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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既來自對當下的觀察，也基于對未來的一種推測。

　　在任何一個社會體制和社會狀態(tài)中都有一些活得很好的人，這里的“活得很好”除了物質狀態(tài)以外，更大程度上指的是精神狀態(tài)，題目中所謂的“死”指的也是這種狀態(tài)。精神死亡了的人還能夠算作知識分子嗎？我覺得不應當算了，所以，我又認為這里談論的不僅僅是知識分子話題，它實際上是關于人的話題，關于人的存在的話題。

　　既然這樣，我們最好虛擬一個人物，通過他的所言所行來確證我們的觀點。我們就將他稱之為S。需要說明的是，我把他安放在文學領域，僅僅因為我對這個領域比較熟悉，便于述說，事實上，S應當代表讀者身邊任何企圖在生活中占有位置并放棄知識分子責任的那種人，不管他是教授、學者、科學家、政府雇員還是任何領域任何運用知識生存的人，用哲學話語說，這里表現(xiàn)的是中國當代某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在”的顯現(xiàn)。盡管這里的“顯現(xiàn)”具有文學的微觀形式，我仍然希望它具有更為廣泛的概括性，我只能求助于讀者的想象。

　　好，開始我們的故事。

　　S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其實離現(xiàn)在也就是不到三十年時間——曾經以極具思想鋒芒和藝術表現(xiàn)力的中篇小說蜚聲文壇，進入“著名作家”之列。那時候我對于S取得的成就很欽佩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創(chuàng)作，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更接近我對于文學功能與目的的理解，所以我曾經斷言，這位值得我驕傲的朋友還會在中國文壇占有更為重要的位置。我們經常在一起交談，我們對自己肩上擔負的文學使命以及我們所能夠達到的高度，似乎都頗為自信。

　　但是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如果我們接受進化論的觀點，就會發(fā)現(xiàn)人與社會是一種有機的關系，構成“機體”——所謂“機體”的概念，就是既著眼于社會整體的形態(tài)，也注重每一個人由于存在而顯示出來的個體功能；
個體是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個人都給社會整體貢獻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反過來說，社會又依賴于每一個人的存在而顯示它的狀態(tài)。

　　在一定意義上，正是作為整體的社會形態(tài)的和作為個體的人的心靈形態(tài)共同制造了“人”和社會，人不過是社會的具象反映。美國早期社會學家、社會心理學奠基人查爾斯·霍頓·庫利（Charles Norton Cooley,1864-1929）說：“一個健康發(fā)展的個人只能在一個健康發(fā)展的群體中產生和存在，反之亦然�！蔽蚁胫傅囊彩沁@個意思。

　　有了這樣的見解，我們就可以認為時代的精神內容、某種社會事件必定會直接或者間接地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使之出現(xiàn)始料未及的改變。

　　那么，我這位作家朋友S遇到了什么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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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遇到了很多事情，首先，他（那時候他還是城市近郊一個農村小學教員）在改革開放之初發(fā)表的一部中篇小說與《假如我是真的》（沙葉新編劇）等作品一道遭到了批判，接著，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又趕上了“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我僅僅在象征意義上使用這個事件——陳行之注），正是個社會事件使S做了完全不同的選擇，導致了人們今天各自不同的狀態(tài)，導致了我今天這個話題，所以我們應當說一說這場運動。

　　我引述來自官方的權威說法——

　　資產階級精神污染“特指20世紀70年代末期起我國思想戰(zhàn)線上某些人用不健康的思想、作品、表演污染人們靈魂的現(xiàn)象，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具體表現(xiàn)。1983年10月12日，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思想戰(zhàn)線不能搞精神污染”（《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9頁），指出：“精神污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yè)和對于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保ㄍ�上書第40頁）“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禍國誤民�！保ㄍ�上書第44頁）按照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的精神，曾開展清除精神污染的斗爭。但由于某些領導人對此采取消極態(tài)度，斗爭未能取得效果。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說：“反對精神污染的觀點，我至今沒有放棄，我同意將我當時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全文收入我的論文集�！保ㄍ�上書第196頁）

　　關于這場運動，王若水先生1999年1月曾經撰文《“清除精神污染”前后》，

　　全面介紹了這場最初是學術爭論發(fā)展為全國性政治運動的過程。給我記憶較深的還有李銳先生的《耀邦去世前的談話》等許多過來人的回憶文章，這些文章介紹的都是高層情況，至于這場運動在社會層面的狀態(tài)，基本上沒有涉及。倒是巴金的《隨想錄·“文革”博物館》能夠讓人從日常生活層面感受那場政治運動造成的心理震撼。

　　巴金先生寫道：“那一陣子我剛剛住進醫(yī)院……我習慣早晨聽電臺的新聞廣播，晚上到會議室看電視臺的新聞聯(lián)播。從下午三點開始，熟人探病，常常帶來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幾天，空氣就緊張起來，收音機每天報告某省市領導干部對‘清污’問題發(fā)表意見；
在熒光屏上文藝家輪流向觀眾表示清除污染的決心。我外表相當鎮(zhèn)靜，每晚回到病房卻總要回憶一九六六年‘文革’發(fā)動時的一些情況，我不能不感覺到大風暴已經逼近，大災難又要到來。我并無畏懼，對自己幾根老骨頭也毫無留戀，但是我想不通：難道真的必須再搞一次‘文革’把中華民族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小道消息越來越多。我仿佛看見一把大掃帚在面前掃著，掃著。我也一天、兩天、三天地數(shù)著，等著。多么漫長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頭上烏云越聚越密，四周鼓聲愈來愈緊，只是我腦子清醒，我還能夠把當時發(fā)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進展的過程相比較……雷聲從遠方傳來，雨點開始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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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點落在我這位朋友S的頭上。

　　當時，他已經調入作家協(xié)會成為專業(yè)作家,進入了體制，更為神奇的是他竟然把老婆孩子的戶口全部遷移到了城里，成為了能夠享受農村人享受不到的社會福利的城里人。有創(chuàng)作成就墊底，再加上天生性格活絡，善于交往，S得到了上級A的賞識，上級A暗示，他將為S在作家協(xié)會爭取一個重要職位，S感激涕零……就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開始了。

　　在傳統(tǒng)體制之內，任何一個有才華的人都難免會被人嫉妒，我們不難想象S在他的人生旅途上要涉過多少激流險灘，要進行多少艱苦卓絕的斗爭，他從來不敢松懈，就像獵豹看守自己的獵物一樣看守著來之不易的利益，害怕給敵視他的人留下偷襲和盜取的空隙。運動來勢兇猛，上級A囑咐他少說話，于是他就不說話了，沒想到同樣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上級B與上級A素有矛盾，B也知道我這位朋友S跟上級A走動頗為頻繁，因此，上級B就在一次會議上指摘S五年前發(fā)表的一部中篇小說“色調灰暗”，“沒有反映出社會主義社會激昂向上的時代精神”，“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上級B的這番話在評論家那里具有風向標意義，所以一些人就像非洲鬣狗聞到腐尸味道一樣，糾集在一起撲了過來，發(fā)表了很多批評文章。

　　我們前面說過，S是一個經過事的人，經過事的人通常也是能夠頂住事的人。但是，什么事都有特定情形，處在不同情形之下的事的殺傷力是完全不同的，具體到S來說，小學教員受到的批判和正在爭取作協(xié)職務的作家受到的批判，對其本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味和力度。

　　 S緊張了，我清清楚楚記得他私下對我表達憂慮的方式：“真要命，陳行之，真他媽的要命！”幸運的是最終他沒有被“要命”，他使出渾身解數(shù)走動和強化與意識形態(tài)管理部門官員A的關系，上級A決定不顧一切保護他——當然，這里也有非S因素的政治斗爭的原因。上級A很厲害，把上級B從自己身邊趕走了。這件事在作家S身上產生的直接結果是，批評的聲音馬上停息了下來。這期間，上級A又囑咐S多說一些話，S就在各種會議場合發(fā)言，激烈清算最近幾年“資產階級精神污染”給黨、國家和社會帶來的危害，上級A也及時評價了S的表現(xiàn)。

　　有時候你不得不驚異人為了求得生存抗拒危險的智慧和能力，我這位朋友居然就躲過了一場嚴酷的政治清算，我再次見到他的時候，他仍舊神采奕奕，就像運動發(fā)生以前那樣。但是人的精神傷口是看不見的，猶如一個被裹了橡膠的鐵棒毆打過的人，表面上僅僅紫青了一塊，皮膚下面的骨骼已經碎裂——我很快感覺到朋友的骨骼碎裂了。這個年輕我五歲的人心有余悸地說：“我可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了�！�

　　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的人一般會變成兩種人：一種是完全垮掉，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說，默默無聞，與世無爭，過著沒有精神內容的生物性生活；
一種則被風雨鍛造成了妖精，什么話也不信，什么話也不聽，只信守自己從慘痛經歷中得來的教訓，只做靈魂和信念要求自己做的事情。事實上，大多數(shù)人成了前者，這些人很可愛，服服帖帖，有時甚至還會成為唯唯諾諾的追隨者，很讓人省心。妖精可不一樣，倏的一下這里，倏的一下又那里，很讓人鬧心，極為討厭，所以，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管理部門總是對這些人保持高度警覺。

　　讓人欣慰的是識形態(tài)管理部門用不著警覺S了，這個聰明人沒有變成妖精，他像一個打算開始好好過日子了的人那樣對我說：“我不打算再寫小說了。”一個人不打算寫小說了不是多么嚴重的事情，但是我知道S不打算寫小說意味著他將全力以赴做另外的事情：想方設法拿到上級A允諾過的職務。我當時即使作為他的親密朋友也無法反對他的選擇，只能點頭稱是——在此之前，這位朋友曾經跟我表述過他從生活中得來的見解：“做事情不一定為了當官，但你要是想做事情，就必須當官�！彼�以我理解他的這種意愿。

　　在一個人人都想當官的環(huán)境里真的當上官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具備基本素質，這些素質與作家的素質風馬牛不相及，所以，我的朋友必須大面積、大幅度調整人生姿態(tài)，使自己成為一個符合標準型號的半成品，以得到被進一步加工的機會，最終成為閃閃發(fā)光的成品。在這種情況下，我仍舊十分欣賞的他八十年代初寫作的那些優(yōu)秀作品，成為了使他感到羞恥的事物，每當議論到它們，他總是說：“少不更事，少不更事�！币仓皇窃谶@時候，我才發(fā)現(xiàn)這個人從他最初選擇的路上折返了，折返到了他曾經激烈反對的方向上去。盡管他從來沒說過在這個過程中經歷的精神痛苦，但是我太了解他了，他畢竟曾經是一個作家，一個是試圖用靈魂講話的人，他必定有那種痛苦，有那種惶惑，他只是出于政治人物特有和必備的狡黠不說或者不方便說罷了。

　　好在有無數(shù)利益可以緩解和補償這種轉換帶給他的痛苦與惶惑。沒有多久就有一種口風傳出來，意識形態(tài)管理部門將要對S進行政治考察，這通常是提拔重用的標志。聰明的評論家后悔不迭當初對S的批判，趕緊寫文章高度評價曾經被他們批評過的S的作品。又過了沒多久，口風成為了事實：S如愿以償?shù)爻蔀榱俗骷覅f(xié)會副主席。

　　這意味著什么呢？這意味著，這個來自社會底層的作家有了夢寐以求的行政級別；
意味著他的工資將按照新的行政級別進行調整；
意味著在裝飾一新的作家協(xié)會大樓里有了專門屬于他的帶空調的辦公室；
意味著盡管他不再寫小說（他后來開始研究《易經》，并且出版了一本關于人生理想的專著），他卻得到了比當初更高的文學位置，變得更加著名；
意味著他得到了只有他那個級別才能夠享有的三室兩廳兩衛(wèi)精裝修住房；
意味著公家按照級別為他配置先是桑塔納后來是豐田再后來是奔馳轎車；
意味著有了行政秘書；
意味著經常作為作家代表團成員出訪；
意味著這個很少寫作的作家作為中國作家代表性人物與國外作家建立廣泛聯(lián)系，成為國外作家了解中國當代作家和文學狀況的窗口；
意味著各地作家協(xié)會種種橫向的縱向的聯(lián)誼活動使他的足跡遍及祖國的大好河山；
意味著他經常被那些試圖從他那里得到權力庇護的人和文學青年簇擁著在各種酒店推杯換盞；
意味著他成為青年一代的偶像和楷模，目前他的文學報告會出場費已經達到5000-8000元……從一個人生存的角度來說，他舒適得不能再舒適了，人生事業(yè)成功得不能再成功了。

　　自然法則說：“獅子數(shù)量增加，就意味著羚羊減少。”當獅子在非洲馬薩依馬拉草原成群結隊橫沖直撞的時候，羚羊將會不斷遭受屠戮，直至這個可憐的種群全部消失。這時候應當輪到社會法則感嘆了：“是啊！當不正義大面積覆蓋社會的時候，可憐的正義又將在哪里棲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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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我們從生活和理論的角度都認識到我一開始談到的那種道理，但是在這位朋友如此巨大的變化面前我仍舊感到瞠目結舌，就好像眼前突然出現(xiàn)了讓人極為驚訝的事物。我經常想，所有作家都經歷了“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污染”運動以至于比這場運動還要嚴酷的運動，為什么有的作家仍舊堅守在自己的文學高地上，我這位朋友S卻成了這么個讓人難為情的樣子了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里面有沒有更加耐人尋味的東西呢？

　　我最近讀到王思睿先生《走出知識分子的精神煉獄》一文，深受啟發(fā)。王思睿在這篇文章中引述了很多思想家關于知識分子的定義，譬如：“賽義德認為，知識分子是那種擁有超然于任何集團和利益之上的是非標準和真理標準，并以之作為言論和行為依據(jù)，處于與現(xiàn)存秩序相對立狀態(tài)而不怕死的人�！笨铝炙拱阎�識分子定義為“知識分子是提出通適性思想觀念的人”，“這些思想觀念的真理性和意義不以任何地方性和任何具體使用它們的人而改變�！庇嘤�時說，知識分子“除了獻身于專業(yè)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國家、社會以致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益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超然于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又“有勇氣在一切公共事務上運用理性”。

　　所有這些定義都很好，我甚至也贊同一個叫賽尼亞的人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概括：20世紀末的中國文學大體上形成了四種格局：一種是以情愛、調侃、獵奇為內核的市民文學，一種是以武俠、娛樂、復仇為主調的通俗文學，一種是以愛國、統(tǒng)一、宣揚政治口號為宗旨的主流文學，一種是以歷史、文化、人性、自由為精神的嚴肅文學。民族精神的傳承，靠的是嚴肅文學的血脈不絕。當前，市民文學、通俗文學、主流文學大行其道，而“健康而高貴”的史詩性文學非常罕見……王思睿先生說，“在我看來，最令人扼腕的是‘反右運動’50年后，有很多中國知識人還沒有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還沒有明確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和獨特作用，有人甘做權力的奴婢，有人淪為金錢的俘虜，在所謂‘精英聯(lián)盟’中洋洋自得；
也有人重新膜拜階級的真理、階級的正義，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他們已經完全忘記了導致……（人）精神崩潰的歷史悲劇�！�

　　王思睿先生說得很對，這的確是歷史悲劇。既然是歷史悲劇，那么，“歷史”必定是構成“悲劇”的主因，所以這句話又可以這樣來表述：知識分子精神崩潰來源于社會歷史的政治原因或者說社會原因，“人”作為社會機體中的細胞無法全部承擔機體健康與否的責任，盡管我們有理由譴責那些細胞的病變。

　　我認為，考察中國知識分子，關注社會政治狀況比關注知識分子作為更有意義。為什么S像所有知識分子那樣強烈渴望進入體制并獲得體制認同？這是因為只有在體制之內他才能夠被認同為一個他所珍重的知識分子身份，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他必須首先認同這個體制，然后才能夠得到這個體制的認同——還有什么東西能夠比類似于“二十二條軍規(guī)”這種狀況更真切顯現(xiàn)中國當代知識分子荒誕處境的呢？在“利出一孔”的獨特歷史文化環(huán)境之中，你怎么或者說你有什么理由要求一個人“不怕死”、“超然于個人私利之上”呢？你沒有理由。即使在世界范圍以內，為了某種信念寧愿犧牲精神利益和物質利益的人也從來都是少數(shù)，現(xiàn)在很少再有為德雷弗斯挺身而出的左拉了，很少有為了反戰(zhàn)而甘愿坐牢的羅素了，用薩義德的話說：“越來越多的人都在想著怎樣被社會收編。”

　　“收編”是一個耳熟能詳?shù)淖盅蹆�，我總覺得它讓我聯(lián)想到什么。想來想去，哦，“招安”——《水滸傳》中無數(shù)英雄好漢被朝廷招安，此之謂也！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至今讓我們唏噓不已，熱血沸騰，只因為有一個叫施耐庵的知識分子用文學的方式描述了他們，換一句話說，在黑漆漆的大地上，施耐庵站立著完成了他面向人民而不是面向權貴的巨著。寫了“招安”未必就等于作家也被“招安”了，毛澤東同志在這一點上肯定是弄錯了。正是因為在精神上沒有被招安，施耐庵才能夠具象地描寫英雄好漢們悲劇性人生歷程和悲劇性的被“招安”過程，沒有施耐庵，我們根本無法知曉那個鬼魅世界的機理，無法領略那些曾經在歷史舞臺上活動的英雄好漢痛苦的內心經歷和叱詫風云的風采。倘若施耐庵也像他那個時代大多數(shù)“士人”那樣消失在現(xiàn)實的功利選擇之中，我們還能看到什么呢？我們什么也看不到，我們看到的將是無，是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凈。

　　對照王思睿先生上面說到的情形，在知識分子的精神原野上，我們現(xiàn)在究竟還有多少賞心悅目的綠色？還有幾棵直立著抵御風霜雨雪的文學大樹？還有多少即使普通卻自由舒展著的靈魂？我們固然看到思想者掙扎著思想枝葉，但是，即使思想者站立成一片森林，在不斷惡化的環(huán)境當中，他們還能夠用綠葉裝點起嚴重鹽堿化了的土地嗎？當大地全部被野草覆蓋的時候，這個世界離徹底的荒漠化還能有多遠的距離呢？

　　既然這樣，你似乎也就沒有什么必要關注那些有病的細胞是否能夠健康了，你現(xiàn)在能做的充其量是祈望它的病情不要再繼續(xù)惡化——如果進一步發(fā)生知識分子的話語霸權與政治權力相勾結的情況，就像如今我的朋友S以及越來越多S這樣的人也開始與牧人一道牧放我們的心靈那樣，你又將說些什么呢？

　　你將什么也說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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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采是新世紀可怕的預言者，閱讀尼采，經常會產生一種靈魂被剝了皮的痛感，盡管他處在西方文化語境之中，盡管他不可能把目光投放到遙遠的東方，但是我們作為有靈魂的生物，總是能夠從他那里敏感地探知到關于人的信息。尼采一句“上帝死了”，一下子顛覆了人類經歷過的一個漫長時代。耐人尋味的是，“上帝死了”不是說人把自己丟失了，恰恰相反，它意味著人真正進入到了人的世界，一切都需要以人作為尺度進行重估，一切都需要從人開始。

　　在上帝存在的時代，“宗教與其說是一種神學體系，不如說是始終封閉著人從生到死整個一生的堅固殼體，它把人一生經歷的所有平常和非常的時刻都神圣化并消解在宗教儀式之中了。失去教會就是失去完整一套象征物、偶像、信條和禮拜儀式，這些東西具有直接體驗的心理效果；
失去宗教，人就失去了與存在的一個超驗領域的具體聯(lián)系，他就可以毫無約束地同這個世界的全部無理性的客觀現(xiàn)實打交道。然而，在這樣一個世界中，他必然感到無家可歸，這個世界已不能再滿足他的精神需要。家，是習慣上包含著我們生活而為人們所認可和接受的組織。如果一個人失去精神的容器，就將無所適從，隨波逐流，成為茫茫大地上的一個流浪者。因此，人們在尋求自身的人類完善時，就將不得不自己去做以前由教會通過宗教生活這種媒介替他做的事情�！保╗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

　　那么，如果反過來，我們向回走，我們失去的是自己，得到的是宗教，又會發(fā)生怎樣的情景呢？我們同樣會“感到無家可歸”，同樣會像那些失去精神容器的人那樣“無所適從，隨波逐流，成為茫茫大地上的一個流浪者�！�

　　我這里說的“我們”并不完全特指知識分子，它很有可能是所有人——當社會財富增長到權力者可以填平社會群體間的物質鴻溝的時候，物質意義上的不正義所引發(fā)的正義觀念將歸于萎縮，人們的“不平”也就沒有了，不平沒有了就是活得很舒服了，活得很舒服的人離精神就會越來越遠……于是——

　　我就這樣死了，

　　把我捆綁，把我扭曲，

　　用永恒的折磨使我抽搐……

　　——尼采: 《查拉圖斯特拉》

　　在中國獨特的社會歷史文化（甚至不是傳統(tǒng)文化）沒有發(fā)生根本改變之前，你無法指責任何人，你更沒有辦法讓佝僂的個體站立，無法阻止人在舒適中死去，因為這里面非常有可能包括你自己。

　　我從來都認為人是一定的歷史文化的產物；
歷史文化就是上帝，是上帝在參與對我們的塑造并決定著我們的生死；
上帝是永恒，在他永恒的意旨下，我們的人也從來沒有進入過人的世界；
上帝不能被反抗，你無法反抗無所不在的東西，他太強大了，強大到即使他把刀子插入我們的靈魂，我們也只能徒然地看著靈魂在那里流血，我們甚至感覺不到疼痛，因為，我們在舒適中死去了。

　　怎么就會死去了呢？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有草吃。盜賊來，無非要偷盜、殺戮、毀壞，我來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豐盛�！�(《圣經·新約·約翰福音》10)

　　也許我們都是羊，我們都要進那個門，那個羊的門。在那里，我們原有的生命將會蛻變?yōu)樾碌纳�命，我們出入有草吃，并且很豐盛。我們會忘記進入羊的門之前的樣子，我們的樣子，世界的樣子，因為曾經鮮活的生命已經在舒適中遠去，我們的靈魂也退去了光亮和色彩，變得蒼白而晦暗，我們是羊，我們不過是一些羊罷了，如此而已。

　　（2008-5-8凌晨于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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