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呂遠八十回響音樂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今年已經80歲高齡的呂遠，是享譽海內外的我國老一輩作曲家。60多年來，呂遠創(chuàng)作了千余首歌曲，約百部歌劇、舞劇和影視片音樂，發(fā)表過多部長詩和散文。由他創(chuàng)作的《克拉瑪依之歌》、《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八月十五月兒明》、《泉水叮咚響》等膾炙人口的歌曲，已經成為了我國樂壇上久唱不衰的經典作品
　　
　　采訪長者我一般不會緊張，因為在開掘話題方面至少不困難，最不濟我還能請他講豐富的人生故事呢。
　　可一說人生故事，一頭銀發(fā)的呂遠呵呵地笑起來：“我是個沒色彩的人，就像我的生活一樣，不像一般人那么浪漫，不抽煙、不喝酒，連茶都不喝，不跳舞也不唱歌――但我給別人寫歌�！�
　　一個寫了那么多好歌的人，內心應該是豐富的吧？他卻長嘆一口氣，80年滄桑人生路，似乎唯有嘆息是最豐富的感慨。他看著我，慢慢地說：“我們的年齡差距比較大，我的很多說法也許你不一定理解，我試著說說看吧。西方有些人認為中國人有一點極端因子，因此我們的國家會出現很多在極端上徘徊的事情。這種說法當然是錯誤的，但是確實我們國家是有一些這樣的情形�！�
　　他這樣拉開話題，一開始讓我有些摸不著頭腦，但是后來我很快明白他為什么這么說：一個人的人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左右飄搖，一個藝術家的良心在社會文化價值取向的兩極巨變中總是偏離主流，如何不感慨呢？
　　回首人生，呂遠把自己和共和國一起走過的60年一分為二：頭30年，他是被批判的右傾落后分子；之后的改革開放30年，他又被人當成了“左”的保守典型。從右到左，其間況味深長。
　　
　　30年靠“右”
　　從洋派小資文藝青年，到“土派”人民作曲家
　　
　　呂遠是1946年參加的革命。那一年，八路軍到了吉林臨江市，接收了日本人開辦的臨江礦山學校，學校樂隊的呂遠成了解放區(qū)宣傳隊的成員。
　　“我不是工人階級，是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必然帶了小資產階級思想進入革命隊伍�！眳芜h說。由于家境富裕，他從小受到很好的教育，西式文藝教育讓他“崇洋”：“用現在的話講就是‘歐洲中心主義’，覺得音樂、文學只有外國的好�！眳⒓痈锩�才讓他知道，革命文藝觀完全不同。那時候，革命文藝比較簡樸，解放區(qū)的音樂以聲樂為主，大量的創(chuàng)作與宣傳形勢、群眾斗爭相關，樂隊大多給這樣的歌曲或者《白毛女》、《兄妹開荒》等劇伴奏。
　　在那個把音樂定位為教育人民、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武器的時代，呂遠的作品總是抒情性的多，很少直接寫戰(zhàn)斗。他總覺得要寫帶有生活情趣的，于是往往不符合革命標準。在文藝演出中，他也獨奏過小提琴，結果演下來群眾不喜歡，他頗以為是老百姓太沒知識了。那時他寫的作品有80%不受群眾歡迎，“音樂語言里沒有一點民族的、民間的東西。”他說。
　　小資思想和審美情趣，讓他一直是革命隊伍里遭批斗的對象，歷次運動從不漏網，從來被劃在右邊�！拔乙恢毕氤蔀閳远ǖ母锩�左派，但就是成不了�！蹦菚r候，左派是革命的，右派，當然是腐朽落后的。
　　呂遠說：“在我們的政治生活里真是有很多‘左’得很可愛的人，是真的可愛，他們真是一心一意為革命考慮，但是‘左’的思想方法有問題，他們總是到處在生活中找出痕跡，作為對象來加以打擊，特別是在政治運動中�！�
　　1946年，呂遠尚不滿17歲，因為畫黑板報，被人說他畫“虎”（形似貓）和“豬”意在影射“毛朱”，是在配合蔣介石進攻解放區(qū)“打倒朱毛”的宣傳口號，于是他被批斗清除。后來因為中央糾偏，1948年他才得以重返當時的遼東省林業(yè)文工團搞工人文藝活動，工作干得有聲有色。很快全國解放，呂遠跟領導提出上大學學音樂被批準，1950年冬，他進入東北師范大學音樂系。1954年，大學畢業(yè)的他成為中央建政文工團的專業(yè)創(chuàng)作人員。
　　呂遠說，盡管一些過“左”的路線讓他內心不認同，讓他總是站不到最革命的主流，但那時，文藝工作明確的指導方針――為人民服務，為革命服務，以及強調音樂要有“革命性”、“民族性”、“群眾性”的提法，讓他以及所有的文藝工作者非常明確自己的創(chuàng)作“寫什么、給誰寫、為什么寫”。在前30年不斷的實踐與自我改造中，他形成了堅定的文藝觀：必須為老百姓寫東西，必須寫他們接受、他們喜歡、對他們有好處的東西。每年他采風、學習民族民間音樂，最終從一個崇拜西方文藝、認為老百姓聽不懂西洋音樂是沒文化的洋派小資文藝青年，成長為創(chuàng)作極具民族感的“土派”人民作曲家。
　　
　　越是大家說好，你越得做好準備，壞事要來了
　　
　　呂遠最初的創(chuàng)作任務，主要是反映工業(yè)領域的成就和生活。1955年，他根據一則有關商業(yè)局長扮成貨郎到農村調查百姓生活需要的報道，寫成了表演唱《哪兒來的老貨郎》，經歌唱家呂文科演繹之后，一下子在全國傳唱開了。不過，這首廣為流傳的作品還是不夠革命。在當時的政治標尺下，呂遠總是脫不開小資情調，并且他作品的成功總是伴隨著政治運動中的倒霉，比如讓他大紅的《克拉瑪依之歌》。
　　1956年，呂遠看到在克拉瑪依發(fā)現大油田的消息，興奮不已。“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太理解我們當時的感情，當時的年輕人剛剛從貧苦的中國走到新中國的建設中，特別強烈的愿望就是中國能夠富強。”呂遠說，發(fā)現油田的消息讓他特別想寫一首歌，可是他沒去過這個地方，連地圖上都沒有這個地名，這讓他寫得十分空洞，于是就放下了。
　　這時卻出了件事，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呂遠被打成反黨右傾分子，發(fā)配到蘭州煉油廠勞動改造，不過還是“可以繼續(xù)使用”的創(chuàng)作人員。蘭州煉油廠煉的就是克拉瑪依開采的石油。這里的生活一下子讓呂遠對克拉瑪依有了感性的認識，擱了一年多的《克拉瑪依之歌》噴薄而出，歌曲以夸張對比的方式，從一個牧馬人對克拉瑪依開發(fā)前后的感情的變化，寫出了對新中國建設發(fā)展的由衷熱情。歌曲一下子紅透全國。
　　“越是大家都說好的時候，你就做好準備，壞事就來了�！边@是呂遠在過去30年一路被批斗過來的經驗。果然《克拉瑪依之歌》在上世紀60年代之后就被樹為靶子，越批越猛，最后在“文革”時干脆名列被禁唱的“全國十大反動歌曲”。
　　“文革”剛剛開始，一向“右”得在任何政治運動中都不會被落下的呂遠，首當其沖成為第一批被打倒的黑線人物。有意思的是，他還沒被批斗完，原先斗他的人卻紛紛被拉下馬挨斗，慢慢地他倒沒人批了。兩派造反派打起來了，反而都說呂遠是替罪羊。革命小將們對他還挺好，要抄家都提前通知他，他忙把家里不合適的東西先燒掉。小將們還發(fā)動他起來造反，他忙說：“我不行，我是黑線人物，起來造反對你們不好�！庇谑切�將們就讓他創(chuàng)作歌曲，宣傳毛澤東思想，什么語錄、文章，統(tǒng)統(tǒng)譜上曲來唱。他譜過的毛主席文章，就有著名的《紀念白求恩》。
　　“我從來沒覺得自己是英雄，是英雄我早死了。我從來沒有逆潮流而活。所以這次的音樂會里，我一點不回避錯誤，‘文革’期間我寫過歌曲，也是全國流行的，比如《木棉花開火樣紅》。還有一個就是電影《決裂》中的歌曲《哎呀來，滿山輕松》，你沒趕上，回去問你爸爸媽媽肯定知道。這次音樂會里我都選了，我是從這個歷史環(huán)境中過來的，就得承認寫過這個，也寫過那個。是和非，是由歷史去判斷的�！眳芜h說著，嘆了口氣，卻相當通達:“這些經歷，不是說我是不幸的、多么冤枉，而是覺得我的遭遇是歷史的必然。過去的30年我一直是偏‘右’的，一直為此苦惱、憤憤不平，但是改革開放后30年的經歷，讓我回頭思考歷史的時候，非常理解自己的處境。中國這塊土地上，經過多少曲折、災難才走到現在，不管你愿不愿意，都擺脫不開歷史的洪流。”
　　
　　30年偏“左”
　　
　　反對極端的政治化，就意味著我們所有的生活都該市場化嗎？
　　“文革”后期，黑分子呂遠被“結合”了，還被起用為海政歌舞團的藝術指導。待到“文革”結束，極左路線被糾正，這個“老右”終于正了起來，迎來了創(chuàng)作高潮。
　　1978年，《克拉瑪依之歌》在激烈的討論中終于解禁時，呂遠已經走在潮流前端，寫了新時期第一首愛情歌曲《泉水叮咚響》。他說那時候其實還心有余悸，但海軍的領導比較開明，于是這首劃時代的愛情歌曲誕生了。
　　接下來呂遠創(chuàng)作的歌曲一首比一首紅：《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我們的生活比蜜甜》、《愿做蝴蝶比翼飛》、《牡丹之歌》等，歌曲在全國受歡迎和廣泛傳唱的程度，遠非今天的流行歌曲能比。那時候的呂遠也堪稱“前衛(wèi)”：1979年他寫《我們的生活比蜜甜》，就嘗試用夏威夷吉他電聲伴奏了。
　　呂遠說感謝改革開放后的30年讓他過得很好，但是30年過去之后，他要做一個反思：前30年他一直為“左”的思潮把他擺在靠近右派一側而不平，然而在后30年他發(fā)現被廣泛傳唱的是那些曾被批判的“右”的作品，可他自己現在卻被人當成了左派，甚至是“左”的典型來談論。
　　在許多人傾向于反“左”的時候，呂遠念起“左”的好來：“我當初參加革命時學的是西洋音樂、滿腦子是偏‘右’的小資產階級文藝觀，但是前30年，是在學習革命事件和民族遺產的過程中自我改造過來的，使得我的藝術原則成為必須為老百姓寫東西，成為一個尊重和繼承音樂的民族性的‘土派’作曲家，我更愿意說我是個音樂勞動者。并且，那個時期有很多的文藝理論指導，中央提倡的音樂的‘革命性’、‘民族性’、‘群眾性’，都很到位。我們現在的文藝生活是不是太缺乏理論指導呢？”
　　他困惑的是，過去前30年很多文藝政策確實過于極端，把文藝絕對政治化了，但是反對那種極端，就說明今天的文藝生活就不需要指導了嗎？他贊成市場經濟，說應該尊重它的規(guī)律，但是這意味著我們所有的生活都該市場化呢？
　　“如果把最低俗的文化和嚴肅的藝術等同起來，我覺得不可理解。比如《國歌》不賣錢，《老鼠愛大米》很賣錢，如果完全按照市場規(guī)律來指導音樂，還會有《國歌》這樣的作品誕生嗎？雷鋒多少錢一個，能買嗎？”
　　這就是呂遠被認為是“左”的典型的著名觀點，他力主國家建立相關的文藝稅法制度，把教育性強的文化和消費性強的文化區(qū)分開來，教育性強的作品不收稅，還應該獎勵，而越是滿足官能刺激的作品就越應該收重稅。
　　他說，他不批評別人，但是在面對種種社會現象時，他有自己的標準：那就是藝術家的良心，也就是人民的良心�！爱斒虑橥�反面發(fā)展時，當現在的作品為錢而寫時，就要冷靜、應該反思，守住自己的位置。”
　　
　　僅僅是聲樂都如此混亂，那么整個國家的文化生活到底該怎么規(guī)劃呢？
　　
　　在呂遠看來，當前的文藝生活不僅缺乏理論指導，且由于不重視理論的研究和總結，以至于出現了像央視青年歌手大獎賽這樣“滑稽的現象”。
　　他說滑稽，是因為大賽設有美聲、民族、通俗三種唱法，這三種唱法的設立沒有科學、明確的規(guī)范。他做了該比賽十幾年的評委，深知其中的問題所在。他認為，美聲唱法倒是容易規(guī)范，因為完全按照意大利演唱標準來打分。但是，國家級的歌唱比賽設立這個唱法，是在中國提倡意大利唱法，如同意大利舉辦國家級京劇黑頭比賽一樣荒誕。這直接的后果是全國所有的音樂學院都設立美聲唱法，大量學完美聲唱法的學生卻在國內難以找到單位：“這對國家來說是很大的資源浪費�！�
　　民族唱法的提倡無可厚非，但標準卻并無規(guī)范：“有人說就按照彭麗媛的標準來打分，彭麗媛是吸收美聲、民族的唱法形成的新的唱法，以她為標準，是一種唱法把別的唱法都偏廢了。這產生的巨大副作用就是以山西梆子為基礎發(fā)展起來的郭蘭英式的唱法沒有了，湖南何繼光式的高腔沒有了，在二人轉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郭頌式唱法沒有了，多樣化的民族唱法沒有了。
　　通俗就更滑稽了，改成原生態(tài)了，原生態(tài)的定義就是錯誤的，它把蒙族長調、呼麥這種多年形成的專業(yè)性很強的傳統(tǒng)民間唱法都叫原生態(tài)，那是要經過很高級的專業(yè)訓練才能唱的�！�
　　他想說明的是，聲樂不過是音樂生活的一部分，而音樂不過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僅連聲樂都如此地混亂，那么整個國家的文化生活到底該怎么規(guī)劃呢？顯然應該是有導向的、有規(guī)劃、有理論指導的。
　　他說，就因為這樣的困惑，他才盡力地、以八十高齡親力親為地辦自己“八十回想”音樂會。老中青三代各種不同唱法的民族藝術家們不計報酬聚在一起，用他的話說是“不追求額外的不健康的東西”。演唱的是呂遠個人前30年和后30年為百姓而寫、受到百姓檢閱并認可的作品，伴隨的是建國60年的文藝路程。
　　“這次音樂會，選擇的歌曲，希望展現60年來祖國比較陽光的一面。我希望不要把歷史隔斷，因此各個時期的歌曲都選擇。雖然有些階段的政治運動是錯誤的，但不能說那時候所有的歌曲都是黑暗的�！彼�說：“我是一滴水，只反映人間的陽光，這就是我的音樂會的主題。”
　　他說，過去說他是右傾分子，他不認為自己右傾；如今被當成左傾頑固派，他也不認為自己是左派。
　　“我只按照我認為的社會的需求，百姓的需求，把那些音符排列起來而已�！�
　�。ㄕ�自4月16日《北京青年報》，作者為該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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