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展開本文的論述之前，先對論述對象進行界定。本文所論及的兄弟并不指具有血緣關系的因年齡不同而自然形成的長幼之序，而是指在社會交往關系中交往個體因某種需要而相互（或單方面）做出的一種身份次序的安排或稱呼。這種安排或稱呼一般地也遵循年齡原則，但是某個個體與另外的交往個體并不因為年齡的不同就自然形成“兄”或者“弟”的關系，而必須經(jīng)過某種儀式或認同，方可在交往雙方當中產(chǎn)生。稱兄道弟，這種說法的本身實際上也隱含了上述意思——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會用“稱兄道弟”這幾個字去描述兩位親兄弟的交往方式的。

　　界定了論述對象之后，筆者所要展開的第一個問題是：對稱兄道弟這種社會現(xiàn)象的描述。說稱兄道弟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這里并不存在夸張的意味。在中國，從村頭的混混無賴到街頭的流氓阿飛，從黑道上的幫派到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小群體甚至組織，從相互熟悉到路上的偶遇，都可以聽到“老大”、“老三”或“老兄”、“老弟”這樣的稱呼。另外我們從各種文化載體上也可以覺察到這種現(xiàn)象的普遍存在。首先要提到的便是我國的兩部古典小說——《三國演義》與《水滸傳》，前者的桃園三結義，后者的一百單八梁山好漢，在我國可以說是人人皆知，而且一經(jīng)提起，莫不豎起大拇指贊嘆不已的。其次便是當代多如牛毛的武俠小說以及現(xiàn)今根據(jù)這些武俠小說改編的充斥電視熒屏的古裝戲，很多人如癡如醉地欣賞著這些“成年人的童話”中的俠義英豪、江湖義氣，幾乎就要拉上幾個拜把子兄弟去所謂的“江湖”上行俠仗義了。再從各種現(xiàn)代影視片上看，內地的、港臺的，均有大量片子涉及到了稱兄道弟這種現(xiàn)象，其中以港匪片為甚。外國的警匪片筆者也看了不少，卻極少聽到過黑幫成員之間稱兄道弟。如果讓一位英文翻譯把這種稱呼準確傳神地譯成英文，可能會難倒他的。

　　筆者認為以上的描述已經(jīng)足夠地說明“稱兄道弟”這種社會現(xiàn)象在中國的普遍性和有研究的價值了。但是，描述性說明是膚淺的，他不能解釋“為什么”這樣的問題。下面是筆者所要探討的第二個問題，即“為什么”。

　　為什么中國人在一個接觸較為密切、頻繁的交往圈子里喜歡稱兄道弟？為什么中國人認為“兄弟”是比朋友更密切的更容易接受和認可的一種交往對象？筆者認為必須從中華民族的文化特性、社會結構特征中尋找。

　　中國是個農(nóng)業(yè)國家，自古以來一直以農(nóng)業(yè)為本，以其他各業(yè)為末，重農(nóng)抑末在中國實行了幾千年。中華民族世世代代都在過著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生活。這樣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必然導致人們社會交往、社會流動的缺乏，導致人們自我封閉和安土重遷。這種生產(chǎn)、生活方式和由之產(chǎn)生的人的特性，為統(tǒng)領中國幾千年的儒家文化和家族文化的誕生、發(fā)展提供了可能。其中，筆者認為家族文化處于更基本的地位，因為以儒家為首的一系列處世觀念、宗法制度、政治綱領、政治體制等均為家族文化的反映、抽象和轉化。家族文化這種文化模式在中國經(jīng)過幾千年的發(fā)展、鞏固，已經(jīng)牢牢地植入了中國人的文化本性之中。一部中國史可以說就是一部家族史。

正因為“家”在中國具有普適性，所以中國人小到日常生活交往，大到治理一個機構、一個地區(qū)甚至一個國家，都自覺不自覺地運用了某種與“家”有關的觀念和行為方式。

　　到這里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了：一種建立在農(nóng)業(yè)文明基礎上的家族文化導致了稱兄道弟在中國的盛行。進一步，稱兄道弟這種現(xiàn)象是與家族文化模式系統(tǒng)中哪一個環(huán)節(jié)發(fā)生聯(lián)系呢？這是筆者所要論述的第三個問題。

　　我們知道，一個家庭最基本的模式是由父母（夫妻）和子女（兄弟姐妹）構成的。此模式已可反映我國社會的基本交往結構。社會中的上下級關系、前后輩關系便是模式中的父母與子女的關系；
社會中的同事、朋友等關系便是模式中夫妻、兄弟姐妹的關系了。由此可見，稱兄道弟正是家庭中兄弟姐妹等橫向聯(lián)系在社會上的延伸。《論語·為政》中寫道：“孝乎惟乎，友于兄弟”；
賈誼也在《道術》中說：“兄敬愛弟謂之友”。這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表明，朋友之交不過是兄弟關系的延伸而已。然而，僅僅是如此而已嗎？恐怕未必，這里面應該還有文章。

　　我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這個詞來描述中國人的交往模式，并指出這種格局是一種以家庭中的自我為圓心的同心圓交往格局。一個人的交往對象首先是家庭成員，然后是家族成員，然后才是社會其他成員。這種過程，這種差序，使得中國人在交往中很容易找到自己行為態(tài)度的標準：對哪些人熱情，對哪些人冷淡；
對哪些人敬畏，對哪些人不屑。細細想想中國人的日常交往，覺得費老這個發(fā)現(xiàn)甚為了不起，它簡直說到中國人的骨子里去了。如果仔細觀察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中國人對熟人，對屬于他那圈子里面的人是充滿熱情；
對于陌生人，對于與他們無關的人，則表現(xiàn)出一種漠然甚至討厭的態(tài)度。筆者曾多次在郵局碰到這種情況：一位值班小姐正在面無表情，話語冰冷地為我辦理業(yè)務，同時還時不時與同事說幾句。但她回過頭與同事說話時的神態(tài)卻截然不同：有笑容，有熱情；
言畢，重新面對我時，又恢復到了冷若冰霜的樣子。我不得不為她臉上肌肉功能的健全而驚嘆。中國人在交往中出現(xiàn)的這種差序狀態(tài)是家族文化的反映，而稱兄道弟，也正是一種差序交往方式，它與郵局里那位小姐的行為模式有著某種共同之處。

　　中國人交友比較慎重，也往往喜歡區(qū)分一般朋友和密友。一個交往個體，當他在交往中覺得他所處的一個交往圈子比較密切，比較牢固時，他往往有一種以兄弟相稱的沖動，并且堅信，這種稱呼將會極大地促進個體之間的感情。因為這種方式會使得他們獲得這樣一種感受：本圈子中的成員之間是比一般交往朋友更為密切的，而且，成員之間位置的排定亦有利于成員的日常交往行為——他們覺得按照這種排定的位置交往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稱兄道弟無論對于整個朋友群體來說還是對于互稱兄弟的成員內部來說，都是一種差序交往方式。

　　不過，當筆者進一步對稱兄道弟這種差序交往方式進行思考時，覺得這種差序與費老所指的差序在涵義上有一定的區(qū)別。費老提出的差序格局是一種同心圓擴展模式，他是從交往對象對于交往主體的親疏遠近程度的不同所以造成了交往上的差別這個角度上來說的。中國人的交往行為、思維方式，中國的社會格局的確像費老所提出的同心圓擴展式的差序模式。而在稱兄道弟這種現(xiàn)象上面，筆者以為它不但反映了一種同心圓差序模式，而且更反映了一種階梯形的差序模式。

　　階梯形差序模式與同心圓差序模式并不矛盾，它們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這枚硬幣就是差序格局。同心圓差序模式反映了交往主體的交往發(fā)展方式以及由此帶來的態(tài)度改變，它描述的是這樣的一種情形：“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的關系……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鄉(xiāng)土中國〉，第27頁）；
而階梯形差序模式反映的是交往個體在交往中的地位差別以及由此形成的態(tài)度差別，它描述的是這樣一種情形：交往主體就像一段階梯中的一級臺階，無論他處在怎樣的交往模式中，他均可以找到比他高的臺階和比他低的臺階——即使只是在自己的意識觀念當中——然后他就可以以此為依據(jù)，對交往對象采取不同的行為方式和態(tài)度。

　　前面筆者所述的基本家庭模式中的兄弟姐妹關系會給人一種這樣的感覺：兄弟姐妹之間是平等的，不存在差序。然而事實上，在中國的家庭，兄弟姐妹之間亦存在著明顯的差序：長子比次子地位高，兒子比女兒地位高；
即使在一個家族當中的堂兄弟之間，亦因父親地位的不同而獲得不同的地位。所以說，中國的家庭，全方位地存在著階梯形差序。而整個這個社會，又是一個由家庭推而廣之的家族式社會，這樣的必然結果便是：中國社會是一個全方位地存在著階梯形差序的社會。

　　接著，筆者將進入第四個問題：從稱兄道弟這種現(xiàn)象上面對中國人的行為模式、思維模式進行一些分析。

　　首先筆者想說明的是：稱兄道弟有助于一個人位置的確定。這個“位置”并非指西方那種團體格局社會中屬于團體成員——個體——的那個“自我”，而是指一種階梯形差序中的某一級“臺階”。如果只稱朋友，則不太好確定屬于你自己的那一級“臺階”了。“朋友”一詞暗示著平等，合作，尊重個性，允許個體有著自己的天地�；シQ朋友的個體之間是靠著某種共同擁有的東西或相互承認并尊重的規(guī)則維系著，這種維系不會令你感到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力量壓著你，也不會令你有一種居高感和擁有特權感。而中國人所樂于從朋友中發(fā)展而成的拜把子兄弟這種關系，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成了拜把子兄弟，那么你在兄弟中的位置便確定了，換句話說，你便成了一級臺階�；蛟S有上一級，那便是你大哥；
或許有下一級，那便是你的小弟。總之，你已失去一種“平等”，形成了差序。這種不平等并不只意味著你處于劣勢，也包括了你處于優(yōu)勢這種狀態(tài)。而且，在兄弟這個整體與一般朋友之間，也呈現(xiàn)出一種階梯形差序——不平等，因為，對待兄弟顯然要與對待一般朋友不一樣。

　　梁山好漢李逵一身武功卻最后陪著他的大哥——宋江凄慘地服毒而死，就因為他們是拜把子兄弟，所以宋有權利，李有義務，于是不平等——無論對宋江還是對李逵——產(chǎn)生了。“桃園三結義”之一關公，為了大哥可以過五關斬六將；
張飛為了關公的死而亂發(fā)脾氣，結果死于小人之手；
劉備則置諸葛亮這個不是拜把子兄弟的朋友的勸說于不顧，不惜一切代價討伐孫權，其結果是阿斗“此間樂，不思蜀”。稱兄道弟到了這個份上，也可謂是千古絕唱了。中國人歷來都只是對他們的義氣津津樂道，少有人做出理論分析的。筆者現(xiàn)在把其列舉出來，只是想說明，中國人樂于在交友上營造一種階梯形的差序，而且能夠嚴格地按這種差序活動，甚至達到一種盲目的狀態(tài)也樂此不彼，以此為榮。

　　其次，由此推之我們就不難發(fā)現(xiàn)，中國人在行為上、思想上非常注意明確對象的地位、身份等具有差序性的標志，反過來其實也是注重自己正處于哪一級“臺階”，從而便于自己做出什么樣的反應。這種現(xiàn)象表現(xiàn)在兩種情況上。一種情況是，一個交往個體，當他面對一個初次進入到他的交往圈子的交往對象（譬如，最近搬來的鄰居、新來的同事、剛結識的朋友）時，他往往迫切地想知道對象的地位、身份等各種背景，要不然，他會覺得在這個交往對象面前是十分的不安，甚至不知所措。另一種情況是，交往主體并不想知道交往對象的地位與身份，因為該對象對他來說是無關緊要的（比如，一位匯款的先生對于郵局里的一位業(yè)務員），于是交往主體往往表現(xiàn)出一種漠然或者是居高臨下的態(tài)度。因為他在觀念中會認為對方處于下一級的“臺階”之上，除非他從對方的外表中認為對方處于更高的一級“臺階”，而此時他就會表現(xiàn)出一種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的。在以團體格局為特征的社會中，人與人的相處甚少出現(xiàn)上述情況。一方面，他們覺得個人有保守秘密的自由，與你交往是與你這個人而不是與你的背景；
另一方面，他們有著一種眾生平等、天賦人權的觀念，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尊嚴，就連街頭的乞丐，也是滿臉尊嚴，而施與者，臉上也并無一種居高臨下、施恩自傲之情�？梢�，一個以團體格局為特征的社會中形成的人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與一個稱兄道弟盛行的差序格局社會中形成的人的行為模式、思維模式是存在較大區(qū)別的。

　　最后筆者想論述的是：從稱兄道弟這種社會現(xiàn)象和由此抽象而來的中國人一般的行為模式、思想模式上面我們不難看出，從一般意義上來說，中國人平等觀念、主體意識不是很強。讀者也許會問：一個郵局里的業(yè)務員對你愛理不理的，他不是主體意識強烈是什么？筆者認為，這不是 一種強烈的主體意識，恰恰相反，他失去了他的“自我”，只是作為自己在觀念中設定的一級“臺階”而存在著。解思忠在其《國民素質憂思錄》一書中提到，“人格”一詞在中國過去的詞典里找不到——包括《辭海》，這令他很驚奇。其實并不奇怪，一種農(nóng)業(yè)文明孕育而成的家族文化并不要求你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因為這種家族文化已經(jīng)在社會上造就了一種差序格局。這種格局表現(xiàn)在一個人的社會位置定位上，思想觀念定位上，則是一種階梯形的差序模式，你唯一需要做的事便是找到你的那一級“臺階”，然后按照這些臺階之間形成的某種既定的規(guī)則去互動。這種社會互動模式貫穿于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現(xiàn)在仍很有市場。

　　總而言之，認真解剖、分析一下稱兄道弟這種在我國社會交往中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是可以觸摸到一些蘊涵在現(xiàn)象之下的反映我國國民性的一些特質的；
并且，這種分析與解剖有可能對改造我國國民性當中一些落后的東西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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