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以降，中國學界不斷爆出各種丑聞，從前年招博不公的“甘德懷事件”到不久前的“周長城抄襲事件”，從更早的“王銘銘抄襲事件”、“張汝倫抄襲事件”到去年“許傳璽院士丑聞”，直到剛發(fā)生的某教授涉嫌抄襲事件……學界可謂鮑魚之肆，其臭已久！

　　令人不解者有二，一則學界何以爆發(fā)如此多的丑聞，而且名牌大學更是重災區(qū)；
二則鮮見當事者主動認錯，亦未見當事者所在學術機構有何致歉社會、學界之意。

　　此中原委，若要深究，確乎有深宏遠大之問題存在，不得不令人三思。

　　當前學界之怪現狀

　　當代學界，任何一個有基本判斷力的學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在上述種種已被曝光的學術丑聞背后，隱含著更大更深———從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更丑的背景。多年來，中國學界創(chuàng)造力貧乏，但表面上卻作品倍增。那些抄襲剽竊之作在這些浩如煙海的劣質學術作品中，恰恰未必是最劣質的。因此，我們在質疑學術違規(guī)者學術品格的同時，尤不可忽略雖未剽竊實則極端低劣的學術場域及其形成環(huán)境。

　　劣質學術的表面原因在于學界、學人的急功近利，一些學術機構為了學術大躍進，給學人下達各種量化的學術指標，而一些學人也為了自身的利益，盡快“脫貧致富”、提高在學界的地位，而走上重量輕質的劣質學術之路。前述學術丑聞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發(fā)生的，君不見，多少人在數年間便著作等身，這身是怎么等的？除了一般非違規(guī)性的粗制濫造之外，不外下述幾招：

　　1 抄襲同行

　　抄襲港臺同行，在上世紀80年代尤其普遍。那時可謂國門虛掩，人們眼界尚窄，能夠抄襲港臺已屬難能，而且那一代學者確實也因為抄襲港臺給國內學界輸入了最初的新鮮血液，對他們不能過于苛求。

　　到90年代以后，國門開得大一些了，學界接觸的港臺作品也已經比較普及，出版界對于港臺學術作品已經逐步地可以自由出版，于是繼續(xù)抄襲港臺顯然既不安全，也缺少市場，于是不少人將抄襲的目光投向國外，因為抄襲國外作品被抓獲的可能性要小很多，雖有東窗事發(fā)的，例如王銘銘抄襲案、張汝倫抄襲案就是典型，但可設想，抄襲國外同行的事件，可能還有不少藏于冰山之下。

　　至于抄襲國內同行的情況當然是屢有揭發(fā)，不必細表。

　　2 一篇拆多篇

　　正規(guī)的學術論文一般不應該一稿多投、一文多發(fā)，多份學術期刊上發(fā)表的同一篇論文應該只算發(fā)表過一次。但是某些學界中人為了追求論文數量，將自己的一篇作品拆成多篇、改頭換面地發(fā)表，以此作為多篇作品的學術成果上報，這種情況與期刊知情的前提下依然發(fā)表以及非行業(yè)性一稿多發(fā)是不同的。這種情況隱瞞貌似多篇、實為一篇的實際情況，是明顯的欺詐行為，目的是為了騙取學術利益。

　　3 教授侵占學生成果 師生相互利用

　　由于學術期刊的行政壟斷性質，學術界發(fā)表論文也逐漸變得官氣十足，發(fā)表腐敗問題也就越來越嚴重。一些在學界混跡時間長、積累了良好人脈的教授、博導，學術期刊也愿意發(fā)表他們的論文，但往往因為忙于非學術事務，無暇研究問題、撰寫論文，而他們指導的學生因為希望盡快出道，掌握學術資源，也就比較努力；
另一方面他們缺乏發(fā)表論文的地方，因此師生之間可謂“互補”，于是我們就見到無數“合作”聯(lián)署的論文，教授、博導署名在前，學生署名在后，而真正的操刀者卻是學生。需要提及的是，有些教授與學生聯(lián)署的論文并非學生心甘情愿，而是迫于師生關系不得已為之，這些學生不應過分受到譴責。

　　教授們無暇寫論文卻依然能夠證明他們有“學術追求”和學術能力，而學生也可以盡早走出埋頭苦干、不見天日的境地，這樣可算一舉兩得，“一雞多吃”。雖然一些論文確實是合作作品，但是由于上述情況的出現，那些真正的合作作品反被牽連，導致學界不信任，那些嚴謹的學者也就不敢再與人合寫論文，以免被懷疑侵占他人學術成果。

　　有道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那些侵占學生成果的教授們往往難以了解學生寫作論文的真實情況。他們本應該清楚，那些急功近利的學生往往在學術上的品格與他們的人格是一致的，這些學生即使不是所有人都靠著東抄西湊炮制論文，但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人是靠著抄襲寫論文的。那些署名第一作者的教授，就必須承擔第一作者之責任，即使學生讓他吃了個啞巴虧，那也是活該。

　　對于教授們來說，最慘的是下面這種情況下的合著抄襲。

　　近年來不少高校把大學辦成“養(yǎng)雞場”，在對教師們提出發(fā)表論文數量要求的同時，也將此“定期生蛋”制度延伸到博士生，甚至碩士生，莫名其妙地規(guī)定博、碩生在校期間必須發(fā)表論文若干篇，不然就不給學位，這種霸王硬上弓的制度也是造成抄襲、虛假合著、買版面等一系列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某些教授心腸好，為了幫助學生脫困而不顧原則，主觀上并無侵占學生成果的企圖，但署上自己名字的學生論文就能發(fā)表，一旦學生的論文有抄襲，而且學生保持沉默的話，這些教授就是跳進黃河洗不清了。教授們?yōu)閹蛯W生而如此違背原則署名的情況依然在事實上構成侵占學生成果，因此學生澄清可能還起反作用：人們會認為這位教授不但侵占學生成果還將責任推卸給弱者———學生必然是受同情的。

　　4 找槍手代寫專著、論文

　　這是學界里最隱蔽也是最惡劣的學術腐敗，某些人為了評教授、博導，在學生或者熟人中物色有學術能力的人代寫專著和論文，由于他們與代寫人之間的關系特殊，例如代寫人有事情要求助于他們，或者他們可以借助自己的地位和能力襄助代寫人，這種情況極難被外界所知曉，一些局外的知情人也往往與其中之一者關系甚篤，因此也不可能將此類事情向外界公布。在這種學術索賄中，索賄者往往憑借索賄侵占的學術成果扶搖直上，并且其真實情況往往被知情人帶進墳墓。

　　這里要注意的是，那些代寫人往往是弱勢者，他們往往與索賄者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代寫人即使不愿意，也會為了諸如順利畢業(yè)之類的事情違心代寫，正如《刑法》上常常不處罰行賄人一樣，惡劣的在于索賄者。如果沒有索賄人，也就不會有違心行賄之人。一般而言，錢也好，學術成果也罷，都是其擁有人一點一滴勞動的成果，誰也不愿意輕易拱手送人。

　　學界怪現狀源于畸形學術機制

　　學界上述種種怪現象無不導源于一個基本原因，就是行政權力對學術資源的壟斷。壟斷是學界的萬惡之源。

　　目前以大學和研究所為主體的學術機構，由于壟斷導致管理方面主要存在下述問題：

　　1 財政不能獨立

　　公立大學的教學、科研經費主要從政府支出，于是政府對學術機構一言九鼎。政府給各學術機構的經費有一些特定的額度，這些經費對于大部分的學術機構來講都是遠遠不夠的。同時學術機構還被等級化，那些名校、名機構獲得的經費就多，而被認為水平一般的學術機構獲得的經費就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門對教學、學術機構具有支配權，教學、研究機構要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從事學術管理，就得繞過教育行政部門設置的很多人為障礙，尤其在學術資源匱乏的時候，教育行政部門的“學術”任務就會成為學術機構獲取學術經費的主要手段之一。

　　名校丑聞多也許恰恰就與經費比其他學術機構相對來說更容易獲得有關，那些經費少的學術機構反而丑聞少，或許是因為反正沒指望，也就少了急功近利的機會。

　　相比之下，一些來自基金會的資助經費還是能夠帶來嚴肅一點的學術。因與本文題旨無關，按下不表。

　　2 缺乏人事自主權

　　目前學術機構的用人機制，可以算是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幾個活化石之一了。行政壟斷之下的學術機構，常常扭曲地使用學人。

　　上述兩項學術管理鐵律導致學界無法形成共同體，學術考評的同行主權無法相應形成，學者喪失了學術主權。

　　學術行政化導致學術行政者對待本機構的學術，只在意是否符合主管學術行政部門的硬性要求，而不用過多強調學術水準。于是考評學術水平的高低不是同行評價，而是學術官員的認可；
是發(fā)表在所謂“核心期刊”上的論文數量，而不是發(fā)表的論文在本領域有沒有知識增量。

　　學者們也因為行政化的學術考評制度而長期從事自己未必愿意從事的學術研究，學術考評直接關系到學者的基本生存，他們的職稱、住房待遇、工資收入……一切都與這些考評制度相關。學者們無法在經濟上獨立，也就無法從事他們所希望從事的研究工作，他們的學術興趣就會腐蝕在無數的任務、課題之中，因為這些任務和課題能迅速給他們解決生存難題，提升學術職稱。對于許多人而言，高水準的學術論文或者專著固然也能給自己帶來學術榮譽，甚至也能夠解決生存問題，但與參與課題、完成委派任務相比，顯然不如后者速成，久而久之，真正的學術難以建立，而怪狀不斷的學界卻大行其道。

　　道歉與尊嚴

　　雖然學界丑聞頻傳，但真正給社會有交代的當事人也好、學術機構也罷，卻并不多見。

　　為什么會這樣？

　　想起90年前那位洪憲皇帝袁項城，帝制自為遭到唾棄之后，他尚能自擬撤銷帝制令，并且申言“總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有錯自擔，不諉過于人，不失英雄本色！而近五六十年來，國人居然爭相習得知錯不認的惡習，懦夫之懦一至于此，還不可悲？

　　造成這種不肯認錯后果的原因有深刻的社會背景，學術行政化所催生的畸形學術環(huán)境也包含了學術機構內部的官本位。官本位思想使得學術機構已經養(yǎng)成與官場相似的作風。那些出事的學術機構常常覺得丑事要掩蓋，例如某些高校發(fā)生學術丑聞之后的第一反應是控制本校的BBS，至于要在校報上報道或者評論更是跡近天方夜譚。再加上丑聞當事人的那些朋黨友好，或者說是一個利益共同體中的連襠人，更是百般曲意阿護，甚至恐嚇揭發(fā)人或其支持者！

　　與此相關還有一條潛規(guī)則也一直在毒化學界，就是罪錯遞增規(guī)則。當出現了第一個錯誤之后，掌權者會傾向于犯一個更嚴重的錯誤來掩蓋前一個錯誤，以至最后走上罪惡的頂點。在最近的一起涉嫌抄襲事件發(fā)生之后，就有傳言不斷散布出來，說是出版社考慮到被抄襲人的特殊身份擅自刪掉了注釋，甚至還有傳言說刪注釋的時候，出版社通知被抄襲人，并且得到了他的同意，似乎是被抄襲人現在出爾反爾。

　　明末大儒顧亭林曾言：“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套用到如今，完全可以說是“故學界之無恥，是為國恥！”因為學界代表了一個國家最高的思想境界、精神境界，如德國哲學家費希特所言：“學者的最高境界是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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