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時候，在全社會極其單調的閱讀中，突然有一本“怪異”的書籍堂而皇之地串紅于大陸，那就是由香港三聯(lián)書店出版、由四位日本留蘇學生口述記錄而成的《蘇聯(lián)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這本定價港幣二元的書在大陸的發(fā)行量我估計不下百萬冊，至今仍有人認為它“從赤貧中國大賺了一把”（黎明先生語）。時過境遷，舊書再讀，仍然給人萬千感受。

　　當我把思緒拉回現(xiàn)實，環(huán)睹四周，我不禁問：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一

　　新中國建立后，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緊接著，毛澤東甩開《共同綱領》對國家性質的規(guī)定（這個臨時憲法的第一條就明確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也不屑于當時黨內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主張及黨的用三個五年計劃即十五年的時間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的要求，于1956年在城市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工商業(yè)社會主義改造，并旋即在農村全面推行人民公社制度。經過這樣的“革命”，中國跑步進入了社會主義。雖然當時和其后甚至今天都有對其做法“冒進”的批評，但是無人懷疑這種改革是社會主義性質的。

　　按照當時人們對馬克思主義中“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解，所謂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

　　毛澤東冒進的社會主義革命造成了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幾起幾落，其中最被人詬病的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了數千萬人，以及各種產品的短缺，最為人稱道的是迅速建立了新中國的工業(yè)體系，以及農村的大規(guī)模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當時每逢遇到經濟危機時，中國都被迫從這種社會主義后退，比如1960年從城市遣返了2000萬產業(yè)工人和城市居民回到農村，以及在農村或明或暗的分田單干。不過每當黨內務實派主導中國經濟“調整”、經濟形勢稍微好轉，也就是人們通俗地說可以有飯吃以后，毛澤東就開始了反攻，重提階級斗爭，進行姓社姓資的批判，并將那些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打倒在地。部分地由于這種所謂兩種思想、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需要，毛澤東發(fā)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運動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革結束后，中國共產黨迅速結束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全面否定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理論及其實踐文化大革命，宣布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并開始了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激起了“主義”之爭，但是鄧小平以高超的政治藝術應對，一方面他宣稱“我們一直沒有弄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人都餓死了，還要主義有什么用”，從而剝奪了反對派的思想與道德的正義色彩；
同時他宣布“姓資姓社不爭論”，“摸著石頭過河”，開始了一系列被改革派自許、被反對派抨擊的“打左燈、向右轉”、“目標是天津，卻說去廊坊”的改革動作；
最后，他自己給出了一個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定義以試圖平息這種爭論，這個定義就是：“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fā)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薄�

　　實際上，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不能離開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其重要意義，不但是給改革開放一個理論依據，而且是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一個理論依據。因此，中國共產黨承認，改革開放后中國首先要回答的是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一切理論與實際的探索都是圍繞這個核心進行的。中國共產黨也宣稱，它找到了答案，這就是經由三代領導人探索與創(chuàng)造的特色中國社會主義。在黨的十七大的報告中，胡錦濤宣示了這個特色中國社會主義的內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fā)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確、之所以能夠引領中國發(fā)展進步，關鍵在于我們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

　　對于胡錦濤宣示的特色中國社會主義道路，許多學者給出了進一步的說明，其內容包括十幾點甚至二十點之多（前者見百度知道，后者見邸乘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內容簡述》）。

　　二

　　我認為，特色中國社會主義的重點不在特色，而在社會主義。只有在社會主義的一般性質的規(guī)定下，我們才能強調中國特色。而所謂中國特色，也不過是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本質規(guī)定及目標的具體道路。我們在說到特色中國社會主義時，不能只言特色而言不及主義。要警惕一種傾向：特色是個筐，什么貨色都往里裝。在觀察社會主義的本質時，關鍵點就是這個主義是以社會即全體人民的利益最大化為規(guī)定的。社會主義就是社會全體成員利益為優(yōu)先的主義，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tài)就是人民利益最大化的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題中應有之義。

　　我自己于去年7月發(fā)表一篇《今天我們從哪里出發(fā)及去往何方》的文章，試圖全面回顧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歷史，并提出社會主義的一般規(guī)定性，包括九點：

　　1．社會主義應當是生產力高度發(fā)達的。

　　2．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方式仍然是商品經濟。

　　3．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多種所有制共存的，并且實行計劃與市場兩種調節(jié)方式。

　　4．社會主義經濟發(fā)展模式的可持續(xù)性。

　　5．社會主義分配方式是多種多樣的。

　　6．社會主義是高度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其政體是三權分立的現(xiàn)代國家形式。

　　7．社會主義是高度福利的。

　　8．社會主義是公民充分自由和社會充分發(fā)育的。

　　9．社會主義是文化高度發(fā)展的。

　　以上各點，可以簡單地將所謂社會主義概括為：它是一個生產力和文化高度發(fā)展的、生產資料各種所有制并存的、分配方式多樣化的、理性的、民主與法制的、人道的、人的自由度更大的社會形態(tài)。

　　在上述社會主義一般性規(guī)定中，如果說中國特色或中國的特殊性，那也只是一點：堅持共產黨領導。

　　從中國實際出發(fā)，我們當前的任務，概括起來說，就是按照社會主義的各項標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設和發(fā)展民主的、人道的（或人權的、自由的）、公正的、福利的、和諧的社會主義。

　　三

　　2008年11月25日 《環(huán)球時報》轉載了肯尼亞《民族報》11月23日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是共產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很難說 》

　　其實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的身份疑惑，在中國人民自己這里有更強烈的反應。不但某位老一代領導者至死不去經濟特區(qū)，而且相當一批民眾中（這是一個成份蕪雜的群體，包括一些老干部、知識分子和草根群眾）強烈批判改革開放，懷念毛澤東時代，并試圖以原教旨馬克思主義來撥亂反正。鄧小平在提出四個堅持后，指出四個堅持中最根本的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堅持社會主義。但是民眾的感受和總結也許更準確：中國改革開放就是共產黨領導走資本主義道路。趙紫陽對改革開放最大的貢獻是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為這種“補資本主義課”的改革開放提供了理論依據。初級階段理論，本質上也就是特色中國社會主義理論。雖然鄧小平和趙紫陽以高度的政治技巧和理論創(chuàng)新，為中國改革開放提供某種合法性，在他們之后的兩代中共領袖，又提出三個代表和科學發(fā)展觀，以豐富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但是，對于現(xiàn)實中國社會形態(tài)和中國發(fā)展趨向的辯論甚至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

　　不過放眼世界，不僅是中國社會存在身份“混亂”，用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的標準來判斷今天世界各國的社會形態(tài)，似乎都讓人困惑。所有我們認定的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萌生并成長著諸多社會主義因素，比如高水平的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文革后，王震出訪英國后，得出的結論是英國除了不是共產黨領導之外，已經是社會主義，而且比中國更社會主義。好多我們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如北歐國家，公開宣稱自己就是社會主義國家。那里的執(zhí)政黨，也多是社會民主黨。

　　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完全打破了傳統(tǒng)社會主義在經濟方面的三個標志：計劃經濟、公有制、按勞分配。我們所謂的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美國，僅從經濟形態(tài)看，一些學者們就并不認為它是資本主義，而是混合經濟。比如，經濟和商業(yè)歷史學家Robert Hessen認為：“今天的美國，昔日曾是資本主義的堡壘，但實際上是一個‘混合經濟’，政府在沒有透明或一致的原則下對經濟實行補助或限制。”在股份制出現(xiàn)而且大多數公眾持有上市公司股票后，使得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依據何種性質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占國家經濟主導地位來判斷社會性質的方法，完全失效。

　　社會主義當然并不只有經濟的一種判斷標準。西方那些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對這種社會主義的特點，歸納為三：民主的、人道的、福利的。這種歸納是很精辟的。它更簡要地表明了社會主義的一般性特點。

　　四

　　現(xiàn)在就來回答本文標題所提出的問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有人舉手回答：是。

　　但是我們憑什么說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呢？

　　共產黨的領導？

　　共產黨的領導并不必然保障其所執(zhí)政的國家是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導師和許多共產黨的領袖都指出共產黨有變質的可能。蘇聯(lián)垮臺前是共產黨的領導，但正是這種領導導致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滅亡，因為蘇共已經成為一個特權集團，與人民利益對立。人民在拋棄這個集團時，連帶著把所謂的社會主義也拋棄了。

　　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

　　中國還有什么公有制經濟呢？改革開放后存留的所謂的國企，大多是壟斷性企業(yè)，其性質與其說是公有制企業(yè)，不如說是列寧所認為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yè)。因為我們的這些國企，既不向國家和人民分紅，也不承擔多少社會責任。相反，它們服務態(tài)度惡劣，憑借壟斷地位自肥，同時向官僚集團進行利益輸送。臺灣的所謂公營企業(yè)表現(xiàn)出的官商勾結，比起我們這些國企來，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至于民主、法制、公平、正義、福利等等，這些恐怕正是時下中國的軟肋，更不能拿出來說事了。

　　證明中國是社會主義，哪怕是特色社會主義，總要拿出點干貨來。要不然，誰能信服？

　　干貨雖然不多，但我們可以討論我們奮斗的近期目標和近期任務是什么，以為特色中國社會主義增加點叫得響的依據。

　　我看比較可行的就是增加社會福利。

　　社會福利是社會主義的重要規(guī)定性。在說到當代社會主義的三個簡要的特點：民主、人道、福利時，民主涉及政治體制改革，在當下中國大家意見不一致，一時難有大動作。人道社會主義，恐怕也不好搞，連一個普世價值都打得不可開交，還談什么人道？剩下的，也只有福利社會主義，可以做點文章了。當然，如果能夠提升社會福利水平，也會落實部分人道或人權，如同中國共產黨經常說的，人權首先是人的經濟權利，即生存權和發(fā)展權。社會主義認為，經濟增長只是手段，全體公民福利的增進才是社會的終極目標。

　　中國社會當前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人民沒有較平等地享受到改革開放的好處，貧富兩極分化問題極其嚴重。而按照鄧小平的說法，如果貧富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根據世行的估計，80年代初期中國的基尼系數是0.26，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為0.46。到了新世紀之后，國家有關機構統(tǒng)計，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高達0.47～0.49之間，已經是最嚴重的貧富不均，在世界上也是突出的。而據經濟學家鄒恒甫介紹，考慮到高收入家庭有隱匿收入的傾向，有些民間調查機構甚至認為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0.59。按照國際通行的看法，基尼系數超過0.4就屬于收入分配極不平等的國家。

　　經由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取得了重大成績，中國政府已經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2007年，它的預算內財政收入高達5.1萬億人民幣，加上預算外，有專家估計不下8萬億。中國政府已經完全有可能對關乎民生的普遍社會福利和福祉做更多的投入，以提升全社會的福利水平。對于中國而言，保證包括農村居民在內的所有公民的基礎教育、基本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和基本失業(yè)、養(yǎng)老金等社會保障，是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也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內容。長期以來，我們可以在一些建設項目上動輒投入數億、數十億甚至數百億的公共資金，我們可以搞出那么多錦上添花的盛大活動和形象工程，為什么就不可以為孩子上學、百姓看病問題多花點錢？如果大部分人民生活的基本狀況都得不到改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經濟增長還有什么意義？胡溫新政后，其特點正是試圖矯正以前的發(fā)展失誤，加大對民生問題的關注，縮小貧富差距，提高社會公平，而且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從這一點，人民切身體會到了社會主義的好處。

　　但是我們還有更大的努力空間。1982～2007年，中國政府的預算內財政收入總額從1123.97億元，增長到51304.03億元，增長45.65倍。同期預算內財政支出，由1153.31億元，增長到49781.53億元，增長43.16倍。在財政支出結構中，據曹思源發(fā)表于《炎黃春秋》2008年第4期的題為《中國財政支出結構的過去與未來》一文中的統(tǒng)計，中國自1982～2005年的歷年財政支出中（含預算內與預算外），排位第一的是行政管理費，1982年為134.99億元，占當年財政支出的6.87%，2005年則高達10378.44億元，占當年財政支出的26.49%。而文教科學衛(wèi)生社會保障支出1982年為242.98億元，占當年財政支出的比重為12.37%，2005年為8953.36億元，占當年財政支出比重為22.86%。從1982年到2005年，文教科學衛(wèi)生社會保障支出增長了36倍，而行政管理費則大幅攀升了76倍。無論是從絕對數額來說，還是從增長幅度來說，現(xiàn)在文教科學衛(wèi)生社會保障支出都小于行政管理費。

　　由此可以看出國家財政支出中直接用于民生的部分比例不高，這就導致社會整體福利水平不高。

　　從福利開支這個角度，我們可以將中國與美國的情況做一個對比。據drunkpiano在《美國的“社會主義”》一文中介紹，2004年，美國聯(lián)邦政府的預算開支：19.9%軍費（這項龐大的開支一直頗受爭議）；
21.6%社會保障金；
19.5%用于支助窮人、老人、殘疾人的醫(yī)療保險項目Medicare和Medicaid；
4.1%其它用于退休金和扶持殘疾人的開支；
9%用于失業(yè)補助、給窮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補助以及稅收抵免；
7％償還債務利息；
教育3.8%；
老兵補助2.6%；
交通2.8%，國際事務1.2%，科研1％……可以看出，如果我們把社會保障金、醫(yī)療保險費、貧困失業(yè)補助等算作福利開支的話，福利開支占據了美國聯(lián)邦政府開支的一半以上，這也是聯(lián)邦政府的最大開支。

　　其實如果加上美國各州政府用于社會福利的開支，這個比例會更高。比如，教育支出大多由州政府執(zhí)行。

　　當然，如果從福利開支占GDP的比重來說，美國的福利水平明顯低于歐式福利國家。據同一篇文章介紹，2001年瑞典的福利開支占據GDP的28.9%，挪威23.9%，英國21.8%，加拿大17.8%，日本16.9%，美國14.8%。

　　當然，中國經濟發(fā)展水平不如美國和歐洲發(fā)達國家，不過，據鄒恒甫介紹，依據國際上中等偏下的水平，政府的教育支出至少應該占到總財政支出的六分之一，按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30%計算（這是在近期比較適當的水平），教育公共支出至少應該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5%；
政府的醫(yī)療衛(wèi)生支出應該占到總財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5%；
政府用于最低生活補助和養(yǎng)老金等基本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也應該占到總財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5%。這些指標，中國均未達到。比如，中國的教育支出，一直低于《教育法》所要求的占GDP也就是國內生產總值的4%，2007年大概在3.2%左右。而衛(wèi)生支出，據全國政協(xié)委員巴德年說，2006年中國的醫(yī)藥衛(wèi)生總體水平被WHO排在第144位，而衛(wèi)生公平性竟被排在第188位，全世界倒數第四位。這與中國的大國地位、與中國飛躍發(fā)展的經濟狀況，以及與中國的國家性質相差甚遠，醫(yī)藥衛(wèi)生事業(yè)的嚴重滯后已成為中國社會發(fā)展的瓶頸。1990年代中國政府向世界宣布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衛(wèi)生保健”的承諾，沒有兌現(xiàn)。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巴德年認為是政府投入支出逐年減少。巴德年表示，世界上無論發(fā)達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都把衛(wèi)生投入列入國家財政支出的重要科目，姑且不說發(fā)達國家用于醫(yī)藥衛(wèi)生開支均占GDP的10%以上，就連巴西也為7.9%，印度為6.1%，贊比亞為5.8%，中國只為2.7%。

　　造成社會福利支出減少的原因，一方面是改革開放的失誤。國家有關部門已經公開承認醫(yī)改失敗。另一方面是行政管理費用的大幅攀升。前面已經介紹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已經占到財政支出的第一位，23年間增長了76倍。曹思源將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例與世界不同國家作了一個比較：

　　德國（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國（1999年）4.2%

　　韓國（1997年）5.1%

　　泰國（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羅斯（2000年）7.6%

　　美國（2000年）9.9%

　　中華人民共和國（2000年）25.7%

　　無論是與發(fā)達國家比，還是與發(fā)展中國家比，中國的行政管理費都是最高的。其他國家這項費用沒有超出財政支出10%的。可以看出，正是巨額的行政管理費占用了本該用于社會福利的資金。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是否可以算做社會主義國家呢？

　　在中國巨額的行政管理費中，有大量不合理的開支，如久為人們詬病的三公消費。人民群眾和許多專家都希望黨和政府將行政管理費降下來，特別是將三公消費降下來。我在2002年曾撰文指出，能否將三公消費降下來，是黨和政府“執(zhí)政為民”的試金石。時間過去了5年多，結果很不樂觀。

　　同時，政府財政支出中直接用于經濟建設的支出，在2005年還占到第二位，為9316.96億元，僅次于行政管理費。國家應當減少這方面的投資，不再直接為競爭性國有企業(yè)輸血。對于基礎設施的投資，也要控制，更多地依靠社會的投資。國家財政只應該為生產公共產品的公用事業(yè)企業(yè)投資。在當前世界金融危機來臨時，國家宣布直接投資4萬億元人民幣，用以拉動經濟，而各省市加碼投資，其總額已高達20萬億。這個數字是否準確是一回事，但是，國家真要用財政支出投資經濟，除了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外，我想，應更多地用于民生項目。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是消費不足，消費不足不是人民沒有需求，而是沒有錢，或者說因為社會保障差，有點錢也不敢花。要真正拉動經濟，就要促進國內消費；
要促進國內消費，就要增進社會福利；
要增進社會福利，就要加大國家財政在這方面的支出。這是一個淺顯的、已經被人說了無數遍的道理。道理雖然淺顯，但是要做到就不容易了。

　　五

　　中國能否加大社會福利投入以增進社會福利水平，看似是一個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問題，其實是官僚利益集團的讓步問題。因此，這是一個十分困難的事情。從根本上說，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大概很難做得徹底和完善。但是，在民主化不能取得突破的情況下，增大社會福利水平，尚有一定空間。近幾年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正是這樣做的，取得了重大的成績與進步。問題是這個空間還有多少？換言之，中國官僚集團還能夠做出多大讓步？比如說，三公消費能否如曹思源所希望的壓縮5000億元？這些都是不確定的問題。

　　回到本文的題目。現(xiàn)在我們可以做一個簡短的小結：中國目前說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恐怕還不合格。至于將來是否及格，直接取決于社會福利的增進水平。而這種增進，則直接取決于官僚集團的自我讓步。肉食者，其勉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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