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地方官員的個人特征對地區(qū)經濟增長具有重要影響，現有文獻一般從年齡、任期、學歷及官員交流等方面展開討論。本文通過梳理各方面文獻，分析具有不同個人特征的地方官員對地區(qū)經濟增長的異質性影響，進而優(yōu)化官員配置，促進地區(qū)經濟的協(xié)調發(fā)展。
　　【關鍵詞】官員年齡任期限制；官員學歷；官員交流；經濟增長
　　一、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及官員在經濟發(fā)展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王賢彬等，2014）。許多文獻從財政分權角度出發(fā)，解釋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Qian et al.，1997；Qian et al.，1998；Jin et al.，2005；史宇鵬等，2007），認為財政剩余收益是激勵地方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促使地方政府成為增長型的“扶持之手”（Jin et al.，2005）。另一些學者提出“晉升錦標賽”概念（Li&Zhou，2005），認為在相對政績考核機制下，中央政府以經濟績效決定官員晉升的政治激勵，能夠促使地方官員更有熱情發(fā)展經濟（Maskin et al.，2000；Blanchard et al.，2001；周黎安，2007）。
　　許多學者認為，將地方政府在分權框架下追求財政收入的財政激勵（W eingast，1995；Q ian & Weingast，1997，2011）與地方官員在集權框架下追求政治晉升的政治激勵（周黎安，2007）相結合，能夠有效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Cai & Treisman，2006；Li & Zhou，2005；楊其靜等，2008）。但是本文認為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在以財政分權視角研究經濟增長的文獻中，地方政府被看作一個整體，未推進到背后的實質性個體——官員。作為一個抽象的“黑箱”（周黎安，2008），政府行為只是一種表面結果，其所表現的特征實際上體現的是地方官員的動機（錢先航等，2011；周業(yè)安等，2013；姚洋等，2014）。
　　第二，雖然得到1978至2004年中國省級官員檢驗的支持（Li&Z hou，2005），“晉升錦標賽”理論仍受到諸多質疑，部分學者并不認為以經濟績效考核為基礎的政治晉升理論能夠解釋地方官員的經濟增長行為（Guo，2009；陶然等，2010；周曉慧等，2014）。
　　第三，現有文獻多集中于研究外部激勵對官員促進地區(qū)經濟增長的影響，將地方政府和官員的行為固定在以追求激勵為唯一目標，忽視了官員內在特征對經濟增長可能存在的影響。官員本身具有異質性，同類級別官員面對相同的外部激勵，其行為具有明顯的差異，進而對地區(qū)經濟增長產生不同影響。因此，分析地方官員個人特征對地區(qū)經濟增長的影響，就成為文獻的最新進展。
　　本文接下來將分類梳理官員不同內在特征對地區(qū)經濟增長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
　　（一）官員交流與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省長、省委書記交流給地區(qū)經濟增長帶來了深遠影響，主要在于帶動短期經濟增長波動。在中央采取的相對經濟績效考核機制下，新上任的交流官員有激勵迅速開展經濟項目，在任期內取得優(yōu)于上任官員的經濟績效，提升晉升概率（吳培材，2016）。
　　也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認為省長、省委書記交流對轄區(qū)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負面影響（王賢彬等，2009），交流頻率越高，越會誘發(fā)官員執(zhí)政理念短期化、執(zhí)政行為浮躁化甚至政績泡沫化，危及經濟健康運行（李捷等，2016楊海生等，2014）。
　　為了具體闡述官員交流作用于宏觀經濟增長的微觀傳導機制，學者們又相繼從地方投資增長率（王賢彬等，2010）、轄區(qū)企業(yè)投資支出及效率（陳艷艷等，2012）、國有企業(yè)過度投資水平（向楊等，2014）、交通基礎設施投資（丁從明等，2015）等方面展開研究。
　　更進一步考慮到地方官員的交流來源時，從中央交流到地方的省長、省委書記，是“培養(yǎng)與使用相結合”，調回中央并不一定需要良好的經濟績效；而并非從中央交流到地方的省長、省委書記，是否會晉升到中央則需要良好的經濟績效作參考（王賢彬等，2008）。徐現祥等（2007）考察了京官的經濟績效，發(fā)現其任期內的經濟增長水平較低。張平等（2012）發(fā)現，中央官員通過提高籍貫來源地的投資率進而對其籍貫來源省區(qū)的經濟增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近年來，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強干部異地交流制度，使從沿海到內地、從發(fā)達地區(qū)到落后地區(qū)的干部交流常態(tài)化。東部地區(qū)的官員到西部任職，能帶去經驗（劉本義，1998）。
　　同時異地交流有助于打破地方與中央之間的信息不對稱（Huang，2002）。
　　此外，跨省交流的地方官員，通過在流入地大力發(fā)展相關產業(yè)，實現了經濟發(fā)展（徐現祥等，2007），比留任官員更有激勵發(fā)展經濟（尹振東，2010），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大于同省交流的地方官員（董志強等，2012）及中央交流到地方的官員（楊海生等，2010）。
　　但也有研究者認為，官員的異地交流會造成行為短期化（顧萬勇，2009），工作低效率（李飛躍等，2011），從而對當地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
　�。ǘ�）官員任期與經濟增長
　　任期控制是中央政府對地方官員的一種隱性治理方式（Huang，2002），為保持地方官員任期的穩(wěn)定性，中央提出“縣市以上官員的任期是5年，擔任同一崗位一般不能超過兩個任期，擔任同一層次領導職務的時間累積不能超過15年”。但實際上，地級市市長的平均任期是4.51年（林挺進，2008），促使地方官員需在有限的任期內取得連任或晉升機會。
　　從政治激勵角度看，任期長度和晉升概率的負相關關系勢必反映到官員的經濟行為。新上任官員在中央相對經濟績效考核指標下，積極開展各種項目表明“政績”，更有熱情發(fā)展經濟；4至5年是官員的任期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應由正轉負的轉折點，超過平均任期的地方官員，會改變其目標函數和決策方式，弱化經濟激勵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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