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代”文學的重新提出

　　盡管在教育部門頒布的學科分類和各種版本的文學史中,“當代文學”似乎已是一個毋庸置疑的概念。它指的是對1949年至今(時間)發(fā)生在中國(地域)的文學現(xiàn)象的一個總體描述。但是,在什么是“當代”的理解和闡釋上,它卻是一個最值得懷疑的問題�！�80年代以來,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在處理這一概念上,出現(xiàn)了分歧”,“所有這些運用,確實都帶有‘權(quán)宜’的意味�！�(1)“這里存在著‘當代文學’一頭、一腰、一尾三個問題”,“它尖銳地暴露了‘當代文學’概念內(nèi)涵的諸多含混。”(2)“‘重寫文學史’的興起和‘當代文學’的崩潰并不單純是文學領(lǐng)域里的一場風暴,而是一場深刻的歷史地震,是一種歷史的興起和另一種歷史的沒落�！�(3)“問題首先是如何對‘當代文學’歷史意義作出評價”,“如何評價有三十年歷史的‘當代文學’?”(4)正如評述者所表述的那樣,“當代文學”的顯要性質(zhì)在于“尋找”,它的最終歸宿,需要在“重寫”中來完成。只有通過不斷的“重新提出”,“當代文學”才能獲取它歷史活力和“真正”含義。這樣的描述邏輯,就將“當代”文學始終置于不斷分裂、分化當中,最為清楚地記錄了80年代至今二十年間它真實的文學史寫作和研究狀況。

　　“當代”文學的“重新提出”,其主要根源是肇起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歷史重釋”運動�！八枷虢夥拧边\動的核心,是要對“文革”及其以前的“極左錯誤路線”進行全面檢討,而它的根據(jù),是對過去的“歷史”作“重新解釋”。這就勢必導致研究者對“當代文學的內(nèi)涵的理解發(fā)生重大變化。朱寨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的‘當代’,在這里是一個特指的時間概念”。它包含了“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這兩個時期。而就在對這個時期的“當代”文學的重新理解上,發(fā)生了將《講話》的“本身命題”與對《講話》的“片面發(fā)揮”人為分離的歷史敘述。作者聲稱:“建國后文學思潮的流向、起伏,無不受政治形勢和政治運動的制約”,原因即在,“黨和國家的領(lǐng)導者毛澤東同志對文藝的特別關(guān)心有很大關(guān)系”�！皬摹稇�(yīng)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開始,他連續(xù)發(fā)表了《關(guān)于紅樓夢研究的一封信》、《關(guān)于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的序言和按語》、《關(guān)于文學藝術(shù)的兩個批示》等�！边@些文章和文件,根據(jù)當時的政治形勢和需要而提出,引發(fā)的是政治運動。這樣,“對于《講話》精神的闡釋發(fā)揮也就不能不走向片面極端,這就是反復強調(diào)其中關(guān)于文藝從屬于政治路線、為政治服務(wù)和文藝批評的政治標準第一等觀點。對于《講話》中的其它一些重要命題,如‘我們的政治性應(yīng)該與真實性統(tǒng)一的’、‘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現(xiàn)實主義’等,卻被置之不顧或偶爾提及”。到后來,則“被‘四人幫’利用,用‘文藝黑線’和‘黑八論’一網(wǎng)打盡,這是現(xiàn)實主義的悲劇”。正因為如此,所以需要對“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作出重新評價”,其目的是,“反顧歷史,尋根究底,正本清源”(5)。

　　盡管朱寨的論述含有“權(quán)益”色彩,但他以“概念分離”的方式重建“當代”文學的主張,在當時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文學史敘述。他這種將“毛澤東同志”建國后的一些具體“文章和文件”與同一個作者建國前《講話》“其它一些重要命題”,以及“四人幫”的極端言論相剝離,將“始終與革命的政治思潮相聯(lián)系”的現(xiàn)實主義與“受政治形式和政治運動制約”的現(xiàn)實主義加以區(qū)分的文學史表述,克服了當時歷史的“難度”,確實讓我們看到了另一個不同于以前的“當代”文學。不過,這種“當代”文學的表述,雖然表面上與當時“去政治化”的文學思潮緊密匹配,反映出文學研究界的重要走向和價值追求,它仍然難被看做是所謂的“純文學”主張。這是因為,這一文學建構(gòu)的“說服力”,是通過對中國歷史國情的特殊分析來達到的,更重要的是,與它“重新評價”和“正本清源”的對象一樣,與現(xiàn)實的政治實踐聯(lián)系在一起,并在“改革開放”政治運動的保證中,推動著這一“話語方式”在新的文化環(huán)境中“體制化”地實現(xiàn)。(6)由此可見,這種“概念分離”最終實現(xiàn)的并不是“純文學”的訴求,而是“當代”文學的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革命現(xiàn)實主義”的歷史性回歸,它要縫合“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所造成的“話語裂痕”,并在此基礎(chǔ)上重述什么是他們所認為的“當代”文學。因此,它更積極的目的是,清掃過去文學中的“錯誤觀點”,激活革命現(xiàn)實主義文學內(nèi)部殘存的歷史活力,賦予它以新的含義,而作為比“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更高階段的文學,也在這一文學史表述中被悄然地預設(shè)。在20世紀,不光在“當代”文學的建構(gòu)中,其實在其它時候也都發(fā)生過通過將概念“撕裂”來實現(xiàn)它的轉(zhuǎn)換與重造的做法,如“五四文學”將宋代以后的“通俗小說”從古典小說系統(tǒng)中撕扯出去,并將它與“西方文學”一起整合成今天我們知道的“新文學”,1949年的“人民文藝”通過與“五四文學”的分離來實現(xiàn)自己的目的等等,都是如此。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所謂“當代”文學也是可以作為“當時”文學或“當下”文學來看待的。

　　但朱寨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前言》中一直試圖回避這方面的“嫌疑”,他告訴我們:“這里的‘當代’不是當前的意思,而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概念�！�當代文學’的命名,主要是為了與其前后相銜接的‘現(xiàn)代文學’和‘新時期文學’相區(qū)別。”他確信,“不管將來人們改用什么名稱,或者它包含在一個更廣泛的時間概念(如‘20世紀文學’)中,我們認為它在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學思潮史上,都具有相對獨立的階段性和獨立研究的意義�！�(7)然而,無論作者對“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的“重新評價”看,還是其在這部著作中所輸入的新一套的“價值系統(tǒng)”看,它都可稱為標準的“新時期”意義上的“當代”文學,是與“當時”意識形態(tài)緊密結(jié)合著的那種“當下”(也即朱寨先生所說的“當前”)的文學史描述。其實,既然“歷史重釋”運動是要將過去的一切“推倒重來”,追求的正是“一種歷史的興起和另一種歷史的沒落”的宏大目標,那么,將“當代”文學的概念轉(zhuǎn)換為“當下”文學也是被允許的,代表著一種理所當然的“文學合法性”。我們所知道的所有通過“敘述”而存在的“歷史”,不都具有這樣的品格嗎?“可見‘當’的本意就是表明一種現(xiàn)存的實在的處于轉(zhuǎn)換過程中的關(guān)系”,“漢語的‘當’也有一種過去式的用法比如‘當初’、‘當年’,不由讓人對‘當’的往后延伸的生命力產(chǎn)生豐富的聯(lián)想�！�(8)

　　二、“當代文學”與“新時期文學”

　　朱寨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從1949年“當代”文學的源起一直寫到1979年11月16日第四次“文代會”召開。如果說他以回到胡風、馮雪峰的“革命現(xiàn)實主義”的方式去反思毛澤東的“政治現(xiàn)實主義”,從而實現(xiàn)了“當代”文學與1979年“當下”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緊密結(jié)合的話,那么我們考察這一概念內(nèi)涵在1979年后的變化,就不能不繼續(xù)研究“當代文學”與“新時期文學”的關(guān)系。如果說“當代文學思潮史”是要修復“五四文學”——“左翼文學”在“當代文學”歷史過程中的“正宗”地位,“新時期文學”則是通過對“當代文學”的替代賦予其“人的文學”也即“世界文學”的新的內(nèi)涵。某種意義上還可以說,“當代文學”的“錯誤”(1979年以前),正是為“新時期文學”提供了新的生成機遇和發(fā)展的空間。

　　1949年周揚在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導下提出的“當代文學”,是一場從“世界”退回“本土”的中國式的文學運動。雖然“當代文學”最初被冠以“新中國文藝”的名稱,但它卻是以脫離被“世界文學”所包裝的“五四新文學”的歷史軌道為價值指歸的。誠如他在《新的人民的文藝》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最偉大的啟蒙主義者魯迅曾經(jīng)痛切地鞭撻了我們民族的所謂‘國民性’,這種‘國民性’正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在中國長期統(tǒng)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種落后精神狀態(tài)�！倍�要落實“形成”“無愧于偉大的中國人民革命時代”的“新的國民性”的現(xiàn)實目標,其途徑是:“仍然普及第一,不要忘記農(nóng)村”。這是因為,“文藝已成為教育群眾、教育干部的有效工具之一”(9)。在這樣的表述中,“世界”被等同于“帝國主義”的概念,世界文學中的“人的文學中心論”則為“民間文化中心論”所代替。這種源于冷戰(zhàn)背景的清除作為“世界文學”核心價值的“人的主體性”的文化邏輯,也在茅盾后來的《夜讀偶記》得到了體現(xiàn)。一方面,作者承認,18世紀啟蒙派的現(xiàn)實主義和19世紀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抓住了人物的個人性格和社會環(huán)境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把它批判為“唯心主義”的“抽象‘人性’、‘文藝自由’、‘藝術(shù)家的良心’”。而站在“創(chuàng)作方法和世界觀的關(guān)系”和“現(xiàn)實主義與反現(xiàn)實主義的斗爭”這“兩個問題”上來立論,于是他得出的結(jié)論便是文學中“人的主體性”其實就是“資產(chǎn)階級”的思想和感情的表現(xiàn)。(10)這樣,“世界”性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思潮,就被簡縮為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中國的“當代文學”因為堅定的思想價值立場而被標榜為“喜聞樂見”的本土文學。

　　1978年后,隨著中國社會的全面“走向世界”,“新時期文學”又重新回到對“世界文學”價值體系和審美規(guī)范的認同當中�！靶聲r期文學”的歷史意義,被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當代文學研究室編寫的《新時期文學六年》、北大中文系當代文學教研室撰稿的《當代中國文學概觀》揭示為:“任何強有力的文學繁榮,都不能拒絕外國文學藝術(shù)的有益影響”,而中外文化交往的正常開展和日益頻繁,對于“打開我國作家和讀者的眼界”和“民族的文學形式和手法的創(chuàng)新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11)。“揭示人物命運的內(nèi)涵,也就揭示了人物的復雜性、豐富性”,這時的“人物的描寫已不再是‘文革’或‘文革’以前時期的人物性格的單純化”,“人生的價值”也已成為“一批青年作家追求的課題”(12)。如果說,兩部文學史所建構(gòu)的“新時期文學”在描述上還與現(xiàn)實政治難解難分的話,那么,劉再復發(fā)表于1985年與1986年之交的長篇論文《論文學的主體性》則明顯以“超前的意識”脫離了本土,而為“新時期文學”注入了明確和強烈的“世界”色彩。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這篇論文對新時期文學研究的發(fā)展有巨大作用,但在文章中,劉再復仍然在運用周揚、茅盾那種“二分法”描述方式,他歸納的“世界文學”范疇的詞匯有內(nèi)宇宙、人的主體、文學的主體性、創(chuàng)造主體、精神主體、審美個性、創(chuàng)造性、文學是人學、人的靈魂、超越意識、超我性、憂患意識、博愛之心、美的普遍性、懺悔、痛苦、超現(xiàn)實主義等等,歸入“本土文學”的則是抽象的階級性、群體存在、政治運動、消極、被動、主體性喪失、遵命文學、外宇宙、人的異化、工具性、機械反映論、機械決定論等等。也就是說,他同樣是采取“壓抑式”的文學史敘述,完成了“新時期文學”對“當代文學”的替代的過程。于是不難看出,正是在這樣的文學史敘述中,對50年代至70年代歷史/文學相對深入的了解,使人們更為清楚地理解80年代歷史/文學的意識形態(tài)特征。它使我們進一步理解,80年代的許多思想、文化和文學論爭,在很大程度上不是80年代與50年代至70年代不同文學立場間的交鋒,而是80年代在如何理解50年代至70年代“當代文學”上思想、話語沖突的呈現(xiàn)。顯然值得關(guān)注的,是“新時期文學”所反對的歷史/現(xiàn)實、文學/政治的二元區(qū)分,并沒有在它自身的建構(gòu)中得到有意識的反省,反而被人們視為“本來如此”,在繼續(xù)籠罩著“新時期文學”的描述思路。

　　也許我們更應(yīng)該關(guān)心的不是“新時期文學”排斥、替代“當代文學”的歷史性的“豐功偉績”和某種“進化論”因素,而是1976年以前的“當代文學”何以被統(tǒng)統(tǒng)抽象為“非人化”的文學歷史?假如說歷史性反省80年代文學與50年代至70年代文學的關(guān)系,是基于擺脫固有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的深度干擾,使其呈現(xiàn)出更為豐富、復雜的研究維度,那么究竟該如何重新識別被80年代所否定、簡化的50年代至70年代的歷史/文學?它們本來有著怎樣而不是被80年代意識形態(tài)所改寫過的歷史面貌?另外,哪些因素被前者拋棄而實際上被悄悄地回收?哪些因素因為“新時期文學”轉(zhuǎn)型而受到壓抑,但它卻是通過對歷史“遺忘”的方式來進行的?上面提到的兩部代表性的文學史著作和著名長篇論文,都曾發(fā)生過類似“遺忘”或“改寫”的情況。舉一個例子,《當代中國文學概觀》第四編第五部分“50年代中期的短篇小說”提到過一些作家“寫真實”、表現(xiàn)“愛情生活”的現(xiàn)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給予了肯定。但在第六編對“新時期”的王蒙、張潔等人對相同主題、題材的繼續(xù)開掘、深化時,卻只字不提它們之間在不同歷史語境中的某種內(nèi)在傳承和關(guān)聯(lián),壓抑了當時應(yīng)該不少的對這些內(nèi)容的思考和表現(xiàn),相反,在“新時期小說創(chuàng)作概述”中,兩個歷史階段卻被敘述成“斷裂”、“對抗”的緊張關(guān)系,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化/文學便在新的歷史敘述中被整合成一個“整體性”的文學史事實。這樣,當“新時期文學”在“歷史空白處”起步的時候,這種“‘重寫文學史’的結(jié)果,卻形成了新的‘歷史空白論’”,“這樣的一種文學史理解,為了‘拯救’當代文學的歷史”,然而它的“概述”和分析,反而將“當代文學”變成了一個“無效的概念”和“不合法的概念”。(13)但是,類似的警告并沒有引起所有當代文學研究者的重視,許多人至今對文學史描述置信不疑,因為按照“世界文學”與“本土文學”的歧視性重新分類,比“當代文學”更為“進步”的“新時期文學”,正好符合的是當前中國的大文化語境和歷史前進的方向,它象征著一種“與時俱進”的明智選擇。

　　三、“當代文學”與90年代的“當代文學史”

　　歷史重釋并不只是發(fā)生在80年代,它在90年代后繼續(xù)以隱蔽和曖昧的形態(tài)發(fā)展,并把“文學史敘述”納入它的文化邏輯之中�？梢钥吹�,在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孟繁華、程光煒的《中國當代文學發(fā)展史》,董健、丁帆、王彬彬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編》和吳秀明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等文學史著作中,它們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給“當代文學”新的質(zhì)疑和命名。

　　陳思和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以“遺忘”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積淀的方式試圖敘述一個“真正”的、“與現(xiàn)實無關(guān)”的“當代文學”。他通過富有啟示性的“潛在寫作”的發(fā)現(xiàn),為90年代后成為主潮的“純文學”(專指先鋒文學)的發(fā)展確定了一個具有說服力的理論支持,目的是“打破以往文學史一元化的整合視角,以共時性的文學創(chuàng)作為軸心,構(gòu)筑新的文學創(chuàng)作整體觀。它不是一般地突出創(chuàng)作思潮和文學體裁,而是依據(jù)了文學作品創(chuàng)作的共時性來整合文學,改變原有的文學史面貌”(14)。這樣的努力當然是不乏“好意”的,確實使過去那種過分依賴文學史知識的沉悶局面為之有很大改觀。如果不算是“有意挑剔”的話,那么以“文學作品為主型的文學史”必然又對“以文學史知識為主型的文學史”構(gòu)成了新的侵犯和壓抑。這種“以介紹和賞析優(yōu)秀作品為主”的“當代文學”,顯然是以“遺忘”“文學史知識”為歷史代價的(實際上指的是與“優(yōu)秀作品”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還有“共時態(tài)”的文學生產(chǎn)、文學制度、文學運動等等因素);這種文學史,告訴后代文學青年的是一個在人為敘述中得以“凈化”的歷史環(huán)境及其面貌。它當然有存在的理由,尤其是與“告別革命”的90年代實現(xiàn)歷史合謀的時候。但是這樣,是不是又回到了錢理群、黃子平和陳平原的“20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的歷史認識起點?在當時,他們就是要通過壓抑、貶低“左翼文學”來修復和抬高“自由主義文學”的“歷史正統(tǒng)性”。例如黃子平說道:“我覺得‘悲涼’美感,依據(jù)的就是20世紀中國文學所‘意識到的歷史內(nèi)容’來概括的�！蹦承┳骷易髌�,在某個文學時期,其歷史內(nèi)容暫時處在“隱伏”狀態(tài)。以此為根據(jù),他批評了孫犁“很昂揚,很明亮”的“荷花淀”小說,與此相反,卻對同位作者“頗為‘悲涼’”的“蕓齋小說”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另外,他還舉了“大躍進民歌”這個很惡劣的例子。(15)當然,站在80年代立場上,無論黃子平的“厭惡”還是“肯定”,都能獲得我們今天的“歷史的同情和理解”。不過,90年代后,這種以歷史“遺忘”為主體的作家作品評價系統(tǒng)為什么還在發(fā)生“效用”?它繼續(xù)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卻是需要認真質(zhì)疑的另一個問題。

　　董健本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的為文風格是咄咄逼人的,它的“咄咄逼人”即來自于固定不變的歷史的自信,而這種自信就建立在對近年來某些文學史著作“歷史補缺主義”、“歷史混合主義”、“庸俗技術(shù)主義”的清理和懷疑上�！盀榱苏鎸嵉匕盐罩袊�當代文學的根本特征與歷史定位”,他們的理解是,“必須有一個基本的價值判斷的標準,這就是人、社會和文學的現(xiàn)代化”,必須“使歷史‘鏈條’中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合乎邏輯地銜接起來”。而這個價值判斷標準即是,第一,“看它是繼承、發(fā)展‘五四’傳統(tǒng),還是背離、消解這一傳統(tǒng)”,而以“左翼文學”為理論支撐的“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顯然是消解前者價值的“文學工具化即政治化傾向”的代表性現(xiàn)象;第二,“文學的‘民族情結(jié)’與文學的世界眼光和啟蒙意識”;第三,“作家的精神狀態(tài)與人民大眾的精神生活”(16)。這樣的文學史表述,即使再帶著90年代的“面孔”,仍然讓人一眼就看出它與《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新時期文學六年》、《當代中國文學概觀》等著作的“高度雷同”。除了它對個別作家作品的評價尚有一些“新意”,它的整個文學敘述和判斷,很難說得上是什么“新稿”。問題就是,除了它通篇使用我們并不陌生的“歷史肯定主義”的思想資源和話語風格之外,人們基本看不到它是在什么樣一種“歷史語境”和“道理”上,能夠使之重新獲得歷史的活力和言說能量。當然,它依然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它的研究價值就在于這是怎樣一種90年代意義上的“當代文學”。

　　董本的寫作邏輯是,把“90年代”出版的“當代文學史”拉回到“80年代”啟蒙式的文化理想之中。這種立場的重復性建立,一方面是基于對90年代后大眾文化庸俗現(xiàn)象的強烈不滿,另一方面則是針對“歷史混合主義”、“庸俗技術(shù)主義”當代文學觀的批判和警惕。說老實話,它的出發(fā)點是沒有問題的,它對“非文學化”現(xiàn)象的堅決拒斥應(yīng)該被看做是一種難能可貴的“人文精神”。但問題在于,在現(xiàn)實中,或在20世紀的文學史、精神史中,究竟有沒有一個固定不變和唯一性的“五四傳統(tǒng)”?具體在80年代,有沒有一個至今未變而且大統(tǒng)一的“80年代”?人們并沒有在該文學史的敘述中得到具有任何說服力的結(jié)論。這一問題,實際在學術(shù)界存在著很大的爭議,至少在目前,任何歷史敘述還都不對別的敘述具有支配性的“真理”話語的地位。其實即使“五四”,也存在著文化意義上的“多種面孔”,有著陳獨秀激進文化式的、胡適保守主義式的、魯迅思想文化式的和周作人的自由主義式的對于“五四”的多種甚而非常矛盾的理解。那么,有什么理由就把極其豐富、多樣的“五四傳統(tǒng)”簡單“窄化”為“魯迅的精神”?有什么理由可以無視80年代“當代文學”生產(chǎn)過程中的復雜性、沖突性,以及產(chǎn)生的文學形態(tài)的多樣性,而強硬地說,只有一個“80年代文學”,它的根本性質(zhì)就是“新啟蒙”?如此去理解,那么董本的“當代文學”實際是在用“唯一”來概括“復雜”,當歷史“鏈條”被人為敘述“合乎邏輯地銜接起來”,那么它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在90年代寫作出版的“80年代”的“當代文學史”,并沒有給人什么“新稿”的激動。

　　應(yīng)該說,無論在文學視野還是在治學方法上,陳本都比董本有著更為開闊的眼光和新銳意識。它在“緒論”中對“當代文學”的新的建構(gòu)無疑給文學史寫作增添了許多活力和值得重視的可能性。我們能夠理解當代文學史研究專家的多樣嘗試,但這不應(yīng)該是本文討論的起點。我們的疑惑是,就像李陀為了“批判”90年代文學中的某種媚俗化傾向而重新提出所謂的“純文學”一樣,陳本試圖求證的“先鋒文學”作為一種80年代的文學“主潮”而高于“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判斷是否可靠?與此相聯(lián)系,如果說“文學作品”比“文學知識”更能夠培養(yǎng)學生的“藝術(shù)感受”,那么文學史知識作為一種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jié)和反省,是否就因此而毫無存在的價值?這種二元對立式的文學史研究模式,究竟是一種歷史的進步,還是在原地踏步?也需要認真反省并作出進一步深入而細致的分析,恐怕不宜過早地得出結(jié)論。應(yīng)該說,這同樣是李陀意義上的“純文學”的文學史敘述,是不滿于過去文學史寫作中意識形態(tài)糾纏的突破和實驗,是一回再次強調(diào)“20世紀文學三人談”的立論基礎(chǔ)和研究方法的發(fā)生在90年代文學史撰寫熱中的新的努力。但值得追問的是,這種誕生于80年代的新啟蒙兼有自由主義的文學立場為什么被挪用到今天,它是在哪些層面上被挪用的?這種作家作品的評價系統(tǒng)究竟在哪些層面仍然發(fā)揮作用,而在哪些層面上已被證明是無效的、無力的?陳本的“當代文學”并沒有給讀者提供多少有說服力的歷史依據(jù)和充分的理由。

　　但是顯然,90年代的“當代文學史”著作都已失去了號令天下的權(quán)威性,同一歷史時期“現(xiàn)代文學史”內(nèi)部高度的學科共識和一致步伐,在“當代文學”學科中簡直已經(jīng)成為了一個不可想象的神話,當然,它同時也暴露出了“現(xiàn)代文學”學科在僵化狀態(tài)中的全面的危機,而這一點,恰恰被一種非常良好的學科感覺所深深遮蓋和“遺忘”。這也同樣是“無法理解”的。從當代文學內(nèi)部表面和潛在的爭議看,90年代的“當代文學”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嚴重分裂的、多元化的歷史現(xiàn)象。原因即在,如果說80年代的意識形態(tài)還能勉強說是比較一致的文化狀態(tài),那么90年代后的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因為它所謂的“多元化”而成為四分五裂的思想的碎片,而“當代文學”寫作的周邊,就被這種極其混亂的意識形態(tài)多樣話語所糾纏、所困擾,必然會面臨如此空前的危機和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一方面,歷史重釋繼續(xù)在影響著文學史的規(guī)劃和研究,與此同時又在干擾、制約著一種更為積極、有效的“當代文學”的學科認同和良性的發(fā)展。人們與其是在質(zhì)疑已經(jīng)出版的多種當代文學史著作,不如說更想質(zhì)疑的是它們背后的那種“歷史重釋”的歷史有效性。

　　但我們能夠理解的是,當“90年代”的當代文學史著作“這樣”處理當代文學的問題,它們一定有一個不同于“打倒‘四人幫’”和“新時期”的態(tài)度與立場。如果說,“每一代人,無論過去或者未來的每一代人,都活在自己的當代”,“盡責于‘當代’,才好進入歷史和未來”的話,(17)那么,“90年代”當代文學史歷史敘述所發(fā)生的重大變化,則可以理解為,歷史重釋活動中“撥亂反正”和“走向世界”的部分因為時代語境的劇變而理所當然地被剝離了出去。90年代后,隨著西方“資本”及其經(jīng)濟全球化的大肆入侵,更隨著中國社會被全面而深度地納入世界歷史進程,《中國當代文學思潮》、《當代中國文學概觀》和《論文學的主體性》所擔憂的冷戰(zhàn)年代中國當代文學“自主性”缺失等等,顯然不再是一個緊迫而敏感的“當代”問題;它的“當代”問題是,如何堅持“本土化”立場以迎接“全球化”的嚴峻挑戰(zhàn),如何以“文學的方式”思考當代的歷史和現(xiàn)實問題,即以“文學”的立場來反抗全球化與大眾文化的全面侵略。這樣,一度被90年代大眾文化所壓抑的“重寫文學史”、“純文學”、“五四傳統(tǒng)”等新啟蒙話語,再次被請回到90年代的“當代”語境中來,并釋放出一度曾經(jīng)喪失掉的敘述活力。如果如此去理解,那么《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的確又是一部在歷史復原過程中出現(xiàn)的“新稿”。當然,也有人不認為它們的返回就一定具有新鮮的文學史意義,不認為僅僅為了“反抗”一定會是文學史研究的進步之路。這就是有的研究者所擔心的,它們是否會“忽略了‘當代文學’形成的特定歷史語境和文化邏輯,而以‘現(xiàn)代文學’衍生出來的統(tǒng)一‘美學’標準衡量‘當代文學’,因而抹去了‘當代文學’的獨特性”(18)。

　　四、“當代文學”與“現(xiàn)代文學”

　　“當代文學”在“當代”認同意識上的左右搖擺,很大程度上是“現(xiàn)代文學”對它所形成的歷史壓力。“現(xiàn)代文學”學科方向的強大的穩(wěn)定性和自我統(tǒng)一性,使“當代文學”被迫與“當代”的各種話語發(fā)生這樣那樣的糾纏,因而一直處在過分批評化的話語混亂狀態(tài)。

　　“現(xiàn)代文學”的文學史意識是在“當代”形成的,具體地說,它的所謂“當代”實際上就是“80年代”。對于王富仁、錢理群、趙園等締造了“現(xiàn)代文學”文學史意識的一代學界“新人”而言,“80年代”既是他們“告別”的年代,又是其“新生”的年代。“告別”是指由于“文革”后歷史重釋使他們有意“中斷”了與他們過去歷史的聯(lián)系(他們幾乎都是“文革”前的大學畢業(yè)生,或就讀于此時期),而“新生”即是按照歷史重釋的邏輯而建立新的歷史落腳點。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魯迅、沈從文、徐志摩,事實上并不完全是歷史上的魯迅、沈從文和徐志摩,而是根據(jù)80年代歷史轉(zhuǎn)折需要和當時文學史家(例如錢理群、王富仁、趙園等)的感情、愿望所‘重新建構(gòu)’起來的作家形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由于剛剛經(jīng)歷‘文革’浩劫,文學史家精神生活和文學生活最缺少的是什么?就是面對苦難、荒誕時堅持自我的勇氣,就是‘純文學’的執(zhí)著和那種極其浪漫、理想的愛情傳奇。而80年代那一代文學史家的生命中是缺乏這些東西的,它們恰恰正是魯迅、沈從文和徐志摩們的強項。于是,80年代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就這么‘發(fā)現(xiàn)’并‘建構(gòu)’了魯迅、沈從文和徐志摩。”“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并通過他們的學生或?qū)W生的學生所不斷研究、發(fā)掘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不就是‘80年代’意義上的那個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么?”(19)這就是說,他們要拒絕的是左翼文學建構(gòu)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歷史邏輯,與此同時,則用80年代所理解的“五四傳統(tǒng)”(主要是它“反封建”和“個性解放”的那部分內(nèi)容)來敘述另一個新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這就是以“啟蒙與救亡”說為中心的新啟蒙論由此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建立起絕對權(quán)威的全部邏輯。

　　因此可以說,今天的現(xiàn)代文學是有意貶低左翼文學的那個“現(xiàn)代文學”,今天的現(xiàn)代文學的歷史敘述即是自由主義文學的歷史敘述,或者再可以說,這是一部根據(jù)80年代清除“極左文化路線”緊迫性而被狹窄化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現(xiàn)代文學的上述歷史特征與它所擔負的思想啟蒙的歷史使命是和諧、一致的,具有不容置疑的歷史必要性、合理性與積極意義�！�(20)作為這樣一部文學史的經(jīng)典著作的是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合作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在其出版11年后,該教材仍在其“修訂本”中強調(diào)說:“‘文學的現(xiàn)代化與民族化’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必須解決的歷史性課題,在某種意義上,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正是在這二者的矛盾張力中發(fā)展的�！�(21)作為一種貫穿性的歷史邏輯,“現(xiàn)代文學”一直在用這樣的思想視野延伸和擴充著自己的學科勢力范圍,它所重視的,是那種“帶‘當代評論’性質(zhì)的文學史敘述”(22),“現(xiàn)代文學”的“當代評論”顯然在歷史層次上要明顯高于“當代文學”的“撥亂反正”和“走向世界”的文學史敘述,它克服了前者急功近利的政治目的和色彩,同時在學理層面上巧妙對應(yīng)“打倒‘四人幫’”的“極左化”而高舉“四個現(xiàn)代化”的新時期的總體社會藍圖。它對“撥亂反正”和“走向世界”文學意識形態(tài)的超越,即在通過文學史形式而支持了80年代以來近三十年的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從而使“文學現(xiàn)代化”成為壓倒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中其他次要、邊緣文學敘述的唯一存在的歷史敘述。在這樣的文學史敘述中,“五四傳統(tǒng)”、“純文學”、“以作品為主型”自然要排斥圍繞在“當代文學”周邊的社會和歷史的“非文學因素”,而這對非文學因素的反抗、戰(zhàn)勝越來越多地被眾多研究者看做是“當代文學”之存在于“當代”的歷史獨特性。

　　其實不只前面提到的陳本、董本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最近幾年出版的許多各類當代文學史和研究著作中,都明顯貫穿了“現(xiàn)代文學”這種處理“當代”歷史問題的思路和方法�！皬�1989天安門事件看五四,這些學者毋寧更關(guān)切以下的問題:是什么樣的歷史及政治動機,主宰我們記憶過去、想象中國的形式與內(nèi)容?當代的文學及電影法則,揭露了哪些五四傳統(tǒng)隱而未宣的層面?”(王德威)(23)這樣的“提問方式”,已經(jīng)可以看出與“現(xiàn)代文學”的秘密連同與話語共享�！半鼥V詩象征了自我和人文精神的覺醒,以及對‘文革’以來的文化專制之反撲,顧城那首只有兩行的短詩《一代人》便是最典型的例子�！�(陳大為)(24)排除“極左路線”,成為支持“現(xiàn)代文學”在80年代獲得文學合法性,并對別的不同的文學史敘述更具歷史話語權(quán)的一個強有力的依據(jù)。它的思維方式,不僅蔓延到國內(nèi)大學現(xiàn)代文學學科的所有研究層次,實際也在統(tǒng)治和影響著海外華人研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基本思路和研究陣容。毋寧說,這種“去政治化”的文學史方案,恰恰與帶有“冷戰(zhàn)”思維殘跡的海外華人文學研究界的歷史妄想癥,形成了相當合拍的話語共振——試想想,既然能夠直接從80年代夏志清帶有明顯冷戰(zhàn)色彩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撰史策略中誕生一個大陸“中國現(xiàn)代文學界”,那么為什么就不能從這一“元話語”資源中再誕生一個王德威、陳大為?于是乎,80年代后的“當代”中國被重新挪移,并被永遠固定在五六十年代的“當代”中,進而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被理解為一部反抗、顛覆五六十年代“極左路線”的歷史敘述。所謂的“當代”,便被建構(gòu)為一種單質(zhì)化的社會形態(tài),而“現(xiàn)代文學”以“純文學”、“文學自主性”所規(guī)劃的文學史地圖,便被擱置在“當代”社會的全部復雜性之外,而成為一種近于“世外桃源”式的對于中國“現(xiàn)代社會”(1949年以前)的烏托邦想象。

　　如果說,“當代文學”是一個必須面對“十七年”、“文革”的文學史,那么,“現(xiàn)代文學”則可以繞過“十七年”和“文革”所組成的“當代”,而成為一個一相情愿的文學史的歷史結(jié)果;如果說“當代文學”學科的不確定性、未完成性,可能更大程度上來自于人們目前在“十七年”、“文革”歷史認識上的不確定性、未完成性(比如,當下的“毛澤東再敘述”在中國社會的各階層中,不也越來越變成了一種不確定、充滿歧義的歷史敘述了嗎?我們怎么要求“當代文學”現(xiàn)在就為我們提供一個更為確實的關(guān)于“當代”的令人信服的歷史解釋?)那么,可以說“現(xiàn)代文學”學科的確定性和完成形態(tài),不也正是回避了歷史敘述的復雜多元狀態(tài),而選擇了一個屬于敘述捷徑的歷史策略才最終實現(xiàn)的嗎?也就是說,我們所理解的“當代”,既不是陳本、董本當代文學史著作所解釋的那個“當代”,也明顯區(qū)別于“現(xiàn)代文學”所極力回避從而單質(zhì)化了的“當代”。我們所理解的“當代文學”所必須面對的“當代”,既有“十七年”、“文革”時期的“極左路線”的一面,也存在著這一時期雖然偶然、微弱但確也曾經(jīng)有過某種覺醒萌芽的另一面,既有80年代的“思想解放”所帶來的歷史重釋,更有將這些因素糾纏、交叉、重合與并置在一起的多種歷史面孔;因此,我們所希望看到的貫穿在文學史敘述之中的“當代”,并不絕對是一個必須外在于它之外的“非文學因素”,而恰恰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文學史因素”;正因為它是貫穿了痛苦、迂回、政治、人性、文學、非文學種種復雜因素,因而才被稱之為真正屬于“當代”的一種文學史事實。

　　五、歷史重釋中的三種文學史結(jié)果

　　“當代”文學的研究價值也許正在于,它必須面對“文革”后三十年來歷史對于自身的一次次反復無常的重新解釋活動。而這些重新解釋之所以會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當代文學研究界孕育出不同的、乃至差異很大的文學史敘述,原因就在,不光存在著歷史解釋活動的無常性,而且人們總是從個體的歷史體驗出發(fā),重新解讀自己所經(jīng)歷的那段“歷史”。當他們把自己所理解的“歷史”帶入文學史敘述過程時,那么文學史的歷史敘述必然會出現(xiàn)千奇百怪的文學史結(jié)果。而這些文學史結(jié)果一起被擠壓到“當代”的空間,人們一方面會發(fā)現(xiàn)“當代”原本具有的緊張、焦慮和不安,另一方面又發(fā)現(xiàn),所謂的“文學史結(jié)果”仍然是暫時的片段因而就是臨時性的。這是迄今為止“重寫文學史”的口號仍在這個新興學科中不絕如縷的一個根本原因。

　　“新啟蒙”的解釋模式,是歷史重釋活動中的第一種文學史結(jié)果�！�20世紀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與‘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本質(zhì)區(qū)別在哪里?像這樣重大的研究課題至今無人問津,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中國史學家的悲哀�！�(25)“文革”重釋是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生活中影響最大的一次解釋活動,它不僅深刻刻畫了歷史命運,而且迄今為止的每一次社會變革都與此息息相關(guān)。這是毫無疑問的。正因為如此,“新啟蒙”才在一些文學史家的頭腦里成為解釋“當代”的唯一歷史依據(jù)。作為“當代”中國人(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干部,而我們的文學史家就是這一社會群體中的一員)最為慘痛的一次個人經(jīng)驗,他們當然愿意以此為基本視野,認定這就是當代文學歷史起源和所有問題之所在。“以科學、民主為核心的‘五四’啟蒙精神的回歸,以個性解放、文學自覺為要義的‘人的文學’的復興,隨著大陸思想解放與改革開放的大趨勢,始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達到高潮。不論是對歷史的‘反思’,還是向文化深層的‘尋根’,文學作品大都表現(xiàn)出強烈的現(xiàn)代批判意識。”甚至“創(chuàng)作方法走向多樣化”、“‘新寫實主義’的興起”、“各種現(xiàn)代主義的創(chuàng)作也給作家以新的啟迪”等等,也都與它有這樣那樣的聯(lián)系。(26)但是顯然,“新啟蒙”觀點的持有者的內(nèi)心深處,有著“文革”的巨大歷史恐慌癥,他們放大了這種歷史記憶,與此同時也放大了“五四”在“當代”中國的歷史能量。他們放大了“五四”在當代文學學科中虛構(gòu)性的能量,同時也放大了自己在這個學科中的話語權(quán)利。這樣的事例,在他們所信奉的“五四”曾多次出現(xiàn)過,如胡適、陳獨秀通過貶低中國傳統(tǒng)文化而一躍成為“五四盟主”,郭沫若通過激烈否定魯迅而搖身一變?yōu)椤拔逅男氯恕?不都是這一歷史邏輯中的典型個案嗎?不都是“新啟蒙”所希望看到的歷史結(jié)果?也許,這正像李陀所尖銳批評的:“現(xiàn)在很多人思考問題,包括理論和學術(shù)的討論,在研究方法上,往往掉在‘一因一果’這樣因果律的陷阱里爬不出來。無論是討論一個歷史現(xiàn)象的形成,或者某種政治經(jīng)濟現(xiàn)象的形成,他們總是要尋找一個根本性的、帶有本質(zhì)意義的原因”,這是典型的“化約主義”,即將歷史簡化的方式。(27)按照“新啟蒙”對當代文學的認識和規(guī)劃,那么從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到先鋒文學和新寫實小說,必然就是一個從低到高的歷史“進化論”的必然結(jié)果。如果按照這種思維邏輯,那么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從30年代文學到解放區(qū)文學再到新的人民的文藝,不同樣也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進化的歷史過程?值得追究的是,它們?yōu)槭裁从植皇悄?——在他們的文學史中。

　　歷史重釋活動的另一個結(jié)果,是“海外漢學”的再一次涌入。它的直接邏輯是,用“現(xiàn)代性”對當代文學做重新觀照。前面已經(jīng)說過,沒有80年代華裔美籍學者夏志清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和香港史學家司馬長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三卷本)對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深入“重評”,很難說會有我們今天看到的大陸“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某種意義上,正如夏、司馬本的著作“重構(gòu)”了大陸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歷史版圖一樣,李歐梵、王德威對當代文學的研究,同樣對大陸的當代文學研究形成了新的沖擊波和影響力。王德威指出: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我們?nèi)孕枵J識兩點:(一)現(xiàn)代性的生成不能化約為單一進化論,也無從預示其終極結(jié)果;(二)即使我們刻意追本溯源,重新排列組合某一種現(xiàn)代性的生成因素,也不能想象完滿的再現(xiàn)。這是因為到達現(xiàn)代性之路充滿萬千變數(shù),每一步都是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關(guān)鍵”。所以,他反對“一味按照時間直線進行表來探勘中國文學的進展,或追問我們何時才能‘現(xiàn)代’起來,其實是畫地自限的(文學)歷史觀”(28)。如果說,夏志清對“左翼文學”的認識很大程度根源于冷戰(zhàn)年代“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那么,李歐梵、王德威則更愿意把“當代”安置在“現(xiàn)代性”這樣后冷戰(zhàn)的西方視野中。于是,王德威評王安憶的《長恨歌》,看重的不是意識形態(tài)巨變與主人公命運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而是歷史、空間的萬千細節(jié)在這個女人一生的起落,是她在“情欲中打滾”的結(jié)果所致(《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的文學影響力與“張派”作家的超越之路》)。而他在蘇童小說中讀出的,竟是“南方的墮落與誘惑”,卻不是大陸評論界所謂先鋒文學對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反抗”(《南方的墮落與誘惑·蘇童論》)。總之,大陸文學被演變成了“晚清語境”亂世男女情緣的一脈相承,或是更大的西方歷史時空里的摩登故事或是騎士傳奇。于是“當代”被編織在歷史、空間萬千細節(jié)中的一個不確定的變數(shù),它的歷史性痛苦,它的萬千不安的輾轉(zhuǎn),它的心靈深處發(fā)出的一聲聲至今不息于耳的歷史性深沉嘆息遭到了后現(xiàn)代主義式的徹底瓦解,變成了“現(xiàn)代性”故事中的萬千碎片。這樣的“當代”,我們已經(jīng)無法認真地加以辨認。我們的心靈,整個是一個被西方學術(shù)話語完全抽空了的虛無感覺。

　　但是,什么才是我們的“當代”?我們應(yīng)該怎樣表述才接近一個真實的事實?近年來一些文學史家做過了不乏艱苦的探索和追問。他們立足于后現(xiàn)代主義的知識立場,重返“當代”的歷史語境,試圖作出更為切實的深掘,以期勘探出曲折復雜的歷史深度。在回答李楊提出的問題時,洪子誠的看法是:“90年代以來,我們越來越確定地感受到對當代史、當代文學史在描述、評價上的分裂�！币虼�,對于當代史,“哪一種是對歷史的‘真實’敘述?”“誰有‘資格’,(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或最有可能做‘真實’敘述?”就成為一個很大、很困難的問題。在此基礎(chǔ)上,他提出了“親歷者”最有資格敘述“真實”的歷史景觀的可能性,但同時也認為,“作為‘親歷者’在意識到自己的經(jīng)驗的重要性的同時,也要時刻警醒自己的經(jīng)驗、情感和認知的局限”(29)。很難說這就是歷史重釋活動的第三種結(jié)果,它的意義是,既然意識到了認識“當代”的全部復雜性、漫長性,那么才顯現(xiàn)出如此猶豫和謹慎的態(tài)度。但是,即使如此謹慎小心的學術(shù)態(tài)度,也遭到了董健先生極其猛烈地“誤讀”,他指責這是一種“歷史補缺主義”、“歷史混合主義”加上“庸俗技術(shù)主義”的錯誤傾向(30),然而,有意思并值得追問的是,為什么洪、董同為“文革”年代的“親歷者”,但是所持的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當代”觀?如果這樣的“歷史混合主義”果然主宰了“當代”的研究,那么是不是已經(jīng)不再存在一個我們可以在活著的時候謹慎接近的“當代”?它真的被歷史的巨手抹去了嗎?但是,洪子誠本人并不這么認為,在強調(diào)他為什么“重寫”當代文學史的問題時,他堅定地表示:“這次的編著,沒有在《概觀》的基礎(chǔ)上進行,也沒有采取集體合作的方式。主要原因是研究者之間,已較難維持‘新時期’開始時的那種一致性。我們的看法之間的差異,比相互之間的共同性有時更為明顯�！彼�以,“當代文學史的個人編寫,有可能使某種觀點、某種處理方式得以彰顯”,而這是因為,“到了80年代”,“出現(xiàn)了新的歷史條件下文學變革的前景”(31)。他所說的“變革前景”,就是我們在本文中一再強調(diào)的那個貫穿于三十年歷史時間的“歷史重釋”活動。而在他看來,這正是“重寫”當代的一個重要契機。

　　沒有理由懷疑洪子誠重新認識“當代”的個人和歷史動機,同樣也沒有理由不理解董健教授的“憤世嫉俗”。問題在于,當“當代”既不是“五六十年代”(包括“文革”),也不單單是“80年代”,更不等于市場經(jīng)濟的“90年代后”的時候,我們的“當代”實際具有的是一副多種思想面孔。我們實際已經(jīng)無法回到“個人意義”上的“當代”之中,因為它已經(jīng)是一個被歷史重釋不斷改造、裝飾和增添的歷史面具,或者說它已經(jīng)是一個歷史話語層積的結(jié)果。事實上,只要歷史重釋的活動不會停歇,那么“重寫文學史”就不會失去它的意義。只要歷史重釋仍在介入我們對“現(xiàn)代文學”、“當代文學”的想象和建設(shè)的過程,那么,關(guān)于文學史觀和撰史方法的爭論就不會停止。

　　注釋:

　　(1)(31)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前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

　　(2)郜元寶:《作家缺席的文學史——對近期三本“中國當代文學史”教材的檢討》,《當代作家評論》2006年第5期。

　　(3)曠新年:《第一講尋找“當代文學”》,引自《寫在當代文學邊上》一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9月,第17頁。

　　(4)賀桂梅:《“重寫文學史”思潮與新文學史范式的變遷》,引自《人文學的想象力——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一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70頁。

　　(5)朱寨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引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5月。

　　(6)可以明顯看到,在此前后出版的《新時期文學六年》、《當代中國文學概觀》,以及2005年8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等,都在以不同方式“重述”著這種“概念分離”的主張,由此可見其在中國社會的“話語生命力”。

　　(7)朱寨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前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5月。

　　(8)張未民:《當代的意義——“當代文學版”發(fā)刊詞》,《文藝爭鳴》2007年第2期。

　　(9)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原載《中華全國文學藝術(shù)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北京,新華書店,1950年。

　　(10)茅盾:《夜讀偶記》,連載于《文藝報》1958年第1、2、8、10期。

　　(11)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編:《新時期文學六年(1976·10—1982·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1月,第35頁。

　　(12)張鐘、洪子誠、佘樹森、趙祖謨、汪景壽編著:《當代中國文學概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6月,第484~485頁。

　　(13)曠新年:《寫在當代文學邊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9月,第1~2頁。

　　(14)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前言》,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

　　(15)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關(guān)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對話》,《讀書》1986年第3期。

　　(16)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緒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8月。

　　(17)張未民:《當代的意義——“當代文學版”發(fā)刊詞》,《文藝爭鳴》2007年第2期。

　　(18)賀桂梅:《“重寫文學史”思潮與新文學史范式的變遷》,參見《人文學的想象力》,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71頁。

　　(19)引自拙文:《新世紀文學“建構(gòu)”所隱含的諸多問題》,《文藝爭鳴》2007年第2期。

　　(20)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緒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8月。

　　(21)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7月。

　　(22)溫儒敏等著:《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學科概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第29~31頁。

　　(23)王德威:《海外學者看現(xiàn)、當代中國小說與電影》,《想象中國的方法》,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年9月,第361~362頁。

　　(24)陳大為:《裂變與斷代思維——大陸當代詩史的版圖焦慮》,南亞技術(shù)學院、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會編:《2005海峽兩岸華文文學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臺灣秀威出版社出版,2005年12月,第308頁。

　　(25)丁帆:《五四與“文革”兩種革命鏡像下的靈魂顯影》,《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2期。

　　(26)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緒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8月。

　　(27)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6年5月,第254頁。

　　(28)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年9月,第9~10頁。

　　(29)洪子誠:《與李楊就當代文學史寫作及相關(guān)問題的通信》,《文學評論》2002年第3期。

　　(30)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緒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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