思那里，政治經濟學已經不再是為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寫的“經濟”學問了，而是向世人“勸說”一個理想的美好社會應該是怎樣的“理論論證”和“構想”。由于討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本質與任務已經屬于另外的專門研究話題，并且在實質上已屬于另外一種經濟學的話語體系，故本文就不再展開討論了。

　　[6] 在1937年發(fā)表的一篇關于“經濟學與知識”的論文中，哈耶克（見Hayek, 1949）似乎傾向于把經濟學理解為關于“選擇的純粹邏輯”（pure logic of choice）。這是哈耶克早年的思想。到了晚年，哈耶克則認為，由于“經濟”（economy）一詞的含義含混不清，他主張用一個希臘詞的Catallaxy（鄧正來主張把它翻譯為“偶合秩序”）來替代它。相應地，哈耶克則根據一位在19世紀初一位英國經濟學家和樞機主教華特理（Archbishop Whately，1831）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導論》一書中所提出的一個概念“catallactics”（含義為“研究市場交易現象的科學”），主張以此概念來取代當代充滿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精神的且高度形式化的“economics”。在哈耶克的后期著作中，他對研究自發(fā)市場交易秩序生成和運作機理的這種“交易的科學”做過較詳細的分析和闡述。米塞斯本人也贊成采用華特理的這一“catallactics”概念，并且在他（Mises, 1949）的《人類行動》和《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Mises, 1960）等著作中分別探討了這個概念含義。但是，與哈耶克的晚年思想的區(qū)別在于，對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一樣深惡痛絕的米塞斯則明確地把經濟學和這種研究市場現象的交易的科學理解為有關人類經濟行動的一門先驗科學，即他所要建構的“praxeology”（人類行動的科學）的一部分。照米塞斯（Mises, 1960, EPE, I. 2. 1）看來，“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are not empirical but a priori”（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不是經驗的，而是先驗的）。在《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一書中，米塞斯（Mises, 1960, 參中譯本，頁12）還更明確地說：“努力得出普遍正確知識的人類行動的科學是一個理論體系，它迄今為止最為精心地構建的一個分支是經濟學。在其所有的分支中，這門科學是先驗的，而不是經驗的。正如邏輯學和數學一樣，它不是得自于經驗，它先于經驗。它現在就像過去一樣，是行動和事實的邏輯。”

　　[7] 由于意識形態(tài)（英文為“ideology”。美國著名的華裔思想家林毓生教授主張把它“意蒂牢結”，這是個非常不錯的建議）問題太過復雜，加上有西方學者如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等認為現代世界已經到了“ideology”終結的時代了，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們毋寧用“文化信念”（cultural beliefs）或“價值觀”來代替之。

　　[8] 在“貨幣、貨幣哲學與貨幣數量論”一文中，韋森（2004，頁67）曾認為：“人類生活世界中的經濟現象界是經由人類社會活動和交往過程而形成的一種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Émile Durkheim）和德國社會學家西美爾（Georg Simmel）所說的那種‘自成一類的存在’（sui generis）”。

　　[9] 按照當代一位美國大哲學家奎因（Willard V. O. Quine）的語言分析本體論哲學，任何理論都有某種指謂的概念框架，沒有任何理論可以獨立地離開某種概念（語言）框架而得以講說和辨認。依照奎因的這種語言分析哲學的理路，可以認為，對經濟學說史上任何一個流派的學術觀點的評價，以及對經濟學本身“客觀性”（韋伯語）和“科學性”的評估，可能最終都要追溯到經濟學的語言分析中去，這是本文作者目前的一個基本判斷。

　　[10] 這里應該指出，盡管索洛提出一些經濟術語可以超越經濟學家個人的價值判斷以及意識形態(tài)之爭而適用于任何社會，但是他還是觀察到，經濟學的任何結論都很難逃脫經濟學家們的意識形態(tài)背景。在對“經濟學”的“科學性”和“超越性”進行上述辯護之后，索洛最后還是承認：“經濟學可能確立的任何結論（即使經過了最激烈的批判審視之后）都必須建立在關于經濟制度的哲學和意識形態(tài)討論的一套基本規(guī)則之上” （見Hausman, 1994，中譯本，頁220）。

　　[11] 在談到亞當·斯密的工作時，熊彼特（Schumpeter, 1949, p. 352）曾指出：“就亞當·斯密而言，令人感興趣的實際上不是他沒有意識形態(tài)的偏袒，而是這些偏袒無害”。熊彼特還具體解釋道，當斯密寫《國富論》時，他曾全部把同情給予了勞動者，而對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則采取了一個完全旁觀者的態(tài)度，認為后者是必要的惡。由此熊彼特認為，斯密的意識形態(tài)偏袒，并沒有損害他的經濟學的“科學性”。當熊彼特說這話時，顯然有他的價值判斷在其中。經濟學家不能超越意識形態(tài)，或如美國著名學家鮑爾丁（Kenneth Boulding, 1970）所見那樣，經濟學家不可能超越他們所在的“文化”和“亞文化”中一些信念進行理論思維和價值判斷——正如人難能超越語言進行思維一樣，但這并不一定就完全是負面的。這里的問題的實質在于，經濟學家作為一個“學術人”（homo academicus），其經濟學的分析是否能透過他所處社會的文化信念并超越自己潛在的價值觀（或言超越熊彼特所認為的那種永遠揮之不去且永遠伴隨著我們的種種“意識形態(tài)”）去發(fā)現人類社會運行“自然秩序”或言“天道”（providence）。

　　[12] 從學說史上來看，早在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老牌的美國制度經濟學家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 ）就開始提出經濟學是不是科學這一問題了，并于1898年就以“為什么經濟學還不是一門演化的科學？”的話題作過文章（參Eichner，1983，p. 205）。

　　[13] 譬如，在《經濟學的認識論》中，米塞斯（Mises, 1960，參中譯本，頁129）曾提出，像自然科學一樣，一旦建立起來了關于人類行動的原理的體系，就能像自然科學、邏輯學和數學那樣建立起一種人類行動學。為了達致他的人類行動的科學，與對理性主義（rationalism）以及人的理性能力抱有懷疑態(tài)度的哈耶克有很大不同，米塞斯則反過來求助于“理性主義”。他（Mises, 1960，參中譯本，頁67）認為，理性主義在人類行動的科學中引起了兩個革命性的變化：一方面，“迄今為止，歷史學一直是惟一的有關人的行動的科學，理性主義把批判方法引入了歷史學，使這門科學擺脫了對編年史和過去歷史著作中流傳下來的那些東西的幼稚的附屬地位，并教導它不僅要利用新的資料如文檔、銘文等，而且要對所有來源進行批判性的審查”；
另一方面，“理性主義的另一個偉大成就是建立起人類行動的科學理論，即目的在于確定人類行為普遍和正確規(guī)律的科學”。米塞斯還接著指出，這門關于人類行動的科學，應當首先在名義上歸功于法國的實證主義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孔德（August Comte），而其基礎，卻是為18世紀到19世紀初的實證主義思想家——首先包括經濟學家——所發(fā)展起來的。米塞斯還認為， 這類人類行動科學中的經濟學，是到目前為止“社會學的一門最精良的分支”。在1933年為這本書所寫的德文版序言中，米塞斯（Mises, 1960，參中譯本，頁5）還明確表示：“本書的目的，就是確立[人類行動學]這樣一門科學的邏輯合理性，它的研究對象為普遍正確的人類行動的法則。即無論行動者所處的地方、時間、種族、國籍和階級如何，這都可以宣布為正確的規(guī)律”。但是到了晚年，米塞斯才好像對這種當今世界上盛行的唯科學主義有所警惕（是否曾反過來受哈耶克的一些著作的影響？）。比如，在20世紀60年代為這本書所寫的英文版序言中，米塞斯（Mises, 1960，參中譯本，頁1）一上來就明確指出：“我們時代所普遍接受的認識論學說，并不承認在自然科學研究的事件領域與作為經濟學和歷史學研究對象的人類行動領域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差別。人們充滿了關于‘統(tǒng)一科學’的混亂思想，這就是必須根據牛頓物理學研究質量與運動時所依據的方法來研究人類行為。根據這種所謂的研究人類問題的‘實證’方法，他們計劃建立‘社會工程’，這種新技術可以使未來有計劃社會的‘經濟沙皇’能以一種工程師利用技術處理無生命的物質的方式來處理活生生的人”。米塞斯接著追加道：“這些做法完全歪曲了人類行動科學的每一個方面”。

　　[14] 這份“A Plea for A Pluralistic and Rigorous Economics”的三段原文如下：“We the undersigned are concerned with the threat to economic science posed by intellectual monopoly. Economists today enforce a monopoly of method or core assumptions, often defended on no better ground that it constitutes the "mainstream". Economists will advocate free competition, but will not practice it in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Consequently, we call for a new spirit of pluralism in economics, involving critical conversation and tolera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approaches. Such pluralism should not undermine the standards of rigor; not a less, rigorous science.” “We believe that the new pluralism should be reflected in the character of scientific debate, in the range of contributions in its journals, and in the training and hiring of economis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 1992, p. xxv) .

　　[15] 從詞源學上來考證，在明萬歷年間，利瑪竇和徐光啟最初把拉丁文的“scientia”翻譯為“格物窮理之法”。把“science”翻譯為中文的“科學”（據考證，宋代學者陳亮最早使用“科學”一詞時，原義為“科舉之學”），只是近代的事。據汪暉（2005，頁105－106）考證，最早把“science”翻譯為“科學”的，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思想家西周。汪暉認為，在1874年，西周在《明六雜志》上第一次把“science”翻譯為“科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另外，學界也有一種說法，認為是日本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瑜吉（1835－1901）最早從“分科之學”意義上把“science”翻譯為“科學”的。西文“science”一詞這種漢譯法，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前后由日本傳入中國。譬如，康有為和嚴復就在一些譯著和文著中開始在西文“science”意義上使用“科學”一詞了。

　　[16] 按照奈特的見解，只要從知道什么、能否知道以及如何知道的視角反思我們是怎樣獲取社會知識的，最終必定會走向哲學追問（同上）。

　　[17] 從詞源學上來說，奈特的這種定義符合英文“science”的原初含義，因為這個英文詞來自拉丁語的“scientia”，其本來的含義就是“知識”和“學問”的意思。筆者甚至揣摩，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到經濟學時常常說它是一門“science”時，大致也是在這種拉丁語原意上使用它的——盡管他很看重經濟學并從而把它視作為“政治家和立法者所應該了解的一門學問”。做這種推測的理由是，在斯密寫作《國富論》時，現代科學還未真正在西方社會中興起，故還談不到后來流行的“唯科學主義”問題。

　　[18] 照奈特（Knight, 1956, p. 151）看來，這種“科學”是大寫的“Science”，而這種大寫的“Science”與科學實證論密切相關。

　　[19] 在“實證經濟學方法論”的這一當代經濟學說史上的經典名篇中，弗里德曼一上來就指出，是老凱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父親）在《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與方法》中最早把經濟學認定為是“一門獨立的實證科學”的（參Hausman, 1994, 中譯本，頁148）。在老凱恩斯的那本在近現代經濟思想史上頗具影響的小冊子中，他還區(qū)分了“實證科學”和“規(guī)范科學”。照他（Keynes, 1891, pp. 34-36, 46）看來，“一門實證科學……是關于‘是什么’的系統(tǒng)知識，而一門規(guī)范科學或稱為規(guī)則科學……則是討論‘應該是什么’之標準的系統(tǒng)性知識體系”。老凱恩斯還認為，“此二者的混淆甚為普遍，并成為很多謬誤的根源，貽害甚大”。在目前科學主義似乎一統(tǒng)“經濟學江湖”的態(tài)勢中，也許有人也許會問這樣一個問題：科學還有“不規(guī)范的”么？不是自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尤其是波普爾的證偽主義以來，所有的規(guī)范問題研究——如思辨哲學、倫理學、宗教神學等等——不都被貼上了“玄學”（形而上學）的標簽而被排除在“科學”的范圍之外了？

　　[20] 如果稍微讀一點實用主義的哲學文獻，就會發(fā)現，在當代經濟學中所流行的這種經濟學作文著書的演練套路，連美國實用主義和工具主義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所提出的“思想五步說”都做不到。杜威的思想五步說是：發(fā)現疑難，產生問題，提出假說，推理演繹，證實假說。在當今國際經濟學界的生存競爭生態(tài)中，很多經濟學人（當然不是全部）不是為現實和理論中的一些“真問題”(serious problems)做文章，而是多為發(fā)表寫文章。結果，許多人的研究實際上只有四步：（挖空心思）想出個題目，提出假說，推理演繹，證實（或證偽）假說�！�—這就是當今一些經濟學人進行“科學研究”的現實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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