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傳播是在一定的傳播環(huán)境下進行的,也是一定社會關系的體現(xiàn)。安史之亂后,唐中央集權制式微,藩鎮(zhèn)割據(jù)現(xiàn)象屢見不鮮。本文通過梳理敦煌歷史文獻資料,分析晚唐歸義軍時期敦煌同外界(其它地方政權以及唐王朝中央)政治、經(jīng)濟等信息傳播,諸如驛傳制度,邸吏和進奏院,客司,僧人使者等,試圖揭示唐帝國中央同地方藩鎮(zhèn)之間信息傳播方式的一般性和敦煌地區(qū)的傳播方式的特殊性。
　　【關鍵詞】晚唐 歸義軍時期 敦煌 新聞傳播
　　
　　一、歸義軍前期敦煌地區(qū)傳播環(huán)境
　　
　　新聞傳播,即“社會信息的溝通和傳遞或社會信息系統(tǒng)的運行”。①社會傳播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進行的,是一定社會關系的體現(xiàn)。這些社會關系如歷史背景、地緣政治、行政制度等構成了傳播環(huán)境。晚唐歸義軍時期敦煌地區(qū)同外界(其他的割據(jù)政權以及唐王朝中央)的政治、經(jīng)濟信息傳播,其傳播環(huán)境包括:
　　(一)歷史背景。唐朝安史之亂以后,吐蕃占領了河西廣大地區(qū)。唐大中二年(847)張議潮率眾起事,收復瓜州(今敦煌),之后幾年陸續(xù)收復河西失地。歸義軍時期是從公元851年唐朝設立歸義軍,建節(jié)敦煌,冊封張義潮為節(jié)度使正式開始,直到公元1036年西夏占領沙州方告結束。歸義軍時期分為前、后兩期。前期主要是晚唐時代從歸義軍政權的建立到唐朝滅亡(851―907),也稱晚唐歸義軍時期。后期主要就是五代、宋時期直到歸義軍政權被西夏消滅(907―1036)。
　　(二)地緣政治。敦煌地處西北軍事交通要塞,是一個畜牧業(yè)和農業(yè)并作、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混居、中央政權控制力不能及、地方豪強勢力強盛、民族政權紛立并且獨立性強的軍事重鎮(zhèn)。
　　(三)制度沿革。自秦漢以降,驛站傳遞制度和朝集使制度就一直延續(xù)后世王朝。安史之亂后,新的進奏院制度取代朝集使制度,反映出唐中央同地方關系的微妙變化,過去中央對地方州(郡)的強權關系,已轉變?yōu)闊o力的中央同地方藩鎮(zhèn)的關系,體現(xiàn)唐中央集權制的式微。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出現(xiàn)了敦煌進奏院狀。新聞學界一些權威學者把敦煌進奏院狀稱為中國報紙的源頭,如方漢奇認為它是報紙的前身,李彬也認為這是新聞信,王風超先生則直接指出“這是中國現(xiàn)存的最古老的報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報紙�！雹陔m然對于進奏院狀是不是報紙這個問題歷史學界和新聞界存在很大爭議,但必須承認的是,敦煌進奏院狀無疑影響著后世報紙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它在新聞傳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二、歸義軍時期敦煌地區(qū)同唐中央的縱向傳播
　　
　　社會傳播中,傳播的方向包括水平方向(橫向)和垂直方向(縱向),傳播的方向取決于雙方的地位和力量對比。歸義軍時期敦煌地區(qū)同唐中央之間信息的互動,是一種縱向傳播,既包括唐中央信息上令下達到歸義軍政權所在的敦煌地區(qū),也包括敦煌地區(qū)下情上達到唐中央。
　　首先,從唐中央王朝對敦煌地區(qū)的 “上令下達”來看,是一種由上到下的縱向傳播方式,在該過程中,信息傳播源是唐中央系統(tǒng),其主要部分是三省六部,“中書出令、門下封駁、尚書受而行之�！雹壑袝�、門下發(fā)出的制敕,皆由尚書省轉發(fā)到中央各部門及地方州縣,或者根據(jù)制敕精神形成政令下達有關部門。也就是說,作為政令信息傳播源系統(tǒng)的唐中央,其中央政策的制定和實行的同時,在其內部系統(tǒng)(也就是三省部門)中也進行著部門之間信息的橫向傳播。
　　其次,敦煌歸義軍政權向唐中央的由下到上的縱向傳播,信息傳播源就是節(jié)度使下設的以進奏院為主的傳播體系,該體系中如節(jié)度使下的掌書記、判官,孔目官等可以參與節(jié)度使機密要事、歸義軍地方政策法令的制定和頒布。其中進奏院是歸義軍跟唐中央的重要傳播樞紐。
　　安史之亂后,隨著唐中央集權制的式微,新的進奏院制度取代了以往的朝集使制度。進奏院由藩鎮(zhèn)設立,進奏院的官員稱之為邸吏,邸吏由藩鎮(zhèn)幕府自主選定任免,唐中央無權也無力干涉,進奏院在歸義軍政權與唐中央的信息傳播中,不僅起著下情上達的作用,同時還肩負窺探中央朝廷的責任。唐朝的邸吏稱“邸務留后使”,辦事機構稱“上都留后院”,由各地藩鎮(zhèn)節(jié)度使派邸吏駐京城長安,負責向朝廷呈進奏章和向地方通報消息。
　　唐代宗大歷十二年(777),邸務留后使改稱進奏官,上都留后院改名為“上都知進奏院”。當時的邸報就是由進奏院和進奏官們選刊官方文書負責向地方發(fā)布的。邸報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過一些不同的名稱,如報狀、雜報、朝報、條報、狀報、狀、報、邸吏狀、宮門抄、邸抄、閣報等。由于早期的邸報大都沒有報頭名稱,因而不同時期其稱謂難免出現(xiàn)差異。中國歷朝邸報所發(fā)布文件、信息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皇帝的起居言行。二是皇帝的詔令諭旨以及國家的重大決策、法令、政令等。三是有關地方官員升黜、任免、選拔、賞恤、褒獎、貶斥等之類的政務消息。四是大小臣工的奏章表箋,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府的工作計劃、報告以及各地駐軍塘報、言官和其他官員對朝廷政務的規(guī)諫與建議等。唐代以后各個封建王朝均制定了嚴格的審查制度,以加強對官方文書發(fā)布工作的管理。
　　除進奏院外,歸義軍時期敦煌地區(qū)出現(xiàn)的僧人使者組團進奏朝廷,也是歸義軍政權同唐中央縱向垂直傳播體系中的重要補充。以張議潮多次派遣使者入唐為例,第一次是當張議潮于晚唐大中二年(847-859)率眾起事,收復瓜州后,就立即派遣十道使者分赴長安,獻表朝廷。十道使者中,除了歸義軍相關外事使節(jié)官員,還有唐悟真等僧人入朝獻款。《敕河西節(jié)度使兵部尚書張公德政之碑》云:“沙州既破吐蕃,大中二年,遂差押牙高進達,馳表函入長安,以獻天子。上達天聞�！雹堋抖忌�統(tǒng)唐悟真邈真贊并序》記載大中初年唐悟真參與張議潮起義,立有軍功,并奉命出使京城受到唐宣宗接見⑤。
　　第二次是張議潮陸續(xù)收復河西十一州失地后,再度派遣使者奉圖籍入朝,這次出使唐中央的也是僧俗兩界,俗界代表是張議潮的兄長張議潭與使者吳安正,僧界則是沙州僧人慧菀。這在杜牧撰寫的《沙州專使押衙吳安正二十九人授官制》與《敦煌郡僧正慧菀除臨壇大德制》中有所反映⑥。
　　第三次是咸通二年(861)歸義軍攻克河西最后一個重鎮(zhèn)涼州后,河西到此全部收復。此時張議潮又派使團進奏朝廷,《宋高僧傳》中記載張議潮那時所派僧人法信進獻乘恩所著之《百法論疏》及《鈔》⑦。
　　第四次是咸通七年(866)七月,張議潮再次遣使入唐,使團中有僧人曇延。”⑧
　　以上敦煌文獻記載中,僧使的多次出現(xiàn)表明了當時歸義軍政權自下而上的信息傳播體系中,僧使也在其中占據(jù)著重要地位。僧俗兩界同為傳播體系中重要環(huán)節(jié),這也反映出了當時敦煌地區(qū)政治與佛教的密切聯(lián)系,同時也說明了佛教在敦煌地區(qū)的興盛。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從歸義軍時期敦煌同唐中央王朝的互動的縱向傳播系統(tǒng)來看,驛傳制度始終貫穿其中,驛傳是我國歷代封建政府供官員往來和文書郵遞用的交通組織,驛傳制度在官方傳播自然占據(jù)主流與主導地位。三省中尚書省六部中的兵部是唐代驛傳系統(tǒng)的最高管理部門。而驛傳就屬兵部里“兵部”、“職方”、“駕部”、“庫部”中的駕部。
　　
　　三、歸義軍時期敦煌地區(qū)與周邊政權間信息的橫向傳播
　　
　　敦煌歸義軍政權除了跟唐中央進行信息傳遞交流以外,同時還要與周邊各地區(qū)進行交流,這種交流方式就是一種橫向的水平傳播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歸義軍政權下設立的客司部門具有重要意義。
　　關于客司,盧向前曾指出:“客司:歸義軍衙門下屬機構,掌接待使客事�！雹犭m然該時期隨著歸義軍政權的輪替與反復,客司的名稱也有多次變化,例如金山國曾改之為鴻臚寺,但客司負責處理歸義軍政權的周邊外交事務的本質屬性沒有太多變化。一方面,客司部門接待周邊政權使客,同時,客司也分派使者出使鄰邦�？退驹诙鼗蜌w義軍與周邊政權之間的信息的橫向傳播中起到巨大作用。
　　根據(jù)敦煌文書和相關史料記載,歸義軍政權無論是出使唐廷,還是處理與周邊政權外事活動,都有僧使的出現(xiàn)。另外還有很多關于晚唐五代時期歸義軍政權同周邊少數(shù)民族政權僧使交往的記載,表明僧使在歸義軍政權與其他地方政權橫向信息交流傳播中的重要性,客司和僧使共同構成了歸義軍政權對外傳播的主要途徑。
　　
　　四、結語
　　
　　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地緣政治等因素構成的獨特的傳播環(huán)境,使得敦煌地區(qū)在與外界傳播方式上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唐中央三省負責政令的制定和下達,驛傳制度在其中發(fā)揮了樞紐作用,另一方面,歸義軍政權的下情上達,主要依靠以進奏院為核心的傳播體系,同時僧使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最后在歸義軍政權與周邊其他民族政權的交往中,其中客司以及僧人使者在該過程中共同發(fā)揮著巨大作用。
　　歸義軍政權官方組織(如客司、進奏院等)僧使共同構成了其對外傳播的主要途徑,這也是該時期敦煌同外界傳播當中較為特殊的現(xiàn)象。僧俗兩界同為傳播體系中重要環(huán)節(jié),這也反映出了當時敦煌地區(qū)政治與佛教的密切聯(lián)
　　系,同時也說明了佛教在敦煌地區(qū)的興盛�！�
　　
　　注釋
　　 ①郭慶光,《傳播學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5頁
　�、诶畋�,《新聞信:唐代進奏院狀報新解》,《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1998年第3期,第91―92頁
　　③(唐)吳兢,《貞觀政要?卷一?論政體第二》,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軜s新江,《敦煌寫本�？肌�,《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敦煌歷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第401頁
　�、萼嵄�林,《敦煌碑銘贊輯釋》,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第116頁
　　⑥(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750,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1月,第7770―7771頁
　�、�(宋)贊寧,《宋高僧傳》卷6《唐京師西明寺乘恩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0月,第128頁
　�、�(后晉)劉?等,《舊唐書》卷19上《懿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5月,第660頁
　�、岜R向前,《關于歸義軍時期的一份布紙破用歷的研究――試釋P4640背面文書》,《敦煌吐魯番文書論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3頁
　　(作者:蘭州大學08級歷史文化學院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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