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場被長高的小樹“擋”住了 　　靜岡縣在日本47個“都道府縣”中是人口較多的一個縣。它是日本東西交通的要沖,自古以來是日本的主要交通要道。 　　曾經擔任過日本政府副部長的石川嘉延,1993年通過縣民投票當選為知事,迄今已經連續(xù)當選4次,在知縣一職上,已經是有16年任期的“老縣長”了。
　　按日本的行政區(qū)劃,一個“縣”相當于中國一個省或美國一個州,“縣知事”也就相當于中國一個省的“省長”或美國一個州的“州長”。
　　1998年,石川政府推出了一個重點工程――修建“富士山靜岡機場”。機場項目總預算約為1900億日元(約合19.7億美元),按最初計劃,2009年3月份正式啟用。
　　2008年,機場建設基本上進入尾聲。9月,日本國土交通省航空局對機場進行驗收檢查時發(fā)現(xiàn),跑道西側約1400米外有一片小樹林,共179棵樹,它們的高度超出了日本《航空法》規(guī)定的高度限制。國土交通省認為,這一片小樹林如果不砍掉的話,將影響飛機的起飛。基于這個問題,靜岡機場國土交通省的“驗收”沒有通過。
　　之前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是因為機場設計方測量失誤,沒有把跑道盡頭的這一片小樹林計算進去。從機場動工興建的1998年算起,10年之后,這片小樹林已長成大樹林。
　　表面看,砍掉樹木是件相當容易的事。然而,當有關部門詢問這片樹林所在的土地所有人是誰時,他們才發(fā)現(xiàn)“地主”就是一直以來反對建設機場的大井壽生。
　　大井壽生不僅反對靜岡機場建設,也對縣府工作不滿,是個堅定的民間“反對派”。結果可想而知,當有關部門向大井壽生要求砍掉這片樹木時,遭到大井的斷然拒絕。
　　
　　以機場改道“要挾”縣長辭職
　　在日本,沒有“釘子戶”這樣的貶義詞,大井在日本被稱為史上最牛的“地主”。
　　幾輪談判下來,大井還是堅決不肯砍樹。無奈之下,石川決定縮短機場跑道,從原計劃的2500米跑道改建成2200米,以避開這片樹林。
　　只是這樣一來,跑道的改建,也要把之前的航標等基礎建筑重新設計,勢必產生1.1億日元的額外費用,還要打亂原訂今年3月的啟用期,有可能拖到9月。并且跑道縮短后,機場的品質也就隨之下降。
　　消息傳來,之前責怪政府測量失誤的輿論開始轉向,人們紛紛呼吁大井壽生妥協(xié)讓步。
　　大井迫于輿論壓力,表示:“只要知事辭職,我就砍樹。”大井解釋說,石川知事治下的靜岡,沒有產生選民所期待的經濟成就,現(xiàn)在是換知縣的最佳時機了。
　　經過幾次面對面談判后,大井和石川達成了臨時協(xié)議。假如這個協(xié)議得到切實履行,靜岡機場就不必改建跑道了。
　　2009年3月25日下午,石川知事臨時舉行記者會,表示自己將辭職以換取當?shù)匾幻�“地主”砍掉靜岡機場附近的一片小樹林。
　　2009年5月14日,大井率人開始伐木。
　　2009年5月18日,經交通省有關部門檢查,樹林影響飛行安全的隱患已經解除,跑道附近已經不存在違反《航空法》的障礙物。
　　2009年5月19日,石川向縣議會遞交了辭呈。他在新聞發(fā)布會上說,一直懸而未決的問題因自己辭職而得到圓滿解決,他感到“無怨無悔,如釋重負”。石川的辭呈將在遞交30天后自動生效,靜岡縣將在今年7月上旬前舉行知事選舉。
　　2009年6月4日,“富士山靜岡機場”正式啟用,機場“釘子戶”問題得到圓滿解決。
　　
　　官民“互惠協(xié)商”的日本模式
　　初看,以“辭官”解決“釘子戶”問題讓人感覺不可思議,但聯(lián)系日本歷年來解決官民糾紛中體現(xiàn)的民主、法治精神,這樣的解決方式也是順理成章的邏輯結果。
　　誠如很多國家一樣,日本早在1951年就通過了《土地征用法》,并在其物權法上明確了所有權人權利因“公共利益”而受到限制的規(guī)定。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濟強勁復蘇和增長,官民糾紛也是此起彼伏,甚至爆發(fā)了“三里冢暴力事件”,居民為反對強行“拆遷”,與執(zhí)法警察展開殊死搏斗,導致3名警察死亡。
　　即使是在“三里冢事件”高潮期,日本各政治領袖和公共知識分子不斷呼吁政府與“釘子戶”展開平等協(xié)商,要求政府施行“懷柔之術”,不要放縱公權力,不要強行執(zhí)行《土地征用法》,要最大限度尊重和保障私人權益,要注入民主政治協(xié)商的方式,通過官民協(xié)商調動“公民社會”政治動員機制,長效解決此類糾紛�！叭�里冢事件”雖然政府打了“敗仗”,但沒有秋后算賬的“復仇”,使一度被撕裂的社會很快又復原,從獲得的社會總效益上看是值得肯定的。
　　“互惠的方式”,調動了居民的政治參與熱情,1995年,時任首相的村山富市向成田機場建設中的“釘子戶”真誠道歉和謝罪,成為一段美談。正如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所言,“互惠”是協(xié)商民主的首要原則,在保持理性分歧的基礎上達到有效共識,使得政府能展開迅速行動,把處于極端邊緣的國家校正回到理性的軌道,從而使廣泛的危機受害者們得益。
　　照此來看,在靜岡事件中,“釘子戶”大井愿與政府就提高政府管理方面與政府談判,而靜岡知事愿以自己的職位作為談判對象,這顯然就是公民精神與“政治清明”在神圣私有權的支點上的一次完美表演,也從側面反映出日本社會文明程度已經達到了一個令人羨慕的水平。
　　(摘自《 廉政?望 》2009年11期,有刪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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