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當我們生活其間的20世紀即將過去之時，人們自然要撫今追昔，對人類在這過去的百年中的所作所為作一番回顧與總結(jié)，使我們即將跨入的21世紀不至重蹈20世紀之覆轍。厚厚兩冊《極端的年代》（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便是這種深刻反思之作，十年后，依然值得一讀再讀。

　　作者是大名鼎鼎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他于1917年出生在一個猶太中產(chǎn)階級家庭，在備受一戰(zhàn)創(chuàng)傷的維也納和柏林度過童年時代后，在1933年隨家人遷往英國，以避納粹滅猶之禍。他畢業(yè)于劍橋大學歷史系，長期在倫敦大學任教，著作等身，而且?guī)缀醣颈径际墙?jīng)典之作，如《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盜匪》、《民族與民族主義》……但作者又并非不問世事、純書齋中的學者，而是積極投身社會活動的社會活動家，早在14歲時，他就在柏林參加共產(chǎn)黨，迄今未曾脫離。然而，作者雖有黨派卻少有黨派的私見，對人、對事的分析相當冷靜客觀。因此在這部著作中，學術的理論分析與個人的直接經(jīng)驗渾然一體，相得益彰。一位對這段歷史既有深入學術研究、又實際深卷其中的睿智老人對這段歷史的總結(jié)性思考格外難得，不能不使人格外珍視。

　　作者對20世紀的界定并不依嚴格的時間限定，而是認為從歷史的意義上說，真正的20世紀應從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因為在此以前的一切，完全是19世紀的延續(xù)，19世紀的格局、制度、信仰、價值觀念……依然為人完全接受。此后，才是“20世紀”。同樣，作者認為20世紀在1991年，即蘇聯(lián)、東歐的巨變實際已經(jīng)結(jié)束，因為真正屬于20世紀的格局、特點已經(jīng)蕩然無存。人類這時突遇大量迎面而來的新問題，而這些問題，已經(jīng)屬于21世紀，是即將來臨的新世紀必須解決的問題。那么，他的20世紀，即1914－1991這段歷史的特點、本質(zhì)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極端的年代。

　　所謂“極端”，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造成了19世紀文明（實際是西方文明）的崩潰。這個文明以中產(chǎn)階級為主導，經(jīng)濟上是自由資本主義，政治上是民主憲政，在價值觀念上深信啟蒙時代以來的理性、自由、寬容、進步……但一戰(zhàn)的慘烈和戰(zhàn)后劇烈的社會動蕩、嚴重的社會不公，不能不使人對以往的一切產(chǎn)生巨大的懷疑甚至否定，認為昔日的文明已到盡頭，只有另辟蹊徑，才是出路。俄國革命的爆發(fā)與法西斯的興起，分別是左右兩端的代表。

　　還在“一戰(zhàn)”方酣之時，人類似乎就在等待另一種選擇，似乎只等一聲令下，人民就會揭竿而起，推翻資本主義，以社會主義取而代之。歷史選擇了俄國人承擔這項使命。可以說，這是1917年以后全球最為強勁的力量。在一戰(zhàn)和俄國革命的影響下，“革命”一時成為風潮，德國、匈牙利甚至還都成立過蘇維埃共和國，雖然革命不久便退潮，但左傾仍是普遍傾向，社會民主黨的支持者依然甚眾。作者寫道：“現(xiàn)在回頭反思，其實布爾什維克在1920年犯下一個大錯，因此造成國際勞工運動的永久分裂。當時布爾什維克不該照列寧派先鋒的模式，將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組合一小群精英性質(zhì)的 ‘職業(yè)革命戰(zhàn)士’�！睂嶋H上，當時法國、奧地利、意大利、挪威等國的一些社會主義黨派已通過投票，決定加入第三國際，但卻被第三國際嚴拒�！霸诓紶柺簿S克的心目中，戰(zhàn)斗就要來臨；
而在戰(zhàn)場上，只需要戰(zhàn)士�！保ǖ�99－100頁）他們認為在激烈的戰(zhàn)斗中，溫和的改良者只會使戰(zhàn)斗力減弱，甚至更壞，起到瓦解軍心的作用，絕不能與之結(jié)盟。這種觀點，是以激烈的世界革命即將來臨這一判斷為基礎的。今天，我國有關“民主社會主義”的爭論再起，回顧這段歷史，當給人某種啟發(fā)。

　　但是，人們預期、盼望中的世界革命根本沒有出現(xiàn)。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始終只有蘇聯(lián)這“一國社會主義”。這樣，尤其是在斯大林時期，所謂共產(chǎn)國際、世界革命幾乎為蘇聯(lián)的國家利益所取代。面對極為嚴峻的內(nèi)外環(huán)境，蘇俄不得不實行“戰(zhàn)時共產(chǎn)主義”的經(jīng)濟政策，這種政策雖有一時之效，但時間稍長便弊端叢生，無法持久，不久就被“新經(jīng)濟政策”所取代。但“戰(zhàn)時共產(chǎn)主義”卻對“國際共運”產(chǎn)生了長久的思想上的影響，認為它的被取代只是暫時的，“新經(jīng)濟政策”只是權宜之計。本來，“新經(jīng)濟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應該說，歷史此時為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為社會主義道路、模式提供了另一種選擇，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機遇。但歷史的確殘酷，所提供的機遇往往稍縱即逝，一旦選擇錯誤，必將付出巨額代價，甚至遭到嚴懲。列寧逝世后，“新經(jīng)濟政策”在蘇共內(nèi)部產(chǎn)生了激烈的爭論，最終是否定派取得完全勝利，于是政策陡轉(zhuǎn)，走上了全面、嚴格計劃、以高壓手段實行工業(yè)化的道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于后來者有強大的示范、甚或強制作用。蘇聯(lián)式的計劃經(jīng)濟在上世紀30年代世界性 “大蕭條”中的出色表現(xiàn)，也為世人矚目，為萬眾向往，“蘇聯(lián)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曾經(jīng)鼓舞起一代人的理想之帆。但國際共運，卻也就此錯過良機，走上一條“不歸路”，最后解體的“禍根”在此時便已埋下。

　　在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確非易事，計劃經(jīng)濟的暫時成功使它的創(chuàng)造者未看到它的巨大弊病，終于日益（社會、政治全方位）僵化，最終完全喪失了活力，在兩大體系的殘酷競爭中失敗。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另一個重要的“極端”后果，是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它也反對自由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深知群眾心理，采取由下而上的群眾動員方式，煽動起群眾的狂熱情緒�！胺ㄎ魉箍烧f是一場‘反革命’的‘革命’：它的革命性質(zhì)，在于其詞匯，那些自以為是社會受害人提出的動聽請求，也在其主張全面改變社會形態(tài)的呼吁之中。此外，它還刻意借用改造社會革命主義者的符號，越發(fā)體現(xiàn)其革命氣質(zhì)�！彼�的社會基礎是“一股社會小人物的憤怒之情”。（第170、173頁）由于法西斯主義擺出一副“橫掃一切”的姿態(tài)，廣大群眾誤將其作為自己的代言人，破壞性極強、原本默默無聞的各類社會邊緣人物則將其作為實現(xiàn)自己宏愿的福祉。法西斯主義產(chǎn)生于一戰(zhàn)之后，但卻興盛于30年代。30年代的“大蕭條”，為法西斯主義從邊緣躍上一些國家的中心提供了 “天賜良機”。德國納粹黨的全稱是 “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或“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勞工黨”，他們堅決反對自由，更不相信自由市場。也是實行嚴格的計劃經(jīng)濟，其高度計劃的嚴謹、科學，一時獲得巨大的成功，在30年代的“大蕭條”中表現(xiàn)同樣出色，不僅使世人刮目相看，而且使廣大德國群眾心甘情愿地隨之走向深淵，最終釀成大禍。

　　德國的法西斯主義是靠民主選舉上臺的，但上臺之后，便將原有的政治制度通通破壞，實行極端專政�！八麄兊暮戏ǖ匚�，經(jīng)廣大群眾的支持而確立，靠世俗的思想意識而鞏固。而他們作為基礎的世俗思想，有時甚至可以狂熱到成為一種宗教崇拜的地步�！保ǖ�171頁）這樣對一種“世俗思想”狂熱的“宗教崇拜”，是法西斯主義的精神支柱，與對文藝復興以來的人道、理性、啟蒙、自由、平等、博愛等觀念的否定互為因果。對上述種種觀念的 “解構”，實際是在為法西斯主義進行一種精神的“清障”。雖然不能把法西斯主義等同于國家主義 （Nationalism），但國家主義無疑是為法西斯主義所利用的一個重要思想資源。國家主義強調(diào)國家對個人（但代表“國家”的領袖卻除外）的無限權力和個人對國家的絕對服從，由于它打著“國家”的旗號，更易為大眾所接受，更易煽動強烈的仇外心理和狂熱的感情，這是法西斯統(tǒng)治所不可缺少的。

　　當法西斯主義國家被消滅以后，世界陷入以美、蘇各為一方首領的“冷戰(zhàn)”之中。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中，主戰(zhàn)場實際是兩種經(jīng)濟體制的“爭戰(zhàn)”。由于種種原因（該書對此有非常深入細致的研究），起碼在20世紀內(nèi)，這場戰(zhàn)爭在1991年以蘇、東的解體已基本畫上勝負判然的句號。然而，作者看到，自由資本主義近幾十年的強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會主義陣營”的強烈挑戰(zhàn)，正是由于這種挑戰(zhàn)，使之不斷調(diào)整和改革。但作者沒有探討“社會主義陣營”為何沒有得益于自由資本主義的挑戰(zhàn)，使自己不斷調(diào)整和改革，或再進一步說，中國30年前開始的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改革開放”，是不是可以看作社會主義對這種挑戰(zhàn)的一種回應？作者更關心的，是一旦失去對立面的挑戰(zhàn)和壓力后，自由資本主義的命運如何？它是否會因此而“走極端”？他認為，關于這些，目前還都是未定之數(shù)。

　　當然，20世紀還有其他“極端”的運動，各種“極端”造成的危害自不待言，但它們并非憑空而起，是有深刻社會原因的。社會的極端不公、兩極分化嚴重、嚴重的社會腐敗、人心渙散、對現(xiàn)實極端不滿而又不知所措、巨大的社會動蕩……凡此等等，都為各種“極端思想”提供了土壤與環(huán)境。只有清除這種土壤與環(huán)境，才能真正消除 “極端”的危害。但人類能否有此明智，也是未定之數(shù)。作者寫道：“所謂歷史——在其他許多更重要的事情以外——乃是人類罪行與愚行的記錄�！保ǖ�862頁）

　　20世紀離開我們不到十年，即使以霍氏標準而言也才將近20年，但對那個“極端的年代”，人們似乎已經(jīng)有些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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