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1]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繼續(xù)堅持全面依法治國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式具有什么樣的學理支撐呢？從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角度進行邏輯推理，可以自然地得出依法治國同時具有普遍性政治邏輯和特殊性政治邏輯。
　　一、普遍性邏輯
　　政治邏輯的理解必須基于政治內涵的理解。馬克思認為政治具有階級意志、階級關系、社會關系和政治形式的特征，體現的是階級利益。這些馬克思政治概念的共同性已得到學界的公認，例如王浦劬總結到政治應該是：“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人們到繞著特定利益，借助于社會公共權力來規(guī)定和實現特定權利的一種社會關系”。[2]不過這些概念還缺少一點，那就是對共同利益的強調，在階級社會里是對階級共同利益的強調，在消滅階級的社會里是自由人聯合體共同利益的強調。馬克思在《國家和法同所有制的關系》中論述到“國家是屬于統治階級的各個個人借以實現共同利益的形式�！�…一切共同的規(guī)章都是以國家為中介的，都獲得了政治形式�！�…私法和私有制是從自然形成的共同體（Gemeinwesen）的解體過程中同時發(fā)展起來的”。[3]在馬克思看來國家只是政治的形式，是一種借以實現階級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作為“人的行為本身的內在的生命規(guī)律，是人的生活的自覺反映”[4]的法律恰恰就是通過國家載體實現的，國家法律必須是無意識的自然規(guī)律的客觀轉化，即使在其成為有意識的國家法律以后也必須反映真實的客觀世界。如此一來，國家也是法律實現的工具，而法律則是人類政治自由價值表現形式，法律并不像國家那樣是以意志為基礎的，法律從根本上不能脫離現實的生活。那么在國家形式之下運用法律則是對客觀規(guī)律的遵循，是對必然性的運用。法律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法治是國家政治自由價值的實現過程和手段。法律獲得國家政治形式只是為法律更好的實施去做準備，國家作為政治形式只是法律運用的中介罷了，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得一種共同利益，這種共同利益無疑是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而在消滅了階級剝削的社會里則是工人階級所代表的全社會的共同利益。
　　從法律和國家之間的關系衍生出來的法治具有治理國家過程的工具性邏輯，而運用法治工具的原因則在于法律本身具有的特質和國家產生的目的�！皣�家是……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5]國家的產生是為了緩和階級沖突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并將沖突控制在秩序范圍之內，法治作為治理國家的手段和方式，必然的服從于國家的目標，法治因國家的秩序性邏輯而富有了秩序目標追求的邏輯內涵。在這一點上已有明確而深刻的認識，習近平指出：“用明確的法律規(guī)范來調節(jié)社會生活、維護社會秩序，是古今中外的通用手段”。[6]
　　法治具有目標追求的秩序性邏輯，法治是目的同時也是過程，法治過程本身也具有邏輯遵循。馬克思指出，“法紀本身不提供任何東西，而只是認可現存的關系”。[7]法律和事實無異，法律只是對現存的社會關系的反映，是對社會政治、經濟、自然關系的必然反映。法律是“社會共同的、有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8]因此，法律必須具有事實必然性和辯證統一性，馬克思指出：“舊法律是從這些就社會關系中產生出來的，它們也必然同舊社會關系一起消亡。它們不可避免地要隨著生活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盵9]因此，法治過程必須具有程序合法性。
　　法律必須真實客觀的反映社會關系，但作為無意識的自然規(guī)律是不可能主動在社會中起作用。因此，必須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積極的認識這種社會生活狀況，必須對國家的社會階層結構、政治利益主體、經濟社會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人和人的關系等等社會構成要素有準確剖析、深刻認識、全面掌握。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的將無意識的自然規(guī)律轉化為有意識的國家法律，讓人類社會，讓法治過程具有可靠依據。毫無疑問“法律不是壓制自由的措施，……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guī)范，在這些規(guī)范中自由獲得了一種與個人無關的、理論的、不取決于個別人的任性的存在�！盵10]作為一種普遍的、明確的、肯定的規(guī)范，法律摒棄了個人意志和官僚意志，法律不再是恣意妄為的法，否則就不能成為法。法治過程實施的法是真正體現人民意志和人的自由之法，是能夠增強國家合法性和執(zhí)政黨的法，否則就法治而講法治，就法治而盲目立法的法，就會像馬克思批判書報檢查制度那樣，即使千百次的作為法律而存在，卻永遠也不能成為合法的法，不能具有合法性，最終會導致法治的失敗。清朝的歷史可以對此提供佐證，盡管清朝政府也意識到了按法律治國的重要性，但清朝的《欽定憲法大綱》及其憲政卻是違背客觀實際和時代發(fā)展的潮流的憲政，因而一部憲法和幾部法律也不能挽救清王朝的覆滅命運。清朝政府所依據的國家法是不具合法性的法，亦不能給清朝政府的存在形塑合法性和權威性。據此，清朝政府的“法治”失敗的本質是合法性重構的失敗，從治國理政的方法上講卻是治國理政手段辯證統一性的失敗。
　　治理國家的手段和方式是辯證統一的，即要做到政治、法律、行政、經濟、道德、教育等多種手段的辯證統一、協調運用，也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法治過程的程序合法性。治理方法的協調和統一包含兩個層次內容。橫向，法律是對客觀社會關系的反映，它要求理順社會各方面的關系以及治國理政手段本身之間的協調關系。譬如健全和完善政治制度，處理好法治和德治，法治和民主，利用法治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態(tài)等等�？v向，必須利用法治來推進政治改革。只有政治問題解決好了，社會其它問題才能真正解決好。對社會客觀規(guī)律的法制化和對社會、國家治理的法制化，就是要通過一定的程序對社會階級結構、階層分化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社會經濟利益、社會文化和自然生態(tài)變化具有明確洞悉，從而通過政治議事機構對法律的“立、改、廢”做出正確決定，使法律隨著社會及人類生活的變化而變化，達到在動態(tài)平衡中保持執(zhí)政者合法性和社會穩(wěn)定狀態(tài)。
　　另外，法治是對治理國家的規(guī)律性認識和深刻把握，是對國家治理需求狀態(tài)的深入洞察。從政治經濟學及制度變遷的視角分析，即當國家有法治的強烈需求時，提倡 “令行則國治，法令馳則國亂”才具有時間節(jié)點之意義。換句話說，法治本身是在治國理政過程中和其他治國理政手段一樣應當一貫堅持，但要提倡和動員法治卻是在法令松弛，沒有嚴格執(zhí)行的時間節(jié)點上倡導和動員。那么法治口號本身是法治與時俱進的供給性要求與法治意識滯后之間矛盾的產物，本質上是合法性流失與重構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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