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感謝民族文學作家會議主席李文求先生的邀請，使我有機會來到韓國，有機會在這里表達我的一些想法。 　　在涉及東亞文學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自己對韓國的文學可以說是一無所知。誠然，我可以找到一些理由來解釋自己這方面的無知。我的朋友白元淡教授告訴我，韓國在出版外國文學作品時，熱衷于對西方文學的介紹，對中國文學的介紹十分冷淡。中國也一樣，這些年來中國幾乎沒有出版過韓國的文學作品。
　　關心西方發(fā)達國家遠遠超過關心自己的鄰居，這似乎是亞洲國家共同的特點，但是這幾年情況開始改變。在中國，一些清醒的知識分子已經(jīng)將目光和研究的課題轉(zhuǎn)向自己的鄰國。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中，明確地表明了他亞洲作家的身份。1998年，主編《創(chuàng)作與批評》的白樂晴教授和崔元植教授來到北京，與中國的學者和作家進行廣泛的交流。
　　從相互關心到開始真正的交流，我相信這會使彼此獲得很大的收益。
　　在中國的《讀書》雜志舉辦的討論會上，當一位中國的學者問崔元植教授關于南北韓分裂的問題時，崔元植教授的回答使我吃驚，他說南北韓分裂并不是朝鮮民族最重要的問題，他認為最重要的是朝鮮民族是在中國、日本、俄羅斯和太平洋對岸的美國這四個大國的包圍中生存。崔元植教授的回答使我對韓國的學者和作家所倡導的民族文學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也就是白樂晴教授所指出的民族的良心和文學的良心。
　　同時，也讓我想起了一位偉大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這位在《農(nóng)民音樂的重要性》一文中寫道：“處理民間旋律是極端困難的。只要想到這一點就可以明白：民間曲調(diào)不是作曲家自己的作品，而是早已存在的作品，這便是最大的困難之一。另一個困難在于民間旋律的特別性格。我們開始必須認識這種性格，還要深入了解它，最后，在改編的時候要把它突出而不是掩蓋住�！�
　　
　　我相信文學也是一樣，一個優(yōu)秀的作家必須了解自己民族傳統(tǒng)中特別的性格，然后在自己的寫作中伸張這樣的特別性格。在中國，許多人都十分簡單地將現(xiàn)代性的寫作與其文學的傳統(tǒng)對立起來，事實上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互相推進的關系，因為一個民族的文學傳統(tǒng)并不是固定的和一成不變的，它是開放的，它是永遠無法完成和永遠有待于完成的。因此，文學的現(xiàn)代性是文學傳統(tǒng)的繼續(xù)，或者說是文學傳統(tǒng)在其自身變革時的困難活動。正是這樣的困難活動不斷出現(xiàn)，才使民族的傳統(tǒng)或者說是文學的傳統(tǒng)保持著健康的成長。
　　我感到，促使巴托克將其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安排在貧窮的農(nóng)村，音樂只是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更為深遠。雖然巴托克自己的解釋十分簡單，他說：“作為一個匈牙利人，我很自然地從匈牙利民歌開始我的工作，但是不久就擴展到鄰區(qū)──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可是只要從地理和歷史方面去了解一下這幾個在夾縫中的中東歐國家，就會對他們民族傳統(tǒng)中的特別性格有了更為清晰的了解。
　　我在想，當年巴托克從民間旋律中去尋找民族傳統(tǒng)中的特別性格，是否也是今天韓國的作家們所從事的工作？我在白樂晴教授的書中和崔元植教授的談話中聽到了這樣的聲音。我有這樣的感受，在大多數(shù)國家里，文學的興旺時常會伴隨著民族感情的復興，在韓國，在此基礎上，文學的創(chuàng)作又創(chuàng)造了這樣的感情。
　　我對現(xiàn)在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有了一些警惕，我不反對全球化帶來的進步，我只是想弄清楚構成全球化的基礎是什么？是同一性還是差異性？我的選擇是后者，我相信正是各國、各民族的差異才能夠構成全球化的和諧。因此在今天，尋找和發(fā)揚各自民族傳統(tǒng)中的特別性格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而且這樣的特別性格應該是開放的和互相交流的。
　�。ㄔ陧n國民族文學作家會議上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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