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階級斗爭”是個主謂結構的合成名詞。階級是主語性限定詞，斗爭是謂語性的中心詞。在“階級斗爭”一詞中，階級是人為劃分的結果。人們主觀地把社會分工給人們帶來的不同角色，按照人為設定的標準，劃分成不同的階級。按階級斗爭的觀點，人類主要存在著剝削階級與被剝削的兩大階級。這兩大階級是水火不相容，你死我活地斗爭著。其他一些階級最終必然要卷入這兩大階級斗爭中。這就是所謂的階級斗爭。

　　 “階級斗爭”理論的根本的問題是，將人類歷史上不同文明社會的階級結構簡單地抽象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二元對立性的結構，是對人類歷史狀況的嚴重歪曲。人類進入文明社會至今的社會確實是一個社會成員分為不同等級或階層的社會，如果把社會成員的等級或層級都稱為階級的話，那么人類至今的文明社會確實都可以稱為階級社會，當然這并不是唯物史觀意義上的階級社會，而是將階級概念泛化了的階級社會。但是，人類文明社會的等級或階層是多層次的，并不是簡單分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這種二元對立性的結構。

　　我們不妨先看看外國。近代以前的文明社會都是一種不平等的身份等級社會，社會成員并不是被簡單劃分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兩個階級，而是被劃分為政治經濟權利不同的等級，有的國家甚至將國民分為10多個等級。在古希臘奴隸制城邦中，大概最符合二元階級結構的是斯巴達，斯巴達人都是統治者，過著嚴格中的集體軍事生活，斯巴達城邦中其他的被征服的外族人都是被統治者、奴隸，但在這些被征服的外族人中，仍然分為奴隸（希洛人）和半自由民（庇里阿西人）兩個階層。而在著名的雅典城邦中，居民至少分為奴隸主貴族、平民和奴隸三個階級，梭倫改革時還根據收入多少將雅典公民分為四個等級，各個等級享有不同的政治權利。在古羅馬奴隸制社會里，居民主要分為貴族、自由民（平民）和奴隸三大階級，貴族階級處于羅馬社會的最高層，自由民是羅馬公民權的基本享有者，奴隸被壓在社會的底層，其中的每個階級又可以明確地分為不同的階層。平民與奴隸主貴族之間的斗爭始終是羅馬社會政治斗爭的主線，而階級斗爭學說想當然地認為，奴隸階級和奴隸主階級的斗爭是奴隸制社會階級斗爭的主線。當然，隨著羅馬從共和國到帝國的政治體制的變遷，社會的階級結構也發(fā)生著變化，但無論怎么變化，從來就沒出現過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這樣的二元對立的階級結構的狀況。歐洲中世紀封建社會主要由教士階級、封建主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市民階級這四大階級組成，社會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的主角也不是階級斗爭論所認為的那樣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而是教士階級與封建主階級，這兩個集團之間的斗爭是歐洲封建社會政治沖突的主線。

　　再看中國。中國古代社會也和西方社會一樣是一種等級社會，統治者總是根據不同的標準把國民分為不同的等級。在西周時期，社會可以分為統治階級、平民階級和奴隸階級這三大階級，另外還有住在城郊的臣服于周朝的“野人”。其中每個階級中又分為不同的等級，如統治階級中又分為王、諸侯、卿大夫等層級，而平民中又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而在春秋時代，周朝統治者又把國民分為10個等級。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之后，社會階層主要分為王公貴族、官僚、地主和平民這四大階級，另外還有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奴隸階級，而在平民階級中仍然有士、農、工、商之分。此后，中國皇權專制社會的主要階級結構基本沒有發(fā)生大的變化，當然少數民族統治中國的時期除外。如元朝統治者奉行民族歧視政策，將國民劃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大等級，歧視和壓迫漢人。

　　如果說在近代以前，階級斗爭學說雖然極端，但還有一定道理的話，那進入近代以后，這種學說的荒謬性就更暴露無遺了。

　　近代以來的資本主義社會從制度上廢除了身份等級制度，建立了在社會、政治上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制度，但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的分層，不過各階級的人員是自由流動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并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階級對立的簡單的二元結構，同樣是一個多階級并存的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初期，除了資產階級、工人階級之外，還有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后來，地主階級逐漸消亡了，但農民階級始終存在，雖然人數在不斷減少。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藍領工人（即原來的工人階級）已經變得很少并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如現在美國的藍領工人已經不到社會勞動力總數的10％，而以專業(yè)技術人員為主體的中產階級已經占社會勞動力人口的多數，成為第一大階級。目前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主要由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四大階級組成�，F在人們通常根據收入情況將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階層分為富有階級、中產階級和貧困階級三大階級，其中中產階級占人口的多數，富有階級和貧困階級都各占總人口的10％左右，所以不少學者把現在的西方發(fā)達國家視為中產階級國家。

　　既然人類迄今為止的所有階級社會都不是由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兩大階級組成的簡單的二元階級結構，而總是由兩個以上的階級組成的多元階級結構，那么，社會的階級斗爭也就不可能是兩個階級之間的斗爭，而是多個階級之間的相互博弈。

　　在中共中央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階級斗爭”的學說一直是毛澤東的“圣經”。毛澤東講他一生辦了兩件大事，都是階級斗爭，前者是打垮蔣介界石，后者搞“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認為：階級斗爭施舍會發(fā)展進步的動力，“階級斗爭，一抓就靈”，“階級斗爭是綱，綱舉目張”，“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斗爭成了毛澤東手中的“千鈞棒”。他揮舞著階級斗爭這個千鈞棒，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斗垮蔣介石，開創(chuàng)了“文化大革命”，真是所向披靡，其樂無窮！

　　但是，階級斗爭這個“千鈞棒”并不是善待人類的工具，而是虐待人類的工具。首先，它是殺人的工具。在世界上，據有關資料顯示，階級斗爭“奪走了估計高達1億無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生命”。在僅有七百多萬人口的柬埔寨，波布以“階級斗爭”的名義，殘害屠殺大約兩百萬人口。在前蘇聯，斯大林揮舞起“階級斗”的“千鈞棒”，便有377萬余人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其中64萬余人被殺害。據有關資料顯示，在聯共（布）十七大當選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98人，即70％被清洗；
出席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半數以上被清洗；
17名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5人被殺。在軍隊的“大清洗”中，共有3.5萬名軍官被鎮(zhèn)壓，其中包括高級軍官的80％，元帥的3／5。據說這也是西特勒敢于侵犯前蘇聯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它是破壞經濟建設的工具。在中國，我們先不說毛澤東“消滅蔣介石800萬大軍”是否正確，就單表毛澤東開創(chuàng)的“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帶來的危害，也是罄竹難書的！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文革整了一億人，死了二千萬人，浪費了八千億元人民幣；

李先念在（1978年月日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說文革國民收入損失五千億，浪費和減收共計一萬三千億人民幣�！拔幕�大革命”時，中國的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中國不能再“斗爭”了，中國玩不起“階級斗爭”這個破洋玩意兒。中國要發(fā)展，“發(fā)展才是硬道理！”要發(fā)展就必須要和平，要和平就必須放棄階級斗爭。只有堅持“二合的方針”，只有放棄階級斗爭這個虐待人類的工具，中國才能和平崛起！這幾乎是不爭的事實。

　　鄧小平的“貓論”就是針鋒相對抵制“階級斗爭”的；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就是要“悶聲發(fā)大財”放棄“階級斗爭”的；
胡錦濤的“和諧社會”和“科學發(fā)展觀”就是要徹底否定“階級斗爭”的。胡錦濤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fā)展觀等重大戰(zhàn)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

　　胡錦濤還強調：“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敝袊�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就是放棄“階級斗爭”中國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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