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張厚感先生，是在北京雖已初春卻十分陰冷的一天。天色灰暗，我們坐在張先生家的客廳里，聽他講即將被一個百歲老人帶走的故事。作為與張中行先生共事多年的晚輩、同事、摯友，同為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審的他，因剛剛牽頭完成一篇沉重的寫作――張中行先生的悼文，臉上明顯留著疲憊。我們的采訪一次次被打斷，張先生的手機響，電話響……而所有的一切都是圍繞著一個名字展開的，那就是2月24日溘然長逝的世紀文化老人――行公。
　　
　　1.著名語文教育家，學者，作家――我相信這樣的稱謂行公本人也會認可
　　記者：您一直稱張中行先生“行公”，這個稱謂有什么特別的意義嗎？
　　張：“行公”只是我們小圈子里的叫法，因為他隨和，好玩，而大多數人還是稱他“張先生”。
　　記者：您愿意談一談和張先生最后見的一面嗎？是在什么時候？
　　張：過了年就聽說，行公的身體很虛弱，不吃飯，喝奶也吐，只能靠輸液維持，家里人著急，就把他送進了醫(yī)院。行公去世前幾天，人教社老干部處的同志就找到我，說行公情況不太好，社里要我提前準備悼詞，但不要聲張。我放心不下，就和幾個同事及外地朋友去了醫(yī)院。我們進病房的時候行公正在睡覺。我們輕輕把他叫醒，讓他吸了點氧，精神看起來不錯。我問行公：“認識我是誰嗎？”行公很清晰地說：“張厚感！”另外幾個同事，行公也都能勉強認出來。這樣，我們都覺得情況比較好。我還對行公說：“山中常有千年樹，路上難逢百歲人。您要爭取活到一百歲�。　睕]想到那次竟是見行公的最后一面。
　　記者：概括一位世紀文化老人的一生并非易事，您是以什么樣的思路來完成的？
　　張:行公去世之后,我在第一時間得到通知,讓我來執(zhí)筆寫訃告和悼文。我想,首先就要憑我的理解定一個大的“調子”�，F在很多外界輿論把行公稱作“國學大師”,或者“通儒”什么的。我認為這不準確,行公在世也不會同意。順便說,“國學大師”這個稱號安在啟功先生、季羨林先生身上也都不一定合適,因為他們的研究領域畢竟沒有涵蓋“國學”。像王國維、陳寅恪這樣專門研究傳統(tǒng)文化、學術的大家才能稱得上“國學大師”。所以我對行公的定位就是――著名語文教育家,學者、作家,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約編審――我相信這樣的稱謂是公允的,行公本人也會認可。
　　記者：為您非常熟悉、崇敬的張先生這樣的大家寫“蓋棺定論”的文字，您的壓力一定不小吧？
　　張：那是自然的。千余字的文章我們改了五六稿，可以說是字斟句酌。比如怎樣寫行公去世，和所有人一樣寫“因病醫(yī)治無效”？太一般。我們最后用的是“停止呼吸”，“無疾而終”。這是事實，是一種人生境界。行公走得很安詳，駕鶴西去，達到了這種境界。用老的說法，是“祖上積德”。據說夏衍臨終前就對上海來探望的人很自豪地說：“回去告訴上海的朋友，我夏衍是無疾而終！”丘吉爾逝世更妙，他手指夾著哈瓦那雪茄，桌上放著法國香檳，愛犬蹲在一旁，壁爐里火燒得正旺，他“端坐安樂椅上長辭而去”――這是什么樣的境界�。『螞r行公享年98歲，就是百歲老人嘛。他生前也說過：“人生活到這一步，是比較滿足的了�！�
　　記者：送走行公，現在看，您覺得有沒有留下什么遺憾呢？
　　張：還是有點小遺憾。悼詞定稿之后我們才想起來，忘了一層很重要的意思。西諺有云：“失去一個老人，等于燒毀一座圖書館�！毙泄�的逝世，是我社教材事業(yè)的巨大損失，也是我國文化教育界的巨大損失――這段話是要寫在悼文里的��！我們怎么就把它落下了呢？后來想補時間卻來不及了。
　　記者：有什么辦法來彌補這個缺憾？
　　張：這兩天我總想再寫點什么東西送行公，但是腦子一直很亂。想寫首詩，也剛出來兩句：與公相識恨時晚，廿載沙灘幾度談。因為我和行公是北大中文系校友，他畢業(yè)比我早三十年，我們都有很深的北大情結，后來又多年在同一辦公室里辦公，飲酒吟詩，賞硯臨池，其風骨，其智慧，沁人心脾。我們之間有真摯的亦師亦友之誼。剛剛我們一位年輕的同事還發(fā)短信給我，他寫了一副挽聯(lián)：先生古之真人也負暄說禪論順生大寢不夢；后進今者假想矣倚籬耕字悲逆旅小康即安。他就是曾為行公詩集《說夢草》寫后記的才子李世中，與行公的友誼非同一般，情同祖孫，可見行公遺愛之廣。
　　
　　2.他心態(tài)平和，就像一泓秋水，波瀾不驚
　　記者：您和張先生共事二十多年，覺得張先生最重要的性格特點是什么？
　　張：豁達，看得開，從來不生閑氣。舉個例子。有一次，行公被老伴支派去買點肉餡來包餛飩吃。他來到北大東校門外成府路的副食商店，售貨小姐稱好了肉餡，叫行公把錢放在一個盤子里。行公沒聽見，把錢放在了柜臺上。該小姐很不高興：“叫你把錢放在盤子里，怎么擱這兒��？成心啊！”行公趕緊說對不起，我剛才沒聽見。你知道那小姐接著怎么說？――“那我罵你你聽見了沒有？”行公沒說話，扭頭出門，悠然打道回府了，“真的”沒聽見。后來行公在未名湖散步，跟北大的老教授說起此事，他們聽了，都說――妙！
　　記者：這也是張先生的長壽秘訣吧？
　　張：應該是。行公八十多歲的時候，每周還到沙灘單位三四天，審稿子，看校樣，會晤朋友，處理信件；另外三四天在北大家里，主要就是寫東西，每周七八千字的產量，雷打不動，一天工作十來個小時毫無倦意。他還“訓”我呢：“在人教社工作是有時間讀書寫作的�。∧隳贻p為什么不多寫點東西？”他自己出門就是擠公共汽車，從來不叫出租車，提著兩壺開水能自己走上四樓。我覺得行公能長壽關鍵就在于他心態(tài)平和，就像一泓秋水，波瀾不驚。他總是樂呵呵過日子，從不自尋煩惱。有時候得了一方手感滋潤的硯臺，行公一天能摸好幾遍，還讓同事摸，朋友摸，指指點點，他能高興好些天。
　　記者：除了豁達，張先生還有什么給您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
　　張：行公是性情中人。前幾年有記者采訪他，說到生死觀的問題，問他如果去世了可有什么留戀？行公說，當然有，帝王會留戀天下，我等凡人，留戀的無非是男女之情。記者又問行公，那您有沒有情人？行公很干脆地回答：“有！”行公寫過一篇叫《情網》的文章，里面就講，在我彌留之際，如果“情網”中人能來看我，“執(zhí)手相看淚眼”，我就滿足了。
　　記者：看張先生的文字，的確是性情文章。
　　張：前些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的時候，行公還出了一本書，就是講婦女問題的。行公總是說，人生根本就是“飲食男女”四字，“飲食”好滿足，“男女”卻是滿足不了的，但我等人也無非是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罷了。外國有句諺語，大意是如果一個女孩子很漂亮，男孩子不喜歡她的話，就都對不起上帝。行公有一次跟我講，年輕的時候，幾個朋友約好了去看賽金花，結果沒去成，真是終生遺憾。若是見了，不知又能作出一篇多漂亮的文章呢！又說還曾和朋友約好去看魏喜奎，結果找錯了地方，失之交臂，也是人生一大憾事。
　　記者：能說說張先生的家人嗎？
　　張：行公的老伴是三年前過世的。那時候行公的身體已經很虛弱，常常住院。老伴就由保姆和女兒女婿輪流值班照顧。老太太身體本來很好，可是有一天從床上掉下來，摔著了。當時正是鬧非典的時候，也不敢往醫(yī)院送，結果一星期之后老太太就過世了。行公那時雖然身體不好，但一點也不糊涂，這件事他心里應當很清楚，但是沒有問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始至終沒說過一句。
　　
　　
　　3.行公的功底深厚，他編課本，出詩集，寫散文，寫哲學、佛學的書……還指導朋友編寫過菜譜呢
　　記者：很多媒體都說張先生是“大器晚成”、“厚積薄發(fā)”，您認為是這樣嗎？
　　張：不是，這么說不準確。他是哲人、詩人，在北大讀書的時候，讀羅素的書都是英文原版的。行公成就最高的當然是散文，但其實他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寫的語法本子就很有影響力了。而他的興趣卻不在于此。他和我說過苦衷，涉足語法，一來感到安全，二來為了生計。當時行公的父母還都在世，加上岳母，三個老人；下面有四個女兒；老伴又沒工作。全家只靠行公一個人每月的百把塊錢工資生活。行公就在那段時間寫了《緊縮句》、《非主謂句》等，反響很好。上個世紀50年代、70年代，兩次在哈爾濱召開的全國語法會議他都參加了。我還記得行公曾經非常自豪地對我說：“趙元任先生還引用過我書里的例子呢！”就靠這些小冊子，行公送走三位老人，把四個女兒拉扯大，并送進了大學。
　　記者：哦，第一次聽說。
　　張:不光語法書啊。行公的功底非常深厚，他編課本，出詩集，寫散文，寫哲學、佛學的書，一般人都知道，而有所不知的，他還指導編過菜譜呢！北京鼓樓前有個有名的馬凱餐廳，我和行公還有人教社的同事常去那兒吃飯，一來二去，和經理還有廚師等關系很熟。后來我們還幫助他們出了一本《馬凱名菜譜》，行公親自修改、定稿，由北京出版社出的。當時，逢叫整桌菜的客人就送一本。現在那個餐廳遷走了，行公也謝世了。真是人世滄桑�。�
　　記者：您本人最推崇的是張先生的什么作品呢？
　　張:我當然也是最推崇行公的散文的。不要說文字,隨便翻開他一本書,比如《流年碎影》,單看看那些標題――“抄風西來”、“傷哉貧也”……多么貼切,多么靈動!再看前面的圖片,這張和啟功先生舉杯的合影,下面是行公自己加的話語――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絕妙吧？
　　記者：說說您給張先生的書作序的事吧。
　　張：前輩請晚輩、先生請學生作序,行公可能是頭一份。1991年我們人教社出版了行公的《詩詞讀寫叢話》,我是責編,行公執(zhí)意讓我寫序。我當時找了同是北大同學的陶文鵬一起寫,因為牽涉到對行公詩詞作品的評價,我感到沒把握。還不敢稱序,只叫前言。我們寫了拿給行公看,他一字未改。后來1995年又出了《說夢樓談屑》,也是我作的序,又請同是北大同學的吳坤定參與。這次行公動筆了,我一看,只改了一處,我說他“文筆之奇高,有人嘆為當今的《世說新語》”,行公把前半句改成了“文筆之奇,之高”,我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只加了一個標點,一個字,一下子就提升了一個層次。我還和行公開玩笑:“您這是又把自己拔高了啊!”其實這本書行公本來沒找我寫序,找的是前面說的老吳。后來吳兄說不熟悉作品,他拿著書稿來讓我寫,我就說:“你怎么就不理解行公的本意呢?我‘吹捧’過他了,行公是想多找一個人‘吹捧’呢!”我們哈哈一笑!
　　記者：行公大智慧，處事真有意思。那張先生自己呢？對自己的作品他怎么看？
　　張：行公晚年的文章，這十幾年是文壇的熱門話題。雖說外界褒貶不一，但總是褒多于貶。行公本人覺得讀者有不同意見，很正常。有一次他接到一封讀者來信，說他的文章通篇都是無用的廢話。他看了就是笑笑，還很認真地給人家回信。有小報披露他年輕時候的戀愛婚姻生活，頗有微詞，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很多朋友都慫恿他寫文章澄清，他卻覺得不值得。他說，年輕時候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小事一樁――我的態(tài)度還是“知道了”。
　　
　　4.行公與楊沫：無以評說的糾葛
　　記者：大家都知道張先生是楊沫的前夫，所以有一個最讓人關心的問題，張先生究竟是不是“余永澤”？
　　張：《青春之歌》面世之后，在世人眼里，林道靜成了楊沫的化身，行公成了余永澤的“模特”。楊沫曾向行公打招呼，那是小說，請不要介意。行公說，我知道是小說，我不看；但心里想，如果是我，就不這么寫。新中國成立后，有一次行公和楊沫在北京的西郊相遇。言談話語之中，楊沫對自己再婚的丈夫有些抱怨和不滿的話。行公一句話也不接，只對楊沫說，我們只敘別后，不談家庭。
　　記者：那么張先生后來對楊沫的態(tài)度呢？
　　張：“文革”中，有人來調查楊沫的歷史，問行公，楊沫是否加入過國民黨。行公答：不，她進步。那人就說：你怎么能夠否定？我們掌握材料！行公回答：我根據她當時的思想表現，認為她不會加入這類組織；你們既然掌握了材料，又何必來問我？當時行公也正在受審查，一個已經“斯文掃地”的人，對面是吹胡子瞪眼睛的人，他還能說出這樣的話來，實在有道行。
　　記者：也就是說，他們兩人可以冰釋前嫌了？
　　張：不是這樣的。楊沫復出之后，聽說行公說真話，沒傷害她，很是感激，慢慢兩人的來往就多了起來�？珊髞碛职l(fā)生了一件事讓兩人重新有了隔閡。當時有個年輕的女作家來采訪行公，讓他說說自己和楊沫的往事。關于兩人分手的原因，行公說的就和在《流年碎影》里寫的一樣，說當時楊沫在香河，自己在天津，有一天接到香河來的一封信，說楊與在那里暫住的馬君來往甚密，勸他如果還想保全這個家庭，最好把楊沫接回來。后來他雖把楊接回了天津，但從此有了隔閡，彼此都很痛苦，不久就分手了。但后來那個女作家發(fā)表文章的時候，用了小說筆法，描述成第三者插足，還“發(fā)揮”說，從小說到現實，革命加愛情的八股不見得多美滿等等。楊沫看到之后很惱火，認為是行公慫恿作者這樣寫的，從此與行公又疏淡了。
　　記者：張先生難道不覺得很委屈嗎？
　　張：其實行公一貫主張寫人記事與寫小說要分開，這件事實在讓他有口難言�？墒且徊ㄎ雌揭徊ㄓ制�，楊沫出了本書，寫“我的三個愛人”。寫到行公，雖然肯定了他在“文革”中敢說真話，但說起年輕時的感情糾葛，還是老調重彈，說他“負心、落后”，多有不是。行公看了，覺得仍然是小說筆法，他自己還是保持“知道了”的態(tài)度，繼續(xù)沉默。他私下里說，年輕時候的恩怨是非，別人愛怎么說就怎么說，讀者愛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不解釋。人都這么老了，炒來炒去沒意思。
　　記者：我知道張先生和楊沫有一個女兒，但她為什么姓徐呢？
　　張：我也問過行公這個問題，他說是因為小時候曾把女兒寄養(yǎng)在冀南的一個徐姓人家。每次行公提到徐然，總覺得欠女兒點什么，我猜是因為未盡撫養(yǎng)情義吧。
　　
　　就在我們即將結束采訪，準備告辭的時候，天空忽然飄起了鵝毛般的雪花。張厚感先生站在窗邊看了一會兒，忽然扭頭對我們說，請等一下。接著他走到書桌邊，鋪開宣紙，完成了他那首一直想送給行公的詩――
　　哭行公
　　沙灘長恨相逢晚，
　　廿載千番促膝談；
　　賞硯吟詩品小酒，
　　明月何時照公還？
　　
　　延伸閱讀
　　
　　悼張中行先生
　　
　　著名語文教育家，學者，作家，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約編審張中行先生，于2006年2月24日凌晨2時40分，在北京無疾而終，安詳地停止了呼吸，享年98歲。
　　我們懷著極其悲痛的心情,深切地緬懷這位世紀文化老人！
　　張中行先生1909年1月7日出生于河北香河一個普通農家。1931年畢業(yè)于通縣師范學校，同年考入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1935年大學畢業(yè)后，曾任教中學、大學，主編佛學雜志。1951年2月起任職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從事中學語文教材編寫及教學研究工作，歷時半個世紀之久，為我國文化教育事業(yè)作出了重大貢獻。
　　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起，在葉圣陶先生領導下，張中行先生先后參加了《語文》、《漢語》、《文學》、《古代散文選》等多套中學語文教材及圖書的編寫、審讀工作，主編了《文言常識》、《文言文選讀》。期間，為普及中學語法知識，還著有《緊縮句》、《非主謂句》等多部語文著作。晚年退休后，作為特約編審，他審讀了多種教材及課外讀物，特別是對文言作品的選注、解讀，嚴格把關，一絲不茍，表現出老一代編輯家嚴謹的治學作風，受到社內外同仁的高度贊譽。
　　從中學時代起，張中行先生開始接觸新文學，博覽群書，追求新知。在沙灘紅樓的大學四年，他開闊了知識視野，接受了科學、民主思想。畢業(yè)后，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思考人生問題，廣泛涉獵古今中外哲學典籍，研讀英文原版知識論、認識論著作，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哲學觀。
　　張先生博通古今，學貫中西，功底深厚，文筆奇高。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活力煥發(fā)，以古稀之年，筆耕不輟。1986年《負暄瑣話》面世，以沖淡平和的筆觸，寫人記事，懷舊傷遠，別具一格，令世人矚目。從此一發(fā)而不可收，《負暄續(xù)話》、《負暄三話》相繼問世，被譽為“當今的《世說新語》”。
　　此后，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佛教與中國文學》，張先生又接連出版了《禪外說禪》、《順生論》等專著，說禪道別開生面，論哲理發(fā)人深思，在海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
　　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又出版了回憶錄《流年碎影》。他檢點平生，傷逝感懷，寫盡世道人情，字里行間充滿滄桑之慨，飽含人生哲理，令人蕩氣回腸，尋味不盡。此時，另有詩詞集《說夢草》及雜文集《散簡集存》付梓。他的大部分著作結集為《張中行作品集》六卷，凡數百萬言，1995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他的書擁有廣大讀者，風靡全國。一時間，張中行先生成為二十世紀末學界矚目的文化老人。1995年中央電視臺“東方之子”欄目對他作了專訪。
　　張中行先生熱愛中國傳統(tǒng)文化,治學遍及文史、哲學、佛學諸多領域,是一位文化底蘊豐厚的“雜家”。他執(zhí)筆為文,以真面目見人,其文如行云流水,如話家常,舉重若輕,含蓄蘊藉,平實自然，沖淡而有韻味，靈動而又厚重，具有獨到的語言風格。
　　張先生一生愛國愛民，淡泊名利，生活簡樸，樂觀曠達，秉持貴生、順生、樂生的人生哲學，無論遭際如何，都泰然處之。他尊重科學民主、反對封建專制迷信，重視知識學習，強調教育對人的啟迪作用。他承傳儒家“民貴”思想，又富現代理性精神，時存悲天憫人之懷，多有洞明世事之智。他摩硯臨池，賞畫吟詩，與朋友共而其樂融融。他好交游，重情誼，寬厚待人，有平民意識，對后學晚輩關愛有加，是一位慈祥可親的長者。
　　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百年老人張中行的道德文章，智者風范、仁者情懷，永遠銘刻在我們心中！
　　張中行先生治喪委員會
　　
　　(3月3日《北京日報》，采訪者為該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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