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當前中國大學的各種弊端，近些年來都有許多批判。但批判歸批判，大學仍然按照原來的軌道運行。一些學校也曾試圖進行改革，不過板子卻常常打錯地方，如2003年北大對教師選聘制度進行改革。因此，至今下來，批判的人筆頭都寫得軟了，讀者們看也看得麻木了，但大學仍然是原來的大學：校長們仍然熱衷于大興土木，精神家園在富麗的樓堂館所中間消失殆盡；
教授們仍然疲于各種項目、課題，成為大師級優(yōu)秀人才的潛質（如果有的話）流散在各種格式化、數(shù)量化的申報與評估之中；
學生們仍然要面對各種無聊但必須的考試以及越來越緊迫的就業(yè)問題，哪有心情與時間去“經(jīng)常地仰望天空”；
官僚習氣、裙帶之風仍然盛行學校，大學的行政化、衙門化趨勢有增無減；
龐大的學術機構滿足于日復一日地進行數(shù)量生產(chǎn)，各種失范、腐敗行為仍然充斥在大量學術垃圾之中，……

　　那么：大學改革為什么這么難？阻礙改革的癥結在哪里？這可能是那些批判者們需要切實思考的下一個問題。

　　依筆者愚見，大學遲遲沒有真正改革的癥結就在于：在大學改革的前進道路上，存在著一個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由當前體制而生，貪婪地從當前體制中吮吸大量的養(yǎng)分。大學“發(fā)展”所取得的“政績”，由他們來享有；
各種項目經(jīng)費，優(yōu)先流入他們的口袋；
各種學術地位與榮譽，也優(yōu)先與他們掛鉤。他們的血肉甚至是整個身軀已經(jīng)和當前這個大學體制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是在這個體制中變肥變大起來的，他們如果想要繼續(xù)生存與壯大，其養(yǎng)分也只能來自于既有的體制。他們已經(jīng)喪失了在這種體制之外獲得生存的技能，或者是不愿去獲得體制之外可以維持生存與發(fā)展的技能，因為這種體制給予他們的利益實在過于龐大、過于豐厚，他們已經(jīng)完全失去了改革它的愿望與動力。如果說他們有所期望的話，就是期望這種體制更大壯大、更加持久、為他們提供更多利益。

　　最關鍵的是，這個既得利益集團把握著中國大學前進的“方向盤”。他們人數(shù)雖少卻控制著大學及其相關部門的關鍵職位，上可以不理會最高決策當局的要求，下可以不理會廣大師生的愿望與社會的期盼。當總理擔憂我們的大學何時能培養(yǎng)出大師級人才時，他們的回答不是答非所問，就是直接為自己表功：以前高校是愁眉苦臉，現(xiàn)在高校興高采烈。當學生就業(yè)日益困難時，他們不是反思現(xiàn)行體制弊病，而把要求學生轉變就業(yè)觀念放在第一位。總之，有成績都是他們的，有錯誤都是別人的；
現(xiàn)行體制總是好的，要改革是沒有必要的。因此，其實當前大學體制并非不可改革，關鍵在于這些掌握著方向盤的人愿不愿意改革，有沒有去踩改革油門的意愿？謝泳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訪時曾說到：“在現(xiàn)行大學制度下，我們缺少的是創(chuàng)新沖動，而不是制度中就完全沒有創(chuàng)新的合理因素。中國任何一個大學的校長，其實還是有相當?shù)闹鲃訖嗔�，如果他們想�?chuàng)新，總能找到機會。問題是創(chuàng)新的成本太高，風險太大。一般人不愿意冒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的個人理解是，這種風險既是個人風險，又是對整個利益集團的風險，而絕不是改革大學體制對于國家民族有什么風險！如果是后面這種風險，這些既得利益者們可能是愿意去冒一冒的。

　　因此，當前中國大學的改革面臨的難度實際上無異于一場革命，要取得成功，實際上就等于要“革”掉一個強勢的既得利益集團賴以生存的“命根子”，在這方面，單純靠造點輿論是沒有大用的。要掌握“方向盤”的人自己革自己的“命”大概也很難，即使其中有少數(shù)有良知的人試圖進行改革，其結果要么是小打小鬧（像打破學歷限制聘謝泳為廈大教授之類），要么是“胳膊終難擰大腿”�；蛟S，要使這場艱巨類似革命的大學改革取得成功，不外乎兩種可能：一是最高決策層能夠痛下決心，調整、更新這種利益體制，代之以能夠給廣大國民、教師、學生看到切實希望的新體制；
二是這種體制進一步腐爛，直至到廣大師生、學生、社會都感到極度不滿的時候，掌握大學方向盤的那個利益集團也就難以為繼了。不過，筆者內心真的不愿意第二種情況出現(xiàn)，那是一種“多輸”之后才能贏的一個結果，代價太大了！

　�。�2007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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