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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洪華:中國觀念變革的戰(zhàn)略路徑

發(fā)布時間:2020-06-05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內容提要」觀念變革是推動中國和平發(fā)展的核心因素,是中國軟實力提升的一條主脈絡,對中國而言有著獨特的戰(zhàn)略價值。和平與發(fā)展主題的判斷是中國觀念變革的前提,而改革主義和開放主義是中國觀念變革的主線,經濟主義、制度主義、地區(qū)主義、和諧主義構成了當前中國觀念變革的重要表現。觀念變革伴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體現了國內外的戰(zhàn)略性聯結,其最終價值在于為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提供指向標和路線圖。

  「關鍵詞」中國;
觀念變革;
現代化道路;
戰(zhàn)略

  「作者簡介」門洪華,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zhàn)略研究所教授,現為日本經濟研究中心訪問研究員。(北京郵編:100091)

  *本文系筆者主持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基金會項目"中國軟實力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一、序言

  

  在國家的整體層面上,觀念是一種軟實力,觀念變革更是一種軟實力。①「美國學者約瑟夫。奈采取枚舉法來分析軟實力,將文化、意識形態(tài)和國際制度視為軟實力的核心因素。參見Joseph S.Nye ,J r.,"Soft Power,"ForeignPolicy,Issue 80,Fall 1990,pp.153-171;
Joseph S.Nye,J r.,"The Changing Nature ofWorld Power,"Political Science Quar2terly ,Vol.105,No.2,1990,pp.177-192;
Joseph S.Nye,J r.,B oundto Lead :The Changing N ature of Am erican Power,pp.29-35.基于中國的實踐,筆者認為軟實力應包括文化、觀念、發(fā)展模式、國際制度、國際形象等要素,其中文化、觀念、發(fā)展模式構成軟實力的"內功",國際形象構成軟實力的"外功",而國際制度聯結并跨越二者,成為中國展示和建構軟實力的主渠道!箤σ粋有著幾千年文化積淀但在現代化進程中屢遭波折的國家而言,觀念變革是中國軟實力變化的一條主脈絡。自1840年以來,中國的觀念變革深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和沖擊,其中充滿著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激烈交鋒與漸進融通,且與中國的政權組織形式、基本國家制度建設、現代化進程等議題密切相關,從而展現出獨特的戰(zhàn)略價值。尤其是自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觀念變革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扮演著積極的先鋒作用,為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指向標和路線圖。

  中國的觀念變革有著深厚的國內基礎,同時也受到了國際環(huán)境的促動。翻閱幾千年的中國歷史畫卷,最為引人注目的莫過于這樣一種歷史慣性:特定時期出現的重大變革均以觀念變革為先導。長期的文化中心主義熏陶反而賦予了中國一種積極開放的文化心態(tài),即勇于接受異國文化和外來新鮮事物,這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中國是幾大古老文明中最后一個衰落、第一個實現重新崛起的國家。對中國而言,追求民族復興和國家崛起的愿望如此強烈,甚至出現過不顧一切擁抱外來文明、主張"全盤西化"以及盲目模仿蘇聯的特殊歷史階段。進取、迷茫、開放、復古等理念的相互交織最終促成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波三折,也成為中國探尋其獨特發(fā)展道路的歷史積淀。伴隨中國衰落并重新走向崛起歷程的是國際環(huán)境的急劇變化及中國對外部挑戰(zhàn)的不同回應。中國與世界互動所構成的畫卷充滿了戲劇性,舊中國被強行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之后,曾幾何時,興衰榮辱不由自己,在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漩渦中最終被迫選擇了封閉和旁觀,而近代以來中國一直為之努力的兩大轉變——從"中國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國"轉變,從世界體系的"局外者"向"局內者"轉變——也暫時停滯。可以說,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的百年歷程,是中國由自我封閉走向另一種封閉的過程,為中國認識世界和認識自身提供了深刻的經驗與教訓。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選擇了改革開放的現代化路徑,在通過進程塑造結構的戰(zhàn)略思路之中,逐漸確立了獨特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崛起成為一種現實。在這個進程中,觀念變革凸顯為推動中國發(fā)展的核心因素,也被視為中國軟實力提升的主脈絡。如前所述,1978年以來的觀念變革與中國歷史進程有著必然的邏輯關聯,同時觀念變革蘊涵的意義又深刻展現了其戰(zhàn)略價值。

  

  二、中國觀念變革的前提

  

  和平與發(fā)展主題的判斷是中國觀念變革的認識論前提。

  從時代主題的角度判斷國際形勢,并據此做出國內、國際戰(zhàn)略調整是中國的重要決策路徑。換言之,對世界形勢的判定、對中國與世界互動關系的認識是中國做出重大戰(zhàn)略決策的基點。關于時代主題的判斷,中國決策者實現了從"戰(zhàn)爭與革命"到"和平與發(fā)展"的認識轉變,并逐漸豐富了和平與發(fā)展的內容。

  戰(zhàn)爭與革命、和平與發(fā)展是兩個對立的范疇,前者主要體現的是政治狀態(tài),而后者不僅體現了政治狀態(tài),也將經濟狀態(tài)視為當然的因素。①「趙家祥:《鄧小平的歷史時代理論及其現實意義》,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第5~9頁。」在1949年建國以后的相當長時期內,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意識形態(tài)陣營的對壘,戰(zhàn)爭與革命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時代主題。進入20世紀60年代,國際形勢出現大分化、大組合,中國主要領導人強調準備世界戰(zhàn)爭的必要性,過分估計了世界大戰(zhàn)的危險性,②「毛澤東指出:"關于世界大戰(zhàn)問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戰(zhàn)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zhàn)爭。"參見毛澤東:《關于世界大戰(zhàn)的兩種可能性》,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頁!官O誤了經濟發(fā)展的黃金時期。鄧小平就此指出,"我們建國以來長期處于同世界隔絕的狀態(tài)。這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不是我們自己的原因。國際上反對中國的勢力,反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勢力,迫使我們處于隔絕、孤立狀態(tài)。六十年代我們有了同國際上加強交往合作的條件,但是我們自己孤立自己。"③「《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頁!贡∫徊ǚ此嫉剑"對戰(zhàn)爭的威脅估計過分,因而導致在三線建設的部署上要求過急,鋪開的攤子也大了些,這對于解決人民的吃穿問題不能不帶來一些影響".④「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頁!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鄧小平著力對國際形勢判斷進行糾偏,并逐步形成了和平與發(fā)展是時代主題的基本判斷。這個判斷首先在于培育國內的共識,然后逐步向國際社會公布。1977年,鄧小平就提出了"可以爭取延緩戰(zhàn)爭的爆發(fā)"這一看法,1982年講到"戰(zhàn)爭的因素在增長,制約戰(zhàn)爭的因素也在增長".1985年3月4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代表團時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的大問題,帶全球性的戰(zhàn)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發(fā)展問題。"⑤「《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1988年12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時指出:"當前世界上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發(fā)展問題。??應當把發(fā)展問題提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要從這個高度去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只有這樣,才會明了發(fā)展問題既是發(fā)展中國家的責任,也是發(fā)達國家的責任。"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81~282頁!

  和平與發(fā)展時代主題的提出,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依據。因為只有在和平與發(fā)展的環(huán)境中,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中心轉移,確定通過國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政策實現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并實現外交戰(zhàn)略的重大調整。這是觀念變革的基礎,也是觀念變革的先聲,是重新認識中國與世界互動關系的轉折點。以此為基礎,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從"斗爭哲學"到"建設哲學"的執(zhí)政理念之轉變,實現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戰(zhàn)略調整、從教條主義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戰(zhàn)略調整、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戰(zhàn)略調整。和平與發(fā)展時代主題的確立,決定了國家大戰(zhàn)略的基本趨向,為國內、國際戰(zhàn)略的總體協(xié)調奠定了認識基礎。

  以和平與發(fā)展時代主題的判斷為基礎,中國就其總體戰(zhàn)略進行布局,并提出了"三步走"的現代化發(fā)展目標:從1980年到199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 )翻一番,解決溫飽問題;
從1991年到20世紀末,GDP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
到21世紀中葉,人均GDP 達到中等發(fā)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隨著第二步發(fā)展目標的實現,中國的崛起有了更加現實的前景,中國對于和平與發(fā)展均有了新的認識,即和平不再局限于東西問題,發(fā)展也不僅僅著眼于南北矛盾。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報告明確了21世紀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新三步構想:第一步,2000~2010年使經濟總量、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再上一個大臺階,為后十年的更大發(fā)展打好基礎。第二步,2010~2020年,GDP翻兩番,人均GDP 達到3000美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使發(fā)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綜合國力和競爭力明顯增強,經濟更加發(fā)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第三步,2020~2050年時期,基本實現現代化,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強調吸取德國、日本、蘇聯力圖通過擴張實現崛起的教訓,明確提出了和平發(fā)展道路的總體設計。

  西方學者認為,和平發(fā)展道路一方面表明了中國期望確立其全球和地區(qū)影響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國如何使用其增強的實力和影響力。①「Bates Gill andYanzhong Huang,"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Survival,Vol.48,No.2,Summer 2006,pp.17-36.」在一定意義上,堅持和平發(fā)展道路標志著中國將現代化道路的探索與時代主題的判斷密切相聯,這為中國觀念變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認識論基礎。

  

  三、中國觀念變革的主線

  

  改革主義和開放主義是中國觀念變革的主線。

  中國觀念變革與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抓住新一輪全球化浪潮一脈相承。在全球化時代,國內改革與對外開放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沒有對外開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國內改革,而積極的國內改革必然要求全面對外開放。鄧小平把改革開放當做一個整體對待,并視之為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體戰(zhàn)略。②「俞可平:《"中國模式":經驗與鑒戒》,載俞可平等主編:《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超越"華盛頓共識"》,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頁!乖谄溥M程上,中國改革始自國內,其改革精神和相關措施的影響力已經外溢到國際層面,中國成為國際變革的積極促進者;
中國的開放則從對外開放轉向國內開放,二者相輔相成,共同促成了一個積極變革時代的來臨,亦可視為自1840年以來中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延續(xù)。

  (一)改革主義

  中國采取了漸進主義的改革路徑,其歷程可簡略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8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經濟體制到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其重點完成了從農村人民公社體制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過渡,城市則開始了擴大經營權的改革。第二階段,從1984年10月到1992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目標是城市改革,即轉換企業(yè)經營機制、增加企業(yè)競爭力,逐步將國家對企業(yè)的直接管理轉變?yōu)殚g接管理。③「曾培炎:《新中國經濟50年》,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505頁。」第三階段,自1992年以來,中國改革進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尤其是2002年之后發(fā)展理念向科學發(fā)展觀邁進,其目標是從經濟發(fā)展向人的發(fā)展轉換、從經濟改革向體制運作模式改革的轉變。迄今,中國改革體現出如下主要特點:第一,持續(xù)經濟增長兼顧政治穩(wěn)定。第二,強調改革要逐步進行,先易后難,并加大政治體制的制度化建設,增進政治結構的明朗化、決策過程的規(guī)范化等。第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時加強多黨合作,中國政府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多地運用決策咨詢,不斷開拓民意渠道,積極團結社會精英,同時對大眾的呼聲做出積極回應,強調"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中國漸進主義的改革路徑既產生了積極的效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帶來不少的爭論。實際上,關于對中國改革的評價,一直在不停的爭論之中。①「改革的速度是激進的還是漸進的?改革的順序如何安排?哪些方面應納入制度改革之中,制度改革的最佳時機以及什么才是最佳的制度安排?決策者是否要緩和改革帶來的分配后果,緩和到什么程度?改革帶來的經濟后果是否會偏離預設目標?這些都是改革的核心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因此,關于中國改革的爭論可能仍將持續(xù)下去。參見Yasheng Huang ,"Internal and Exter2nal Reforms: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rom China",Cato Journal ,Vol.21,No.1,Sp ring 2001,pp.43-64;
Valerie Bunce,"Democratization andEco2nomic Refor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No.4,2001,pp.43-65;
李和:《中國大陸的改革路徑與意涵》,載《中國大陸研究》,2004年第4期,第1~24頁!谷欢瑹o論如何,沒有比中國加入世界大國行列更能改變世界政治經濟版圖的了。頗讓西方學者費思量的是,中國"摸著石頭過河"的做法不僅使得中國獲得經濟發(fā)展,而且創(chuàng)造了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截然相反的發(fā)展模式。喬舒亞。雷默(Joshua Ramo)提出"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2sus )",對中國的現代化路徑進行了初步總結。雷默認同中國的務實思想,強調"實現現代化的最佳路徑是摸著石頭過河,而不是試圖采取休克療法,實現大躍進".②「Joshua Cooper Ramo,The B eijing Consensus ,London :The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確實,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采取大躍進的路徑,這與20世紀50年代大躍進的深刻教訓有著直接的聯系。從某些方面講,中國漸進主義的改革具有普世性的啟示意義。當然,中國改革仍然處于進行時,近年來中國政府提出了科學發(fā)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等理念主張,目的在于矯正改革進程中的偏差,完善現代化戰(zhàn)略框架。目前,推進改革、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被視為實現增長模式轉變所必須進行的基礎性工作,轉變政府職能逐漸成為中國改革的核心,而建設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被視為關鍵之中的關鍵。③「吳敬璉:《中國應當走一條什么樣的工業(yè)化道路》,載《洪范評論》,2005年第2期,第140~207頁;
江小涓:《中國經濟發(fā)展進入新階段:挑戰(zhàn)與戰(zhàn)略》,載《經濟研究》,2004年第10期,第4~13頁;
劉偉:《經濟發(fā)展和改革的歷史性變化與增長方式的根本改變》,載《經濟研究》,2006年第1期,第4~10頁!

  (二)開放主義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敵視以及抗美援朝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軍事包圍、經濟封鎖,中國主要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開展貿易和接受部分外援,尤以在"一五"計劃期間引進蘇聯援助的156項工程為重點。進入20世紀60年代,這種部分開放因中蘇交惡而陷入困頓。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的席位,開啟了從一個"體系改革者"向"體系維護者"的緩慢轉變過程。④「Samuel S.Kim and James Hsiung,eds.,China in the GlobalComm unity,New York :Praeger,1980;
[美]江憶恩:《中國外交政策研究:理論趨勢及方法辨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8期,第64~73頁!1972年,中美發(fā)表《中美聯合公報》,提出"雙方把雙邊貿易看做是另一個可以帶來互利的領域",中國開始向西方打開貿易大門。1973年,國家計委提交了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四三方案"(即在3~5年內從西方引進43億美元成套設備),得到了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肯定和批準,從而帶來了第二次對外引進的高潮,成為日后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先聲。

  面對全球開放的潮流,發(fā)展經濟勢必要實行開放政策。鄧小平強調:"任何一個國家要發(fā)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fā)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⑤「《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7頁。」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經濟走向世界的大門,確立了對外開放的發(fā)展戰(zhàn)略,中國自此進入了經濟開放和逐步確立世界貿易大國地位的黃金時期。中國通過全方位的開放實現了經濟的迅速發(fā)展,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資,引進大量的先進技術并開辟了經濟成長所必需的國際市場。⑥「朱新民、譚偉恩:《中國改革開放之政策評析:經濟、政治的改革與外交政策的調整及挑戰(zhàn)》,載《東亞研究》(中國臺灣),2005年第1期,第3~46頁!箤ν忾_放既是引進資金和技術的過程,更是一個學習先進觀念和制度的過程,中國依據國情主動積極參與全球化進程,同時又堅持了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⑦「黃平、崔之元主編:《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頁!箯亩e極追求開放效益的最大化。

  中國的對外開放是一個逐步深入的進程,與國內改革相輔相成,亦體現出漸進特征。其一,對外開放的具體目標日益豐富。1978年之后的階段性目標是引進國外技術、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和利用外資;
1992年之后則是通過掌握國際規(guī)則促進本國國際競爭力,并通過加深國內開放來深化改革;
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的目標開始轉變?yōu)榉e極參與國際規(guī)則的制定與完善,成為積極的參與者和議程設置者。其二,開放的領域日益增加,從經濟領域到公共政策領域,政府在各個政策領域謀求國際對話與合作,開放擴展到政治、社會、文化諸領域,從而基本實現了開放領域的全面化,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全面參與者。其三,開放的空間逐步擴大,從經濟特區(qū)到沿海開放城市,進而擴展到沿邊、沿江地帶直至內陸省會城市和地區(qū),形成了從沿海到內地、從東部到中西部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①「劉華秋:《鄧小平與新時期的中國外交》,載《黨的文獻》,2004年第5期,第44~53頁;
楊雪冬:《全球化、國家自主與中國發(fā)展道路》,載俞可平等主編:《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超越"華盛頓共識"》,第369頁!

  隨著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深化,中國全面對外開放,在全球范圍內吸收、獲取、配置各種生產要素,因而大大促進了中國經濟與貿易的高速增長。無論是與發(fā)達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開放步伐都是較快的,開放程度也遠高于人們的預期。中國初步建立了開放型經濟,開放型社會也在逐步形成。

  中國開放的成效主要體現在:(1)對外貿易發(fā)展速度高于GDP 增長速度;
(2)中國利用外資從無到有,并成為最重要的外國直接投資引進國之一;
(3)中國海外投資開始起步并取得積極進展;
(4)中國大量引進國外先進科學技術、管理經驗和人才,同世界的文化、科技、教育等交流合作得到了加強;
(5)中國的全球經濟地位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進出口大國地位還在進一步增強。當然,在產業(yè)結構升級中,中國還需要更多地利用全球資金和技術資源。此外,中國還需要進一步"走出去",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各種資源供給和發(fā)展機會。其他國家對中國也需要進一步開放其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減少對中國的貿易和投資限制措施。

  中國開始以更加積極的姿態(tài)參與多邊談判,借助國際制度,平衡各方利益,維護自由貿易機制,推動形成更有利的多邊規(guī)則,從而為中長期經濟發(fā)展爭取更好的外部環(huán)境。與此同時,中國著眼于避免過度開放,高度關注開放進程中的經濟安全問題,健全和完善保障公平貿易的管理制度,建立應對貿易和投資爭端的快速反應機制,進一步提高對國際經貿形勢的觀察和分析能力,加快反應速度,建立健全的外貿運行監(jiān)控體系和國際收支預警機制,在對外開放中確保經濟穩(wěn)定和國家安全。②「鄭通漢:《經濟全球化中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
Graciela Kaminsky and Sergio Schmukler,"Short -run Pain,Long -run Gain: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2tion,"NB ER Working Paper ,No.9787,2003;
孫立堅、孫立行:《對外開放和經濟波動的關聯性檢驗——中國和東亞新興市場國家的案例》,載《經濟研究》,2005年第6期,第69~81頁;
江小涓:《中國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經濟》,載《經濟研究》,2006年第3期,第4~14頁!

  中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利用外部的競爭壓力加快國內改革也成為對外開放的深層目標之一。當前,中國雖然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但是仍然存在一系列問題(如產業(yè)結構不合理、地區(qū)經濟發(fā)展不平衡、企業(yè)競爭力有待提高、體制性障礙等)。這些問題有賴于通過進一步的改革和市場機制的進一步深化得到解決,而全面開放被視為深入改革的一個力量源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進一步對外開放、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成為中國觀念變革的一條主線。

  

  四、中國觀念變革的主要體現

  

  經濟主義、制度主義、地區(qū)主義、和諧主義是當前中國觀念變革的主要體現,與改革主義、開放主義構成了中國觀念變革的核心內容。

  (一)經濟主義

  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全面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體現了以經濟主義為主導的戰(zhàn)略意識。經濟主義既包含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內戰(zhàn)略安排,又包含以經濟為主要對外手段拓展國家戰(zhàn)略利益的國際戰(zhàn)略設計。

  在國內,中國積極進行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實現了經濟發(fā)展思想的優(yōu)化,尤其是提出了樹立和落實科學發(fā)展觀為標志的經濟發(fā)展思想。科學發(fā)展觀是對片面注重GDP 增長或唯GDP 主義的反思與揚棄,它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逐步深化、逐步清晰、逐步完善的過程。

  中國政府最初提出的是"全面的發(fā)展觀",后來進一步提出了"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的發(fā)展觀",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將科學發(fā)展觀表述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的發(fā)展觀".自此,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以人為本,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的發(fā)展觀"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基本執(zhí)政理念之一。其中,"以人為本"是對發(fā)展價值主體的規(guī)定,"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是對發(fā)展規(guī)律的把握,而"五個統(tǒng)籌"——即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統(tǒng)籌地區(qū)發(fā)展、統(tǒng)籌經濟社會發(fā)展、統(tǒng)籌人與自然和諧發(fā)展、統(tǒng)籌國內發(fā)展和對外開放——是對經濟社會實現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現實切入點?茖W發(fā)展觀的提出具有統(tǒng)籌國家宏觀戰(zhàn)略的意義,成為以國家利益為依歸、以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為基石、國內戰(zhàn)略與國際戰(zhàn)略相互協(xié)調的指導原則,代表了中央領導集體對國家發(fā)展道路的新探索。

  在國際上,中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并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發(fā)動機之一,以中國的經濟持續(xù)高速發(fā)展推動世界經濟,大力拓展經濟戰(zhàn)略利益,確保經濟發(fā)展作為中國崛起的核心。中國經濟戰(zhàn)略的目標不再局限于為經濟建設創(chuàng)造國際環(huán)境,拓展經濟利益,還強調加強塑造能力,錘煉議程創(chuàng)設和實施能力,以經濟戰(zhàn)略的成就促進國際戰(zhàn)略的整體成熟。近年來,中國在減免不發(fā)達國家的債務、提供經濟援助等方面大力開展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外交(以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為基本特征),開辟了拓展國家戰(zhàn)略利益的新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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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是軟實力的支撐。所謂制度主義,不僅包含著在國際上參與國際制度、利用國際制度維護和拓展國家利益、積極完善國際制度,還包括國內的基本制度建設。誠然,二者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為例,中國以國際規(guī)范為準,對國內的上百部法律法規(guī)進行了修訂,其目的在于能積極與國際經濟規(guī)則接軌。

  從國內角度看,現代化進程是經濟現代化和制度現代化的結合,國家制度現代化是國家經濟現代化實現的基礎。國家制度建設以法制建設為核心,屬于一個現代國家的"基礎設施".國家制度現代化的實現本身是一個制度轉型與制度創(chuàng)新的過程。國家基本制度建設是旨在保證實現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制度條件、制度環(huán)境和制度功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最終目標旨在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和全社會人民福利最大化,它包括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經濟發(fā)展和經濟穩(wěn)定、社會公正與人類安全、政治清明與社會穩(wěn)定、生態(tài)平衡與環(huán)境保護等。

  從一定意義上講,制度創(chuàng)新可以確保一個國家處于國際領先地位,而中國關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和成就彰顯出中國模式的示范意義,中國所逐漸確立的發(fā)展道路開始展現出巨大的溢出效應。

  從國際角度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被排除在國際制度之外,成為國際制度的局外者、挑戰(zhàn)者,當時與各種國際組織建立聯系的努力主要是希望獲得國際社會的政治承認。進入20世紀70年代,中國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外交關系取得重大突破,隨之淡化了挑戰(zhàn)者的角色。1971年10月,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席位標志著中國贏得了更廣闊的國際發(fā)展空間。但這個時候的中國仍然在國際制度局外人與局內者之間徘徊,參與國際事務活動還比較被動和消極。1978年,中國開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融入國際制度的步伐逐步加快。由于歷史因素和現實景況的制約,這一時期中國的戰(zhàn)略尤以參與國際經濟制度為核心,體現出經濟利益導向與目標導向的特征。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為中國實行全面對外開放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對經濟發(fā)展、社會進步的關注促成了中國與國際制度的良性互動,中國在參與國際制度中開始體現出全面性、戰(zhàn)略性、長遠性的特征。通過國際制度的參與、創(chuàng)設乃至主導,實現融入國際社會和拓展國家戰(zhàn)略利益,已是中國既定的戰(zhàn)略選擇。①「門洪華:《壓力、認知與國際形象——關于中國參與國際制度戰(zhàn)略的歷史解釋》,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4期,第17~22頁。」與此同時,由于中國積極參與既有國際制度的完善和新領域國際制度的創(chuàng)設,國際制度因而越來越打上了中國的印記,中國塑造國際制度的能力也得以提高。

  (三)地區(qū)主義

  地區(qū)主義對中國而言,并不是一個新領域(宗藩制度或朝貢體系就是一種古老的地區(qū)主義形式),但卻是一個新概念。梳理中國的地區(qū)主義概念,我們發(fā)現其中不僅包含著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其中還包含有中國國內東西南北的地域差異,比如中國在大力促進地區(qū)一體化的時候,實際上還面臨著建立國內統(tǒng)一市場的任務(如西部大開發(fā)、振興東北老工業(yè)基地等)。此外,中國的某些特定省份與某些周邊國家有著特定的歷史關聯,且不說日本與中國的臺灣省、印度與中國的西藏自治區(qū),即便中國的遼寧、吉林、內蒙古、云南、廣西、新疆等省/自治區(qū)與周邊國家的傳統(tǒng)聯系也為地區(qū)合作提供了某種歷史線索,周邊次地區(qū)合作實際上也早有其歷史軌跡。

  從地區(qū)主義角度看,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關系正發(fā)生深刻轉變,環(huán)中國經濟帶正在形成。與之并行的是,中國崛起帶來的地區(qū)效應表明,中國有必要以東亞地區(qū)為核心,大力促進東亞地區(qū)一體化,創(chuàng)立有助于地區(qū)經濟和進一步經濟開放的地區(qū)性國際制度,為其他國家搭中國發(fā)展之便車提供機會。①「David Kang,"Getting Asia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No.4,Sp ring 2003,pp.57-85.」

  中國對地區(qū)合作的參與是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

  冷戰(zhàn)結束后,經濟全球化趨勢迅猛發(fā)展、中國與周邊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關系陸續(xù)正常化構成了東亞地區(qū)合作的歷史背景。中國與世界、尤其是與周邊國家關系的日趨緊密,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fā)則為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加強合作提供了地區(qū)合作的契機和動力。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加強睦鄰友好與地區(qū)合作,地區(qū)合作首次與雙邊關系并列。此后,中國將地區(qū)合作與交流作為實現亞洲共贏的有效途徑,積極探索新的合作方式。中國積極參與上海合作組織的活動及東盟與中、日、韓("10+3")機制的進程,逐步加大了對這兩大地區(qū)合作的投入,這些積極舉措增進了中國與該地區(qū)內各國的相互信任,緩解了周邊鄰國對中國的疑慮,取得了良好的政治和經濟效果。

  近年來,中國改變了過去對地區(qū)合作采取消極、被動的態(tài)度,在經濟、安全、軍事等方面與周邊國家展開了積極合作。在經濟上,中國進一步落實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qū)的倡議,強調"10+3"機制是東亞地區(qū)合作的主渠道,并以此為基礎逐步建立起地區(qū)經濟、貿易、投資、安全的合作框架。在安全上,上海合作組織提供了一種積極的加強地區(qū)合作與維護地區(qū)安全的范式。此外,中國還加強了與東盟等國家在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的合作。在軍事上,中國積極拓寬與主要大國的合作,在反恐、防止武器擴散、聯合軍事演習等方面均體現出前所未有的積極姿態(tài)。中國促動的東亞合作機制代表了中國外交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關的地區(qū)培育和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區(qū)秩序,在建設性的互動過程中消除長期積累起來的隔閡和積怨,探索并逐步確立國家間關系和國際關系的新準則。中國的積極努力既促進了地區(qū)內相關國家對中國發(fā)展經驗和成果的分享,又提高了中國的議程創(chuàng)設能力及其在東亞的戰(zhàn)略地位。

  (四)和諧主義

  在落實科學發(fā)展觀的過程中,中國政府逐步形成了在國內構建和諧社會、在國際構建和諧世界的戰(zhàn)略思想。和諧主義成為中國提高其軟實力的核心術語,代表了中國明確的戰(zhàn)略指向。"和諧哲學"已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執(zhí)政理念。

  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報告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與特征做了具體描述,"和諧社會"便是其中的構想之一。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四中全會和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要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全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謂和諧社會是指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②「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新華社北京2004年2月19日電。」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擺在突出位置,是因為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進入新的階段,國內外環(huán)境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實現社會和諧面臨著新的形勢和任務。從國內看,經濟體制變革、社會結構轉型、發(fā)展進入新的階段以及政治和思想領域的變化等,對和諧社會建設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從國際上看,和平、發(fā)展、合作的時代潮流和復雜多變的國際環(huán)境,給和諧社會建設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zhàn)。為了實現預期目標,我們不僅需要保持安定團結的國內環(huán)境,也需要繼續(xù)爭取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統(tǒng)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是經濟發(fā)展的需要,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③「王夢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與國內外環(huán)境》,http ://news3.xinhuanet.com /theory/2006-11/01/content_5274767.htm.」德國學者托馬斯·海貝勒指出,和諧社會的綱領是對儒家模式的回歸,以達到"大同"這一儒家社會理想。與以最大限度追求利潤、財富及消費為標志的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社會不同,和諧社會的目標是建設一個公正的、安全的社會,一個社會與政治和睦的社會。④「[德]托馬斯。海貝勒:《中國是否可視為一種發(fā)展模式?——七個假設》,載俞可平等主編:《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超越"華盛頓共識"》,第119頁!怪袊岢龅臉嫿ê椭C社會目標深受廣大人民的擁護,并取得了廣泛的政治共識。

  中國領導人將這一傳統(tǒng)理想引申到國際問題的處理上,明確提出了和諧世界、和諧亞洲、和諧地區(qū)的概念,并強調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互為條件。和諧是一個互惠均衡,強調"同則不繼"、"和而不同",在差異中建立相互利益最大化的彼此配合,從而實現互惠均衡。①「趙汀陽:《關于和諧世界的思考》,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9期,第1頁!挂环矫,和諧世界的提法代表了中國國際戰(zhàn)略的理想意識。一個迅猛發(fā)展的大國不僅需要"以功為己",更需要有世界理想。中國的世界理想古已有之,這就是《禮記。禮運篇》所載之天下為公的"大同".作為一種萬物均等的世界秩序設計,"大同"理想有其普世性。另一方面,和諧是一種承諾,既是對中國國內的承諾,也是對整個世界的承諾。這種承諾演化為責任,就成為中國政府"負責任大國"的自我戰(zhàn)略約束。

  它表明,中國不僅僅關注國內全面小康社會的創(chuàng)建,而且將小康社會視為構建大同世界的一個階段性目標,這是一種對傳統(tǒng)小康思想的揚棄和發(fā)展,是對人類發(fā)展終極目標的價值思考,是中國為世界發(fā)展提供的嶄新圖景。它意味著,中國領導人明確意識到了中國發(fā)展給國際社會帶來的影響,將國內發(fā)展不平衡與國際影響不平衡結合起來思考,將和諧世界作為結合對內和諧、對外合作戰(zhàn)略的中間點,從而為謀劃中國發(fā)展戰(zhàn)略提供思想指導。

  

  五、中國觀念變革的戰(zhàn)略意義

  

  觀念變革伴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改革主義、開放主義、經濟主義、制度主義、地區(qū)主義、和諧主義等均體現了中國與世界的聯結,其最終價值在于為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之探索提供指向標和路線圖。

  中國觀念變革的積極效應主要體現在國內發(fā)展戰(zhàn)略的優(yōu)化、國際戰(zhàn)略的調整以及國內外戰(zhàn)略的協(xié)調上,尤以戰(zhàn)略創(chuàng)新為亮點。②「相關分析請參見門洪華:《中國國家戰(zhàn)略利益的拓展》,載《戰(zhàn)略與管理》,2003年第2期,第83~89頁;
Evan S.Medeiros andM.Tay2lor Fravel ,"China"sNew Dip lomacy,"Foreign Affairs,Vol.82,No.6,No2vember/December 2003,pp.22-35.」中國推進以結伴而不結盟為核心的新型國家間關系,積極參與并推進所在地區(qū)的全面合作,重視多邊主義,更加強調利用國際制度維護和拓展國家利益?傮w國際戰(zhàn)略開始由主要為自己發(fā)展利益服務的和平環(huán)境戰(zhàn)略轉向與世界謀求共同發(fā)展與安全的戰(zhàn)略,這一戰(zhàn)略轉變以經濟主義和地區(qū)主義為基點,以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加強國際合作為途徑,以拓展國家戰(zhàn)略利益、發(fā)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為目標。

  這些變革表明中國在設計一條和平發(fā)展的新道路,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一種不同于西方的發(fā)展模式。這一道路和模式并非閉關自守或自外于世界發(fā)展潮流,而是融入世界發(fā)展大潮,全面開放、全面創(chuàng)新。

  雖然中國邁上了現代化的快車道,但鑒于中國依舊處于現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其發(fā)展模式還有待完善,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模式所存在的各種潛在風險和嚴峻問題,并對此加以重點研究,在發(fā)展過程中逐步解決這些問題。在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探索過程中,觀念變革已經并將繼續(xù)發(fā)揮其重要的作用。相比其他大國而言,觀念變革是中國強大的軟實力,是中國現代化的積極推動力。

  此外,我們在檢視中國觀念變革的戰(zhàn)略價值時,也不無憂慮地看到,雖然以上中國觀念變革充滿了進程性的思考,卻少了終極性的價值追求。換言之,中國觀念變革擺脫了昔日的激進方式,體現出相當的務實色彩,但被動變革的意味猶在,也似乎缺少了些理想要素。對正在崛起的大國而言,沒有理想主義的追求,不僅是有缺憾的,更可能被其他國家視為"危險"的。可喜的是,和諧主義的提出進一步完善和補充了這種戰(zhàn)略價值的內涵與外延,更昭示著中國發(fā)展的方向。

  展望未來,中國觀念變革將會體現出更加開放、更加中國化這兩種并行不悖的趨勢。中國對西方模式有了更加客觀、理性的認識,盲目排外和崇洋媚外都已經是"昨日黃花",弘揚傳統(tǒng)文化理念,通過更加積極、更加平等的文化交流展現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魅力,將成為中國觀念變革的新動力、新源泉。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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