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感覺主義”可能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日本文學中的“新感覺派”，以及活躍在五四以后的中國“新感覺”作家群。一提“感覺”，肯定會讓人聯(lián)想到“風花雪月”的矯情與頹靡，時髦的話就是太“小資”了，怎么也應和沉重的“歷史”探索無緣。把“感覺主義”和嚴肅刻板地追求“真實”的史學連在一起，使這個詞很容易招惹人生出許多負面的想象，比如人們會想象那些具有豐富“感覺”并刻意突出其作用的人一定是對收集史料的活兒怕苦怕累，推三阻四才想出這么一個使自己輕松的辦法。可我認為，在當下的中國史學界內突出“感覺”的意義，并沒有故意趕時髦或聳人聽聞的意思，也絕沒有蔑視和輕松逃避史學積累工作的意圖。我恰恰認為，如果真能使自己的治史生涯擁有攝人心魄的“感覺”，最后達致“感覺主義”的境界，何其難哉！這輩子只能心向往之罷了。也許可以這樣理解，我在這里大談“感覺”的起因正是因為自己實在無法容忍目前史學界的一些治學弊端而做出的“矯枉必須過正”的無奈姿態(tài)。這姿態(tài)也許有些戲仿當年胡適的味道，一些人曾質疑胡適的“全盤西化論”，胡適的回答大意是說，咱中國人怎么可能真西化呢，但中國的傳統(tǒng)害人太深，不這樣提出問題如何能刺激他們走上變革之路？

　　為簡捷起見，我在此嘗試提出提倡“感覺主義”的若干理由：

　　第一，當今中國史學完全喪失了講故事的能力，換個文縐縐點的說法就是沒有優(yōu)秀的歷史敘事，反而對優(yōu)秀的故事敘述畏之如虎，避之如蝎，好像講故事只能和通俗、不深刻和“文學化”為伍。說句更狠點的話，二十世紀以后中國史學的敘事傳統(tǒng)就根本絕跡了，只擁有變幻不定的各種引進概念和圍繞這些概念做出的簡單歸納。而我們中國本來一直不缺乏優(yōu)秀的史學敘事傳統(tǒng)。《史記》中故事的豐富和生動自不用說，只是《史記》似乎老是被夸，可夸司馬遷的人都說他會“究天人之際”，卻對其漂亮的講故事手法保持沉默，以致于現代史學只充滿了專業(yè)化的暴力斷語和抽象符號，哪里看得到司馬遷的影子？

　　第二，中國當今史學完全喪失了想象力。中國史學缺乏想象力的原因是片面追求所謂客觀性和“求真”的效果�？陀^化和“求真”本來都是不錯的說法，但在中國卻象被念歪了的經文。首先我們要分清：客觀化非“科學化”，“求真”是一種人文愿望還是機械模仿？中國史學被“科學主義”（非“科學”本身）所毒害不是一天兩天了，“結構”“量化”“趨勢”“規(guī)律”的僵化表述使大多數中國史學作品活象一些毫無人文血色的貧血嬰兒。

　　第三，中國當今史學象個鸚鵡學舌的理論秀藝人。不會講故事也就罷了，現今的歷史學不但缺乏對歷史情境本身有深刻洞察的人文嗅覺，而且更進一步變成了西方理論的拙劣販賣者�，F在的大四學生都可開口閉口講兩段哈貝馬斯和福柯，卻對中國歷史的最深層邏輯的悟解隔之千里，以致于了解西學越多，對中國的理解能力就越弱，離真實的歷史就越遠。完全違反了理論增強歷史悟性的良性增值定律。

　　說到這點我也有需要自我檢討的地方，當年我本以為即使“矯枉過正”地生搬硬套一番西學理論，至少會對中國史學的最終革命有所助益，崇尚的還是“矯妄過正”的思路。這和九十年代的一場爭論有關。九十年代曾經有一個說法，即八十年代重“思想”，九十年代重“學術”。當時學界有兩派，一派認為八十年代的“思想”無根無基徒具口號的效應，九十年代通過“規(guī)范化”的形式才使得八十年代不著邊際的“思想”擁有了學術依據；
另一派則認定九十年代的“學術”僅是霸權條款而無人性靈魂。我當時堅定站在“學術規(guī)范化”提倡者們的一邊，但十年過去我卻發(fā)現，“學術規(guī)范”不但變成了學術制度日趨僵硬的助推因素，成為打壓真正有活力之學術創(chuàng)新的一個最好借口，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是歷史學走向靈性之前途的毒藥。

　　毒藥的癥狀是：概念使用越規(guī)范，就越有可能按照西方的社會科學的狀態(tài)去處理中國本土的問題�？尚Φ氖�，自以為對解釋中國歷史獨特性有用的新理論，卻把中國歷史恰恰理解成為一個西方道路的翻版，而與中國歷史的本來面貌愈趨愈遠。橫向移植的結果是打開了歷史學界研究的視野，變得非常熱鬧，但對中國歷史本原狀態(tài)的解釋是越來越弱了，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悖論關系。它可怕到不是應不應該或引不引進理論的問題，而是引進之后結果是否更糟糕的問題。這也引起了我的沉思，歷史教學中對西方社會理論的傳授目的是培養(yǎng)學生的“問題意識”，以致于缺乏“問題意識”一度變成了我們譏諷史學研究者抗拒理論訓練的一個口頭禪，但我的問題是，具備了理論訓練后，就自然而然地具備了洞悉歷史真相的能力了嗎？事實可能正相反，這可能有兩種情況，一是對“問題意識”的具備往往不是對中國歷史進行深刻洞察后獲知的結果，而往往只是對包裝某段歷史的理論教條耳熟能詳的一種表現。最明顯的例子是，大家似乎都知道“后現代”對史學的重要啟示意義，而且現在國內熟識“后現代”理論的“后學家”也是大有人在，但真正能運用或肯運用后現代理論觀察中國歷史的人卻寥寥無幾。因為這些理論販賣者持有歷史翻譯權就足以名聲顯赫，根本不需要再進一步應用這些理論去觀察中國問題，因為他們也聰明地知道，這一步所付出的代價要遠為艱苦得多。避重就輕，避難就易也就因此成為現在學術界的通病。

　　二是即使會熟練運用（或者準確說是套用）西方理論以建立自己的“問題意識”，卻毫無能力辨析這種所謂“意識”到底是簡單照搬西方的結果，或者僅僅是圖示西方歷史的一種投影行為，還是真正把握到中國歷史的圖景和脈搏？在這個意義上，單純強調“問題意識”極易造成一種誤導，以為掌握了一些理論皮毛和套用技巧就可以替代對歷史本身艱苦卓絕的體悟過程。你只要看看現在大多數的博士論文和充斥書店的學術專著就會清楚，這些學術產品都“規(guī)范”得很，如行文中都有明確的“學術回顧”和參考書目，有中規(guī)中矩的中間論證和最終的結語定論。但總讓人感覺到這些產品“規(guī)范”得越來越有“八股”的味道，似乎離歷史的真實感覺和狀態(tài)相差甚遠。原因何在呢？我認為就是太迷信“規(guī)范”和其建構“問題意識”所導致的后果。這些作品給人的印象是，某個題目的選擇背后都有一種理論預設作支撐。但作者對這些理論預設的遵循不是根據其與歷史本然狀態(tài)自然契合后的一種選擇，而是削足適履地使鮮活的歷史場景服從于一個個預先設計的“問題意識”，結果據此剪裁拼貼出來的歷史圖景之單調無趣可想而知�！皢栴}意識”的設計恰恰不是顯示中國歷史中人物活動的動態(tài)表現，而是某種即定成型的理論模式的反復上演。

　　我在這里提出“感覺主義”的重要性當然和歷史研究中缺乏鮮活的“人”的蹤跡有關。中國當代歷史書寫中缺乏對人的關注早已不是新話題。更可怕的是，這種“人”的缺席會被一種貌似新潮深刻的“理論”規(guī)訓所淹沒。為免誤解，最后我想談談“問題意識”與“感覺主義”的關系。

　　我并不是籠統(tǒng)地反對“問題意識”，而是反對沒有經過歷史感覺歷練淘洗過，而直接被理論規(guī)定性所強迫的一種貌似規(guī)范的學術行為。如現在有些學生倒是心中總有一種“學統(tǒng)”在，慢慢被規(guī)訓得知道什么時候應該在什么樣的學術傳統(tǒng)中提出什么樣的問題，但我總感覺這種問題的提出往往不是其自身經過對歷史過程的個體感悟得來的，而是不斷在某種“問題意識”自身的滾動復制中形成的一種提問方式，熟練、機械但缺乏靈氣，這就是其意識中缺乏對歷史細節(jié)動態(tài)的綿綿滲透般的感知能力造成的惡果。特別是史學界彌漫著一種高高在上的判斷，認為古人對事務的認知由于不如我們當今人知道得清楚，所以畢竟吾等具有“后見之明”的優(yōu)勢，對古人的智商時常缺乏敬畏之心是我們當今歷史學家的大毛病。古人老談“復三代”，我的理解是不一定“三代”事事就比當時強，但古人對過去歷史的敬畏使他們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位置，從而更加注意如何關注環(huán)境與自身處境的平衡關系。無奈我們這些搞歷史的人往往不知古人言行的深意，卻常常自我得意地妄下是非判斷，導致“問題意識”的建立充滿了自大虛矯的色彩。當然，這種毛病我自己身上也常常難以避免，故需時時自警。

　�。ù宋陌l(fā)表于《中華讀書報》2007年5月16日，改題為《提倡“歷史感覺”的若干理由》）

相關熱詞搜索：史學界 中國 主義 感覺 楊念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