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8月，筆者來耶魯大學留學，住在研究生宿舍，同樓里有許多外國學生，包括來自韓國、日本、新加坡、非洲、拉美和歐洲的同學。初來美國，覺得跟西方人接觸距離不小，另一方面，結識韓國、日本同學后，發(fā)現在待人接物、文化上，他們跟中國人是這么像。

那年秋天，一次在共用的廚房做飯時，順口跟旁邊5位韓國學生說，“我們東亞人這么相似，文化上也這么相近，東亞國家為什么不形成經濟，甚至政治共同體，為何非得跟差別這么大的西方國家湊在一起呢？”

　　我話沒說完，一位韓國同學把筷子往桌上一砸，憤怒地說，“當年日本就是以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為由，侵占韓國、中國和許多亞洲國家的，我們決不能再上當！”他是如此憤怒，讓我這個沒有別的用意、很平淡講出一時感想的人吃驚。

　　還在繼續(xù)的全球金融危機給亞洲造成極大打擊，這種時候，我們當然關注亞洲經濟結構性改革的問題，為了減少東亞經濟今后受全球危機的牽連，是否可以通過強化亞洲共同市場體系，使其更能自成一體，獨立于世界經濟、自我增長？

　　二戰(zhàn)后的東亞經濟模式

　　二次大戰(zhàn)期間，因軍運需要，批量造船技術迅速發(fā)展，世界海運容量激增。二戰(zhàn)結束后，這些造船技術，加上新閑置的大規(guī)模海運容量，使跨國貿易成本大跌、貿易容量大增。加上工業(yè)技術已經非常成熟，可以輕易跨國移植，這些對想走出農業(yè)社會、人口又眾多的亞洲國家來說，的確是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機遇，而且是僅僅靠出口制造就能快速發(fā)展的機遇。

　　二戰(zhàn)之后，以聯合國、世界銀行、IMF以及后來的WTO為基礎的貿易體系，是基于規(guī)則而不是基于炮艦的貿易體系，對于沒有殖民傳統(tǒng)的亞洲來說，這種跨國秩序變遷也當然意味著前所未有的商機，也使出口貿易成本大大降低。

　　這些構成了亞洲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得以成功的基礎。先是日本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然后是60年代、7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和地區(qū)，再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內地，一個個亞洲國家先后利用自己的勞動力優(yōu)勢，最大限度地享受制造技術“紅利”和經濟全球化“紅利”，以投資和出口制造定義本國經濟的增長引擎。亞洲國家經濟成功的共同特點是如此相同，以至于不管是談到日本、韓國等國的增長經歷，還是談到中國的增長奇跡，大家都可以用“東亞經濟增長模式”來統(tǒng)稱，因為大家都靠投資、靠出口。

　　或許，工業(yè)革命和全球化給亞洲帶來的“雙紅利”太強，使亞洲國家在過去半個世紀都沒有轉型經濟模式的壓力，也就沒有動力從增長依賴外需改成靠內需。1997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挑戰(zhàn)過亞洲經濟，但是，那次由于西方經濟正處互聯網熱潮中，新經濟帶來的增長刺激了發(fā)達國家的消費，轉變成對出口型亞洲經濟的產品的需求，再加上中國經濟的全球化潛力還遠沒有釋放完，所以，只要外部需求還強勁，亞洲國家在不改變經濟模式的前提下也能從危機中走出來。結果，那次金融危機并沒有使亞洲國家采取根本性的改革，內生增長的能力繼續(xù)不足。

　　就這樣，在美國次貸危機于2008年9月急劇惡化成全球金融危機后，引發(fā)全球范圍內的“去杠桿化”，銀行回收貸款，投資公司收縮布局，投資者不再愿意冒險，消費者不敢花錢。于是，亞洲的出口全面受挫。

　　由于全球金融危機，2008年第四季度，中國臺灣GDP同比下跌25.3%，韓國跌20.7%，新加坡下滑16.4%，日本下跌12.7%。這些經濟體的縮水幅度都很驚人。

　　亞洲共同市場的愿景

　　打擊之下，亞洲國家尋求建立共同市場，以與其他發(fā)達經濟“脫鉤”。如果能建立跨越東亞甚至整個亞洲的自由貿易統(tǒng)一市場，其好處當然顯而易見，亞洲有38億人口，占世界的62%，其生產潛力、消費潛力自不用說。

　　亞洲無疑已經是世界的生產制造基地。除了工業(yè)革命和規(guī)則主導的全球貿易秩序之外，亞洲生產潛力相對容易發(fā)揮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通過“鐵的紀律”就能組織好大規(guī)模生產。特別是受儒家“順從”文化影響深遠的東南亞社會，把人當作生產組織中的“一顆螺絲釘”也能接受。

　　但是，亞洲巨大的消費潛力卻難以實現，如果消費潛力不能發(fā)揮出來，亞洲共同市場就難以自成一體，與其他區(qū)域經濟“脫鉤”就不能成為現實。

　　那么，為什么亞洲經濟難以內生出足以支持其自身持續(xù)增長的消費需求呢？這當然不是新問題，因為亞洲人口今天占世界62%，200年前更多，占世界總人口70%，如果論消費潛力，那時候更高。二戰(zhàn)之后的60年里，也是因為亞洲國家本身的需求不旺，才靠出口帶動增長。有幾項結構性因素抑制了亞洲國家消費潛力的發(fā)揮，或者說讓亞洲經濟難以與世界經濟“脫鉤”，而這些因素還將繼續(xù)，阻礙亞洲經濟的“脫鉤”進程。

　　第一，亞洲社會儲蓄率高、消費低，這是眾所周知的。當然，并不是亞洲人天生不喜歡花錢，而是因為金融市場欠發(fā)達，不能為各種家庭提供方方面面的金融理財、風險配置產品。

　　比如，亞洲的企業(yè)債市場不發(fā)達。在亞洲金融危機前，其有過嘗試，但那次危機把剛萌芽的企業(yè)債市場打了回去；
各類消費借貸證券市場不發(fā)達，過去幾年開始有起色，但這次危機也會使這些金融創(chuàng)新停頓或放緩。以前，亞洲的金融市場發(fā)展主要是為企業(yè)融資服務，針對消費者、家庭的金融發(fā)展相對較少。的確，對于側重生產制造、側重投資的亞洲經濟模式而言，為生產企業(yè)融資自然是重點，可是，這也恰恰是問題所在，忽視消費金融市場的結果是，老百姓儲蓄必然高，他們只能靠銀行儲蓄這種單純的金融產品解決養(yǎng)老、保險、投資等各種需要，這不僅效率低，也使人們不敢花錢。

　　第二，由于亞洲國家的民主總體還年輕，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國家的財政開支基本都不如西歐、美國那樣側重民生，生活保障、醫(yī)療、養(yǎng)老、教育等的費用更多由老百姓自己支付。這意味著，老百姓必須多儲蓄、少消費。

　　第三，亞洲社會不完全是法治社會。正因為這樣，從韓國到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中國臺灣、新加坡甚至中國香港，其經濟和政治的家族色彩很濃，他們通過聯姻和其他方式，形成牢固的商業(yè)和權力相結合的關系網。這些封閉的關系網壟斷了社會不同階層的升遷機會，使社會中低層子女難以有同等的經濟機會、創(chuàng)業(yè)機會。這種固化的關系網壓制經濟創(chuàng)新活力，抑制內需增長的原動力，同時也使收入分配、財富分配結構難以改變，有錢人更有錢，這必然不利于消費的增長。

　　上面這些經濟、政治、文化等體制性因素，可以改革，但不是幾年、幾個月能改變的，這些是基礎制度性改革。更何況正如前面講到，由于我們熟悉的原因，東亞國家之間的歷史包袱會挑戰(zhàn)亞洲共同市場的形成。所以，亞洲經濟跟世界“脫鉤”，這一問題可以探討，但近期難以實現。

　　來源：
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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