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先生一生是個忠心耿耿的清華人。1909年考取清華第一批留美生�；貒�后，1915年到清華學校任教，1926年兼任清華大學教務長，1931到1948年任清華大學的校長，1950年起在美國管理清華基金，后來又負責籌建臺灣省的新竹清華大學，直至逝世。我1936年考進清華，1940年畢業(yè)。在此期間，我雖然沒有和梅先生直接接觸并打交道，但多年以來，他那溫文爾雅的身影，深沉、嚴肅而又慈祥的風度，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1947年以來，我在大學生活和工作了40余年，所見、所聞、所讀、所感、所思，使我日益清楚地認識到：梅先生是一個很理想的、非常難得的大學校長，很值得當大學校長的人們學習。

　　本文的目的，不是全面評價梅校長，只想從一個側面看看他領導清華取得輝煌成就的原因。梅先生的一個顯著而廣為人知的特點是：自幼沉默寡言。據其夫人韓詠華女士說，當他們訂婚的消息被她的同學陶履辛聽到后，急忙跑來對她說：“告訴你，梅貽琦可是不愛說話的呀。”她答道：“豁出去了，他說多少算多少吧!”婚后有一次，梅先生夫婦、友人衛(wèi)菊峰夫婦及梅先生幼弟貽寶同車外出。一路上貽寶高談闊論，滔滔不絕。衛(wèi)夫人說：“貽寶啊，怎么校長不說話，你那么多話，你和校長勻勻不好嗎?”梅先生慢騰騰地說：“總得有說的聽的，都說誰聽呢?”梅先生的這種特點，是和他的人品、他在清華大學建立的領導體制、以及他領導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取得的突出成就，有內在的、深層次的聯系的。

　　沉默寡言所體現的人品

　　梅先生的沉默寡言，也許和他的性格和生活習慣有關，但更是他的修養(yǎng)和人品使然。根據他的親朋學生等的記錄和回憶，他說話很少有以下一些原因。首先，他認為世間事物都是很復雜的，而人們的知識有限，要全面而正確地認識它們并非易事，輕率發(fā)言容易出錯。所以，梅先生和那些幾乎天天對什么問題都發(fā)表講話的領導人不同；
他即使在不得不發(fā)言時，也很少下斷然的結論。有位校友對此寫了一首打油詩：“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以為，恐怕仿佛不見得�！庇浭雒废壬�說話少而慢的例子很多，我這里舉出葉公超教授的一段回憶。當年清華領導層得到消息，華北軍政頭目宋哲元準備派兵到清華園逮捕從事救亡活動的愛國學生領袖，形勢十分緊急，葉和陳岱孫、馮友蘭、張奚若、葉企孫等教授到梅家商量對策。大家說了許多話后，等梅先生發(fā)言達兩三分鐘之久，他卻一言不發(fā)。經馮先生催促，他仍不開口。葉先生實在忍不住了，便問道：“校長，你還是沒有意見而不說話，還是在想著而不說話？”梅先生過了幾秒鐘才答道：“我在想，現在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只可以想想如何減少他們來了之后的騷動�！苯又�大家提了一些問題，梅先生一一作答，并對校內安排作出最后決定。葉先生評論道：梅先生說話慢，“往往是因為要得到一個結論后他才說話。這種習慣是怎么來的，我沒考據過，梅太太可能比較清楚。因為說話慢，所以他總是說話最少；
因為說話少，所以他的錯誤也極少�！庇幸淮稳~先生聽陳寅恪先生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其次，梅先生堅持“時然后言，言必有中”、有物甚至有趣。北京大學鄭天挺教授說：“先生不喜多說話，但偶一發(fā)言，總是簡單扼要，條理分明，而且有鳳趣�！鼻迦A校友張靜愚說：梅校長寡言慎行，無論何時何地，他都不輕易發(fā)言，甚至與友好知己相處，亦是如此；
但當某種場合，勢非有他發(fā)言不可，則又能款款而談，暢達已意，言中有物，風趣橫溢。先生親密助手蔡麟筆說：先生恂恂嚴謹，與人交，言常訥訥，更不說客套敷衍話；
然每出一言，字字真懇；
而且不言則已，每言則簡明中肯，并富幽默感。第三，梅先生習慣于少說多做，以身作則，說了就一定做到。

　　清華吳澤霖教授說，從1915年先生到清華學校任教起，他就十分熱心但毫不聲張地做一些對自己來說吃力不討好、對教育事業(yè)非常有益的工作。他每晚7至9時輔導中學部學生自習，他給學生開設以前沿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各種講座，他主持關于教育事業(yè)的辯論會，他在1915至1926年間擔任過25種校內外社會公益工作職務。據陳岱孫、葉公超、趙賡揚等校友回憶，創(chuàng)建臺灣省新竹清華大學的過程，更顯出先生的這種優(yōu)良品質。上世紀50年代先生在美國掌管清華基金時，葉公超曾要求他把該基金用于臺灣省。他說，他不愿把清華基金在臺灣去蓋大房子，做表面工作；
要等他想出更好用法才到臺灣去。后來他想出了在臺灣長期發(fā)展科學研究工作的計劃。陳岱孫先生是這樣敘述此計劃的�！�1954年他開始計劃同臺灣科技學術機構合作，從事原子科學研究工作。從1955年起，相繼籌建了原子科學研究所、化學研究所和應用物理研究所。在這幾個研究所的基礎上終于發(fā)展成近代大學的規(guī)模�！辈贿^先生在世時，一直拒絕“大學”稱號，只是在他逝世后才改稱大學。這就是現在的新竹清華大學。蔡麟筆在描述先生創(chuàng)建這所大學時的情況說：梅先生辦學，從不創(chuàng)立口號，更不寫空洞的計劃，只是不聲不響地做，腳踏實地地做；
拿原子能研究所來說吧，由開始籌備到原子爐安裝完成，選址、建房、訂購、運輸、籌款、招生、聘教師等，真不知梅先生花了多少心血，默默地在那里埋頭苦干，從不抱怨，也從不向外宣傳。趙賡揚說：1955年先生創(chuàng)辦臺灣的清華大學時，不獨決策工作，甚至學校所有器，都經他親自揀選，或繪圖定作，連圖書館、教務處的圖章和鋼印，都是他親手設計繪圖的，招考新生的彌封編號也是他編制的。當然這些情況局外人一無所知。先生不僅少說多做，甚至只做不說；
而且一經說出，就要做到。

　　他1931年12月3日就任清華大學校長時的就職演說，不像某些人那樣亂吹什么要創(chuàng)建世界第一流大學，只簡明扼要地列出5條目的和辦法。但據研究清華校史的黃延復等校友的研究，先生對此次演說的基本思想“終生奉行不渝，而且隨著實踐的不斷發(fā)展而不斷加以充實、完善。使他和他的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在短短的五六年間，在清華創(chuàng)造了一度‘黃金時代’�！币陨碜鲃t是少說多做或不說只做的一種體現。不僅清華人，凡是了解梅先生的人都承認：先生的一生是以身作則的典范；
他不獨自己以身作則，還要求清華所有師生在學校、在社會上都以身作則。第四，先生廉潔奉公，自奉極儉，從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1931年任校長后，“如何辦好清華”就成為他生活的全部內容，“連吃飯時也想著學校的問題”，為保持學校的寧靜和安全，有時親自巡邏校園直至深夜，他取消了校長原有的一些特權，不再讓學校為他家中工人付工資和電話費，并拒絕領取校長住宅包括手紙在內的一切日用物品的免費供應。他不講排場，學校辦事，機構比當時教育部規(guī)定的還要精簡。校、院、系各級領導人都不設副職，圖書館長由社會學系潘光旦主任兼任。各系都不設專職辦事人員。教師與學生人數大體為1：6，非教學人員與教學人員及學生數大體為1：7。

　　抗日戰(zhàn)爭期間，他兼任西南聯合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會主席；
除清華校務外，又在物質條件極差、情況極其復雜的處境下擔負起建設西南聯大的艱巨任務。宵衣旰食，任勞任怨。而且一到昆明，就將校長專用汽車交給學校公用，外出辦事，近則步行，遠則搭便車，無便車可搭亦無怨言；
遇警報時，就和師生一起跑到學校后面小山上，躲在亂墳之間。1941年7月，先生和兩位同事因公從重慶返回昆明，定了飛機票，后因有搭乘郵政汽車的機會，為給學校節(jié)省200余元，就把飛機票退了。作為兩個著名大學校長，他家生活十分清苦，“經常吃的是白飯拌辣椒，沒有青菜，有時吃菠菜豆腐湯，大家就很高興了�！睘橘N補家用，他的夫人和一些教授夫人一道，制作帽子、圍巾、糕點，自己拿到市上去銷售。先生兒子祖彥學習必不可少的眼鏡跌壞了，長期無錢重購。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教育部發(fā)給西南聯大學生的補助金，梅先生卻不讓4個在該校讀書的子女申請；
西南聯大的福利，3個常委也不享受。1951年，先生在美組織清華紐約辦事處，只用一位半時助理，在華美協進會辟一間辦公室，自己支薪每月300美元，生活捉襟見肘。1955年回臺灣創(chuàng)建新竹清華大學初期，他始終不肯為辦事處和他的書房買沙發(fā)，只用藤椅，把錢節(jié)省下來購買圖書、設備和聘請教授，；
幾乎每夜辦公到凌晨兩三點鐘才睡覺。不過，梅先生雖然自奉極儉，卻絕不吝嗇；
他樂善好施超乎常人，經常支付各種名目捐助，從辦義務教育到賑災濟難，從救濟困難職工學生到營救被捕同學，每次都“身先士卒”。在昆明期間，清華大學利用工學院暫時閑置設備建立清華服務社，從事生產，以盈余補助清華同人生活。此事本與外校無關，梅先生卻念及聯大、北大、南開同人同處困境，年終贈給他們每人相當于一月工資的補貼。

　　西南聯大3校中，論經費和設備，清華比其他兩校優(yōu)裕。從世俗眼光看來，清華吃了虧，但在梅先生領導下，卻能使3校同人幾乎都無此感覺。這是當時西北聯大、東南聯大不久即解體，而西南聯大團結合作并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由于先生對清華校務和中國民族教育事業(yè)作出的重大貢獻，1940年9月，在昆明的清華師生為他服務清華25周年舉行了一次公祝會。他致答詞時說：“清華這幾十年的進展，不是而亦不能是某個人的緣故�！�…京戲里有一種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場總是王冠整齊，儀仗森嚴，文武將官，前呼后擁，像煞有介事。其實會看戲的絕不注意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為好戲通常并不是由他唱的。他只是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對這臺戲叫好的，他亦覺得‘與有榮焉’而已�！泵沸ｉL就是這樣一個“無我”的人。第五，先生辦學高瞻遠矚，深謀遠慮，不強求近功。他沉默寡言，和他把時間與精力都用在學習新知識、思考問題以及發(fā)展清華的事業(yè)上有關。先生秘書趙康揚在回憶文章中提到：“先生不(大)寫文章，少講演，但平時看書的范圍很廣，除最新物理、工程等書報都經常研讀以外，本來四書爛熟，五經時常引用，史地、社會科學的基礎一點兒也不忽略。最忙的時候，床頭仍有英文《讀者文摘》與王國維的《觀堂集林》。他學識豐富，見解卓越，與許多科的專門學人都能談得攏�！�1931年就任清華校長時，國難當頭，學潮澎湃，每遇難解問題，常“深居簡出，有時一天有時兩三天，苦思焦慮，忍辱負重地設法解決。”因為他一心一意想把清華辦好，而又好學多思，知識廣泛而新穎，所以他才能想到而且籌劃出一個現代大學的正確發(fā)展方向。這是那些把主要心思花在評先進、評職稱、住好房子、長工資的大學校長們絕對做不到的。他深謀遠慮的事例很多。初長清華時，他就提出大學必須有大師，后來清華的大師輩出；
“七七”事變以前，他將清華珍貴圖書儀器南運，預先在長沙興建校舍，并在南昌建立航空研究所，在長沙建立金屬研究所和無線電研究所；
抗戰(zhàn)期間，他知難而進，在昆明維持5個特種研究所，恢復清華研究院，繼續(xù)實行教師休假進修制度，招考清華留美公費生，為抗戰(zhàn)勝利后的建設事業(yè)儲備人才；
復員前，他早就為戰(zhàn)后清華的擴充和發(fā)展制定了周密而可行的計劃；
臺灣省新竹清華大學的建立，也是他在美國管理清華基金時事先籌劃好的。

　　強調大學必須有大師

　　清華校友傅任敢謂梅校長“辦教育的出發(fā)點是愛”。他愛國家、愛學校、愛教師、愛學生。我這里略微談談梅校長愛國家事例，重點談他愛教師愛大師的問題。1931年梅校長就職演說談了5個問題，其中之一便是“我不能不談一談國事�！彼麆袂迦A師生“致力學術，造成有用人才，將來為國家服務�！痹�任清華工學院院長的施嘉煬說：梅校長在創(chuàng)辦各學科研究所時，特別積極籌辦與國防有關的研究所；
在昆明期間，雖然經濟極度困難，梅校長仍積極設法繼續(xù)派遣留美公費生，1942年招考的13個專業(yè)中，就有10個是國防及工程建設迫切需要的；
1938年春，為配合國家訓練機械化部隊，在梅先生倡導下，清華機械系2、3、4年級學生大多數都參加交輜學校受訓；
1939年2月，又在電機系附設電訊專修科，培養(yǎng)抗戰(zhàn)所需電訊人才；
1943年除為盟軍培訓翻譯人員外，還讓自己子女和西南聯大學生一道參加青年遠征軍。至于愛教師愛大師，則是廣為人知的梅校長辦大學的重要思想。當然，梅校長愛教師不是無原則的，而是和他愛國家、愛學校、愛學生緊密相關的。1926年他任清華教務長時，原清華學校(1925年增設大學部)所聘教師有一些不適于在大學任教，他便逐漸辭退。

　　他所愛的是稱職的教師，特別強調的是大學必須有大師。他在1931年的就職演說中即提出：“所謂大學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焙髞碛忠辉購娬{：“師資為大學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圖之至急”；
“大學之良窳，幾乎全系于師資與設備充實與否，而師資為尤要”；
“吾人應努力奔赴之第一事，蓋為師資之充實�！币虼�，雖然此前清華師資隊伍已有一定規(guī)模，但在他任校長后又多方禮聘，一時之間，使有識之士聞風景從。僅從1932至1937年，應聘進清華的國內外名師就近70人，其中有聞一多、雷海宗、蕭公權、莊前鼎、顧毓繡、劉仙洲、趙鳳階、沈履、趙訪熊、倪俊、李儀祉、夏翔、馮景蘭、張蔭麟、陳之邁、李達、李輯祥、彭光欽、戴芳瀾、吳晗、吳達元、潘光旦、沈有鼎、唐蘭、任之恭、洪紱、張捷遷、段祖瀾、霍秉權、趙以炳、楊業(yè)治，李景漢、王信忠、賀麟、洪紳、邵循正、段學復、張岱年、齊思和、陳省身、陳夢家、孟昭英以及美國的維納(NorbertWiener)和華敦德(FrankWattendorf)、法國的哈達瑪()acquesHardamart)、日本的原田淑人等。

　　梅校長不獨重視大師，而且能吸引大師，這是和他的胸襟、氣量有關的。當他作為物理學教授時，本已顯示出大師風釆，但任校長后，他就忘記這些，只是千方百計地、不拘一格地為清華尋求和培養(yǎng)大師。沒有進過大學的華羅庚，入學考試時英語成績極差的吳晗，數學成績極差的錢鐘書，都是在他任校長時引進清華的。他絕無現在某些大學校長的“官本位”思想，他不擺校長架子，不謀求校長特權；
他不怕別人超過自己，從來不與大師們爭榮譽，認為校長的職責是為大師服務的，是為清華出大師創(chuàng)造條件的；
他視大師們的成就和光榮為已有，只要清華出大師、出學術成果、出優(yōu)秀學生，他寧可克勤克儉，屈已尊師，默默無聞。如李長之校友所說：“我?guī)缀醪淮笙氲接形恍ｉL�！�

　　民主治校

　　論述、懷念和贊頌清華民主治校的文章很多。我以為，對這個問題講得最全面、準確而真實的，是陳岱孫教授的《三四十年代清華大學校務領導體制和前校長梅貽琦》一文。我這里主要根據此文談一談梅校長的民主治校。民主治校，原是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清華師生爭取學術民主自由、抗拒政治控制的產物，是梅先生任校長前就有基礎的。但他任校長后發(fā)展和鞏固了這種體制，這就和他的人品和辦學思想有關系。他不以權謀私，所以完全不擔心削弱校長的權力，“作風民主，學校大事率多征詢教師意見，這也和他的謙虛平和的性格有關”；
他“相信廣大教師是有辦好清華的共同事業(yè)心的”；
他希望“保留清華這一塊凈土”，認為“一個以教育學術民主自由為號召的校內管理體制，在抵抗和緩和外部政治派系勢力的侵入和控制上也許能起到作用�！�

　　這個體制的組織基礎是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教授會由全體正副教授組成，其權限為：審議教學及研究事業(yè)改進和學風改進方案；
學生成績的審核及學位的授予；
建議于評議會的事項及由校長或評議會交議的事項；
互選評議員。教授會不常開會，但對校內發(fā)生大事主動過問。教授會由校長(無校長時由執(zhí)行校長職務的校務會議)召集和主持，但教授會成員可自行建議集會。評議會是這個體制的核心，實際上是教授會的常務機構。由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各學院院長及教授互選的評議員(比當然成員多1人)組成，而各學院院長則由教授會從教授中推薦，教務長習慣上也從教授中聘任。評議會是學校最高決策、立法和審議機構，其職權為：議決學校的重要章制、基建及其他重要設備；
審議預決算；
議決學院學系的設立或廢止，選派留學生計劃和經費分配；
議決校長和教授會交議的事項。在法定地位上，評議會是校長的咨詢機構，但因校長是評議會主席，其他校務會議成員都是評議會當然成員，評議會的決議對學校各級行政領導具有一定約束力。校務會議由校長主持，并由教務長、秘書長和各學院院長參加，是行政的審議機構，主要職能為：議決一切通常校務行政事宜；
協調各學院，學系間的問題等。梅校長在主持上述3會時，總是盡聽取大家的發(fā)言和爭論，自己則一言不發(fā)，最后秉公作結，一般都得到大家的尊重。

　　這種民主治校體制，從上世紀30年代中期起，被人們稱為“教授治�！薄Ｆ鋵嵡迦A自己并未明確提出此口號。不過，它確是一種行之有效的體制，因為辦大學主要是研究學術和培養(yǎng)人才，如鄧小平所說，這類事情是應該尊重專業(yè)人員意見的。直到1948年止，清華一直實行這種體制，西南聯大也基本實行這種體制。它有利于防止校領導的獨斷專行、暗箱操作和決策錯誤，有助于端正學風、提高教學和科研水平、防止各種不正之風。清華和西南聯大取得的輝煌成就，證明這種民主治校的體制是值得維護和推廣的。

　　堅持學術自由

　　梅先生辦學，一貫主張學術自由，對不同思想兼容并蓄。1941年4月，他在《清華學報》第13卷第1期發(fā)表《大學一解》一文，引宋人胡瑗之言日：“若夫學者，則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其無責，可以行其志也。”又謂辦大學宗旨之一“在新民”，即“化民成俗，近悅遠懷”，而“若自新民之需要言之，則學術自由之重要，更有不言而自明者在。新民之大業(yè)也，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則與此種事業(yè)最有關系之大學教育，與從事于此種教育之人，其所以自處之地位，勢不能不超越幾分現實，其注意之所集中，勢不能為一時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勢不能為若干可以計日而待之近功。職是之故，其參‘無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為不合時宜之思，其‘無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不合時宜之言；
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盡合時宜，乃或不合于將來，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進步之機緣，胥于是啟，而新民之大業(yè)，亦胥于是奠其基矣�！毕壬�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力行的。清華所聘教授，有服膺儒學的，有自由主義者，也有馬克思主義者。我在清華讀書時，教師之間、學生和教師之間平等討論問題的現象，大家已習以為常；
各種講座、講演、討論會經常不斷；
各種各樣的書都可以看。所以學生的學術視野比較寬廣，思想很活躍。

　　梅先生不相信共產主義，但他從不以自己的意志和意見強加于人。1933年馮友蘭先生從蘇聯觀光歸來，大講蘇維埃政權的優(yōu)越性，謂“蘇俄實為進步之國家，所謂唯物史觀，吾等決不應輕視，因有絕對真理存于其中�！�1936年2月29日，數千名反動軍警入校捕人，許多上了黑名單的革命學生，在梅校長和教授們的掩護下，無一人被捕。同年9月我進清華后，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學生運動十分活躍，梅校長從不干涉，而且予以必要的保護。梅先生不獨不以自己意見強加于人，而且反對國民黨政府干涉學校的學術思想自由。西南聯大期間，蔣介石政權頒布一系列規(guī)章制度，要求“教育界要齊一趨向，集中目標”，并在聯大建立國民黨直屬聯大支部、三青團直屬分團部和訓導處。還規(guī)定院長以上行政負責人必須加入國民黨，企圖“以黨治校�！泵废壬�作為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雖然被迫參加國民黨，并被擢升為中央委員，但如黃延復校友等所說：“在教育方針、課程安排、民主管理、學術自由等方面，他則堅決和師生站在一邊進行必要的斗爭和抵制�！�…對于國民黨當局迫害進步師生的種種要求，他基本上沒有采納。1944年，重慶當局曾暗示聯大解聘聞一多等教授，梅貽琦根本不予理睬。一些‘部訂’教學上的規(guī)章制度，也由于廣大師生的抵制和反對，有些流于形式，有些‘變通執(zhí)行’�？傊�，與其他學校相比，聯大始終保持為一所民主自由空氣較濃的學府()特別是后期，聯大發(fā)展成為‘民主堡壘’， 同樣也與梅眙琦的開明思想有關�！笨箲�(zhàn)勝利復員后，1948年8月18、19兩日，國民黨的特刑庭連續(xù)給清華發(fā)送兩份拘提名單，梅貽琦校長使用巧計通知名單上的全體學生悄悄離開了學校。

　　梅先生不僅堅持學術自由，他還反對教學上的灌輸式，主張啟發(fā)式。他說：“自我智能之認識，此即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學子亦不易為之，故必有執(zhí)教之人為之啟發(fā)、為之指引，而執(zhí)教者之最大能事，亦即至此而盡，過此即須學子自為探索，非執(zhí)教者所得而助長也�！彼�主張發(fā)揮學生潛能，開發(fā)學生智力，反對教師包辦代替；
他要求學生有獨到見解，能砥柱中流，而不是人云亦云，隨波逐浪。這是完全不同于現時高校那種“上課記筆記，下課抄筆記，考試背筆記”、要求學生按教鞭思考的教學方法的。對大學本科的培養(yǎng)目標，他要求通才與專才并重，但以通才為主。他主張大學生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都有所準備；
“分而言之，則對每門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則于三者之間，能識其會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類之多，歷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貫之之道，要必有其相為因緣與依倚之理，此則所謂通也�！彼麚�心專才知識片面，往往一葉障目，盲人摸象，思想局限而僵化，對事物不能全面而辯證地理解，觸類旁通，難以充分開發(fā)出自己智力。

　　梅校長這種堅持學術自由的主張，人們認為對清華和西南聯大出學術、出人才，無疑是具有顯著作用的。

　　綜觀梅校長的一生，一方面，他寡言慎行，謙和恬淡，無固無我，默默奉獻。他領導清華和西南聯大好像“無為而治”，但“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蓖ㄟ^與他寡言慎行性格有緊密內在聯系的一些辦學原則和措施如尊重大師、民主治校、堅持學術自由等等，他領導清華和西南聯大取得的杰出學術成果，培養(yǎng)的優(yōu)秀人才，建立的嚴謹學風，對新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yè)作出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如清華校友劉兆吉聽說，在他逝世二十多年以后，“無論在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只要有清華人落腳，就必然有集會來悼念他、頌揚他，他是永遠活在清華人的心中的�！蔽乙詾�，當前如果想把我們的大學辦成世界第一流大學，梅校長的辦學思想、方針、原則和措施，仍然是大學校長們學習的極其重要的榜樣。

　　2002年6月12日于武昌放鷹臺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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